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儿时对教堂的记忆几乎总和一些吓人的影像连在一起，尤其是黑暗的主色调长期盘踞在脑中，面对那种高耸式的巍峨壮丽，我丝毫没有神圣仰慕的感觉，反而觉得像魔鬼的栖居地。长大后，读了一些文学作品，知道关于教堂的阴森想象并非我的独特感受，基督教文化本身就有威严与慈爱的双重面相，最直观的就是教堂建筑，当人们面对那塔楼高耸的哥特式尖顶，采光独特的拜占庭式空间，油然而生的恐怕首先是一种畏，然后才是敬。大概因为上帝的形象太高大了，他的阴影也格外幽深莫测，在西方文艺中，教堂里活动的人群也不全是好的，也有邪恶神父、淫荡僧侣、变态苦修者，疯狂的举动与笃信偏执糅合在一起，有点鬼影憧憧的模样。前不久公映的热门电影《达芬奇密码》里的教堂，就分明是个犯案的最佳场所。
我小时候对教堂的恐怖印象，并非文学与电影催化的心理阴影，而是起自某一天看到的一本小册子，内容大体是控诉美帝国主义残害儿童的罪行，封皮装帧很粗糙，微黄草纸的内芯也引不起抚摸的快感，吸引我眼球的尽是通篇让人颤栗的故事。印象最深的一幕，月色朦胧下，教堂后门开了，一个挑夫担着担子出门来，快步溜向坟地，匆匆把一捆捆的东西拿出来，挖坑掩埋，这个举动恰被一位村民看到了，按乡民的口述那都是在教堂孤儿院死掉的小孩尸体。一件事对心理的刺激是有限的，可整本书都是活灵活现的杀婴故事，就没法不让小孩子毛骨悚然，效果有点像看恐怖片，终于闹到晚上失眠。现在我很怀疑这众口一词的背后，是被暗示规训出的口径，不过在儿童的眼里，那些扑面而来的故事的确会持续填充着记忆空白，刻板而坚强地把教堂变成了恐怖虐杀的尸场。
后来发现，我这个儿童不过是大链条训育中的一个小分子，妖魔化美帝是当时大伙儿热火朝天欣欣然干着的事，包括那些大作家、大文豪。曹禺五十年代写了出话剧《明朗的天》，影射的是教会背景的协和医院，开场一幕对阴郁暧昧氛围的极力烘托，明显是教堂恐怖故事的翻版，还记得里面有这么一句：“人们走进来，立刻就感觉到一种阴暗逼人的冷气，仿佛在这里只能谈着病和死亡。”这出剧讲一个老工人得了软骨病的妻子，她的胳膊被绑上盛满虱子的盒子，成为斑疹伤寒的试验品，这妻子在曹禺安排的角色里，变成了教堂死婴的化身。把教堂与死亡直接联想对位，同样是当时文艺界制作政治恐怖片的路数，此剧接着讲到一个中国老教授发现用于研究培养的田鼠被带到美国后，浑身沾满了毒菌，又重新被美机空投到了朝鲜。这显然是配合一九五二年朝鲜战争中的反细菌战宣传。
时间到了一九九六年，我有幸跑到儿时印象里撒过细菌、杀过婴孩的美帝处看个究竟，恰巧还去的是耶鲁神学院。因住在一位好心的教友家中，难免要跟他去趟教堂，吃回圣餐。我才知道，啃在嘴里的那一小块面包代表耶稣的体，喝下去的那一小口葡萄酒代表耶稣的血。这“肉”呀“血”呀的基督化身一被吃掉，我似乎又闻出了点教堂杀婴的味道，当然杀婴的场面不可能真出现，倒是那仪式的庄严让我刹那间感动得发懵，遭到这番震动后，差点当场举手绝志入教。我之后又跟着去“查经班”，班里干什么职业的人都有，大意是对照《圣经》里的某句话检视自己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做错了，心想这不是搞灵魂深处闹革命吗？宗教信仰变成了道德拷问，可真是中国教徒的特色呀！这下我可坐不住了，想当年我也赶上过“文革”的尾巴，到了这美利坚自由乐土，还得重入“斗私批修”培训班回炉自虐？于是刚想绝志的那只手又悄然放下了。
虽然差点举手绝志，让耶稣的门徒给收了去，后来又有逃出“查经班”的尴尬经历，不过心里终于得到一丝安慰，毕竟验证了教堂不是杀婴的地方。事后猜想，教堂杀婴的恐怖想象除了成为反帝政治课的生动素材外，实源自民间的历史记忆。我曾看到一本书上说宋代南方的蛮荒地界里尽出些怪人，他们作弄妖法勾走某人的魂魄后，那人就像换了脑子，可当鬼来使唤，去偷盗别人的东西。还有个说法是那邪术只要杀掉某人，摘取心、眼睛这些部位配成药物就可以治病，特别是儿童多被作为猎捕对象。清代笔记中据说还有多少只儿童眼睛可以练出多少白银的精确记录。也可能类似的事情发生得太多，大清刑法就开始规定，一旦捉到此人一律寸刀剐死，给的罪名叫做“采生折割”。
洋鬼子经常被误为搞“剖腹挖心”的勾当和福音堂的构造有关。关起门来阴森森地把耶稣（尽管是象征）的“肉”“血”吞到肚子里，出来后直眉瞪眼地到处打碎偶像，不拜祖宗，难怪要招乡人喊打。育婴堂黑夜里往坟地挑尸其实不是什么怪事，据说国人办的育婴堂死亡率同样高，可一旦和教堂的阴森色调沾边，恐怖的心境就会无穷放大，再加上教堂办的诊所医院里做外科手术，几个穿白大褂围着大口罩的人只露出一双眼睛瞪着你，活像送丧队伍里的抬棺人。
传教士被疑为“邪术家”不是没有理由，西医用药水泡心脏肝肺做标本，这般肢解尸体让人联想到水浒绿林中孙二娘开店时对待上门客人的办法，直接拖到后厨剥净冲洗开膛。摄影机镜头一闪居然照出活人的影子，那镜头的制作自然猜想是小孩眼睛堆砌聚光而成。这使洋人觉得特别委屈，晚清的文书记载，当闹义和拳时，一座教堂被烧，在法国公使的一个外交照会上赫然出现了“采生折割”的字样，那照会大意是说我们给中国人带来了慈善，却被认为是杀婴凶手。我心想，那洋人公使向清廷大吏抱怨时肯定不会顺嘴溜出这个词，一定是哪个中国刀笔吏所为。在感叹这用词准确贴切的同时，我却突然瞎担心起来，觉得这文字高手完全不管这动词背后的恐怖意味早已积攒了数千年，用得如此精当是否反而增加了国人对教堂的恐怖想象，导致这照会的作用适得其反呢？事实到底如何，反正我没考证过，大家倒尽可以发挥各自的想象力猜一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