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
让我们再回到费城会议，回到那关起门窗、与众隔绝的会场。
会议开始的时候，富兰克林曾经建议请一个牧师，每天清晨来一次，以祈祷作为每天会议的开端。也许，他希望在一个矛盾重重的会议上，大家不要每日揣着一团“争”的火气来。这是他们在那个时代，面对内心和外部的困境时的精神出路，上苍的存在，使他们打消霸气，也时时避免过度的自我膨胀，以致认为自己“天下第一”。
可是，针对富兰克林的建议，北卡罗来纳州代表的一句回话，让大家立即看到了当时联邦政府的窘迫。这位代表很简单地否决说，“我们根本没有请牧师的这笔钱”。所以，只好大家每天回去自己祷告吧。
决议召开费城会议，目的只是“修改”原来的政府结构。也就是修改《邦联条款》。可是，大家都明白，以前这“友好联盟”的弊病，不是小修小补就能解决。所以，他们心里都有“大动”，甚至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全新政府的思想准备。各州宪法近几年已经纷纷出笼，代表们又都是各州的政府中人，对一般的共和政府构架，并不陌生。可是，现在要端出来的，是一个凌驾在各州之上的联邦政府，究竟如何是好，大家也心中无数。比如说，一个最基本的困惑就是，弱政府不行，是要强一些，可是，多强？它和州政府的关系又是什么？
这种情况，非常像联合国的建立。美国今天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国家，因此，我们常常会忘记，当初，它是农商时代的十三个独立小国家的微弱联邦。没有这个联邦，小国家们感觉一样可以自己过日子，对联邦反倒是顾虑重重。它们在历史上一直有独立的殖民地主权，习惯了自己是独立的“国家”，习惯了我行我素。现在，说是要有一个联邦和联邦政府，就像突然要出现一个联合“国”和联合国“政府”一样，人们怎么看待它？
难道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成了“联合国人”？还是我们又是中国人又是联合国人？这个问题你一定觉得听上去很奇怪。可是，这正是当年美国人的问题。他们甚至无法接受自己突然成了什么劳什子“美国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联合国政府”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约束？联合国既然诞生，当然是因为有需要，是时事所迫，可是，我们应该把它作为政府的能力维持在怎样的强度上？弱了不管事，过强了，是不是会动辄干涉我们的内政？这也正是当年美国人的担心。
促成会议的詹姆斯·麦迪逊，怕会议变得没有头绪，他觉得要先有一个建议的文本，一个讨论的基础。更何况，他也想试试，把久远以来的读书思考，结合弗吉尼亚州的管理实践，整理成一个自己的方案。他和弗吉尼亚代表团的同事早来了十几天，一起工作、讨论、成文。最后，带着一个史称“弗吉尼亚方案”的文件，来到会场。
弗吉尼亚州长爱德蒙·伦道夫
他们推出年仅三十三岁的州长爱德蒙·伦道夫，宣读和解释这个方案，他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这个方案有新政府的十五条提纲。
“弗吉尼亚方案”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全国性政府：这个政府设有一个国家元首，或者说国家行政长官；有一个国家司法机构，还有两院制的国家立法机构，其中，第一院是众议院，由民众普选产生，第二院是参议院，由第一院选出。对于立法机构的产生，弗吉尼亚方案提出，两院的议员人数都依各州人口的多寡，按照比例分配。
在伦道夫讲完之后，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平克尼，也站起来发表了自己的构想。他的方案和弗吉尼亚的构想非常接近。他的方案分出章节，非常细致。主要内容听上去简直就像是把“弗吉尼亚方案”的主要思路重复了一遍。
查理·平克尼所代表的南卡罗来纳州，紧挨着我们住的佐治亚州，就是今天，在美国都算是个落后的地方。平克尼那年才二十九岁。那么，是不是有人会怀疑他抄袭了“弗吉尼亚方案”呢？不会。在场的诸位，彼此都在大陆议会相熟，都知道那是聪明的年轻人在偏远的南方，自己闭门造车的杰作。因为远在一年之前，他就已经在大陆议会建议和宣读过一次了。
大家之所以没有在费城会议上特别重视平克尼的方案，就因为他的方案和率先宣布的“弗吉尼亚方案”撞车了。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会议，不是在做方案评奖。所以，大家没准还在想，你没有不同意见，就别再浪费大家的时间重复一遍了。平克尼因为年纪轻，实在很为自己骄傲，舍不得埋没了自己。多年之后，他还高兴地对别人提起：在制宪会议上，大家还叫我“宪法查理”呢。
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是想让你知道，在美国制宪之前，精英们普遍地对于欧洲传统的政治学就有研究、实践的风气。甚至早在独立战争的年代，各州已经有一批人，很仔细地在做“立”的工作。例如，早在1774年，即美国宣布独立前两年，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就对未来国家的发展提出过设想。他说，理想的形式是，各个不同的国家，在同一主权下，彼此独立，互相联合。这就是后来合众国的形式。
对一个从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国家，试图去“破”的一方，对“立”有什么程度的关注，这对“破”之后的局面非常重要。否则，在“破”了之后，就可能青黄不接，带来大的动荡和伤害。
“弗吉尼亚方案”就政府结构本身来说，对这些与会的代表们，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州政府的成员，对类似的共和政府结构并不陌生。可是，他们还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那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要加强联邦政府，可是，真的一个如此结构完整的、大一统的、强大有力的美国中央政府端出来，大家又看到，这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联邦概念。
在此之前，联邦的概念就是各州各自为政，所谓联邦政府，就是大家出点钱，设立一个办事机构略为协调而已。它是不立法、不干预州的统治的。虽然事实证明行不通，要加强，可是，“弗吉尼亚方案”中如此庞大的、完整的政府，眼看着要对各州人民做直接统治。假如是这样的话，历史上长期存在、从“独立殖民地”进化成的“主权州”，就可能要被彻底改变了。一个他们陌生的大“美国”将站起来。这个“美国”要自己立法，让“美国人”遵守。那不是要把主权州的政府统统取代掉？是不是矫枉过正了？在此之前，美国是“有美国而没有美国人”，民众只是一个个像个小国家一样的主权州的公民。现在，大家都是“美国人”吗？
再举个例子，你或许就能够更容易地理解这个变化的震动烈度了。这个变化，相当于欧洲独立的国家们，走向今天统一货币、没有边境、拥有宪法的欧盟。然后，再进一步，走向一个统一的“欧盟国家”，由欧盟政府直接管理全欧洲人民，而原来的国家政府，退为一个省政府的地位。在欧洲，这最后一步，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难度大得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弗吉尼亚方案”，就是要一步完成这几乎不可能的三级跳。
伦道夫说完，全场一片寂静。大家心中暗惊，却并没有真的跳起来。因为大家知道，根据会议规则，“弗吉尼亚方案”还只是一个建议。他们若有不同意见，还有的是时间和机会表达。
其实，“弗吉尼亚方案”只谈联邦政府的建立，却一点没提最棘手的州的主权问题。但是，方案中的“立法机构实行比例代表制”，已经触痛了小州们。这是美国制宪会议中，最为敏感的议题。
代表们不追逐个人在联邦政府的私人权力，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费城制宪会议就没有利益之争。他们是各州民众的代表，代表了一方民众的利益。民主并不是大公无私，民众也不是“公”，不是抽象的人民，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人，由不同个人利益的组合出现，所谓“地方利益”，就是其中最基本的一种。更何况，美国相对“中央”的“地方”，就是“主权州”。他们以前样样都自己说了算的，当然更重视联邦政府增强之后，自己对“地方利益”还有多大的保护能力。
人们最开始理解的“民主制度”，都是简单的“多数定规则”。对这个基本“民主原则”大家都没有异议。既然这样，应该很简单。可是，美国的情况，偏偏连什么是“多数”，都会成为难题。
你知道，论面积，今天的美国和中国差不多大，已经大得有五十个州了。成立之初的美国要小得多，国土就是今天的东海岸，细细窄窄的，只有十三个州。这些州来自于不同年代自然形成的英属殖民地，大的大，小的小，很不整齐。这里的大小还不仅是指面积，更是指人口的多寡。例如成立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在1780年是七十四万人口，而我们居住的佐治亚州，面积虽大，在那年只有五万六千人，不到弗吉尼亚的十分之一。算起来，基本上是三个大州，十个小州。
既然立法就是大家推选代表在国会定规则，这样，要保护自己州的百姓利益，就是在未来的国会立法投票时，要有举足轻重的分量。那么，什么是多数呢？国会若以“州”为单位计数，大州一个代表，小州也一个代表。这样，小州联合起来，就可以轻易通过对小州有利的立法。小州就不会“人微言轻”。可是，这个“多数”只是“州数”的多数。以人口计算，“多数州”就可能还是“少数人”。大州觉得，民主的多数，当然以“人”为计数单位。否则，大州那么多人，却让顶着“州”的大帽子的少数人定规则管理，还算什么“民主”？
这在今天欧盟成立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和体会到，有英、法、德这样的大国在，小国们何以放心自己的未来？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国家，面对“多数决定”时，从自然冒出来的“大州小州”议题中，凸现的此后将会不断遇到的“少数”的担忧。显然，了解民主制度这个基本原则的人，谁也不想在社会中，成为利益被忽略的“少数”。一开始，问题就出来了：少数也应该有他们的生存权利和合法利益。他们怎么保护自己？
在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少数”的问题存在。而在初生的美国，最先提出的问题是“少数州的地方利益”。各州都要避免成为被忽略、被多数吞噬的少数。所以，小州的方法，是坚持“未来的国会，必须一州一票”，避免自己变成“少数”。小州虽小，一联合，就是有力的“多数”，这是依靠民主制度、以小变大的魔术。而提出第一个方案的弗吉尼亚，本身是个大州，自然会提出按人口计算的比例代表制，也是为避免在“一州一票”之下，大州变小，“变”成“少数”。
所以，对“比例代表制”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小州特拉华。按照人口比例，弗吉尼亚要选出十六个国会代表，特拉华才能摊上一个。按照总体人口计算的话，他们只占九十分之一。所以，在费城会议一开始宣读各州对代表的任命书时，他们的任命书就非常特别。由于这个会议本身的表决，也有如何计数的问题。特拉华州议会有先见之明，在任命书上规定，假如费城会议上的投票，不是一州一票，而是要实行什么“比例代表制”的话，“州”就不给这些代表授权，他们就可以马上退出会议回家了。
好在，方案不是决议。大会的“委员会制”和“全体大会制”，又给所有的代表留下了充分讨论、反复决议的空间。所以，虽然不同意，还可以商量。有着最大冲突的难题，一开始就先搁下了。
另一个最受质疑的问题，就是联邦和现有的主权州的关系。按照麦迪逊对“弗吉尼亚方案”的解释，他认为，所谓联邦制，就是以州为运作基础的政府，而所谓国家制政府，则是直接统治民众个人的政府。我刚才提到过，这个跨越对当时的美国，实在太大。大家马上要问：国家制？州怎么办？其实问题后面是大家对“美国”本身的认同困难。
到底是国家制还是要联邦制，其实是“要松散的‘联合国’，还是要美国”。这样大的讨论马上会僵住。大会再次避开难题，先易后难。这种做法在这次会议上一再使用：僵住了就拐弯讨论其他容易的条款，再僵住就再拐弯，等解决了容易的问题再回头讨论难的。所以，费城会议的讨论，就像螺旋一样一圈圈地转着讨论，直至最后全部议题都化解开来。
有时候，我们看来很容易的议题，都不那么容易。例如，是不是要设立一个国家级的元首。按说，州有一个州长，国家也就该相应地设置一个行政长官，叫做总统，不是就完事了吗？事实却不那么简单，因为一个小地方有一个行政长官，感觉比较自然，而在当时的世界上，挑出不论哪个大国来，若是有个站在权力顶尖上的人，那肯定就是皇帝了。现在美国这个大国，在行政权力的顶端，站上个人，说是叫总统，怎么看都叫人不放心。就让他统治我们大家了吗？凭什么相信他不渐渐地变成皇帝？
费城制宪会议最根本的困扰，就是是否真的建立一个大政府。在大政府势在必行之后，最大的忧虑，又是如何使得政府权力不变成专制。为了防止这一点，他们出过的方案，现在看来，都有些可笑。比如说，不让总统沾钱——根本不给他发工资。这其实也是美国的一个传统，当时除了一个州之外，都不给公职人员发工资。就是今天在一些美国小镇上，镇长都是义务的，反而是具体的工作人员有工资。因为镇长工作量也不大，自己另外有一份谋生的职业，只是业余当官，为居民服务。这和高薪养廉的思路恰恰相反。
另外，他们还提出过，设立三个并列的行政长官，就是相当于三个权力相等的总统，组成一个执政小组。这个想法其实还是在追寻古罗马的遗迹，他们实在没有同时代的民主大国可以参照。总之，按照富兰克林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第一个总统会是个好人，可是，谁知道后面会选出什么家伙来呢。而那个大家都知道的“第一个好人”华盛顿，正默默地坐在那儿，一声不出。
这些今天看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在两百多年前，却是很费推敲的困难的事。
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起来主张单一元首。威尔逊出生在苏格兰，在苏格兰启蒙思潮的大本营爱丁堡大学等三所大学接受教育，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十年的1766年，当时才二十四岁的威尔逊，已经受聘于费城学院，任拉丁语教授。之后，他师从约翰·迪金森，学成一位出色的律师，也是一位法学专家。美国历史学家称他为费城会议上最深刻的思想家和最精确的理论家。他也是当年《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他认为，行政长官办事必须快、决断，而这只有单一元首制做得到。
但是也有人反对。讨论到后来，就连宣读“弗吉尼亚方案”的伦道夫，也改初衷，开始发言反对单一元首制，主张三元首制了。
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是东道主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已经八十一岁，正生着痛风病。他是当地人，就住在两条街以外的地方。我们曾经去参观过他的家，楼下就是他自己开的印刷厂。他每天坐着特制的轿子来开会。他多年在欧洲担任外交工作，是当时美国罕见的具有国际声誉的人。在这个分歧重重的大会上，富兰克林以他独有的智慧、名望，总是在关键时刻起着“和稀泥”的作用。
可富兰克林也反对单一元首制，他认为单一元首制风险太大，一方面是要防止这位元首自我膨胀，再有，万一他生病、去世了又怎么办？缺任期间，谁来管行政？
富兰克林年事已高，但是脑子很清楚。他经常是写好了发言稿，让威尔逊代读。他也不赞成给总统发薪水。他认为，不管行政长官是一人还是多人，都不应该有薪水，因为人都会受野心和贪欲的诱惑，开了这个口子，他就会利用权力给自己涨薪水。他说，英国的高官就是没有薪水的，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也是这样，把担任公职看成荣誉，荣誉重于酬劳。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民主政体的欧洲传统。它自然地从上层精英向下逐步扩展。一开始人们都认为，参政者不会来自底层，不会有养家糊口的问题。
在制宪会议上，对于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要平衡和制约。从理论追溯的话，原则在古代就有了，可是具体怎么做？其中讨论得最多的，还是立法者和执行者，就是立法和行政的关系。原则上，是立法的一方定规则，身份上是主人，总统照规则做，就是个管家。原则是这样，事实上却并不那么简单。
在当时的欧洲，民主在渐进中，就是从国王大权独揽，到渐渐产生立法议会。立法议会本身，又是从贵族独占议席，到作为平民的上层绅士和商人逐渐分占席位。然后，是君权渐弱而立法议会渐强。直到美国的制宪会议时，欧洲那头的民主演进，还在君权和议会争高低、求平衡的阶段。这样的演进是利益分配的过程，一头觉得不合算了，就会有摆脱对方的念头冒出来。
例如在法国，它的议会是所谓三级会议，出现的年头并不晚，也就是说，就渐进改革的“起步”来说，它并不落后于英国。只是，路易十三的摄政王一强，就把议会给停了。如此打破权力结构的平衡，在英国也屡次上演，只是英国没有像法国那样，出现议会中断一百六十年，也就是政治改革中断一百六十年的糟糕局面。
在北美殖民时期，作为行政分支的总督与议会之间，从来没有过欧洲本土那样兵戎相见的血腥冲突，可是，议会和总督不一致的时候，“法律和秩序”最终得由总督说了算。争议还是靠一边压倒另一边来解决，权力偏大的一头，经常是总督。
这些经验，使得美国的国父们看到，行政分支，似乎总是隐含着很深的皇帝、总督的历史根源和专权倾向。自然渐进的制度改革，就是专权者逐步向民间让权。在一个民主制度下，议会的立法，也不可能有许多执行细则。这些细则往往是留给行政分支制定的。行政这个管家在执行过程中，有相当大的权力膨胀的余地。再说，行政一头是具体操作，对大展宏图自有一套看法，却必须受到议会的约束。事实上，也常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是行政明明觉得自己是对的，议会是错的，却说服不了议会。这种权力制约的机制，也会演变成降低工作效率的牵扯。行政一方干着干着，受不了约束，心生“踢开议会”的想法，这是很容易发生的“正常情况”。
这使得他们对总统很不放心。最后经过充分的辩论，权衡利弊，好不容易才通过了单一元首制，也就是今天美国的总统制。
不仅是总统让他们不放心。北美的形势，也使得他们对所谓代表人民利益的立法议会一头，同样充满警惕。在美国这一段各州的共和制实践中，他们看到，一些州里因欠债者占上风，就通过立法缓偿（stay law）；不想还债，就立法迫使债主接受贬值的纸币（tender law）。所以立法机构的权力膨胀，也同样危险，因为他们可能既损害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也忽略了少数人的死活。
再三平衡之后，他们做出的选择，是让这两个分支尽可能没有牵扯。在来源上，不是由国会推出总统，而是国会、总统都分别由各州选出。在决策上，他们相互制约。总统虽然可以提出议案，但必须由议会超过一半的多数通过才能立法。
那么，假如总统不同意国会的立法，又怎么办？他能不能有否决权？富兰克林根据宾夕法尼亚的经验，认为行政否决权不好。因为在殖民时期，总督就有否决权，这往往成为总督敲诈州议会的手段：不同总督讲好条件，议会的立法马上就会被他否决掉。他们在权衡，如果总统没有否决权，行政长官可能沦为傀儡；可是，如果有了行政否决权，行政长官又会不会权力膨胀？
又经过半个月的争论，一致认为，解决的方案是，不给绝对的行政否决权，而是给相对否决权，否决之后，国会还有一次再否决的机会。就是说，在议会立法后，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表达自己的不满。主人吩咐怎么做，作为执行的管家，也有权说，这规矩我根本没法执行。总统否决之后，议会若要再次通过，一半的多数就不够了，就必须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能压倒总统否决权。这时，总统就必须执行了。这就是直到今天还在运行的做法。
行政、立法两大分支，命定就是不断地在“斗法”。在此后实际的运作中，美国国会就有一些立法，被总统否决之后，永远也休想达到三分之二的强行通过票数。结果，他们就把总统不肯签字的立法，和总统急着需要的立法捆在一起，算作同一个法案。总统按照规定，不能部分签署立法。就是说，同一个法案，总统要签就全签，而不能局部否决其中的条款。迫使总统为了促成自己需要的立法，也就只好把自己不喜欢的立法也一起签下来。这种法案在美国被称为“猪肉桶”。反“猪肉桶”，也是今天美国政治改革的一个细节内容。
和行政分支相关的，还有一个任命和解雇的问题。总统虽然是最高行政官，有权任命他自己手下的行政内阁官员，各部部长、外交大使什么的。可是，任命都必须得到参议院的通过。
可假如总统出大问题，又有谁有权力来解雇总统呢？最后他们决定，为了防止行政权力腐败，如果总统有叛国、受贿等不轨行为，作为人民代表的国会有权弹劾。弹劾总统的程序，必须由较为草根层的众议院以多数通过而启动，由更为精英层的参议院模仿法庭形式展开审理，审理过程要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最后经过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能成功弹劾总统。
弹劾制的来源是英国，可是今天的英国已经废除了这种制度。弹劾制在费城会议进入美国宪法，是他们担心总统万一要发展成皇帝、为所欲为的时候，国会可以合法地把他赶下台。
可是，这也有危险的一面。美国总统由民众普选，而不是从议会诞生，所以，占国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和总统所属的政党，经常不是同一个党。国会和总统有重大分歧不稀奇。假如国会没有自制能力，那么，弹劾制很可能被滥用，造成国会动辄赶总统下台，政局就不稳定。
可是，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国会只有两次动用弹劾程序，而且都没有成功。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我们都看到的几年前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案了。
“案情”你都已经很熟悉了。克林顿总统在执政期间有了婚外情，非常不巧的是由于其他案子，当时他正好面临独立检察官的调查。于是，他在总统任期中的私人生活问题，被无孔不入的检察官列入了司法调查范围。最后，克林顿内外交困，在大陪审团面前、在誓言之下，面对自己的隐私问题，有了一次“誓言之下”的谎言。
美国法庭要求作证者发誓保证证词都是实话。“誓言之下”的谎言，在美国就是“作伪证”，就是刑事重罪。因为证言的可靠，是司法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假如司法证据任凭伪造，作伪证不受重罚，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司法公正了。
因此，追究的是伪证行为本身，而不是伪证的内容是否重要。而克林顿总统的伪证行为，最终被事实揭露，导致国会对克林顿总统启动弹劾程序。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
现在，一切时过境迁。人们已淡忘了当年的那场大风波。克林顿总统也在正常任满离职、回归平淡之后，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回顾往事，他一方面表示了对个人行为的反省，一方面，却憋着一口气，在回忆录中强烈抨击了国会的弹劾运作本身，指责这是对立政党在政治上的恶意炒作。
这也令我再次回想这个弹劾案的意义。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国会在弹劾案当时的投票结果。在启动弹劾的时候，就“伪证”本身来说，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几乎没有什么疑问。这是弹劾案启动的依据。假如这是一个似有似无、模棱两可的事情，相信弹劾案根本不会启动。
所谓对总统的弹劾，是一个立法机构对行政首脑实施的类似司法审判的机制。审理过程是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参议员做出非常近似于陪审团的投票。但是，这是公开的投票，电视全程转播。后果的差别是，弹劾成功的话，总统受到的处罚只是丢官，而不是判刑。
在这个弹劾案开始之后，我就一直有些疑惑，因为，按照它的程序，参议员们是对克林顿总统“是否作了伪证”，投出“事实与罪名相符”或者“不相符”的选择票。根据当时公布的确凿证据，“伪证”几乎已经是一个人皆尽知的事实。
美国国会会议厅
通常来说，正因为参议院的投票是公开的，那么，他们的态度，其实是在选民面前的一个亮相。我在想的是，假如依据对事实的判断来投票的话，全票通过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是，弹劾没有被通过，几乎又是大家事先都已经预料到的结果。这里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国政坛面对从未料到的、已经走得十分尴尬的棋局，依据他们对宪法的理解，运用了他们政治实践的智慧。
站在今天，我们回头去看这个事件。一个总统犯下“伪证罪”，假如国会什么都不做，听之任之，这个国家的立国根本——法治，就形同儿戏了。因此即使在今天去看，弹劾程序的启动，都不是过分的。对总统来说，弹劾启动本身，已经是一个警戒或者说惩罚。但是，是否弹劾成功、废黜总统，又是另一回事。
弹劾总统成功，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追溯费城制宪会议的制度设置，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是防止政府的行政、立法两大分支失去平衡。最危险的事情，是一头过大。也就是说，最怕的是总统可以轻易地合法解散国会，或者是动辄国会能够合法地赶总统下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的话，说明政府的建制本身是失败的。国家也就可能随之动荡。
因此，在真的面临是否弹劾的时候，议员们又是在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美国历史上的先例。好在，弹劾本身并不是司法程序，而是一个类司法的国会投票。因此，参议员们有一定的法理上的回旋余地。毕竟克林顿不是卖国贼，事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慎重地对待弹劾，其实是慎重地对待两大分支的平衡。
因此，虽然你可以说，一方面，这确实是两百多年前，费城会议设计制度的成功。因为，宪法规定了，弹劾必须达到三分之二的票数，方能成功。根据两党席位，当时在野的共和党一方，还没有占到三分之二。
可是，从投票情况来看，参众两院的两次投票，分别有20％和10％的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否决票。也就是说，假设当年的费城制宪会议，定下弹劾不是以三分之二、而是以超过一半的多数票为准，那么，在这个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对克林顿的弹劾仍然不会成功。因为在对手党中，也会产生相当比例的、以克制的态度，来对待可以名正言顺、合法地把对方党总统赶下台的机会。而当年定下众议员以半数票启动弹劾，参议员以三分之二票实现弹劾这样的比例，表现了制宪者保持政治稳定的智慧和技巧。
给你讲着费城会议审慎对待两大分支平衡的过程，我重提克林顿的故事，是让你看到，一个宪法条文的精巧设置，固然重要。可是，它依然只是“纸面文章”。它需要执行者的自律，来完善制度实践的另一半。
这一点，也是费城会议最担心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要使一部宪法在十三个主权州的联合体、在一个复杂的移民国家正常运作，大半的成功，不是纸上的制度构筑，而是在今后的实践操作。
他们知道，每天，一船船的移民还在到来。他们知道，贫困的美国人正怀抱着希望，兴致勃勃地向西部开发挺进，在日日开拓扩大美国的疆界。他们因此在讨论着新的州如何加入美国的宪法条款。他们在预料一个迅速成长的美国。可是，他们仍然无法料到，美国今天会是这样的规模。因此，他们一边在起草宪法，为管理美国打下基础，一边又很悲观，其中一位代表的想法很典型，他说，“我们的宪法能有二十年的正常运作，就算很不错了。”
结果是，这个宪法成功地运作了二百年，仍然保持着生命力。
好了，下次再把费城制宪的故事聊下去。
祝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