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看到一则清废帝溥仪皇后婉容写给溥仪妃子文绣的一封信。信中婉容自称“植莲”，称文绣为“爱莲”，信中说：“爱莲女士惠鉴：昨接来函，知you之兰楮现已痊愈，甚欣慰之。至诸君勿怕me错误，是与君互相立誓，彼此切不得再生误会。不拘何事，切可明言。所以君今不来，以our稍有误会之处。只是君因病不得来，此实不能解也。君闻过中外各国有you不能见之理么？若有何获罪于君之处，还望明以见告为幸。不过自叹才德不足，难当君之佳偶耳。请罪人植莲启。”（李国荣：《末代皇后婉容的宫中生活》，《清史参考》二○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这封信的口气有点暧昧，若依今人看来，植莲和爱莲宛如一对百合姐妹，引人猜想。而且信里夹杂着英文单词，行文显得不伦不类。据说婉容时髦到不但教会了溥仪吃西餐，还和他互通英文短信调情。溥仪的英文名字是亨利（Henry），婉容的英文名字是伊丽莎白（Elizabeth），她自己音译为“衣里萨伯”。从植莲爱莲戏称到信中英文乱用，可以得出一点印象，那就是皇室的开放程度似乎远远超出今人想象，一点也没露出我们以往印象中专制禁锢的丑面孔。如果有人说这是废帝废后没了弄权的机会才无聊得如此娱己娱人，那么我们可以倒推回去数年，看看辛亥革命前夜的情形如何，不难发现，那时清廷的朝气和活力仍是处处涌现，不输人后。
大清晚年虽屡有苛政曝光，遂引发戊戌变政之潮，最终惹怒慈禧，酿成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的惨事。可奇怪的是，仅仅过去三年，清廷就仿佛心怀内疚，恍然醒悟，频频开展新政，好像要有意落实被杀君子们的提议。且看光绪帝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发出的谕旨，其中所列如调整中央地方官制及整顿吏治各项，均安排得井井有条，清廷还新设外务部、学部、商部、度支部、民政部、法部、农工商部诸机关，结构已似现代的国务院体制。此外，商业振兴与实业创办并举，全面推展现代化设施，交通银行、农业实验场、植物研究所、渔业公司、工艺传习所、电灯公司、官轮总局、文报总局和分局等纷纷设立。文教卫生方面则有废科举办学堂、遣派留学生之举，晚清报业也日趋发达，甚至西藏都出现了白话报和译书局、施医馆，更别说新式军队的操演也已成规模。
放眼望去，三年前被视为变祖宗成法大罪的各类维新主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在新政中得到了彰扬和落实。吊诡的是，戊戌维新君子的血恰恰是在杀人者的手中化作了变革之花。甚至当年像“宪政”与“君权”关系这类抓住就可杀头的敏感话题，也被堂而皇之地随便公开议论，因戊戌政变而落寞海外的康有为居然提出把皇帝架空的“虚君共和”这等“违逆”之论。“宪政”的实施计划也被排上了日程表，虽然皇家订出九年行宪的许诺周期过于漫长，毕竟是要在自己身上试刀见血，还是需要有一点自残的勇气的。革命前夕，清廷更是颁布《十九信条》，突破了皇权所能容忍的底线，皇帝对国会决定之事，只有表面上的审批权，没有否决权，他的工作只是颁布诏旨，用御宝在文件上盖章了事，或者和总理大臣一起参加典礼，当个摆设，甚至御宝都不在自己手里，皇帝被彻底架空，变成了一块纯粹的招牌。
一些不大不小的国事皇帝也没了发言权，《十九信条》颁布后，资政院就“剪发”“改历”两事装模作样地奏请皇帝批准，皇帝还想摆个谱，打算先奏请隆裕太后允准，再交内阁表决。结果内阁根本不买账，认为《十九信条》里规定皇帝只有颁布资政院议决草案的权利，根本没否决权。还威胁说这是《十九信条》颁布后的第一次上奏，如不答应，就会失信于国民。皇帝只好乖乖地在文件上用了御宝，实实在在成了傀儡一个。由此看来，立宪派基本实现了“虚君”的梦想。大清立宪的诚意还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有爆料称，一九○九年资政院大厦的图纸已经完成，在这幅德国建筑师罗克格的图纸上，不仅有能容纳一千五百五十人的大厅，大厦内还安装了电梯、电话和电报室。一切似乎已经就绪，皇帝架空，宪政登场，一切都这么顺理成章，革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显得完全没什么必要，可是，大清还是亡了，亡得好像有点冤！
这让我们不由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绘的大革命前的法国，那变革气象真有点像大清末年的味道，“革命”的爆发也似乎显得毫无道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发出的两点疑问似乎也同样适用于晚清。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革命没有在中世纪制度保留最多、农民受苛政折磨最严重的地区爆发，反而在人们对压迫感受最轻的地方突然肆虐？法国东邻的普鲁士、奥地利、波兰都盛行农奴制，农奴每个星期起码给奴隶主白干三天活儿，还要交纳捐税，活得很累，却没有革命的迹象。第二个问题是，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出现了“文人政治”，文人何以能掌控国家政权的舆论和制度变革之牛耳？文人掌握领导权后何以能从浪漫的空想家变脸为打砸抢的冷血暴徒，终使局面不可收拾？
托克维尔对第一个疑问有个心理主义的解释，他认为在苛政不太重的地方人民反而会觉得无法逆来顺受，大家对沉重压迫早已麻木习惯，一旦压迫减轻就有了念想和盼头，反而无法容忍。痛苦一旦减轻，感觉却会格外敏锐。托克维尔对第二个问题的解释是，法国旧制度在政治自由与言论自由方面的缺乏反而容易使文人在革命中走向激进，就像一个长期被压扁的皮球，一旦放松就会反弹，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文人用浪漫笔触抒发不满，激起民愤，民众又把他们推为政治领袖，于是“文人政治”脱颖而出，文人的浪漫乌托邦借重民粹主义的行动力，自然热衷用鲜血染红暴力的旗帜。
从表面上看，环境越宽松越容易引起革命的“托克维尔命题”是在为暴政辩护，这类误读在所难免，逆来顺受成就了专制的惯性与人性的麻木，心生期盼则易生盲动与杀戮之心，似乎两边都不讨好。
我想这是对托克维尔的误解，他的核心观点从未改变，那就是每个人自由的获取和培养比平等的奢望与追求更加重要。因为法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文人与民粹主义合谋达成的一种嗜血暴政，尽管在旧制度下自由的获取相当困难，以致压制松动后不满积聚不散，成为导向革命的种子。托克维尔认为，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性较小的改革家，当他想到法国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和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时，他的结论是，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旧制度与大革命》，页201）
这番议论似乎颇合大清末年立宪党人的心意，两者一拍即合的地方在于都不是简单地为专制君主辩白洗刷，而是敏锐感觉到在如何汲取旧制度合理变革成分时君主所起到的象征作用。所以当年遭大清通缉的革命党人嘴边老是念念不忘地挂着法国革命，立宪党人嘴里念叨最多的却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康有为就觉得法国革命流血遍地，不值得大清效仿，应该改走平和路线。不幸的是，康圣人的预言没人理会，大清终究沦为革命的绞肉机。当年立宪党人杨度就说过类似的意思，君主的位子并不重要，他不过是个象征符号而已，要紧的是君主具有凝聚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强大力量。正因如此，立宪行动完全可以在这顶大帽子底下开开小差，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甚至宪政改革都可能更具合法性。这样既可与旧制度衔接，又可跟随民主大潮而不会落伍。如此看来，杨度与托克维尔，一东一西，心同理同，颇可引为同调。
当然，后来对“革命”原因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种族革命论”是一个主流说法，大意是把满人横行当道当作了诱发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最流行的一个解释是，革命前夕，清廷貌似有立宪的诚意，却耍了个花招，坚持先组内阁后开国会，却不采用同时进行的合理步骤。结果是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内阁名单出炉，总共十三人中，满人占九席，其中皇族就占七人，刚好超过半数，而汉人只有四人，所以被讥讽为“皇族内阁”。名单公布惹得革命党人群情激奋，终于有了“反满”的借口，于是纷纷高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旧旗举事暴动，局面最终一发不可收拾。革命成功被单一解读为种族仇视激化的直接后果。对这个极度渲染满汉之争的革命起源故事我一直心存怀疑，因为满汉冲突由来已久，贯穿大清统治始终，早已不是什么最抓人眼球的纠纷，而内阁组建毕竟是迈向宪政的重要一步，类似“国务院”十部的改革实验也已到位。内阁“种族”比例虽不均衡，满人占多数也属正常。也许正应了托克维尔的判断，皇家的任何让步都会引起足够的敏感，似乎正好印证了民众要求得不到满足的现状。
其实按照近年流行的“新清史”看法，正因皇帝是满人，才能笼络住汉人之外的蒙藏回等族群势力。民国初建时，这些地区的王公贵族恰恰趁着皇帝失位要求独立。外蒙古一步步被分割出中国版图，固然有俄国势力暗中怂恿，但失去满人皇帝作为多民族符号的牵制力，也许真是引致分裂的重要起因也说不定。
另一方面，托克维尔所忧心的法国革命导致乌托邦主义“文人政治”与激进的民粹主义暴民行动的结合也不幸在东方的清朝得到了验证。辛亥以后，除军阀各据一地之外，从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主义到“平民万岁”的呼声，再到以平等观召唤国民参与共产革命，无不是在“文人政治”的支配下波兴浪涌，连绵不绝。以后“革命”一词在中国人的脑海里一路飙进，狂奔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仍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文革”时买东西找钱都要说“把革命进行到底，找你一毛五”，那份激进狂躁中的无奈至今仍隐隐地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所以说，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绝非仅仅是一种对君主制的复古式怀旧，而恰恰是如何在一种旧制度的延续下重新安排个人自由的现代性问题。他留给我们的警示是，大清亡了，并不意味着“革命”就一定具有天然的合理合法性。因为革命可能产生更大的暴虐，文人的乌托邦激情叠加上民众的狂热盲动，如果无节制地释放出来，最容易给宪政制度的演进和个人自由的维护造成伤害，对“革命”成败得失的估计不可不慎之又慎，同时托克维尔也是在警示所有政权，如果不给宪政和个人自由予足够的空间，残虐暴力的激进行为也许会随时降临到自己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