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
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
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
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
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偌大的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
他无家可归。
七十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且被疑藏枪，鞭打后投梁自尽，暴尸野外，被扔在天坑。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
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
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十几年前他离乡寻找出路，身无长物，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做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
1981年湖北民院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这次北上，做了牟其中的秘书——现在牟还关在他当年服刑的地方。很快他又转行当编辑，再做书商，做得很得意。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下去，他说受不了向人催账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电话，像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
他把人家欠的一百多万元一笔勾掉，离京南下。
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消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二十九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写一生闭口不谈家事的父亲内心的功罪，写狱中被绑赴刑场的弑兄者……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山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横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他用的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四年前，我还不认识他，有天工作完，街边店里吃点东西，带了他的书随翻随看。
他写外婆故乡在江汉平原，他出生后才到深山来，开荒种地，养活一家。幼年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他不懂事，在旁嬉闹，太压抑的父亲发泄愤怒，用木棍毒打他，没人敢拦阻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他，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打得骨折，一直隐忍着没有医治，至死手指一直弯曲。
外婆眷恋家乡，他稍长大些，老人就返回了平原，他12岁时患重病，写信给外婆，恳求她回来，一进门扑在怀里，“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
等到他成年，外婆觉得责任终于了结，与家族另一老人回到平原荒村住下，纺布缝衣为生，无人可以劝解。只有他去进门跪地抱着她腿，要她回来——明知这对她不公平，但他就是“不能忍心”。
外婆在山中去世，他不相信死亡不可逆转，每晚去坟头点上坟灯，怕外婆不能认得回家的路，次次在坟头痛哭时，他都要把耳朵贴近新土去听，孩子一般幻想听见外婆在棺木里呻吟，立刻就去十指刨开泥石，救出她来。
十年后，他掘开坟墓，开棺捡拾遗骨，偿还她的旧愿——背着她回到千里之外的平原。
我坐在人声鼎沸的地方，看到这里，把筷子搁在碗上，起身走出去，怕当众放声哭出来。
近代中国，身世畸零者并不少见，但野夫的笔端有让人害怕的感情，连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吓怕，不敢深入到这样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来自这样的激情驱使，情感越深，创痛越烈。写时也呕心沥血，他说有时写完在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像一生气力已经用尽。
这样的写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术，是要让死者复活，像是一次招魂。
到了中午，大理的牛鬼蛇神都来了，野哥一一介绍“这帮老混混”，大家拱个手，报个名号，也不寒暄，邻居侯哥搜些活鸡腊肉，在后院摘点黄瓜茄子，加上通红四川辣子和野花椒，炒了十几个铝盆，桂花树下男男女女端着碗站着吃江湖饭，满头汗。
吃饭完，袅袅一根烟，聊旧体诗。
20世纪80年代的江湖，“流氓们”都还读书。看着某人不顺眼，上去一脚踹翻，地下这位爬起来说，“兄台身手这么好，一定写得一手好诗吧”。
就这一点，今天的小混混就没法儿比。
侯哥给大家泡茶，院子里很多高山榕，底下长了野茶。紫荆已经长到了二楼高，开着红色的骨朵。桌上有盆箭兰，玉绿色的十几卷，混着茶香。野哥讲花草的名目，我们觉得好听，他说，“看《本草纲目》，是可以看出性感的”。
鄂西是楚辞的故乡，民歌和韵文一直是平民之趣。烧搪瓷盆的手艺人刘镇西，工具箱里也放着《楚辞》，初见面拉野夫去家，喊了几声老婆，没人答应，就去敲隔壁的门借斧头，嘴里念念有词“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斧落，门锁砍成两截。
真妩媚。
野夫写苏家桥，写刘镇西，写投河自沉的李如波，都是几千字写完一个人生平，像《史记》中的列传。他的文字锻造，也来自古文。写文章时，看得出遍遍锤打，壳落白出。有时有些地方显得过于锤炼了，但写得好处，真是“天地为之久低昂”。
野哥说起时脸上有几分傲色，“旧体诗我还是得意的”，诗人里他最喜欢聂绀驽，“诗酒猖狂，半生冤祸”。
猖狂是真猖狂，夏日深夜，一轮好月，他与苏家桥一行人喝到酣处，学魏晋中人裸体上街散心头热，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木牌，就去摘下，抬着一路狂奔，找一角落扔下。有次扔完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人民法院”，觉得这个还是不惹为好，又只好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当年他要出山去海南，苏家桥从深山送到恩施，过家门不入，货车送到武汉，怕他孤乘无趣，再火车送到湛江，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海南，第二天再独回。
简直是《世说新语》里的中国。
我原以为写得太传奇，认识他们才觉得只是写实。晚上野夫带我们出去吃饭，叮嘱一句，“不一定能吃上，看运气”。小馆子老板是个香港人，六十多岁，须发皆白，向外贲张。打量人，看得顺眼就做饭，不顺眼轰出去。当天运气好，做完了一桌子十几个人的菜，过来和野夫喝了一杯，扬长而去。说挣够了今天的酒钱，自去喝酒，不必再开张。
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没有骨头。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畸人隐者，诗酒一代。
下午无事，野哥带我们几个女生逛小铺子，我们挑来拣去耳环项链围巾，他两米外斜站，不上前，也不远离，衔一支烟悠然看过往行人，等我们挑完，他已经把账结过。
长日无事，坐条挨街的板凳，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少年时暗恋一个女孩，被拒绝，情书也被公开，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银自杀。获救后立下誓愿，“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
他读大学回乡后，与之接近，少女恋慕了他，他终是不忍心，向对方坦露实情，说“我不想报复你”，对方惨淡一笑：“你以为没上床就不算报复吗？”
他离家远走，再回来她成了一个在当地声誉放浪的女人，表姐让他去劝解，他讷讷而言，她笑：“变成好女人……”抬眼盯住他：“变了又怎样，你娶我吗？”
他无话。
他兜里是第二天的火车票，她伸手取来撕了，买了机票，说：“换你明天一天的时间给我。”日后她中年重病，肾坏死，不再求治，他从北京请国内最好的医生入山给她手术。
他人生里的事多半这样，情多累人，自嘲说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身上会发生这么多戏剧化的事情？他说当编剧时，才领会到人生如戏，“一切皆在情理中，一切皆在意料外”。
生活是内心情理交织冲突的结果，他天性爱憎好恶比常人剧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气力，不留余地，蛮力拽动情与仇、乐与怒。
二十岁那年，他黄昏酒醉回家，看到路灯下一个佝偻男人，认出是那个打过他爸，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的造反派。现在他长大了，那人已快暮年，他发疯般扑上去，把对方摁倒在地拳脚相加。“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十几年里，他一直为童年的恐惧羞愧，而羞愧渐渐熬成仇恨。这性如烈火的男子，认为轻仇的人，必然寡恩。
酒醒之后，他却不能不面对内疚之感，暗中观察那人，才发现这个仇人可怜至极。他是煤矿工人，出身贫苦，家庭负担沉重，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摧毁一切。日后这人被煤矿开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整个家庭垮掉，女儿不得不去卖淫。
他写道：“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他写作并非为复仇，也非控诉，他想找到人何以成为他人地狱的原因。他写到自己六岁时，老师集合他们，把用竹子做成的大扫帚拆开，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子，围着一根水泥管子，上面站着一个偷了三尺布的农民，穿着破烂，裤脚卷在膝盖上面，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老师一声令下：打！所有的孩子一起挥动竹条抽打那个农民膝盖以下的部分，这个农民在水泥管上疼得来回跑，所到之处围满了孩子，所到之处都会有竹条，这个人蹦跳惨叫，汗如雨下，腿胀得紫肿，惨叫中突然晕厥，摔了下来。
四十多岁时，他写到这里，流下泪来，说：“这就是文学。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是不把这样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会一生都为我曾经挥过竹条子而愧疚。”
写作是一种反抗，对抗外界的恶，也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多年来，他为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他说：“在这个时代，当你还没有完成安徒生笔下一个孩子的真诚教育之时，也就是你还不敢做一个真人的时候，你绝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
野夫常以村夫自许，我却觉得他雅致。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讥笑人，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有人说话不得体，他也呵呵相乐，一派烂漫仁厚。有次在北京某个场合我俩撞上，举座都是富贵人，三个小时里，他一句话没说，不参与，也没有不耐烦，自斟自饮，怡然自得。
我不喝酒，但有他在座，就陪他一杯，朋友间说起如果遇到事有谁可以相托，推举的数人里，多有野夫。
只一次见过他另一面，大理夜长人多，“左”、中、右都有，谈话容易不洽，干脆集体玩“杀人”游戏。我当法官，发完纸牌后说“杀手睁眼”，野夫睁开眼，不动身，也不伸指，只以眼光向我示意某人，就闭上。再睁眼时，众人惊呼被杀死者，相互猜忌。他点一支烟靠椅微笑，有猜到他的，他就一副老警察面目，为之分析案情，一一拆挡，全身而退，瞒过众人，最后一轮他胜出时翻开红心杀手牌，姑娘们还惊呼不信。
这场游戏，我这旁观者看来尤为触动，众人闭目他睁眼的瞬间，那双细长眼睛精光四射，是泡过凶险、世事老辣的眼。他在狱中，曾与几个刑事重犯同住，同一个枕头上睡的，枪毙的有六个。他有次扫地时一个犯人骂骂咧咧，他放下扫帚，盯着走到近前，那人立刻闭嘴。下铺有人悠悠说了一句：“你也不看这是什么人，他连国家都敢惹，你能踩平吗？”
没听野夫说过苦，他只说重复地做一个梦，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残阳越过高墙，把影子放大贴在对面墙上，有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他的脖子。
这梦听了真让人难受，是冷透的人世。
但他爱这世界，有次聊天，他劝我多参加社会活动，说有地方约他演讲，他一定会去，“能影响一个是一个”，他是那种寒风里有人往车窗里递广告，一定会摇窗接下的人。
在微博上他很活跃，经常会有许多陌生的朋友@他，说家里发生什么事，希望他帮忙转发、评论一下，他说常常不忍心忽视这些留言，也许转发无济于事，也不足以帮他们，但是转发一定会让更多的人明白是非。
微博也是江湖，他说能看见一部分人的恐怖内心，感到透心的冰凉，说“有时也想把微博戒毬了”，但又放不下，嬉笑怒骂，一派朴诚烂漫，把剑而立，战个三百回合。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他说在故乡鄂西，秋天野猪成灾，每年允许适当狩猎，分外痛快淋漓。“我来到世间，是来访求朋友的。有的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增加敌人的。我们在大地上，怀善还是怀恶，并不难区别。”
但遇到年轻人时，他会劝解，有次他说，有个骂他的人是一个大学生，子侄辈的年岁，他顺着去对方微博里看看，觉得是个贫寒激愤的青年，就发私信与他讲了一夜道理，直到年轻男孩心服。
他对这个时代总有一份“不忍心”，说，“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疼痛甚至剧痛”。
在大理，他带我们进山，无为寺在宋朝是大理国的皇寺，现早已荒废。二十几年前有个僧人一点点旧址重修。他带我们去见这大和尚，大脑袋粗眉毛，胳膊上缠着铜佛珠，是武僧，“夜不倒单”——每天晚上不躺下睡觉，打坐度过。
三千多米处都是深林，小寺里没电，不卖门票，不卖香火，也没有小贩。案子上堆的香，你自己拿去烧，随便。树下面放着茶叶、水壶、茶具，自己泡茶喝，喝完了你走，也没人来问。有个小和尚在场子上一边扎着马步，一边眼见着一个小朋友飞奔打闹着耍，眼神急死了。
大雨过后，急晴中的这座山，树叶上金光闪闪的流水滔滔流下来，有远古的本来面目。我们跟大和尚说这说那，把人家武僧当禅师了，有人问，人怎么能放下眷恋？大和尚只好说，喝茶，喝茶。
野夫看我们这么笨拙地打机锋，笑着开口解困，问寺里还有什么米、什么油，要不要送些过来。
他喜爱山林，好与僧道谈，但他是士，从来不“隐”，不求解脱，不好大言，不求世外的智慧，各种人生对他都是文学，只是要了解“方丈何以是此人”。
旧朱红的寺门，粗糙皴裂的木门槛，楹联是野夫写的，一联是“心法即佛法，度一切有情”。
临走前一晚，大家去一个老哥家，咔啦啦扶起卷闸门，有几人正窝脚在榻上闲谈，当中一位长得奇突矮肥，野哥说，别人找他演电影，演一个被啤酒瓶子砸的泼皮，他不满意那个道具，要求用真瓶子砸，头破血流，满意地被送去医院。我打量一会儿，觉得他是腼腆不说话的人，野哥指我身边的一张桌子，说昨天那张被他喝大后踩碎了。
坐定后七八个人闲扯，拿着吉他唱歌，一路嬉皮笑脸，笑得人仰马翻。野哥对矮胖子说，你吹个箫吧。
胖子也不说话，拿只皮口袋，从里头拔出管黑箫。
有人噗地把烛火吹熄，黑着灯，只有远远一点微光，荒村野街，远处有女子鞋跟在青石板上走的声音。他起声非常低，曲调简单，几乎就只是口唇的气息，也像是远处大风的喘息。
我一开始无感无触，只是拿围巾按着脸听着。
就这一点曲调，循环往复，有时候要爆发出来，又狠狠地压住了，有时候急起来，在快要破的时候又沉下去，沉很久，都听不见了，又从远远的一声闷住的呜咽再起。这箫声里不是谁的命运，是千百年来的孤愤，千百年来的无奈。
座下小儿女都掉了泪，只有野哥躲去一边角落，半坐在地上，完全隐在黑暗里。
他吹到后半段，愤怒没有了，一腔的话已经说完，但又不能就此不说，忽然停住，他唱：“……月夜穿过回忆，想起我的爱人，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
当夜我喝过几杯，围巾都湿透了。
四五天后，我们三人离开大理，纷纷的雨，野哥来把行李放在破富康上，一直送上了大巴，他下了车没走，不站在路边，也不招呼说话，就坐那辆锈迹斑斑的富康车前座上，车门开着，一只脚踩在地上，抽烟。
我们车经过，他扬眼微笑，摆了下手。大巴开出去好远了，人和车还坐在那里。走前他说过一句，“你们一走，我今晚就是五保户了”。
事后几年，见面只是偶尔，但我看他的微博，常常凌晨两三点还在。敌人也都消失的深夜，无法以酒引睡时，他有时喃喃自语：“中宵酒醒，常觉无路可走。坎难人生，此时应该言说，否则，将在这巨大的黑暗里窒息。”
他的一生，多为激情支配的选择，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不过，如顾随说，真正的诗人，往往就来自与世界的矛盾，苦中用力最大，出来的也才是真正的力，“风与水搏，海水壁立，如银墙然”。
是矛盾，是力，也是趣。
人到壮年，再想改变自己性情已不可能，也无必要。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只要有笔墨在，还能言说，《诗经》以来“吊民伐罪”的传统，总能在此中存续。
我在微博上只看不说，野夫并不知我存在，在那样的夜里，我每默默注视屏幕，算是对他的一会儿陪伴。
柴静
2012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