莼鲈盐豉的诱惑

——文人与吃

常常有人出题,让我写一点关于中国文人与吃的文字,我想这个题目着实难写。首先是中国文人的概念本身就很难界定,文人或文化人历来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文化程度和出身的划分,又有着入仕与不仕、富贵与贫贱、得意与失意的不同境遇。尤其是隋以后的一千多年以来,科举为读书人提供了平等竞争、晋身仕途的机会,文人这一社会群体就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了。其次是口腹之欲人皆有之,文人也是人,焉能例外。我一向认为,文人的口腹之欲没有什么特别的,几乎与普通人别无二致,荤素浓淡,各有所钟,咸酸甜辣,各有所适;至于那些做了大官,掌了大权,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恶吃,是历来为人所不齿的。

饮食之道,说来也极为简单,正如《礼记》“人饥而食,渴而饮”那样直白。但是如何食,如何饮,往往又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和情操。

“君子远庖厨”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历来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释,甚至成为批判的对象。在三十年前的荒诞年代,曾说“君子远庖厨”是看不起炊事工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追求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现在看来很可笑,可那确是事实。也有人说,“君子远庖厨”是说君子不要沉湎于对饮食的欲望和追求。其实,“君子远庖厨”的意思是说君子最好不要看到肢解牲畜那血淋淋的景象,也就是类似“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一种回避,大抵不视则不思,不思也就食之安心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应该是指对饮食的恭敬,对生活的认真,对完美的追求,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并不冲突。

说到文人与吃,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文人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融洽,天地相合,才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国的文人对饮食是认真的,远的不说,北宋的苏东坡和南宋的陆游就是两位大美食家,苏东坡自称老饕,有《老饕赋》、《菜羹赋》这样的名篇,且能身体力行,躬身厨下,于是后来民间就杜撰出什么“东坡肉”之类的菜肴。陆游更是一位精通烹饪的诗人,在他的诗词中,咏叹美味佳肴的就有上百首之多。无论身在吴下还是蜀中,他都能发现许多美食,不但能在厨下操作,就是采买,也要亲自选购,“东门买彘骨,醢酱点橙薤;蒸鸡最知名,美不数鱼鳖”。又如“霜余蔬甲淡中甜,春近录苗嫩不蔹;采掇归来便堪煮,半铢盐酪不须添”。“彘骨”就是猪排骨,从陆游这两首诗中,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山珍海味,不过是排骨、鸡和春秋两季的时蔬而已,正说明了和普通人一样,文人也过着平常与恬淡的生活,却无不渗透着对生活的挚爱。

清代的大文人朱彝尊和袁枚也都不愧为美食家,之所以称之为美食家,并非仅指他们好吃、懂吃,做到这两点并不难,大抵多数人都能达到。朱、袁两位难得的是在多种著述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食宪鸿秘》与《随园食单》两部书,其中不但记载了许多令人垂涎的菜肴,还有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菜肴的技法、佐料的应用和饮食的规制。清代戏剧家李渔也是一位美食家,他最偏爱笋,认为是菜中第一品,主张“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若伴以他物,则食笋的真趣皆无。《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山东人,一生最爱的是“凉拌绿豆芽”和“五香豆腐干”,曾撰有《煎饼赋》和《饮食章》,他最钟情的也不过是最普通的食品。

清代也有许多文人兼官僚的家中能创造出脍炙人口的特色菜,像山东巡抚丁宝桢家的“宫保鸡丁”,扬州、惠州知府伊秉绶家的“伊府面”,清末潘炳年家的“潘鱼”,吴闺生家的“吴鱼片”,乃至后来谭宗浚、谭青父子创出的“谭家菜”,等等,我想大抵是他们的家厨所制,与其本人不见得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文人对于饮食除了烹饪技法、食材搭配、佐料应用、滋味浓淡的要求之外,可能还有一种意境上的追求,比如节令物候,饮馔环境以及文化氛围等。春夏秋冬、风霜雪雨都成为与饮食交融的条件,春季赏花,夏日听雨,重阳登高,隆冬踏雪,佐以当令的饮宴雅集,又会是一种别样情趣的氤氲,这种别样的情趣会长久地浸润在记忆里,弥漫在饮食中,于是才使饮食熏染了浓浓的文化色彩,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眷恋。白居易曾企盼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样一种意境的享受;当代作家柯灵也在写到家乡老酒时有过“在黄昏后漫步到酒楼中去,喝半小樽甜甜的善酿,彼此海阔天空地谈着不经世故的闲话,带了薄醉,踏着悄无人声的一街凉月归去”的渲染。尽管相隔千年,世殊事异,但那种缱绻之情,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记得读过钱玄同先生一些关于什刹海的文字,所写好像是1919年前后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乘着雨后的阴凉,听着蛙鸣蝉唱,剥着湖中的莲藕,悠然地俯视那一堤垂柳、一畦塘荷,是何等闲适。我想那大约是在会贤堂午餐后的小憩。深秋时分的赏菊食蟹,是文人雅集最好的时令,有菊、有蟹、有酒、有诗,又是何等的惬意。寒冬腊尽围炉炙肉、踏雪寻梅则又是一种气氛,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对这两次饮宴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曹雪芹能如此生动地描绘其场景,自然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应该说曹雪芹也是位美食家,否则,《红楼梦》中俯拾即是的饮食场面不会如此之贴切和生动。

文人对饮食的钟爱丝毫不因其文学观点和立场而异。正如林语堂所说“吃什么与不吃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偏见”。鲁迅对某些事务的认识是有些褊狭的,例如对中医和京剧的态度,但他在饮食方面却还是能较为宽泛地接受。在他的日记中,仅记在北京就餐的餐馆就达六十五家之多,其中还包括了好几家西餐厅和日本料理店。大概鲁迅是不吃羊肉的,我在六十五家餐馆中居然没有发现一家清真馆子。周作人也有许多关于饮食的文字,近年由钟叔河先生辑成《知堂谈吃》。周作人虽与鲁迅在文学观点和生活经历上有所不同,但对待中医、京剧的态度乃至口味方面却极其相似,如出一辙,而对待绍兴特色的饮撰,有比鲁迅更难以割舍的眷爱。至于梁实秋就不同了,《雅舍谈吃》所涉及的饮食范围很宽泛,直到晚年,他还怀念着北京的豆汁儿和小吃,我想这些东西周氏昆仲大抵是不会欣赏的。

文人与吃的神秘色彩则是炒作者赋予的,尤其是餐饮商家,似乎一经文人点评题咏立刻身价倍增。于右任先生是陕西三原人,幼时口味总会有些黄土高坡的味道,倒是后来走遍大江南北,才能不拘一格。于右任先生豪爽热情,从不拒人千里之外,所以不少商家求其题字,从西安的“陈记黄桂稠酒”题到苏州木渎的“石家饭店”,直至台湾的许多餐馆,都有他老人家客居时所留下的墨宝。张大千先生也算一位美食家,家厨都是经过他的提调和排练,才能技艺精致,创出如“大千鱼”、“大千鸡”这样的美味。我曾去过他在台北至善路的“摩耶精舍”,园中有一烤肉亭,亭中有一很大的烤肉炙子,一侧的架子上还有许多盛佐料的坛坛罐罐,上面贴着红纸条,写着佐料名称。台北人口稠密,寸土寸金,比不了他在巴西的“八德园”,可以任意呼朋唤友来个barbecue,于是只能在园中置茅草小亭炙肉,以避免烟熏火燎的烦恼。张大千客居台湾期间也不时外出饮宴,据说在台北凡是他去过的饭店生意就会特别好,我想这大概就是名人效应吧。文人美食家除了是常人之外,更重要的首先是“馋人”,之后才能对饮食有深刻的理解、精辟的品评。汪曾祺先生是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对饮食有着很高的欣赏品位,其哲嗣汪朗也很会吃。我与他们父子两人在一起吃过多次饭,饭桌上也听到过汪曾祺先生对吃的见解,其实都是非常平实的道理。汪氏父子都写过关于饮食的书,讲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确是知味之笔,十分精到。

王世襄先生是位能够操刀下厨的学者,关于他的烹调手艺,许多文章总爱提到他的“海米烧大葱”,以讹传讹,其实真正吃过的并无几人,我因此事问过敦煌兄(王世襄先生的哲嗣),他哈哈大笑,说那是他家老爷子一时没辙了,现抓弄做的急就章,被外界炒得沸沸扬扬,成了他的拿手菜。先生晚年早已不再下厨,一应饮食都是敦煌说了算,做什么吃什么,我常在饭馆中碰到敦煌,用饭盒盛了几样菜买回去吃,我想他一定是不会很满意,只能将就了。每逢旧历年,总做几样家中小菜送过去,恐怕也不见得合他的胃口。

朱家先生和我谈吃最多,常常回忆旧时北京的西餐。有几家西餐馆我是没有赶上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当时西餐馆中做的一种“鸡盒子”,这种东西我也听父亲多次提到,面盒是黄油起酥的,上面有个酥皮的盖儿,里面装上奶油鸡肉的芯儿,后来我也曾在一家餐馆吃过,做得并不好。朱家先生还向我讲起一件趣事,他在辅仁上学时与几个同学去吃西餐,饭后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带钱,只好将随身的照相机押在柜上,回去取钱后再赎回来。当然,那时的朱先生还没有跨入“文人”的行列。

启功先生也不愧为“馋人”,记得七十年代末,刚刚恢复了稿酬制度,彼时先生尚居住在小乘巷,每当中华书局几位同仁有拿了稿费的,必然大家小聚一次。我尚记得那时他们去得最多的馆子是交道口的“康乐”、东四十条口的“森隆”,稍后崇文门的马克西姆开业,启先生也用稿费请大家吃了一顿。那个时代还不像今天,北京城的餐馆能选择的也不过几十家而已。

上海很有一批好吃的文化人,他们经常举行小型的聚餐会,大家趁机见个面,聊聊天,当然满足口腹之欲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黄裳、周劭、杜宣、唐振常、邓云乡、何满子诸位都是其中成员。上海是有这方面传统的,自二三十年代以来,海上文人就多以聚餐形式约会,这也是一种类似雅集的活动。上海的饮食环境胜于北京,物种、食材也颇为新鲜和多样,不少久居上海的异乡人也被同化,我很熟悉的邓云乡先生、陈从周先生、金云臻先生都是早已上海化的异乡人。他们也都讲究饮食,家中的菜肴十分出色。我至今记得在陈从周先生家吃过的常州饼和邓云乡先生家的栗子鸡,那味道实在是令人难忘。

文人中也不尽是好吃的,不少人对饮食一道并无苛求,也不是那么讲究。张中行先生是河北人,偶在他的《禅外说禅》等书中提到的饮食多为北方特色。他曾到天津一位老友家中做客,吃到一些红烧肉、辣子鸡、香菇油菜之类的菜,以为十分鲜丽清雅,比北京馆子里做的好多了。1999年5月,我因开会住在西山大觉寺的玉兰院,恰逢季羡林先生住在四宜堂,早晨起来我陪老先生遛弯儿聊天,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这里的扬州点心很好吃。”其实,我对大觉寺茶苑中的厨艺水平十分了解,虽然那几日茶苑为他特意做了几样点心,但其手艺也实在不敢恭维。聊天中老先生与我谈起他的饮食观,他说一生之中什么都吃,没有什么特殊的偏爱,用他的话说是“食无禁忌”,也不用那么听医生和营养学家的话。

居家过日子,平时吃的东西终究差不多,尤其是些家常饮食,最能撩起人的食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到灯市口丰富胡同老舍故居去看望胡清先生(那时还没有成为纪念馆),聊了不久,即到吃饭时间,舒立为她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拨鱼儿,她慢慢挪到自己面前对我说:“我偏您啦!”(北京话的意思是说我吃了,不让您了)然后独自吃起来。那碗拨鱼儿透着葱花儿包锅和洒上香油的香味儿,真是很诱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食欲,嘴上却只好说“别客气,您慢慢吃”,可实在是想来一碗,只是不好意思罢了。

文人与吃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文人因美食而陶醉,而美食又在文人的笔下变得浪漫。中国人与法国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左拉和莫泊桑的作品中都有不少关于美食的描述,生动得让人垂涎。法兰西国家电视二台有个专题栏目叫做“美食与艺术”,它的专栏作家和编导就是颇具盛名的兰风(Lafon)。2004年,我曾接受过兰风的采访,谈的内容就是美食的文化与艺术,所不同的是,在法国只有艺术家这样一个群体,却没有“文人”这样一种概念。

“千里莼羹,末下盐豉”,是陆机对王武子夸赞东吴饮食的典故,虽然对“千里”还是“干里”,“末下”还是“未下”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但莼羹之美,盐豉之需确为大家所公认,也许远没有描绘的那么美好,只是因为有了情趣的投入,才使许多普通的饮食和菜肴诗化为美味的艺术和永不消逝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