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后期，曹家又有了兴旺的迹象。毕竟是老奴才，还沐浴着皇恩呢，亲王中也有世交，像怡亲王允祥。曹雪芹的一个姐姐入宫做了贵妃，家族更有了靠山。代价却是：皇妃姐姐也将曹氏家族拖进了皇家的争斗场。
这期间，曹雪芹已移居北京，也许常回金陵。后来写《石头记》是在北京，而小说中的场景以金陵为主。换句话说，曹雪芹的情感记忆是冲着南方的。吴世昌先生曾指出，大观园的旧址是南京的随园，现在却搬到了北京。
曹雪芹打小就熟悉北京，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红楼梦》用的是北京话，将土语、口语提炼成书面语。
作家待在北方，记忆朝着南方……
《红楼梦》的写作姿态是这样吧？
到乾隆朝的某一年，由于无休止的、充满了偶然性的权力斗争，曹家左支右绌，补了东墙垮了西墙，终于撑不住，从根基上垮下来，一败涂地。
曹家繁荣六十余年，由盛到衰，又花了近二十年。曹雪芹的生平，细节模糊，但大线条是清晰的。他过了十几年好日子，“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接下来，眼睁睁瞧着败相纷呈，家族上下苦挣扎。短期内急转直下，落差大，印象深，感慨多。
语言艺术瞄准落差，始于二十多岁的《情僧录》或《风月宝鉴》。富贵气象，女人们占主角。有出息的男人都在外面奋斗乌纱帽。曹雪芹却在园子里赢得了女性视角，看透了男人的扭曲变形。
看透是说：作家深入了女性世界，于是看透了与清爽女性相对立的、污浊的男性世界。
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这可是不折不扣的破天荒头一回！
一部《红楼梦》，首要价值在此。其次才是家族兴衰的巨幅画卷。再次，方为社会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各类专史：礼俗史、馔肴史、建筑史、园林史、服饰史、中药史、游戏史、奴婢史、优伶史、诉讼史、交通史、占卜史、殡葬史……
所有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专史，抵得过几千年华夏女儿的辛酸史么？
如果曹雪芹一直待在女儿堆中做他的“混世魔王”，那么，他也看不清女儿世界，不会为这个由他发现的清爽世界振臂欢呼。他的生存有悖论，有剧烈的矛盾冲突。当性别意识浮出水面，他一定是很不痛快，面临着性别分裂的难以名状的痛苦。而父权的压力、“仕途经济”的催逼，使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对男人厌透了，并把这种厌烦上升到价值判断的层面。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笔者敢断言，曹雪芹终其一生，最想说的就是这句话！
有此一句还不够，作家又生发说：“凡山川日月之精华，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一锤定音了。
这一锤敲出来的，却是黄钟大吕。
《红楼梦》写人性，这一目了然。人性与家族统治，具有结构性矛盾。家族总要出逆子，要“反嗜自身”，这逆子，却又符合人性的方向，社会进步的方向。我总怀疑，贾政毒打贾宝玉，是真想打死他，灭掉这个家族的“孽障”。
《红楼梦》是在人性深处绽放的汉语之花，和李清照异曲同工：李清照是女性发现了女性，曹雪芹则是男性发现了女性。二者俱为“新大陆”式的发现。《石头记》在清朝中叶的问世，有石破天惊之效。
曹雪芹的攻击点，与其说是男人，不如说是皇权。
巨大的疑惑伴随着作家的成长，他急于追问的，是若干年来的同一个问题：奔仕途的男人们怎么全都是面目可憎、没一个好东西？
家族败亡，看不出曹雪芹有内疚——这曹家嫡孙，未能担起家族的大梁。也许他的潜意识，还有几分幸灾乐祸。《红楼梦》悲金悼玉，不悼家族。家族的荣辱沉俘，与他何干？家族为姐妹们提供了园子，却以隐形手段向她们施压、施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作家对父亲这个最大的家族符号只有惧怕，没有尊重：贾宝玉打死也不愿意做父亲那样的人，过父亲那样的道貌岸然的日子。
西方男性有弑父情结。中国的男孩儿可能有憎父情结。这原因倒不复杂：父亲通常代表社会向小孩子源源不断施加压力。
清代的宗法社会严密，无论在官还是在民，都受到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男人吃不消，把压力转移给女人。
大观园群芳争艳，脂粉香浓，呈现为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但女孩儿大一日，压力就增大一分。雪压霜欺的背后，赫然露出男权大手。而男权嚣张，乃是统治格局使然。
有清史学者讲，满族人初入关，尚有八旗旗主共治的局面，到后来，渐渐落入皇权独尊的窠臼，皇子又多，派系林立，倾轧成常态。政治生态日趋恶化，贪官庸官层出不穷。
汉人高官，往往变形更甚。
官场中人，个个是钻营忘恩的贾雨村，一张脸迭着几张脸；外表光鲜，人五人六的，内里脓血流淌，腐臭难闻。曹雪芹嗅觉灵敏，闻到臭味儿走开了，他可没兴趣写一本官场现形记、沿着“护官符”的线索揭它个底朝天。官员面目可憎，毫无美感可言。曹雪芹把视线挪向别处。正好比阮藉朝司马昭翻白眼，陶潜扔了官帽转身向丘山……
不为几个奇女子，多半没有《红楼梦》。这座巍峨堂皇的艺术宫殿，芳菲园姹紫嫣红是基础。
写女儿世界的清爽，反衬须眉男子的污浊。我们先看林黛玉。
曹雪芹的身世，容后细表。
艺术殿堂中的虚构人物，林黛玉居于女性长廊之第一号。这三个字，照面就有感觉。可惜有些阅读，容易在小性子的层面上理解她。电视剧《红楼梦》对黛玉的演绎，又强化这一误读。林黛玉对爱的执拗，往往落实到使不完的小性子。电视剧弄了一些诗词场景，观众又似懂非懂。越剧《红楼梦》中王文娟饰林黛玉，通过唱腔、台步与舞蹈，逼近了黛玉的气质，因而获得成功。爱情悲剧获得了力度。这方面，电影故事片和电视连续剧可能先天不足。
鲁迅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林黛玉之于曹雪芹，意味着女性的最高价值。大观园金钗争艳，贾宝玉独钟情于黛玉，不是无缘无故的。宝哥哥爱林妹妹，包括爱林妹妹的小性子。何以如此？盖因爱人者，深知对方的处境。黛玉孤身从南方来，本已寄人篱下，处处小心；偏又爱上宝玉，生出许多烦恼。宝黛相爱，却是明知这爱情不能自己作主，诸般烦恼、猜疑、敏感由此滋生，还不能说破：曹雪芹对此不着一字。潇湘馆里的每一次哭闹，最终总是宝玉赔不是。我初读小说时对这个也有点烦，后来理解了，反生敬意。爱人者当如此，看到心爱之人的全貌，体谅她生存的每一个细节。贾宝玉显然比一般男子更懂得什么叫爱。
曹雪芹让林黛玉入住潇湘馆，再妥帖不过了。竹子青幽、婀娜、孤傲，竹子又暗示湘妃的眼泪。后来起诗社，宝玉索性管黛玉叫潇湘妃子。林黛玉的感人处，是她蔑视皇帝王爷，宝玉转赠北静王送的礼物，她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东西！”她从不鼓励宝玉走仕途经济，深得宝玉之心。为何不鼓励？因为她也爱着，懂得宝玉的精神内核。宝玉反抗宗法社会，她始终是支持者，同盟者，不幸她也是受害者。
林黛玉爱得纯粹，因而爱得高贵，什么王爷，什么皇帝，她才不在乎呢。江南贵族小姐，又经诗词陶冶过的，林黛玉爱起人来就像李清照。而爱在古代，是个受压迫的字眼，社会不允许。宝黛二人的反叛性汇聚于爱。春日里，他们同看撩拨性情的《西厢记》。撩拨性情是说：拂去几千年礼教尘土，让爱意重见天日。黛玉是礼教背景下的情爱至上主义者，她爱贾宝玉，不含世俗成分。即使宝玉沦为乞丐，她照样爱。晴雯也会这样，宝姐姐、花袭人有点说不准。
爱，呈现为价值。今天亦如此。爱以自身为目的，不讲附加条件，更不以爱为手段去谋求其他的东西。这境界，也许一般女性由于种种现实考虑而难以企及，但内心深处是向往的。有向往在，就会有境界存。这好比说：如果地球上的人还能仰望，就会有浩瀚星空。
林黛玉的敏感有两点：一是关涉爱情，二是牵涉身世。设身处地为她想想，不敏感也难。除开这两点，她倒是很不敏感的，在贾母、王夫人跟前，她没有半点邀怜取宠讨巧卖乖的姿态。女孩儿若稍存机心，是会取悦老太太、太太的。或者去鼓励宝玉学八股文，暗博贾政欢心。林黛玉哪有这些动作？曹雪芹安排晴雯的眉眼儿酷似黛玉，寓意不浅。黛玉为人，有她的原则性。她的不作为，其实处处是作为。
金陵十二钗，原是各有各的敏感：凤姐儿敏感贾府名利场，探春敏感嫡庶等级，宝钗敏感人事分寸……而林丫头于这些旁人的敏感处，木起来没个完，许多事，放到她眼皮底下，她也看不见的。对她来说，爱是玲珑剔透，不含一丝杂质，不越雷池一步。她使点小性儿，却不搞小动作。爱，矜持着。
通过林黛玉，我们知道了，什么叫纯粹的、高贵的爱情。
就一般恋爱中的男女而言，为终成眷属而搞点小动作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男女永远不搞小动作，即使恋爱前景难测，她也不搞，不懂得搞，她在“不”的领域中自持，自尊，这便是所谓纯粹、高贵了。
高贵非富贵，但二者有牵连。黛玉的爱不带功利色彩，和她贵族小姐的身份有关。托尔斯泰写俄罗斯上流社会女子，如安娜，吉提，娜达萨，已经让我们见识了许多。
中外大家族，既有逆子，便有“逆女”。所谓家族反嗜自身，必有“反嗜男女”的出现。林黛玉为何能反叛？因为她是骨子里的诗人，有纯正的文化基因。像她这样的诗人，很容易通向“人的自觉”，通向新女性的自觉。
历代名媛才女，唯有李清照和曹公笔下的林黛玉有一比，其余如卓文君、蔡文姬、崔莺莺、红拂等，均在礼教的框架内搞点小动作，难以和李、林二女相提并论。李清照富贵、高贵，一颗晶莹诗心光芒四射。又敢爱、敢恨、敢生气、敢性爱、敢写描画少妇寡妇情状的郁闷诗、敢于批评古今大文人……并且，置舆论与门第于不顾：说改嫁就改嫁，欲离婚便离婚。曹公描绘黛玉，心里想必有李清照的影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