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闲话 一 荤话与风话

其实,当“正派”的男男女女们对“奸夫淫妇”口诛笔伐、游街示众、攻击辱骂,极力表示自己的“义愤”和“清白”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和一句古老的俗话,这就是“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

的确,当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极力表白自己并无某种念头时,往往就在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了他其实是有着某种念头的,而且还十分强烈。如果真的没有这种念头,那么,他就连想都不会想到它,当然,也就不会想到要去表白。比方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中国农民两三向人表白自己不想当美国总统的?当然不会。需要表白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确有这一念头,二是别人都认定自己有此念头。那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在捉奸时表白自己,岂非恰好证明他们自己也有通奸偷情的念头,并因此而疑心他人也“同此凉热”?

其实,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如此积极主动地去捉奸,趋之若鹜地去看奸,本身就表明人们对此颇感兴趣。没有兴趣,是连看都不会去看的。没有艺术兴趣的人不会去看画展,没有科学兴趣的人不会去看实验,对于性毫无兴趣的人当然也不会去看捉奸。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捉奸的兴趣,其实也就是对性的兴趣。

性兴趣的产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个“情”,其实也包括性与性爱在内。古人云:“食色,性也。”也就是说,食欲和性欲,乃是人的天性和本能。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食(饮食)与色(性爱)的地位却并不平等。人们可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品尝百味,吃遍天下,却不能把性也堂而皇之地端上桌面,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偷偷摸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做爱毕竟不能像吃饭那样大张旗鼓,大摆宴席。然而问题在于,可以公开谈论的“吃”,其实主要是一个“做”的问题(做饭和吃饭),而不能公开讨论的“性”,却又恰恰是一个“让人来说的东西”。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其著名的《性史》一书中所指出,性不论其是文雅还是粗俗,最终都得转化而言语,被说出来。事实上,在性不得不受到压抑的时代,“说”也是一种宣泄,而且是一种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轻度宣泄。所以,在世界各民族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用“说”来宣泄性的做法。在基督教世界中,它可能主要是密室之中向上帝所做的“忏悔”,而在中国,它则主要表现为田间地头、茶楼巷口的“闲话”。

中国人爱说闲话,尤其爱说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

什么是“闲话”呢?说是人们在闲谈时说的话。所以,但凡一切与正事或公事无关的闲事,一切个人的私事、小事,都可以成为闲话的话题,而一切不愿意、不能够,或者不值得摆在桌面上公然进行的议论和批评,都可以成为闲话,或被看作闲话。男女关系这件事,既是私事、小事,对于议论者而言又是与己无关的闲事,又不能公然地摆在桌面上作为“官话”来讲,当然多半也就只能变成闲话。闲话虽然“无关宏旨”,但又必须“饶有趣味”,大家才乐意去讲。男女关系这事恰恰都是人人都有兴趣的,当然也就会成为闲话的“热门话题”。

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无非两大类。一类是涉及到自己身边人身边事的,往往带有非正式议论批评的意思;另一类并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只是谈今说古,泛议男女,是闲了没事说说好玩,供听者一乐的。前一类现实性强,是热点,但要有机会(身边发生了“搞男女关系”的事)。所以,平时说的多的,还是后一类闲话。

后一类闲话,又分有情节的和无情节的两种。有情节的通常叫“荤故事”,没情节的则叫“荤话”。荤话包括各种与性有关的俚语、俗话、民谣、小曲、典故、暗号、谜语、歇后语,也广义地包括“荤故事”。中国历来就有这类荤话,有的“文学水平”还很高。比如,抗战期间,有人撰对联一副赠新婚夫妇,曰:“军进娘子关,英雄胆战;炮打珍珠港,美人心惊。”从字面上看,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娘子关、珍珠港两大战役,“美人”也可以理解为“美国人”。但用于新婚夫妇,又显然别有含义,是不折不扣的荤话了。

其实,这也是大多数“荤话”的特征:含糊其词,一语双关,多用隐喻、象征、借贷等修辞手法,让听者在似与不似之间自由想象。清人李渔在《答同席诸子》中云:“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中国的民众虽然没有读过什么美学著作,在这方面倒是“无师自通”。他们深知,将性赤裸裸地说出,不但“有伤风化”,而且也未必真有“剧场效果”,还不如指桑说槐,借题发挥,让别人去心领神会。反正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敏感,只要稍有点拨,便会恍然大悟。鲁迅先生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究其所以,只怕十有八九是这类闲话培养出来的。

讲荤话无疑是一种性宣泄。一般地说,它总是能引起比较强烈的心理反应:先是紧张的期待(不知家家伙会说出什么鬼话来),然后是放声的大笑(心领神会,原来是那么回事)。于是,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意识阀下积淀的心理能量便得到了释放,被压抑的性骚动也得到了宣泄和缓解。应该说,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它至少能减少一些因性压抑而导致性错乱和性犯罪的可能性,多少给性饥渴者一点替代性的满足。所以,中国历来就有荤话,而历朝历代的当局,对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荤话,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载于文字,印成书本,造成诲淫后果,也就一任民众即兴创作,口口相传。

事实上,禁止民间的荤话,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方面,“礼不下庶人”,真正要紧的,是统治者家族血统的纯正、嫡庶的分明,庶人们并无多少权力和财产可继承,即便生了私生子,也没有什么大乱子;另方面,“天高皇帝远”,社会底层的事,老实说,当局想管也管不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小事?所以,尽管中国传统礼教历来强调“别夫妇”、“正人伦”、“设男女之大防”,但在民间,其实并不怎么太把男女关系当回事。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既非严格地“授受不亲”,打情骂俏、调戏说笑的事更是家常便饭。就连武松这样的英雄都会随便调笑妇人,和酒店的老板娘说风话,吃豆腐,则其余可想而知。

“风话”不是“疯话”,而是调情的话。“风”本有雌雄男女相诱之义,所谓“争风吃醋”的“风”即是。“吃豆腐”的说法更妙。豆腐白嫩,可以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暗指并无实际上的性关系,只是“嘴巴上快活”。要之,说风话,吃豆腐,都是“言行不一”,“动口不动手”的。既然只动口,不动手,当然仍是“君子”,既无伤大雅,也无碍大局。说的人既不怕被视为流氓,被说的人也不会觉得受了欺侮,听的人当然也乐得在旁哄堂大笑,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因此,男女之间,如果关系很好,很随意,也很“干净”,说话就不会有什么“忌讳”,也就会由说荤话而至说风话。其实,这两者之间,原本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说给大家听的叫“荤话”,说给特定对象(主要指女性)叫“风话”罢了。

说风话的对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决不可以对未婚少女说。对未婚少女说风话,是极大的忌讳和罪孽。谁要是这样做了,不但少女本人会勃然变色,怒斥流氓,少女的父兄以及路见不平者,也会来兴师问罪,痛打色鬼。严重一点的,有时还会闹出人命案来。

对下列三种人说风话则是百无禁忌的:一是新娘子,二是老板娘,三是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这里说的老板娘,主要指那些开茶馆、酒楼、饭铺、旅店,自己又抛头露面,出来接待客人的老板娘。她们做的,原本是迎来送往的生意,信奉的生意经,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既然“全凭嘴一张”,自然少不了要由着客人们说几句风话,反正“过后不思量”,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反倒能“和气生财”,逗得客人高兴,多开销几两银子。如果这老板娘原本兼做皮肉生意,当然更忌讳风话,反倒要借此多做一笔生意。所以,不少的小老板,即便是做“规矩生意”的,也乐意让自己年轻貌美的老婆,当垆卖酒,以便吸引顾客、招揽生意、兜售买卖,或趁客人与老板娘挤眉弄眼时,往酒里兑水。

另两种情况,就要复杂一点了。

先说新娘子。中国许多地方,都有“闹洞房”的风俗。在这时,和新郎新娘大开“荤玩笑”,不但决无禁忌,而且还是婚礼上重要的节目之一。没有这个节目,婚礼便显得“没意思”,至少是“不热闹”。婚礼中被礼教维护者极力推崇的那些节目,如拜天地、拜父母等,都不过“行礼如仪”,一般老百姓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最想看的,一是掀盖头,二是闹洞房。节目进行到这一程序时,所有的宾客精神都会为之一振,连平时最老实、最本分的妇女,也会站在人群的外围,静静地笑着欣赏。那些未婚的男青年们,更视此时为他们的盛大节日。因为这是他们积郁已久的性苦闷,可以尽情一泄的合法时机,岂能错过?于是,平时偷学的那些荤话,便会竹筒倒豆子似地向新娘倾泄。反正那新娘子,无论平时如何高傲娇贵,这时都还不得口。同样,那新郎无论平时如何蛮横跋扈,这时也只好哑巴吃黄莲。那么,不趁这时去占占便宜,吃吃豆腐,岂不真是“亏”了自己,“便宜”了那本来就“得了便宜”的一对新人?

闹洞房的风俗起于何时,现在大概已无从稽考了。只知道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西汉仲长统所撰之《昌言》。据说当时闹洞房的情况,是“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大约是借酒发疯,趁机起哄,大讲荤话、风话,把平时不可公之于众的东西都抖露出来。不难想象,这种闹法,是围绕着“性”这个核心来进行的。所以仲长统认为这是一种“污风诡俗”,应该严加禁止。

其实,自汉代始,中国婚俗中“不像话”的事,除闹洞房外,还有“听房”。所谓听房,就是“新婚之夕,于窗外窃听新妇言语及其动作,以为笑乐。”听房这件事,也是载入史册的。比如东汉望族袁隗娶名儒马融之女为妻,就有人听房。这事后来记载在《后汉书》中,以马融之德高,袁隗之望重,豪族府邸之中,尚有此事,则民间可想而知。

因此我怀疑,闹房与听房之俗,大约“古已有之”。它们很可能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原始习俗,其本来目的,是对部落的青年进行性启蒙教育。不过天长日久,世风日下,民心不古,性教育的方式,便变成了性宣泄的手段。而且,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方,还闹得极不像话。有的把新娘引至庭前,翻衣服,脱鞋子,品头论足,任意戏弄,以至“庙见之妇,同于倚门之娼”;有的大动干戈,舞弄棍棒,吊打新郎,甚至弄出人命案来,使“红事”变成了“白事”。显然,这就不是性的宣泄,而是心理变态了。

应该说,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任何玩笑,都应该以不伤害对方为度。这就像挠痒痒,轻轻抓挠几下,挺舒服;下手重了,抓破皮肤,性质就变了。荤玩笑就更应适度,因为它轻易造成对对方人格的侮辱,尊严的侵犯,也极易造成伤风败俗的不良社会效果。但是,这个“度”并不好把握。而且老实说,再适度的荤玩笑,也毕竟不雅;在婚礼上对新郎新娘大起其哄,强人所难,也极不文明。无论怎样,要求新人出众出丑,总是对他人不尊重的做法。因此,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文明程度的提高,相信这种陈规陋习,也终会销声匿迹,不复存在。

老板娘不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人,新娘子更是十年九不遇,平时可以与之随便说说风话,开开荤玩笑的,大约便只有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一种。为什么必须是已婚妇女,又必须关系不亲不疏呢?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中两性关系的一系列微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