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晚年，很孤独，很伤感。
孔子是在他六十八岁那年（公元前484年）应季康子之召回国的（子贡和冉有很可能起了作用）。但季康子的意思，是只想用他的学生，不想用他。结果，是“鲁终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他闲居在家，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
这几年，几乎年年都有伤心事。孔子回国的第二年，他的独生子孔鲤去世，终年五十岁。第四年，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终年四十岁。第五年，忠心耿耿又经常挨骂的老学生子路壮烈牺牲，终年六十三岁。爱子既丧，贤契又亡，孔子的心情可想而知。到了第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孔子自己也撒手人寰，终年七十三岁。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孔子对自己的死似乎早有预感。据《论语·阳货》，有一天，孔子突然说：我不想说话了（予欲无言）！子贡听说，吓了一跳。他对孔子说：先生不说话了，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怎么办？我们往下传述什么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老天爷说了什么呢？老天爷什么都没说，可是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老天爷说了什么呢（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说这话，不知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另外两句话，意思就很清楚。这两句话，一句是“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还有一句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凤，就是凤凰；图，就是河图。这两样，在古代都是所谓“祥瑞”，也就是“吉祥物”。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圣人。孔子这一生，时时刻刻都把周公搁在心里，老梦见他，其实就是想恢复周公创立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可是到了孔子的晚年，不但凤凰和河图总也盼不来、看不见（事实上从来就没看见过），就连周公，也不复梦见了。人活着，要有梦。那流行歌曲不也唱“至少我们还有梦”吗？然而晚年的孔子，却连梦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我恐怕是不行了（甚矣吾衰也），我恐怕快完蛋了（吾已矣夫）！
孔子伤心，子路还要添乱。据《论语·子罕》，有一次，孔子病重，子路便自作主张“使门人为臣”。什么叫“使门人为臣”？就是安排同学们组织“治丧委员会”。没想到孔子病又好了。这下可麻烦了。孔子闻讯，大发雷霆，痛骂子路。孔子说，仲由这家伙，从来就不老实。他搞诈骗，已经是由来已久了（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没想到这回还逼着我搞诈骗（无臣而为有臣）！我骗谁（吾谁欺）？骗老天爷吗（欺天乎）？
这段话有点费解。一般人都会想，子路这事确实做得不靠谱。人还没死，你组织什么“治丧委员会”？但这顶多也就是做事不过脑子，怎么是搞诈骗（行诈）呢？原来，这里面有个弯弯绕。这个弯弯绕，就是“为臣”，即子路组织的那个“治丧委员会”。按照当时的制度，只有诸侯去世，才能“为臣”。后来，礼坏乐崩了，大夫去世，也组织。而且，古代的“为臣”，与现在的“治丧委员会”还不同。现在的“治丧委员会”，是人死了以后才工作。古代的“为臣”，却是人死之前就工作，当着活人的面就操办丧事，比方说换寿衣、整容什么的（请参看杨伯峻先生注），现在某些农村还有这种习俗。这不是咒人死，而是要让人死得风光体面。何况在子路看来，孔子好歹也是做过鲁国大司寇的，也是大夫。别的大夫可以“为臣”，孔子怎么不能享受这个待遇？国家不来组织，那我们就自己来组织，反正不能让先生死得窝囊寒酸。所以，子路“使门人为臣”，其实是一片好心。
问题是孔子的想法不同。孔子认为，“为臣”既然是诸侯之礼，那就不能僭越。别的大夫僭越，是他们的事，我孔丘不能做。我孔丘明明没有资格成立“治丧委员会”，你们还偏偏要搞（无臣而为有臣），这不是“行诈”是什么？这事如果得逞，则自己维护礼法的一世英名，岂非毁于一旦？只怕还会落下“欺世盗名”的恶评。所以孔子怒不可遏，认为子路是“绑架”了自己来搞诈骗，这才赌咒发誓说“吾谁欺，欺天乎”。意思也很清楚：这种勾当，就连人都骗不了，你还想欺天？
至于自己是否死得风光体面，孔子也另有想法。他骂子路说：我难道一定要死在“治丧委员”手里吗？我是宁肯死在学生们身边的（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就算我死得并不风光，难道会死在马路边吗（予死于道路乎）？显然，孔子对自己的身份有定位。这个“位”，就是教书匠。教书匠用不着搞什么“治丧委员会”。能够死在学生们身边，有学生追悼怀念自己，就是最大的光荣，干嘛非得享受贵族和官员的待遇？这个观念，可真是让人肃然起敬。就冲这一条，我们也敬重他老人家一辈子。
可惜孔子管得了生前，管不了身后；管得了子路，管不了子贡。孔子去世以后，子贡带头，加上其他学生（宰我、有若等等），众人拾柴，众志成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还是把他抬上了圣坛。
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还说眼下。从前面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第一，孔子是尊礼之人。他用自己对后事的安排，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二，孔子也是性情中人。他心里想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一旦发怒，便全然没有什么温良恭俭让。
事实上，孔子也和我们一样，有着普通人和正常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且不乏幽默感。我们读《论语》，看见里面满篇都是格言，常会以为孔子平时也是格言不离口。其实这是误解。孔夫子三十岁开始教学生，差不多一直教到七十三岁。这四十多年光景，得说多少话，岂能句句是格言？那可真成不会说人话的了。《论语》不过是把这四十多年的话，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最后又集中了起来，可不就成了“格言篓子”？好在《论语》还保留了不少有趣的情节，让我们看到孔子真实的另一面。正是这另一面，让我们看见了真孔子。
他敢哭。孔子哭颜回，可谓感天动地。颜回去世那年，孔子七十一岁，颜回四十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哭得昏天黑地。据《论语·先进》，当时孔子痛哭流涕地说：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噫！天丧予！天丧予）！旁边的人说：先生太悲痛了（子恸矣）！孔子说：真的太悲痛了吗（有恸乎）？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又为谁悲痛（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可是他没有想到，第二年，子路也死了。据《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孔子再一次悲痛欲绝地哭着说：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断绝我呀（噫！天祝予）！孔子这时，真是欲哭无泪。
他敢骂。孔子骂宰予，可谓狗血喷头。宰予，字子我，生卒不详，“黄埔二期”的，言语科。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宰予大白天睡大觉（宰予昼寝），被孔子发现，结果遭到痛骂。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论语》一书提到孔门弟子，只要是描述性的，一般都称字，比如颜渊、子路、子贡、子夏、曾皙、冉有。个别的还称子（先生），比如曾子（曾参）、有子（有若）。只有在记录孔子原话时，才称名。因为按照当时的礼节，长辈称呼晚辈、老师称呼学生，每个人称呼自己，都称名。比如孔子对尊者说话，就自称“丘”；对学生说话，就自称“吾”；称呼学生，则一律回、由、赐、商、点、求等等。叫学生而称字，是“非礼”；说自己称字，也是“非礼”。所以我们看一些电视剧，孔子自称孔仲尼，曹操自称曹孟德，真是觉得可笑。孔夫子如果看了这些戏，非给那编剧和导演一耳光不可。
这个规矩是不能不讲究的。因为名为卑，字为尊。这叫“尊卑有序”，是礼。依礼，后辈称呼前辈，平辈相互称呼，都要称字，否则也是“非礼”。但如果是对长辈、老师、君主说话，提到同辈，也只能称名，以示对长辈、老师、君主的尊重。《论语》是后世儒生编的，在陈述句中提到孔子的学生，当然必须称字，包括对宰予。事实上宰予在《论语》中出现五次，四次都是“宰我”，只有这次是“宰予”。为什么呢？恐怕是因为他挨骂。
孔子怎么骂宰予？他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杇，就是把墙壁抹平。粪土，就是脏东西、污秽物，包括粪便又不限于粪便，也就是垃圾吧！垃圾垒的墙，当然没法粉刷，也不值得粉刷。孔子说宰予是朽木，是粪土之墙，等于骂他是垃圾。何况还有“于予与何诛”。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宰予这家伙，我都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
宰予被骂作垃圾，孔子还要说“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简直就是深恶痛绝了。然而宰予挨骂的原因，却不过是“昼寝”。这就不能只看表面情况，要到孔子后面的话去找原因了。孔子在后面说什么呢？孔子说：过去我对别人，是“听其言而信其行”。现在我要改了，改成“听其言而观其行”。从什么时候改的？就从宰予开始。看来，孔子痛骂宰予，是因为他说话不算话。可能他原本信誓旦旦要奋发图强，结果却来了个“昼寝”，岂非骗子？
当然，事实上宰予并不是骗子。相反，他也是孔子的好学生。后来，子贡搞“造圣运动”，宰予也是出了大力的。据《孟子·公孙丑上》，宰予甚至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意思是尧舜都比不上孔子。好嘛！孔子一顿臭骂，竟骂出个“骨灰级”的忠实信徒。于是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说，孔子为什么会成为他学生心目中的圣人？
原因我想也很多。比方说，在文化上，孔子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学术上，孔子出类拔萃，总其大成；在道德上，孔子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教学上，孔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何况恐怕根本就说不全。这里只说其中之一，那就是孔子真实坦诚的人格魅力。
孔子真实坦诚吗？是。他甚至不掩饰对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憎恶或厌恶。据《论语·子路》，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士，原本是当时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请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五节），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知识分子”（李泽厚先生便如此翻译）。不过在孔子那里，阶级或者等级，是要和“品级”相匹配的。匹配，才叫名副其实。比如“君子”，原本是阶级或者等级（贵族）。但在孔子那里，同时也是品级。因此，一个人，光有君子的身份地位还不行，还必须同时具备君子的品位和修养，才配称为“君子”。子贡的问题也如此。他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其实就是问：究竟怎样才配称为“士”。
对此，孔子的回答是：爱惜羽毛，懂得羞耻，出使四方，不辱君命，就可以叫做“士”。子贡问：次一等呢？孔子说：族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称赞他尊敬长老。子贡又问：再次一等呢？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这就是浅薄固执的小人了，不过马马虎虎也可以算作最次一等的。子贡再问：现在那些搞政治的人怎么样？孔子的鄙夷立马溢于言表：“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就是量斗；筲（音稍），就是饭篮。斗筲之人，也就是度量狭小见识短浅的人。所以这话也可以翻译为：哼！那帮家伙，算得了什么！刚才说过，就连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硁硁然小人”，都勉强可以算作最次等的士（亦可以为次矣）；而所谓“今之从政者”，却是“何足算也”。可见孔子对当权派的评价，还在小人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这种蔑视还要毫不掩饰的表现出来，岂非性情中人？
孔子甚至还干过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据《论语·阳货》，有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想见孔子。孔子不见，让门房对他说自己病了。可是，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就“取瑟而歌，使之闻之”，也就是又奏瑟又唱歌，还故意让那人听到。这意思就再清楚不过：我没病，好着呢！就是不见你！为什么不见，不清楚，反正是不给面子。
顺便说一句，孔子是很喜欢音乐，也会唱歌的。《论语·述而》说，孔子和别人一起唱歌，如果唱得好（与人歌而善），就一定请那人再唱一遍，自己“而后和之”。和，音贺。这个“而后和之”是什么意思？是唱第二段？还是唱另一声部？我认为是伴唱。比如《好汉歌》，第一句是：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这是独唱。接下来是：嘿呵嘿呵参北斗哇，水里火里不回头哇！这就是伴唱。所谓“与人歌而善”，按照李零先生的翻译，就是“发现别人唱得好”。和别人一起唱歌，发现别人唱得好，孔子就心甘情愿地做伴唱。大家想想，孔子这人，是不是特可爱？
我们还可以说一件证明孔子可爱的事。孔子有个学生叫言偃。言偃，字子游，“黄埔三期”的，文学科，当过武城的宰。子游做武城宰的时候，孔子曾经去参观或者视察。据《论语·阳货》，孔子一到武城，就听到了“弦歌之声”。孔子就笑了，说“割鸡焉用牛刀”。这意思也很明白：巴掌大的地方，也用得着一本正经办教育，搞礼乐教化？子游说：学生听先生讲过，君子学习礼乐就有爱心，小人学习礼乐就听使唤（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马上就改口说：同学们，阿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是开玩笑。
孔子真是开玩笑吗？未必。我们知道，武城是鲁国国都曲阜附近一个小邑，大约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乡。子游在那里推行礼乐教化，多少有点小题大做。所以孔子的“割鸡焉用牛刀”，就至少有点调侃。但这事不能较真。巴掌大的地方，那也是地方呀！礼乐教化既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你就不能说小地方用不着。所以，子游一较真，孔子就不好再调侃，只好打哈哈，说“前言戏之耳”。当时的神态，我想一定很好玩。
这就是我在《论语》中读出的孔子。他有血有肉，真情实感，不掩饰，不做作，有时还憨态可掬。我喜欢这样的孔子，不喜欢后来被圣化的孔子。
真实的孔子很孤独。据《论语·宪问》，孔子曾经对子贡说：没有人理解我呀（莫我知也夫）！子贡问：怎么就没人理解先生呢（何为其莫知子也）？孔子说，不抱怨老天，不怪罪别人（不怨天，不尤人），点点滴滴从下面学起，争取达到最高境界（下学而上达）。理解我的，只有老天爷吧（知我者其天乎）！
这段话不好理解。比如“下学而上达”，就各种解释都有。可是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解释就合于孔子本意，我的翻译也一样。“不怨天，不尤人”的本意倒是清楚，但孔子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就不清楚了。一种解释是：子贡问孔子，怎么就没有人理解先生呢？孔子回答说，因为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这是只有老天爷才能理解的。另一种解释是：孔子并不正面回答子贡的问题，只是说，尽管没有人理解我，我还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能理解的，只有老天爷吧！第一种解释是“回答”，第二种解释是“回应”。到底是哪一种，就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孔子认为没有人理解他。
实际情况，也大约如此。很多人都不理解孔子，包括他的学生。据《论语·述而》，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说：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隐瞒的吗（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没有什么隐瞒的呀（吾无隐乎尔）！我没有一件事情是要瞒着你们，不告诉你们，不让你们知道的（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这就是我，孔丘（是丘也）！
孔子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对谁说的，为什么要说，都不清楚。怎么理解，也众说纷纭。但我读来读去，总觉得里面有文章。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有学生表示出对先生的不满，而且这不满还很强烈，孔子才会出来发表这个声明。这可是没有证据的事，姑且存疑吧！但如果当真被学生怀疑，那是很伤心的事情。
不过更让孔子伤心的，恐怕还是他的理想不能实现，主张不能实行。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临终前对子贡说：天下失去正道和正义，已经太久了（天下无道久矣）。没有人能够继承我的思想，完成我未竟之事业（莫能宗予）。这话子贡听了，可能不以为然。怎么没有人？我们这些学生，不都是接班人吗？但我以为，孔子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实话。他的理想，恐怕直到现在也实现不了。后世尊奉的，都是走了样、变了味的孔子。这可是他老人家左右不了也奈何不得的事。
或许，这就是孔子了。他是文化巨匠，是失意官员，是模范教师，是孤独长者，是性情中人，还是众矢之的。自从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和儒家学派，他和他的学说、学派，就成了后世必须面对的对象，无法回避的话题，谁都绕不过去。墨家、道家、法家，群起而攻之；儒家自己，则一面继承维护，一面修正发展。但无论是继承和发展，还是反对和修正，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各不相同。墨家、道家、法家之间，包括儒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也要各抒己见，相互批判。由此，便引发了一场历时三百多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这就是本书要说的事情──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就为大家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