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灾难绵连，哀乐不断。我们的专栏版编辑小黑本来在窗台上架了一天文望远镜，没事就瞄人家的卧室，最近他把炮口上仰改看星象了。昨晚他梦见彗星撞地球，醒来作草木含悲状，命令我和米兰死磕，主题是生存和死亡，弄得我大白天老觉得脖子后边刮阴风。
其实男人和女人根本无法辩论。你说金戈铁马座山雕，她便祭出晓风残月红酥手，完全是不同流派。男人之所以比女人强壮，就是因为吵架吵不过，羞怒之下只好拔出老拳，长此以往，那肱二头肌就进化出来了。
比如尼日利亚空难后，他们的球队便取消了昆明之行。米兰说：那是一百多条人命啊，人家举国哀痛，不来是情理之中。我的所有反驳都被她斥之为“没有人性”，仿佛我是专卖人肉叉烧包的，这令我自卑，并且闭嘴。
其实米兰扣错了帽子。对死亡的恐惧不仅藏存在人性，而且藏存在兽性，兔死狐悲一说便是注脚。但人身为高级动物，深陷于悲伤是无益的。我们必须让自己的目光穿透灾难。尼日利亚的飞机摔下来，我们在发唁电的同时也要考虑合同毁约后巨大的损失；国航和北航的飞机摔下来，寻找黑匣子是最重要的。前者是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后者是对苟活者生命安全的尊重。
人性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命题，不能简单地计算或叠加。许多新闻报道里写了人，也写了性，但就是没有人性，这就像我住的杨箕村里由于楼房密集，所以无风，无月，但却有风月。
谈到人性，我忍不住要笔殴杨铭。杨铭说韩国人爱吃狗，暴露了残忍的国民性。我不得不揭发：杨铭这厮来自广西柳州，那是一座狗肉飘香的城市，不知有多少条狗惨死在他的利齿下。所以，把吃狗跟人性联系起来，似乎有点扯淡。
还说空难。其实，很多人实际上是死于飞机制造商之手。几十年前就有人发明了航空救生装置，是在飞机上安装一个巨型降落伞，在遭遇意外时可以软着陆，但制造商不肯装，理由是成本太高。每当发生空难时我都会怀念那个卖伞的家伙。但若冷静地看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拿那些飞机制造商没办法，制造任何产品都要核算边际成本，再说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他们非要装降落伞不可。理性有时候是很残忍的，像人类一样残忍。
据前方记者说，大连海域的遇难者都已在爆炸中被烧焦，要用DNA技术来甄别尸体，这一悲剧的起因有可能是乘客在厕所吸烟，教训极其惨痛。去年我从沈阳飞北京，有个肥猪般的中年男人直到飞机启动还在打手机，我愤怒地扑过去想揍他，后来空姐拦住我并勒令他关机。人性必须让步于理性，哪怕是他在跟临死的高堂老母通电话也不行。
如果没记错的话，5月7日这天是航空史上首次一天坠毁两架客机。当然，一天内掉下上百架飞机的事也不是没有，那是二战的时候。在和平时期，我们总是那么脆弱，所以，安琦哭了，为他的启蒙教练。但斯人已逝，悲伤过后还得继续自己的生活。
我和米兰同时在写这篇命题作文。米兰作圣母状，满脸悲戚，飞快地抒情；我叼着烟，有气无力地敲着键盘。她是容易沉浸在郁闷中的小女孩，而我年纪大了，目睹过很多熟识的人的遗体，听过多次葬礼上的哀乐和哀号。改天推荐米兰看一本书，张贤亮写的，叫《习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