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栏里写了个《画中人》故事；故事，半真半假，有感而作。
二零零二年六月，在广州住了三天，头一天晚上，到酒店隔壁的浴足馆“洗脚”；一双脚，用沸腾药汤氽成半熟，再指捏肘撞，飨以凤眼拳，人，反而舒服受用。我向来冷酷，不爱与人搭讪，招呼我的女孩也不多话；忍痛看她，那张脸，细致端丽，这样的女孩，该在奥林匹斯山的湖边照影，长发垂到湖里，都化为水仙花；怎么说，都不该在这种地方为人洗脚。
“店什么时候关门？”我问。“凌晨两点钟。”她说，最怕客人关门前光顾，害她不能回家。“下回，我凌晨一点五十五分来。”我吓唬她；她用眼神示意：她会恨我，一辈子恨我。
翌日，暴雨惊雷，我晚饭后就去；见了我，她很高兴。“你喜不喜欢画画？”她问。“我不画画，我来拍照。”的确，因为天气坏，无事可为。“看杂志啊。”她递给我印刷品。“杂志有什么好看？”我出门不看书，也不看杂志。“好看的。”她去取茶水，我翻“杂志”。
那其实是九五年广州春季拍卖会的“中国油画”图集，有一幅《北京姑娘》，九二年高强画的，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过；九三年，油画送来香港展览，当时，如果我看到这幅《北京姑娘》，我一定会把原作买下来，一定会为画中女孩意乱神迷。“画中人有点像你。”我对为我挝腿的女孩说。“是我啊。”她笑得很满足，她说，那时候，她才十六岁。
“能不能裁下来送我？”我问得自然。“拿去好了。”她答得慷慨。夺去她的“杂志”，才发觉书页早翻得黄旧；毫无疑问，这是她最感自豪的一件事，是她最美好岁月的凭证；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东西，怎么就拱手送我？“可能她有一千本，见人就送。”小黑明说。真是一个恶俗的土人。然而，我还真希望她仍保留一册，让自己十年前那永恒的回顾，化为今日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