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波兰斯基的《钢琴家》，仍旧是德国人杀犹太人的故事，当年的犹太人，百分百的无辜者，不像今日以色列那种犹太人，背靠美国，就可以动辄用坦克对付掷石头的人。钢琴家在废墟遇上德国军官。“你是做什么的？”军官问。“我弹钢琴。”他答；那时候，他身边正好有一座没给炸碎的三角琴。“弹吧。”军官说。静夜里，那是唯一流溢着生命色彩的声音。
军官好感动，他要钢琴家躲在破屋里，每天还给他送粮，终于，他熬过了那悲惨的岁月，战后，继续对人和对牛弹琴。
能活过来，因为他是钢琴家；不是诗人。钢琴演奏，有法度，有标准。好不好？好在哪里？好到什么样的程度？都有根据，有讲究。德国军官，是个行家，他懂，他知道这个到达标准的人，值得拯救。
同样的场景，废墟里的人说：“我是一个诗人。”如果不幸地，那还是一个香港诗人，军官命他吟诗，诗人吟了一首“诗”，一首“现代诗”。结果，一定会是这样：他把子弹上膛，对准“诗人”的脑袋：“你狗屁不通，还不会造句，怎么说自己是‘诗人’？”
“我有三个朋友，他们是诗人，一致‘认同’我是诗人；他们当文学奖的评判，也判我是诗人；我有资格当评判了；最近，这三个朋友来参选，我也‘肯定’了他们是诗人。”
“没有法度，没有标准，不必经过磨炼，只需要互相‘认同’和‘肯定’，你们都是寄生虫！”军官开枪打烂他，为一个行业除害。
读友问：为什么我总在专栏里提这种他们不关心的东西，还一提，就光火？
这个电影片段的变换，大概能说明白情况。我二十年前写诗，写得很认真，知道文学和诗，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手上有枪，最好是机关枪，我会毫不犹豫，去射杀“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