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用白话讲，就是说话的官。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民国时上海有“白相人”，白相，上海话就是玩儿的意思，白相人，就是靠玩儿来混饭的人。说话官，白相人，正好是一个对子，跟“如夫人”对“同进士”类似。
只是，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有益于国计民生。而白相人的白相，则多少有点儿下道，拼缝勾兑有之，坑蒙拐骗亦有之。两者放在一起，委实是有点儿对不起言官大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话一旦成为一种职守，对于那些特冲、特有说话欲望的人来说，挺合适的，可言多必失，没准儿哪天就丢了饭碗。而那些说话不那么冲动强烈的，这个职守，不免变成一种累赘。不说话不行，皇帝要见怪的，等于白吃饭不干活儿，白养了这些人。说话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儿神经，不高兴了，或者得罪了哪个大人物，自家的乌纱帽也保不住。“祸从口出”这个至理名言，放在言官头上，一样适用。其实，对于这些职业说话的官来说，最合适的是李林甫说的那种仪仗马的境界，好吃好喝，闷声不响，大家过太平日子。当然，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务，权臣又不乐于生事的时候才行。一般来说，在制度上，就规定了言官必须说话，有指标的，时间长了不说话，不完成指标，就像当今完不成科研任务的教授一样，得下岗了。
说话难，又必须说，不说，饭碗有虞，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头讲章和不痛不痒两个方面做文章，说大道理，拽大词，宏观地扯开，从三皇五帝开讲，最后说几句现成话，无非勤政爱民，不失农时，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这招儿不行，就走下三路，扯点儿无关宏旨的小事，鸡毛蒜皮，两下模棱。只是，后一类文章如果说得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话。北宋庆历年间，有卫士震惊宫禁，满朝文武吓了一跳。有御史建议，说是蜀中罗江狗（一种狗的品种，类似于今天我们说德国黑背）不错，可以用来顶替卫士。真要照这样做了，那么皇帝的禁卫军，就变成狗卫队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说话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亲自出面求雨，有谏官奏请皇帝禁止天下宰杀鹅鸭。那意思，似乎只要不杀这些水里漂的动物，老天就会开恩降雨。碰到同样的情景，明朝的谏官提的建议是，不许百姓吃蛤蟆。这多少让人感觉靠谱儿了一点，因为民谣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说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时候，言官说话最难，大道理不能说，因为皇帝认为，这种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资格讲，臣子奴才乱讲，等于僭越。弹劾批评也不好出手，说错了，立马被惩罚。当然，不说话更不行。不得已，言官们只好眼睛向下，盯着老百姓，说点儿所谓似是而非的兴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间，有位御史连上三奏，第一奏请皇帝下令，让尼姑还俗。第二奏，要求民间如有女孩子年过二十还没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为其择配。这种主意，虽说强横了一点，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办法，旧话重提，在那种时代，不算离谱，只是操作起来有难度。第三奏最绝，他说，在他看来，民间斗殴多半因为数十文钱的缘故，因此劳驾皇帝出面，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所有需要数十文钱的穷人，每人发数十文，于是天下太平。结果，雍正皇帝览奏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直接让这位御史老爷回家吃老米去了。如果雍正能够同时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爷（明清两代御史的俗称）的奏折，估计气肯定消了。当年，北京城里城外，都可以见到驮煤的骆驼，由卖煤的人赶着进进出出，有时候，赶骆驼的人，就骑在骆驼上，横着竖着的都有。某位御史老爷，大概骑马骑惯了，看见有人横着骑骆驼，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面，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说是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
其实，在那个时代，谏言的人，理论上是言者无罪的，属于制度上特许的可以放开一点儿胆子说话之辈，但是，即使这些人，依然难以不因言而遭殃。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权臣，或者得宠的嫔妃、皇帝身边的太监，任你是谁，说话也得小心。只要谏言仅仅是谏言而已，听与不听，听多少，高兴不高兴听，在上面，那么，即便是有特权的言说者，大概也只有说空话的胆量，没有说错话的权利。言的质量，更不会高，出点儿笑话，自是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