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说，他是从乡下来的。姑娘上下打量，不太相信。他个子不算高，和她差不多；容貌清秀，有点儿抬头纹，看着很机灵；穿件蓝衬衣，一条黑裤子。旁边一辆旧金狮牌自行车，也干干净净，就是左边的车把掉了。小伙子抬腕看了看手表，说要上班了。上车，一串铃声断了线，在阳光下满地滚动，滑过烟酒商店门前、修自行车的脚边。卖油馓子的、扫地的阿姨、坐着抽烟的电影院放映员们都抬起头看他，看他到桥边，拐个弯。再眨一次眼，他就没了，铃声还在阳光下，圆溜溜地、明亮亮地溜达。
姑娘骑着她的旧凤凰自行车，回家路上总想着怎么摁一下车铃才好。大拇指悬着，一直没摁下去。见着家门前的桃树了，车轮碾得井盖儿响，隔窗闻见妈烙面饼的香。她下车，跟晒太阳拿着半导体听《珍珠塔》的邻居阿公打个招呼，就进了家门，绕到厨房去帮忙。她问妈：“乡下人好不好？”
妈说：“有的好，有的不好。”
吃饭时，后爸边皱着眉头扒饭，边说：“不好。”
姑娘的亲爸爸在遗像框里看着他二十四岁的女儿，他在那儿待了有二十年了。妈妈会吵架、会打牌、会缝褂子、会编蒲扇子、会种花、会养鸡鸭鹅猫狗，但是一个寡妇，养不活姑娘和她弟弟。媒婆嘴里画出个男人，“在局里有工作”，正离了婚，看妈妈长得清秀，也没想到她后来会胖得像公共汽车，就来当了姑娘的后爸。后爸有一个女儿，又笨又懒，中午才起床，日落就躺下，一年洗不了十次澡。后爸觉得，亲生女儿这是公主命，既然如此，就得有女用人伺候，有个男用人更好。姑娘和她弟弟虽然手脚笨点，毕竟吃家里喝家里的，那就当用人使唤吧。炖鸡汤，公主女儿吃鸡腿，姑娘和弟弟吃鸡脖子和爪子；熬鱼汤，公主女儿吃鱼肉，姑娘和弟弟啃鱼头鱼尾；吃主食，公主女儿吃肉包子，姑娘和弟弟吃白面花卷，蘸点儿腐乳。姑娘把鸡脖子上丝丝缕缕的肉、鸡爪的掌筋、抹匀了腐乳的花卷给弟弟吃，叹一口气。妈妈看了，抹抹眼角，打个咳声。
弟弟本来脾气很好。后来有一天，走路撞了桃树，妈妈才发现他近视眼，给配了眼镜。看清楚世界后，弟弟脾气变暴了，被后爸欺负了，张口就吵。后爸吼：“我不养你，你能长这么大？”弟弟吼：“你养我吗？吃鸡脖子、吃鱼头、啃肉骨头，你这是养了条狗！”吵完架，弟弟就把眼镜布塞进眼镜盒里，拿几本书塞进书包，气哼哼地出门，在门口还会吼一声：“我这就去美国！再也不回来了！”
每到这时，妈妈就叹一口气，走进厨房，打两个鸡蛋，坠在碗里的面粉上，加点儿水，加点儿盐，加点儿糖，搅拌，直到面、鸡蛋、盐、糖勾兑好了感情，像鸡蛋那样能流、能坠、能在碗里滑了，就洒一把葱。倒油在锅里，转一圈，起火。看着葱都沉没到面糊里头了，把面糊绕着圈倒进锅里，铺满锅底。一会儿，有一面煎得微黄、有刺刺声、有面香了，她就把面翻个儿。两面都煎黄略黑、泛甜焦香时，她把饼起锅，再洒一点儿白糖。糖落在热饼上，会变成甜味的云。这时候，弟弟准靠着门边儿站着，右手食指挠嘴角。妈妈说：“吃吧。”弟弟就溜进来，捧着一碗面饼，拿双筷子，吃去了。
姑娘上完高中，工作了，顶的是亲爸爸的班，去做了纺织工人。后爸觉得公主女儿少了个女用人，很不高兴；发现姑娘开始有钱买东西了，居然还买了辆二手的凤凰自行车，更是不快乐。回头发现公主女儿找不到工作。朋友都一脸抱歉地说：“请你吃螺蛳、喝黄酒，可以；送你盒越剧磁带，也行；她的工作啊，没法安排。”于是就打起了算盘。他对姑娘说：“你该回家来，做做针线，让你姐姐（那个公主女儿）顶你的班。”姑娘巧舌如簧地说：“我顶我爸当年的班，这是厂里给的福利；我要不干了，这岗位也没了，没法让。”这里说完，回头她就和厂里领导通了气。领导都喜欢她，于是对摸到厂里的后爸摆出正经八百的表情：“这是厂里的规定，啊！不是我们能定的，啊！”
所以，后爸不一定真的讨厌乡下人。他就是想让姑娘生气，所以：“乡下人，不好！”
姑娘想去看那个乡下小伙子。她上班时就在想：过了桥，绕个弯，到桥下运河边那条马路。左手边是运河，河上有许多驳船。船上人家就在甲板上摆桌凳，吃红烧鱼肉拌米饭；要吃水果和蔬菜，就跟岸边卖水果的喊一声，他们扔钱过来，水果贩子就扔水果、包心菜过去，溜达的闲人看着喝彩。右手路边是电影院，电影放映员闲时就出门，在电影院旁的烟酒铺，和卖烟的人聊天，蹭烟抽。烟酒铺柜台上老是拆开着一两包烟，谁过去都能点一支抽，再往耳朵上顺一支。烟酒铺过去是馄饨包子店，那里一片雾腾腾，常有人站在门口擦眼镜上的水汽。再过去是浴室。姑娘没去过，但知道里面经常有人掀起大被子一样厚的门帘，跑到烟酒铺买烟，去馄饨店要碗馄饨：“拌馄饨，不要汤馄饨！”——这样拿起来不烫手——去给浴室客人吃。再过去是五金店，老板总是坐在门口和人下象棋，边下边拍膝盖：“（用方言）我来一个（立刻改用普通话）当头炮！”再过去，是卖油馓子的摊子，摊主也卖麻花。小孩子午饭时喜欢吃油馓子，咔嚓咔嚓，吃得满地碎金，扫地的阿姨回头看见，摇头叹气。再过去是个修自行车的，再过去是个两层小楼，一楼是书店，也能租书看。书店主人平时在二楼浇十几盆花，看客人来了，楼上楼下对喊：“要什么书？报纸？钱放柜台上吧！”再过去，就是进出口公司的仓库了，那里有许多油亮发蓝的大卡车。卡车后面是栋灰色的楼，小伙子就在楼上办公。他在几楼办公呢？
姑娘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扫过去——办公室大多是空的——在二楼一个靠街的办公室看到了小伙子。他右手翻书，左手拿玻璃杯喝茶。姑娘敲窗户，小伙子抬头见是她，就把她让进了办公室。姑娘说：“你新调来这里的吧？”小伙子说：“对啊。”
小伙子说，他是乡下人——这是姑娘第二次听见他这么开场了。他原先在进出口公司，据说要做科长了，可是别人看不惯他，说了他一些坏话，于是他被调来看仓库了。看仓库也不坏，人少，安静，可以看看书，可以吹吹笛子，闲了找人打牌，也没事——姑娘想：他会打牌，还会吹笛子啊——姑娘问：“你会开卡车吗？”小伙子愣了愣，说：“不会。”
到午饭点了，小伙子说：“吃午饭去吧。”姑娘还没来得及脸红，小伙子就补了句：“我有朋友在馄饨店等呢。”他们俩沿路走时，扫地阿姨停下扫帚、压住烟尘看他们；修自行车的大叔笑眯眯地看他们，脑袋转了小半圈，又继续低头擦内胎、哼歌。阳光在头顶一路护着他们到了馄饨店。有一桌坐着两个青年，见了小伙子，举手招呼。小伙子就指了指：“我小兄弟们。”
接着就听见了吵架声。
拿票排队端汤包笼屉那儿，两人在争最后一屉汤包。下一屉蒸出来，还得好一会儿。一个矮个儿少年说：“明明我先，你怎么插队？”另一个大个子扛着肘子说：“我是帮单位里买的，我急着！你靠后点儿！”俩人吵起来，人群站脚围观。小伙子看了看那俩人，又看了看他那桌朋友，大步走到大个子面前，拍拍他的肩：“你怎么在这里？单位里有事，快出来！”大个子一愣，回头看看，小伙子催了一句：“会计要找你，粮票的事。”大个子一听着了急，跟了出去——姑娘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看着矮个儿少年端走了最后一屉包子，端到了小伙子的“小兄弟们”那桌上。她想了想，还是跟出了店门。
恰好看见大个子在门口出去七八步远，岔腿站着，涨红着脸生气：“你搞什么？”小伙子轻松地微笑着，阳光落在脸上，像手表表面似的亮：“我说我哄你呢，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什么单位的。”说完，他就把大个子扔下，进店门，顺手拉一把姑娘的袖子，到“小兄弟们”那桌落座。几个青年已经聪明伶俐地把屉里包子吃空了，一边烫得嘴里嚯嚯连声，一边乐滋滋地看着跟进来的大个子。等大个子气走了，一路火车似的扑突扑突冒烟，他们又变戏法似的，从桌边摸出一碟藏好的包子来，连一碟带姜末的醋，递给小伙子：“阿哥吃！”然后一起看看姑娘：“阿姐吃！”
“阿姐”第二次去看“阿哥”时，掏出一副针织手套。第三次去看“阿哥”时，掏出一副塑料油瓶改装的自行车把。“小兄弟们”说：“阿姐真是手巧！”“阿哥”请“阿姐”去爬山，滑了一跤，裤子的膝盖处破了，“阿姐”就踩着缝纫机给补好。妈妈过来，提起裤子看了看裤腿，点点头：“小伙子不高啊？”姑娘脸有点儿红，说：“可是人长得挺好的！”
小伙子握着塑料油瓶做的自行车把，和姑娘一路铃声，碾响了井盖儿。弟弟放下高中课本，出门看了一眼，立刻回身喊：“妈，来客人了！”妈在里屋，“哎”了一声。后爸听见了，走到门前看了看，眉头皱得像干树枝。
看到妈妈做了一桌菜，煮花生、炖鸡汤、熬鱼汤、摊面饼、红烧鳝鱼，后爸的眉头皱进肉里了。看到小伙子吃着鸡腿肉而非鸡脖子、鳝鱼肉而非蒜头、拿面饼蘸白糖而非干嚼，后爸听见自己胸口的气在呼噜呼噜响。小伙子跟姑娘、弟弟和妈妈说：“其实鸡爪子很好吃，广东那里就拿鸡爪子下酒、配粥喝；其实鱼头也很好，熬汤尤其好，天目湖的鱼头汤就很有名，拿瓦罐熬，尤其好——我出差时就吃过。”后爸听着，鼻子边上的肉开始抽了。等小伙子走了，他一边把小伙子送来的云片糕递给公主女儿吃，一边说：“乡下人，不好！”
过了几天，纺织厂的书记找姑娘，说有人写匿名信，控诉姑娘有作风问题，提请厂里把她的岗位给撤了。书记说：“这种谣言，我们当然不信。但你最好看看这笔迹，看是谁想害你。”姑娘看了看笔迹，冷笑了一声。书记叹了口气说：“你这个后爸爸，其实也有个好处，人比较戆，要做坏事，也做不顺利。”
小伙子第二次上门，离第一次一个星期，第三次上门离第二次五天，第四次上门离第三次三天。后爸发现自己吃到的鸡腿、鱼肉、鳝鱼越来越少，哪怕吃到，也不再有羡慕的目光盯着他。姑娘、弟弟和妈妈都盯着小伙子，听他说他看过的书里的事、他出差时看过的事、他喝过的酒、他看过的电视节目、他在湖里游泳时的乐趣、他看过的南方的山和北方的山如何不一样、他如何一个人骑车跨过整个南京长江大桥。后爸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抄起门后的竹棍，朝小伙子额头就是两下，边打边说：“说过叫你不要来了！叫你不要来了！你还来！”
竹棍用的时间长了，由绿变黄，硬而且韧，外面泛油光，挥起来呼呼带风声。听《珍珠塔》的阿公正听到方卿讲道情，忽然听见呼呼声，急忙从藤椅里起身，过来看一眼，正看见小伙子的发际那往下淌血，吓坏了，一跑一颠地去烟酒店叫人。烟酒店的人急忙找隔壁的联防队。联防队的人听说见了血，不敢怠慢，急忙飞跑去告诉派出所，又叫居委会卫生站的人先去。派出所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姑娘认出其中一个是递给她过包子、叫过她阿姐的——现在他穿了警服，急匆匆过来，严肃地问：“阿哥，怎么样？”
那时，小伙子的头已经被卫生站的纱布包好，血也擦干净了。地上的几滴血和凉了一半的菜肴晾在那儿，看上去挺突兀，一屋子挤了七八个邻居，还有十几个伸长脖子看热闹的邻居在门外看着。公主女儿吓得躲进里屋，隔一会儿伸出脑袋看看，又缩回去。小伙子用右手托着额，看了看面如土色的后爸，冷静地说：“没事。我自己滑了一跤，撞了门。没啥事情。不用打破伤风针。小事情。嗯。”
等人被劝走了，门关上了，家里只有自己人时，小伙子从后爸手里拿过竹棍，看着后爸，用手一拗，啪一声，竹棍脆生生地折了。小伙子说：“这样吧。今天你打我，算过去了。但这是最后一回了。我游泳、跑步，也会打架，打你这样的，十个不在话下。以后你再欺负他们几个，我就揍你。你欺负一次，我揍你一次。”
后爸对弟弟说：“吃鸡腿，吃鸡腿。”
后爸对妈妈说：“吃鳝丝，吃鳝丝。这个鳝丝切得好！”妈妈瞧了他一眼：“这是我自己切的！”
后爸对姑娘说：“那个谁，啊，好几天不来了嘛。他什么时候再来啊？”
姑娘说：“他在单位忙。他说要回家，跟他爸妈说这个事情。”
阿公边摇头晃脑听《珍珠塔》，边对妈妈说：“小伙子，人很好啊。”
修自行车的大叔笑眯眯地对姑娘说：“你男朋友今天又回家去了，没来上班！你们挺好的啊？”
扫地的阿姨喝道：“你们的‘阿姐’在书店里！你们不要在这里嗑瓜子！刚扫好！”
书铺的老板在二楼挥一挥手：“没有零钱就算了，拿一份吧……我明天问你男朋友要，哈哈哈哈！”
妈妈看着小伙子编好的竹篾片栅门，看着里面一筹莫展、两眼圆瞪的老母鸡，满意地冲小伙子点头：“热了吧？来吃酒酿圆子、吃芋头！”
后爸听着小伙子喊“一、二、三”，两臂一较劲，跟小伙子和姑娘的弟弟把最后一根木梁托上了葡萄架。后爸喘着粗气，满意地抬头，看阳光从井然有序的格子和绿叶间隙里透下来，点了点头：“好啊，好啊，咳咳咳……好啊！来歇歇，吃个苹果！”
姑娘对妈妈说：“妈，我睡不着。你说他真的是乡下人吗？”
妈妈说：“不像。斯斯文文的，又干净，又爱读书。讲话的口音，也像是城里人。”
姑娘说：“哎，乡下人以后住在城里，也就是城里人了吧。”
妈妈说：“啊，其实我们家以前也是乡下的——现在的城里人以前都是乡下人。”
姑娘说：“我知道他家的地址，就是没去过。”
妈妈翻个身说：“要不然，我们去乡下，探探他？”
姑娘说：“探？偷偷摸摸的！”
妈妈说：“我们又不是特务，不偷偷摸摸。我这是看女婿！”
坐了很久的公共汽车，坐到妈妈心生疑惑。越坐路边的楼房越矮，越坐车里的乘客越少。妈妈问司机：“师傅，没开错地方吧？”
下车，又走了很久的路，妈妈的疑惑像卡车驰过扬起的尘烟一样升高。妈妈问姑娘：“这地址没错？”女儿脸蛋红扑扑的，挽起了袖子，拿手背擦汗：“没错啊！”
走过了一面工厂的围墙，前面是一条碎鱼鳞般闪亮、半边蓝半边绿的河，河上有灰点和白点。细看来，蓝是天，绿是樟树，灰是鸭子，白是鹅。河旁边的石头上，强壮的阿姨们蹲着嚓嚓地洗衣服。再往前，是一片油绿泛黄的菜田，大片的狗尾巴草和喇叭花。妈妈和姑娘沿河走，远远看见一片平房木屋，这儿一排，那儿一排。墙是红砖砌的，门是木栅拦着，叉竿顶着窗，深油黄色。家门前晒着青豆，门框上挂着鱼。那时过了午，烟囱里灰青烟一片片。妈妈问姑娘：“是哪家？”姑娘正在想，耳朵被刺了一声：
“阿姐！”
喊完这一声，一个矮小的身影从河旁树丛里蹿出，在阳光下撒腿飞跑，一路踩着花和草，往木屋那儿去了。妈妈和姑娘正愣着，猛听见木屋前一声尖叫：“妈，哥哥的女朋友来啦！”说时迟那时快，一栋木屋里飞出一条青色人影，一道烟急速奔来。妈妈猛然觉得不对，一拉姑娘，一捂脸，转身就跑。只听到背后呼呼风响，一道新姜似的脆辣辣的声音喝道：
“哎呀呀，阿姨你来啦！来得好啊！来得好！”
很多年后，姑娘认为那段羞臊的奔逃，跑了准有几百里。耳边呼呼风响，时间无比漫长。但饶是如此，她和她妈妈还是被一双大手揪住了。她常问小伙子：“你妈妈——一个青对襟衣服、黑布裤、黑布鞋、貌不惊人的妇女——哪能奔走如风、硬把我俩追上的，而且怀里还揣着五个煮鸡蛋？”一抓住她们，小伙子的妈妈立刻把怀里帕子包的煮鸡蛋硬塞到姑娘和妈妈手里：“他去他姐夫家里了，一会儿就回来。你们快来家坐坐！”
乡下吃饭很早，黄昏没到，各家就在场院晒的青豆旁排开了饭桌，就像运河那些驳船人家。河塘里的鸭和鹅往家走。妇女们扯起嗓子，叫在菜田、沙堆、井旁边乱跑乱叫、挖笋挖萝卜的孩子快吃饭。小伙子的妈妈红着眼睛从灶间里出来，一再地道歉：“家里还是烧柴草的大炉灶，连煤球炉都没有，不好意思啊，让你们看笑话了……你们去看会儿电视机吧！黑白电视，声音倒是好的！”
小伙子说：“妈，你别管了！”
小伙子的爸爸，那年刚过六十，耳朵已经听不大清了。他笑眯眯地把热好的黄酒斟给客人，笑眯眯地把炒好的花生放上饭桌，哑着嗓子咯咯笑两声，自己先喝了一口酒。头顶的樟树发出簌簌声。邻居纷纷大叫：“好漂亮的女朋友啊！城里的女朋友啊！”有邻居就捧着饭碗拿着筷子，边扒拉青豆和鱼肉，边走过来跟姑娘问好，然后用脚轻踢小伙子的踝，挤挤眼睛，哈哈地笑。
吃完饭后，夕阳还没下去，只是把线条抖落了，变成了一片甜软如黄酒的云。两个年轻人的妈妈一起聊着事，两个年轻人牵着手出去溜达。很多年后，他们对那天的细节把握得不甚清楚，有时是这一种说法，有时是另一种说法。也许是他们都忘记了，也许是他们不想让我知道那天他们究竟说了什么。我从三十年后的现在，看那个一切尘埃落定的黄昏，他们的身影就融化在黄昏的光芒里，两个人都披着红烂烂的光，就像——那个报信的矮个子嚷嚷的——“新郎和新娘”！
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小伙子就坐在河边，指点给那个姑娘看，说他小时候在这桥边捉癞蛤蟆，如何一口气捉了五六只；小时候在这河里淘米，如何掉进河里，被父母训了一顿；小时候在这石头上坐着钓虾，钓了虾又是如何从机床厂墙洞里钻去，偷了起火的材料烤虾吃。小时候他怎么挖萝卜、挖菜根，如何用火烤花生，听见噼啪作响的声音，闻见那些香气。他说他要买一台日立电视机，要买一个五斗橱，要买一个沙发，上面放一张绣着孔雀的毯子；他说他要买一个茶几放在沙发旁，茶几上面放盆景。他说缝纫机最好放在床尾，底下可以堆衣柜。最后他认真地说：
“将来有了孩子，可以叫张佳玮——‘玮’这个字，是玉的意思。男的女的，都可以叫这个名字。”
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听了这番话，姑娘感到整整二十四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害羞、从未有过的幸福。她觉得未来的生活被这么一描绘，烂漫如眼前所见的云锦夕阳。她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吓了一跳，都来不及细思考儿子或女儿叫张佳玮有什么不妥，只是说：
“啐，真是脸皮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