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第一次到肯塔基州的莱克辛顿来，只是每回都是来去匆匆，只有这一次，悠闲地在市内逛了逛，逛出一些感想来。
肯塔基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位于南北之间，又可以算是“中西部”，是美国的“中原”地带。美国建国初期，这里还是边远蛮荒之地，那时的美国还没有肯塔基州。后来美国向西开发，一个个的新州加入联邦。那也是美国政治制度渐渐扩展的时代，下层豪杰在边远地区的地方政治中出头露面的机会开始多起来。第一个靠战功崛起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就是从肯塔基南面的田纳西州出来的。又过了二十多年，林肯和他的政敌道格拉斯，还有从道格拉斯的民主党里分裂出来的布莱肯利奇，就都是肯塔基州和稍北的伊利诺伊州的人了。政治中心在地理上从传统的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往西移，政治舞台则从少数精英圈子向下层平民降低。
我们走进一所学校。这是一所私立大学，很小，建筑物极为典雅，环境幽静之至，想来学费也一定贵得不得了。从校门口的一块纪念标牌上得知，在1780年，肯塔基还未加入美国的时候，它就已经成立了。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毕业生里出了两位副总统、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五十位参议员、一百零一位众议员、三十六位州长、三十四位驻外大使。这番业绩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其实只是说明，早期政治权力还是一个不大的小圈子的游戏，这是制度民主化之前的精英政治遗留的痕迹。
亚伯拉罕·林肯是制度民主化以后第一个真正具备平民特征的政治家。他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农舍里。林肯的崛起，标志着美国从建国初期共和国精英政治到民主政治转变的完成。从此，民主政治家来了。
政治家，politician，有时候也译成政客。中文里，政治家是褒义词，政客是贬义词。英语里，politician中性而有时略带贬义。民主一旦完成，也就意味着传统的政治家，statesman，转变成民主政治下的politician，现代政治家和政客。在古典共和政治的时代，特别强调政治家的道德水准；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时代，这种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失去了现实的操作意义。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主政治则诉诸于制度。
林肯出身农家，没有机会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前面提到的那所大学，他是没有资格进去的。他干的是伐木工、店员、农庄帮工、摆渡工、土地丈量员。他没有贵族祖上的余荫，也没有机会建立疆场功勋，他的唯一手段是竞选演讲。在一生无数次的竞选演说中，他从不讳言自己出身卑贱，“这儿是谦卑的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们选了我，我将万分感激，如果你们不选我，我也同样万分感激”。美国南方牧场要用一种劈开的树干做围篱，劈树干是最费力气的粗活。林肯的支持者却常在林肯演讲的场所放一堆劈开的树干，以表明我们的候选人曾经是干这种粗活的。林肯的儿子觉得不好意思，说现在满世界都知道爹是劈树干的，林肯却很乐意这样。道理简单得很，这样就在感情上接近了下层民众，而选票就在他们手里。其实，那一系列的粗活，林肯并不擅长。他干粗活只干到二十一岁。林肯最感兴趣的是政治，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搬迁到伊利诺伊州后，在地方小镇上开始竞选，二十出头就选上了州众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家生涯。
后来的人们都说，林肯领导了美国人民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有一个传说，说林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去了一次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在那里的市场上，看到一个面目清秀的黑人少女正待出售。这个镜头刺痛了他，他发誓，有朝一日找到机会就要粉碎奴隶制。后世史家考证说，这多半是人们编出来的故事，因为从那以后，有整整二十年，林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从来没有下手打击奴隶制。作为一个普通人，林肯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毫无疑问，他在道德上痛恨奴隶制。可是他在奴隶制面前保持了沉默，因为政治家不得不寻找成功的机会，那时废奴的时机还不到。林肯出生的肯塔基州，是十九世纪前半叶美国国内奴隶买卖的输出基地，肯塔基州的四分之一人口是黑奴，有大批肯塔基黑奴被卖到更需要劳动力的南方。奴隶买卖假如真的刺痛林肯的话，是用不着跑到新奥尔良的。我们在莱克辛顿参观了林肯夫人玛丽·塔德的娘家。塔德家就蓄奴。
1854年，国会在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道格拉斯的活动下，通过了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取消了1820年在“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北纬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奴的法律。道格拉斯的理由是，是否允许奴隶制，应该是各个州的人民自己来决定，是“地方自治”，是“民众自决”。他打的居然是一张“民主牌”。这个法案不仅激怒了废奴主义者，也使北方大多数不愿意和黑人共处的民众感到忧虑。北方的大多数白人并不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们不喜欢黑人，甚至讨厌、害怕黑人。根据新的法案，黑奴就可能向北方蔓延，影响北方白人民众的工作和生活。这是美国建国半个多世纪后奴隶制回光返照的时刻。林肯意识到了阻挡奴隶制的责任，他也看到：他的机会来了。1854年8月，林肯第一次在公开演讲中谴责奴隶制。他说：我痛恨奴隶制，因为我确信这种制度是不道德的，是邪恶的。
从此以后，一直到1860年被选为总统，整整六年时间里，当他面对北方民众的时候，他就一遍一遍地在道德上谴责奴隶制，毫不讳言他痛恨奴隶制；而当他面对南方民众的时候，他苦口婆心地解释，他并不主张废奴，废不废应该是各州自己的事情，他主张的是：不能让奴隶制向北方扩散。他个人虽然痛恨奴隶制，但是他主张让奴隶制自然死亡。
1858年7月10日在芝加哥——北方废奴主义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讲：
让我们抛弃不同人种之说，不同种族之说，某种族更为低级故而必须置于一种低级地位，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让我们抛弃所有这一类的东西，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如一人，直到我们能够再一次站起来宣布，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两个月后的9月18日，在南方查尔斯顿——蓄奴主义者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说：
我必须说，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以任何方式实行白人和黑人种族的社会及政治平等；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让黑人也有选举权，也能当陪审员，也能担任公职，也能和白人通婚。
这两场演讲，都赢得了听众的热烈鼓掌。什么是林肯的心里话？哪个林肯是真正的林肯？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古典共和政治下，才是有意义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这个问题失去了操作意义。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导民众的责任，更有追随民意、笼络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事实上，你已经不可能有把握地知道，什么时候他是一个基于原则和道德说话的政治家，什么时候他是一个权衡利弊说话的政客了。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认为，这是寻求民众选票支持的职业政治家的正常表现。当然，即便如此，政治运作的这两个部分如何侧重，是否有一定的原则，依然能够看出一个优秀的现代政治家和政客之间的区别。
和道格拉斯进行的七次著名的辩论，表现出了林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道格拉斯为奴隶制辩护，辩护的不是奴隶制的道德，而是民众的财产权，是地方自治和民众自决，是州权。毕竟是民主时代了，道格拉斯是在向民众呼吁，可他是向一个单一阵营发出诉求。林肯也是在向民众呼吁，却是在激进废奴主义者和害怕黑人的民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向两边发出诉求。1860年大选，民主党分裂，肯塔基州的前任副总统布莱肯利奇和道格拉斯分道扬镳，林肯“渔翁得利”，当选为总统。可是，南方十一个州的大选举团没有一个人投林肯的票。林肯得到的民众选票，仅为百分之三十九。
亚伯拉罕·林肯
选票状况已经预言，林肯面临着情绪激昂的民众的对立。对于一个国家的总统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件乐于看见的事情。四年总统任期，林肯只做了一件事情，打了一场南北战争，美国唯一的一次内战。
林肯尚未宣誓就职，南方七州已经宣布分离。林肯总统接手的是一个残缺的国家。他即使有意战争解决，目标也是要维护联邦的统一和完整，而不是废奴。他直觉不能由他来发动战争。他要南方人先打第一枪。联邦政府在南方查尔斯顿的海港里有一个孤零零的苏姆特要塞。要塞里的百十来个士兵，位于南方的咽喉要地，给养不足，支撑不下去了。林肯不下令将其撤回，却通知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说联邦政府将向要塞提供给养补充。这等于表示，联邦政府不承认分裂，联邦的军事要塞将在查尔斯顿海港里长期存在。这一策略，逼得查尔斯顿的南方人动手要把要塞收回，于是向苏姆特要塞开火。南北战争就此爆发。
可惜，那个时候的美国人，谁都没有估计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爆发后，林肯总统的第一个征兵令，只征召七万五千人，从军三个月。那个时候林肯总统脑子里，可能还觉得短暂冲突之后，还是可以在几十个政治家之间达成妥协。他肯定没有想到，这场战争，将持续四年，美国将损失六十一万八千个青壮男子。那时已经有了照相术，南北战争留下了很多照片。我们现在看到的林肯总统照片，无一例外是紧皱眉头、忧伤焦虑的沉重表情。林肯夫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虽然肯塔基州没有加入南方邦联，肯塔基人却认为自己是南方人。这位第一夫人的娘家，有几个兄弟参加了南方叛军，有多人战死在战场上。南方人骂这位第一夫人是叛徒，北方人则指责她是南方派在白宫的间谍。她的一位女友，见了林肯总统后说，“天哪，他为什么总是这样苦着脸！”林肯总统怎么可能不苦着脸呢？引出一场内战，丧失六十一万八千个生命是什么分量，任何一个有道德的政治家都不会无动于衷。正是这紧皱的眉头，证明了林肯总统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古典的statesman。
结束南北战争这场灾难的，不是林肯总统，而是南军的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和林肯总统相比，李将军就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老派绅士。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却活生生的是两个时代的人。李将军出生在弗吉尼亚，那是政治舞台随着民主化而西移以前的政治中心。李将军和华盛顿将军有亲戚关系，在精神上则仍然继承着华盛顿那一代的绅士准则。在社会活动的舞台上，他们古典一代和民主时代的人有一个区别：风兴浪起的时候，民主时代的人倾向于向下诉求，向民众呼吁；古典时代的人倾向于向内诉求，诉诸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
李将军是一个职业军人，听从国家的召唤对他来说，就是听从弗吉尼亚州的召唤。他素来痛恨奴隶制，很早就解放了自己家的奴隶。他也反对南方的分离，更反对用战争来解决分离问题。他从军人的眼光得出结论，北强南弱，南方根本没有在一场长期战争中取胜的机会。可是，当弗吉尼亚州在南北战争打响以后宣布分离，加入南方邦联的时候，他不得不服从弗吉尼亚州的征召，带领南军开始了艰巨的战争。四年后，1865年春天，李将军置个人荣辱和生死以度外，在阿波马托克斯向对手格兰特将军投降。他唯一的要求，是要求北军善待他的士兵。从出征到投降，李将军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一以贯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李将军的投降，是美国民主化后，古典政治人格最后的告别演出。从此以后，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你大概只能期待林肯的出现，却很难再期待罗伯特·李将军这样的人了。
李将军投降后不过几天，林肯总统被刺杀，他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在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南北战争以后国会通过的宪法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终于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度，并且提出了“正当程序”和“同等保护”的原则。再往前推三十年，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后，曾提出了“多数的暴政”的担心。民主是多数的统治，如果多数决定对少数人施以暴政，就像美国的奴隶制那样，用什么来纠正和防止？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回答说：民主原则加上人权法案，再加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
美国就在那个时刻完成了古典共和政治到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从此以后，民众眼睛里的政治家，不再有statesman，而全部是politician了。他们不再要求站出来竞选的人都是华盛顿总统、杰弗逊总统那样的绅士，他们不再奢求德高望重。他们也不再相信这些政治家的演讲都是实话、都是心里话，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台上的人。他们知道，这些人说话有可能言不由衷，有可能避重就轻，有可能纯粹是为了选票而一时献媚于民众，欺瞒民众。但成熟民主制度下的民众，也不会因此而对制度失望。他们知道，避免政客为祸，只能依靠反对派的平衡，依靠开放的积极的新闻监督，依靠启蒙了的民众自己。他们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健康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