中国人的食色性与欲望分不开，这似乎与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冯珠娣的新书《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却不这么看。这位美国的人类学家和那些只关注汉文典籍的老外学者的最大区别是，她常年混迹在中国老百姓中间，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还为此拿了一个中医硕士。故而她写出的东西让中国人读起来没有那么“隔”。比如她谈雷锋日记中的一则故事，说雷锋看到炊事班饭盒里有一块金黄的锅巴，顺嘴吃了之后被人提醒，事后猛然觉悟到这种行为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开始疯狂在日记中鞭挞自己的灵魂，反映出吃的姿态和欲望也纠缠在中国政治伦理大网里脱身不得。
雷锋出身贫苦，偷吃锅巴是一种贫苦记忆刺激胃液后做出的本能反应，可是这童年记忆发酵之后，必须刻意被政治训练的嗅觉自动化解，才能让饥饿压抑的身体变得轻松解脱。由此看出，那时的政治不只是遍插红旗的广场上高喊口号时对革命激情的宣泄，也不是单位学习小组朗读文件时僵硬刻板的仪式化表演，政治完全可以被降格到抑制胃酸浮泛的饥饿控制技术。为了更高的政治目标，身体训练可以使自己那张变馋的自私自利之嘴，或者肠胃对美食的本能垂涎先得经由政治清洁液洗涤一番，再过滤成压抑食欲的高尚情操。
按冯氏看来，不只是雷锋这种“圣人”才有压抑味觉的举动，普通老百姓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分析八十年代的小说《美食家》时，苏州绅士美食家朱自冶与国营食堂的干部老高之间对吃的不同理解，就被放在了阶级差异与平等观念这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中展开。在老高眼里，朱自冶是旧社会腐朽没落阶级的典型，他对美食的奢侈享受只是个人的事情，公共食堂的责任不是供个人享受，而是平均意义上的有饭同享，这是饮食分配最基本的政治规则。因此，对吃本身色香味的私人感觉和对吃的群体分配态度成为区分觉悟高低的指标。这样一来，吃的色香味品质就没了立足之地，至少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近读《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里面有一段讲建国初名流参加政协会议的轶事，原浙江省主席张难先在北京六国饭店下榻时，和梅兰芳有段对话，张难先动情地说，新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清明廉洁的政府，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愉快而自然。张难先觉得自己已经够刻苦自励了，但一比较还是感到境界相距太远。他认为，住六国饭店，吃的住的用的，招待得如此周到，似乎不够吃苦的条件。他自责说，我们做了些什么事，对老百姓如何交代，是需要自我检讨的。梅兰芳听了，顿时“凛然自警”，觉得应该向难老学习。按当时记载，张难先的早餐不过是些稀饭馒头这类食堂菜品而已，却引发了如此沉重的感慨。可见在当时政治思想训练的心理谱系中，对吃的色香味的自动剔除已经变成了身体改造的重要步骤，它们慢慢在头脑中自动缺席，时人更关注的还是食品如何分配。这段记载给人的感觉是，尽管会议还没开始，政协的话题却已经在日常言谈中出场了。
冯珠娣在《饕餮之欲》中用更大的篇幅描述了中国的吃如何在改革开放中被去政治化的过程。本来这个过程可以按照社会学的方式进行研究，比如进行相关的访谈，然后罗列出一大堆统计数字，再绘制出一条曲线，说明中国人美食习惯的变化。但她认为枯燥的知识分析会筛除掉一些亲历的感觉状态，她举了一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吃的例子。一个朋友请她吃亲戚从乡下带来的荔枝，当时荔枝算是贵重的食物。荔枝大而多汁，三个人边聊边吃，不知不觉过了几个小时。正是感受到吃荔枝时的氛围使得冯氏对中国的人际关系有了新的认知，她觉得置身在一种社会交往网络之中，当个人重新有机会独自享受美食的时候，这个中国朋友却已经意识到如果仅在小家中独享荔枝美味，可能无法增进与他人的交往或者关系。馈赠体现出的慷慨是一种关系润滑剂，食物只有传递给他人才能感到心理愉悦，这点似乎传承了以往食物的政治象征风格，但背后又深深隐藏着功利的计算，那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用得着这个老外，吃荔枝变成了一种感情投资。
吃转化成了交际手段和社会润滑剂，确是中国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当食品的种类变得极大的丰富，食物匮乏已构不成生存威胁时，个人对吃的支配力重新抬头并受到普遍赞许，人们不会再像雷锋“锅巴事件”那样为食品分配的匮乏产生道德焦虑，更不会用政治语言的自警克服掉这种焦虑。大家纵情欢呼，一个“物质主义”的美好时代终于来临了。人们从身体嗅觉上开始淡漠政治，注意的是私人之间的交换与回报，人们学会了用身体拒绝政治，是对物质平均主义政治信条的彻底背叛。吃的味腺逐渐蔓延开来，变成了食—色—性消费的群体生物链，中国人开始从“政治人”高速蜕变成了“生物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总是面对着官场的糜烂恶习陷入茫然，常为吃喝形成的浪费风潮屡禁不止感到大惑不解。我在九十年代初到北京附近的密云县某个镇挂职锻炼，这个不太富裕的小镇年平均公款消费的数额居然高达十一万元，以当时相对贫困的镇级经济水平衡量真乃天文数字。看了冯妹娣的新书后，我有部分解惑的快感，虽然仍觉得她的解释还不足以彰显出对人情世故的通透练达，可她毕竟讲出一个事实，也是一个趋势，那就是吃变成了中国人最为重要的社会交往黏合剂，失去吃的滋润，整个社会的运转好像随时会面临瘫痪。如果说吃的放纵刺激出了全体中国人的“政治冷漠症”，恐怕不太公平，但吃变成了中国人最重要的交往仪式却是无法否认的。
我常想，当经济发展优先的国策启动了去政治化的战车，先是“不争论”变成了躲避政治身体训练的一个借口，有意刺激消费使得患有“政治冷漠症”的人群似乎自然有了对僵化政治灌输的免疫力，却又培养出了一代没有政治抱负的“空心生物人”，其中得失成败的轨迹颇有深思细究的必要，冯妹娣这本书可能仅仅是个起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