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堤整理
談文學
我談文學也不是從理論上來談，我僅僅是說我體驗過文學的這種生活。
我也很放肆，幾十年來，我搞過音樂講座——我五線譜都搞不清楚的，（哄堂，掌聲）
我還開過拳擊和摔跤講座，（哄堂）
也講過地質學、林學和昆蟲學。所以我今天談文學同上述的講話一樣，都是不作準的。
為什麼不作準呢？我早在開始的時候就已申明過我的局限性。
老實說，我所依仗的力量是“童叟之言，百無禁忌”。
在各位專家面前放肆，放了一些童叟、幼稚、木呐的論調，相信不啻會得到原諒，甚至還希望得到喜歡。
文學在我的生活裏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繪畫。
我一生的70％的時間部花在木刻上，在學校，我教木刻。
為什麼我喜歡文學，喜歡雕塑，而繪畫擺在最後呢？因為繪畫可以養活前面三樣行檔。
文學也好，雕塑也好，都養不活自己的。（掌聲）
等我積蓄上可以的時候，就可以搞文學，搞雕塑——費錢又費時間。
文學，一支鋼筆就行了，但是稿費太少了。（掌聲）
文學給我帶來很大的快樂，我在義大利家裏的三樓寫文章，寫到得意的地方，哈哈大笑。
我女兒就問我你笑什麼？我說寫到了得意的一段，是關於家鄉的事情。
文學讓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我不相信別人能給我自由，我相信自己給的。
我相信科學，政治講科學，也就民主了。
我的第一篇文學“著作”，是70多年前寫在故鄉老家新房子的窗板上的。
大概是五歲還是四歲。全文是：“我們在家裏，大家有事做。”旁邊還畫了兒個京劇的臉譜。（掌聲）
“稿費”很豐富，挨了一頓痛打。（哄堂、掌聲）
新木的房子用墨書寫起來，簡直“入木三分”，書法酣暢，所以70多年後的今天還留在那裏。
房屋的板壁是我背負的文學的十字架的那種神聖感的紀念。
好些朋友問我，為什麼寫東西不用秘書，不用錄音和電腦？
我不明白寫文章用秘書用答錄機用電腦，怎麼還能寫出來。
或許將軍和老革命家敍述回憶錄的時候需要秘書，文學是不行的，它有文字語句的講究，
有上下旬音韻的節奏，有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夠醞釀出來的那種情調和氣氛，它不能光是講故事，
它要進入情境進入角色，要集中精神，鴉雀無聲地促湧出來。
要是有第二個人坐在旁邊，那就受到干擾了。
有一位陳恕先生，他在介紹《尤利西斯》的時候，說喬伊絲的文筆：
“在文學上精心推敲，使得每一個字都有音樂的韻味。
從結構上說，人物，語言和主題的陳述、再現和發展，酷似一首交響樂。
此外，他還模仿音樂、聲樂和樂器，精巧處理字和音節，節奏形式都是以聲樂配置而精心設計的，
母音、輔音、短語和節拍，經過細心安排，使之達到聽覺的效果，
高音及音色都和木管、銅管、打擊音樂相諧調，傳到聽眾的耳際和腦際，變成和諧音樂。
他對中心賦格的處理，使行動的敍述部分，編輯在精心設計的重複的旋律中。”
也就是說，他在寫東西的時候想到的是音樂，音節，文字的排列。
我喜歡講究的文學，喜歡有許多層次的音樂背景的交響樂式的文學，
所以有時候我故意找所謂的背景和層次來欣賞，我也如此這般地看待現實生活與人物。
這是一個講故事的開場白，底下的文學就是故事了。
“文革”以前，我跟人在邢臺地區搞“四清”，地委書記叫做賀耀明（音），常常給我們作報告。
他的報告雖然長，但是不討厭，有不少精彩的插話和故事。他說了這麼一個故事：
地委大廚房有一個70多歲的老炊事員，是個老共產黨員，沒有文化。解放前讓國民黨抓去受盡了酷刑，就是拒不招供。
國民黨行刑的人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他說：“是。”
“那麼你清楚你的領導是哪一個嗎？”
他說：“清楚啊。”
“你瞭解你的組織活動嗎？”
他說：“我怎麼不瞭解，當然瞭解呀。”
“那麼好吧，把你瞭解的都說出來，我們就不再讓你受刑了。”
他說：“上級交待過不讓說！”（掌聲）
後來他還在做炊事員。他沒什麼文化，不需要像李玉和那樣，一邊唱一邊講道理，
就是那麼簡單地把自己的基本理念說出來了。
1959年我帶了一個聰明而又逗皮的學生
——現在他已經是老教授了，原來在長沙，現在在哪裏我不清楚了——回到鳳凰，督促他搞畢業創作。
他原本搞得很隨便，畫幾筆，弄幾個銅版畫，將他在電影學院裏的女朋友像當作畢業創作。
我很生氣，就強迫他跟我一起回到我的故鄉鳳凰。住在我家。
幾天以後，我就和本地一個美術青年陪著他到鄉下總兵營去。
總兵營在離鳳凰70多裏地的高山上，出發的那天下著大雨。出城之後溯江而上，到了堤溪。
堤溪是我小時候翹課的重點風景區。（掌聲）
河兩邊是懸崖，摻雜著竹林和馬尾松林，山腰以上是大的樹木，太陽要到中午才照得到這條河流。
河淺而寬，以樹雜著無數石條，直到彼岸的稱為跳岩的設備過渡行人
﹝解釋：這個聽得懂吧，石頭豎著，人踩在上面一個一個過河的﹞，兩邊各有小碼頭，是遠鄉趕集必經之道。
雨下得大，離城五裏已經泥濘不堪。穿草鞋行走在泥濘上，有如溜冰，於是我們停憩在小石碼頭對陣的兩座小木屋前。
木屋主人，擺著個小香煙攤，天晴天兼賣茶水。
我從背包裏取出早就準備好的防滑用的“鐵馬”，乘休息之便，綁在草鞋底下。
木屋的主人30來歲，是位清臒的文雅人，給我抽出床墊底下的稻草搓繩子，順便問我是哪裏人，到哪裏去。
我說是北門文星街黃家的子弟，他興奮起來，他告訴我他是我父母的學生。
認識，那就好辦了，也就變成了有交情的朋友。
我說好兩個月以後我們回來，他說他會在後山的崖壁上摘一些茶葉，好了，等我們回來在溪邊好好地喝一次茶。
兩個月以後我們回來了，一路想念等著我們的那個茶亭主人和那一壺好山茶，
過了跳岩，小木樓的門上了鋪板了，可能是主人進城去了。
我們坐在木樓前的石階上，真是書上所說的悵然良久。喪氣地走完剩下的五里路，回到家裏。
我家住在小山坡上，小山路上長了野漆樹。幾天之後我從街上回家，見路邊停著塊門板。
門板棉被底下蓋著個死人，一位老太太在旁邊輕輕地抽泣，說著：“兒呀兒呀，你怎麼這麼蠢。”
吃飯的時候我想起這件事便告訴母親，母親說她早聽到了。
這個人在堤溪幫公社賣香煙，前幾天過路趕場歇腳的人順手偷了他兩塊多錢，
他想一想沒有錢交公社的賬了，便一索子吊死在樓上。
這麼說來，這位朋友“掛”在樓上的時候，我們坐在樓下，還在想念他那一壺好茶。
那個時候為一兩塊錢，逼死一個人的說法，現在沒有人會相信了。這是一個故事。
還有一個故事。
1960年前後，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我那幫學生跟我到遼寧金縣①朱家屯的一個黑嘴子漁區體驗生活兩個月，
我把我四歲大的女兒帶在身邊，讓她有機會見習見習這個世界。
黑嘴子那個地方，只有漁汛的時候漁民才來這裏捕魚作業，平時都在五六裏七八裏的家裏，這兒到時候使荒無人煙。
漁民有二三十人，加上美院二三十人，便成了一個熱鬧的場所。
有一天來了一個十六七歲的農村姑娘，要找我的女兒，她一見她就喜歡得不得了，
硬說要帶她回五里遠的家裏去，說有一樣好東西要送給她。
我想好東西大概是海裏面撿來的貝殼什麼的，於是一位年輕的漁民和我及我的女兒便跟著她上路了，
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路越走越遠越陡，穿過好多麥田，來到一個靜悄悄的村莊，大夥都在地裏勞動。
女孩開了村邊一個小院子的大門，又開了堂屋的門，所有的炕上都在培著白薯秧子。
女孩太過興奮，房門費了好大的勁才打開，炕上仍然是秧苗。
她小心踩上床沿，打開鎖著的小壁櫥，從裏頭捧出個大紅包。
她高興得發抖，小心關照我女兒別焦急，
一層兩層三層四層打開了一個嬰兒拳頭大的、蓋著四個小紅點的白饅頭。
饅頭已經硬得像石頭了，女孩子滿臉通紅地叫著，你吃呀，你看多白的饃饃。
女兒很為難。她咬不動，她看著我。
我連忙就說，是啊，多好啊，謝謝姐姐了，我們帶著回去慢慢吃吧。
就這樣，我們和那個女孩子就告別了。那種歡心，那種笑容，我永遠難忘。
①金縣在旅大市中部東臨黃海西臨渤海。哈大及金州至城子坦鐵路在境內交會。
1963年，學校派我去參加中央文化工作隊。
一共有幾十個隊，我去的是遼寧隊，以中央樂團為主，兼插了幾位歌劇舞劇院、京劇院、話劇院同我們這些畫畫的人。
一邊參加“四清”，一邊送文化下鄉。在遼寧蓋平縣①到營口的鐵路沿線一帶，一共泡了一年。
有一次下大雪，我們在一個名叫朱家屯的村子裏開展工作，時間是三天。
搞美術的教老鄉畫畫，搞戲曲音樂舞蹈的教老鄉唱歌跳舞。第三大夜裏舉行個聯歡會，各村的老鄉都來看熱鬧。
除了文化工作隊是演出的主體上外，工作隊的女同志居然在三天時間內將村裏好看的人姑娘都調動起來，
在那麼短的時間中訓練她們演了一場歌舞，老鄉們看了之後，讚歎不已，都說搞得這麼熱鬧，真了不得。
①蓋平縣舊縣名。1965年改名蓋縣。在遼東半島西北部。
第二天還是大雪，我們到別處去了，是步行，全隊幾十人扛著抬著行頭，很辛苦，人漸漸疏遠在雪地上了。
我陪著一個女大提琴手，她幫我背回箱，我幫她背大提琴，呼呼呵呵，一尺多深的雪地上走得很不成樣子。
她說你知道吧，昨天晚上演出之後，我們女班出了一件大事。
我說不知道。
她說演出之後回到住處，快半夜了，突然有人急迫地敲門，原來就是那位大家都說她是全村最漂亮的女孩。
一見到我們，她就抱頭痛哭，把我們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她說她騙了我們。她說長了這麼人，從來也沒有過過像這麼三大這樣的好日子，把她當人的日子。
她說我對不起你們工作隊，我不過是想親近你們，我不是貧下中農的女兒，我是富農的女兒，我騙了你們。
這位女大提琴手就告訴我了，她說，老黃，我是團支書，這個事情撞到我的頭上，
“四清”裏面有一“清”是清理階級隊伍，事情性質這麼嚴重，你看我彙報不彙報。
我給她打了那麼久一人多高的大提琴，已經累得像個爺爺了，還拿這段新聞來壓我，
我原本應當罵這個狗婆娘活該。因為我太累了，快斷氣了，這架倒楣的千刀萬剮的大提琴。
我就說你前陣子不是常常說你到了更年期嗎，記性不好嗎，你怎麼現在記性這樣好啦，你不會忘掉嗎！（哄堂、掌聲）
她走在前頭，聽了我的話，她曬曬地偷笑。
我想好了，笑就好辦。那個年月，有大多的這樣的故事。一個火車就是一火車這樣的故事，想起來真是沉重不堪。
改革開放以後，我碰到過兩個故事。
我到上海去，好多年好多年沒有去了，就是前兩年的事情。我住在廣東人開的一家飯店裏面，離市區很遠。
我叫了部計程車。不料開車的是位女士，年輕的。她對我很好奇，就問老先生你是幹什麼工作的？
我說教書。
教哪一種書？
我說畫畫。
她說畫畫，你是老畫家啦，我丈夫也是個畫畫的，你不知道，他真是有天分呀，畫得好極了，
畫什麼像什麼，可惜你不能見到他，個天真可惜哇。
我說你先生在哪裏工作？
她說在紙廠做出納，我現在不讓他做出納了，叫他辭了工作，在家裏畫畫，我開車養他，
過幾年，他就會像你一樣，是個很好的畫家啦，你等著看。
我就說你可了不起。
她說畫畫需要時間，我不讓他幹苦力。
到了飯店，我付了車錢，我說你稍微等一下，我上去一下馬上就下來。
我從房間裏拿出一本畫冊，又問了她先生叫什麼名字，祝賀他成功，將畫冊送給他。
前幾年我去了一趟廈門，我在廈門集美學校讀過書，那裏有我許多同學和熟人。
於是，朋友帶我到各處去懷舊，弄得有聲有色。大家去了一趟鼓浪嶼。
鼓浪嶼和以前不一樣了，有條街是專門賣旅遊紀念品的，當然離不了古董古畫。
朋友跟老闆是熟人，便想到古董店去坐坐也必定會有意思。
老闆是個熟人，不俗氣，他不常常提到當官的朋友和生意，說開這個店一半是為了好玩。
我是相信的，另一半不說我也可以理解。
倒茶水的是位穿著很體面的小胖子，年紀二十上下，笑眯眯的，倒起茶來十分麻利，
一杯一杯地放在客人面前，一閃就不見了。
老闆似乎看出了我們的神氣，就告訴我們說，這是街上的孩子。
什麼叫做街上的孩子？
老闆補充說，就是我們街上長大的孩子。
他指指這個，腦子有點問題，弱智，人很善良，把這條街所有的鋪子都當自己的家，
家家也都把他當自己的孩子，懂規矩，懂禮貌，知趣，走到哪家在哪家吃飯，
全街人養他，給零用錢，給衣穿，從來不鬧脾氣，跟遍街的孩子都好，
又指指對門的那個鋪子，你看看，他又在那裏給人倒茶了。
他住在哪裏呢？問他。
他是有家的。有個爹，是退休工人，媽早就死了。最近廈門市政府給他爹分了一套房子，在市區的三樓。
我們不讓他走。對他爹說搬到廈門這孩子會病的，人地兩疏，彼此不熟悉，要重新熟悉新環境，不容易適應，
沒地方去的話，街上的孩子會欺負他。後來他就留下來了。大夥正設法給他們父子倆整修房子，讓他們過得好些。
看起來這個世界日子過得好一點的時候，人就會重新想起愛這個東西。日子不好過，愛無所依託。
我從來不相信江青講的：“寧願要社會主義的草。”
都吃草，那還叫社會主義嗎？（掌聲）
生活好了，人們要重新整頓失落的東西，包括愛、文化、道德甚至包括交通秩序，一切都將自自然然進行，
不吹牛，不宣揚，不虛張聲勢，有一天連宣傳好人好事的工作都沒有必要了。
想想那位做司機的年輕妻子，想想鼓浪嶼那條街的愛心，豈知乎稍加筆墨渲染就會玷污了它。
讓這種平安寧祥的生活繼續進行下去吧，千萬別去打擾它。
像契訶夫告訴我們的：“好與壞，都別叫出聲來。”
很多年前，我跟聶紺弩先生走在街上，我告訴他有個很好的故事。
他說故事並不重要，要看誰來說。
看起來那個偉大的“誰”是很重要的。
我少年時代聽家父說過，他聽我的太祖母談起過龔定庵①那是那一篇《病梅館記》引起來的，
她說龔瑤人的人品是從自己的文章裏養出來的。
大婆是個瞎子，我一兩歲的時候見過她。我長大以後，時常想起這句話。
自己的文章，伴著自己的經歷，培養自己。
卓別林從滑稽演員到大師，契訶夫從寫滑稽文章的契洪茄，到大師的契訶夫，
人格和氣質都是從自己的文章中脫穎而出的。
(①即龔自珍，1792－1841，字(王瑟)人，清代思想家、文學史家。)
我不懂文學規律，寫起小說來提綱都沒有。
畫畫也不打稿，我是個外行，是界外的人，所以膽子特別大。
其實膽子的問題呢，前幾年我住院已經把膽囊取掉了，
所以朋友就笑我，給我寫了副對聯的上聯，求對下聯，到現在沒有人對上。
這個上聯是這樣的：“無膽比有膽者膽大”。
膽子大並非藝術，沒什麼了不起，我心無大志，作品馬馬虎虎，只是勞動態度還過得去。
論勞動態度牛比我好多了，所以也算不上什麼長處。謝謝！（掌聲）
《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