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三

人到中年,几番“学仕”失败,他才看透了。不单是看透官场,他也看透自己。像他这样的人,不归是不行了。“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归到上京里,归到园田居。前者为老宅,后者有他家的田产,学者考证有十几亩。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他没料到,比如园田居失火,房子烧光了。又遇灾年,逢兵乱,他穷得断酒,饿肚子:

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这已经是辗转乞讨了,又饿又羞怯的情状溢于言表。何之: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这里。估计他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敲门尚且拙言辞。而当初辞掉彭泽县令,他没想到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可他的五个儿子都活下来了,他为父是称职的。他异乡乞讨,讨回的粗食分给五双小手。

战乱赋税高,种田人朝不保夕。渊明一生,饿过三次肚子,分别是青年、中年和暮年。短则半月,多则半年。

有个日本学者,名字我忘了,断言陶渊明隐在乡下而心系名利场,这人是胡说。魏晋隐士,确实不乏借“隐”扬名、从山林跃入官场之辈,但问题是:陶渊明根本就不是什么隐士。《晋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取的是官方立场:有才华有名望的人,他不在官府里,他就是隐士。还有一种隐士,官当够了,钱捞足了,搬到乡下去,迈起四方步,摇头晃脑念几句古诗。陶渊明的诗中提到过隐士,可他的“咏贫士”、“咏荆柯”、“咏山海经”不是更多吗?他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官场呆不下去就回家种地,是后人把他捧到“隐逸诗人之宗”的牌位上去。他变成木偶了。

我们品读他,就是要还原他的本相。

我读他近三十年,从来不觉得他是隐士。他为夫为父,他奔走官府,他躬耕田地,他爱酒爱美女,他体验疾病与死亡,他巴望儿子有出息……世俗的东西他样样不缺,他也不炼丹,不辟谷,不学长寿术,反对当神仙,凭什么说他是隐士?

当时有“浔阳三隐”之说:浔阳境内的三个县令相继辞官归田,渊明是其中之一。但我们不必对这类说法过于当真。那个年代,隐士的帽子满天飞,陶渊明当过县令,辞官归家,隐士的帽子就飞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质量小,他会以此炫耀;如果他想沽名钓誉,他会拿这顶帽子做足文章,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跳回名利场。而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从未以隐士自居。帽子发给他,他也接过去,随手一搁,不知放哪儿去了。

品读陶渊明,这也是关键处。这些地方,尤其需要“思想的细心。”

渊明的生平,我们先说到这儿。后面展读他的诗篇,再来打量他弥漫在诗中的、激动人心的生存细节。

渊明的着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青壮年,他有鲁迅所谓“金刚怒目式”的句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话中敢与天帝斗的断头勇士,干为盾,戚为长柄斧。古代汉语,这些都是常用字。鲁迅自己是斗士,所以偏爱这两句。可是生逢乱世,渊明如何舞干戚呢?倒不如说,“猛志”内化为桀骜不驯的个性,并“常在”,一辈子改不掉。

渊明二十九岁初入仕,为江州祭酒,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晋书》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段话表明,他年轻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不好,做小吏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回家了。第一次“学仕”,几乎交了白卷。州府又叫他担任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写官言文章,整天炮制假大空的东西,他没去。主簿官职卑微,却离领导近,可以做跳板。不少年轻人想去但去不了。渊明在祭酒的位置上“自解归”,领导派人来叫他,让他干秘书,他婉言谢绝了。看来,领导把他辞官的举动理解偏了。

这一年,长子陶俨出生。次年,妻子去世,可能死于营养不良。渊明三十一岁,继娶翟氏。这是一个勤劳而健壮的女人,读过书,能持家。萧统《陶渊明传》说:“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萧统是《文选》的编着者,对魏晋及魏晋前的文学史贡献很大。《南史》亦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古人用词很讲究的,“志趣”二字,说明翟氏不仅勤劳,而且与丈夫趣味相投。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苦中有乐。如果她抱怨,像今天的很多女人,逼丈夫捞官敛财,渊明不会写出那么多好诗。通过翟氏,我们不难设想,渊明有十几年的光景生活幸福。翟氏为他生下四个儿子,加上陶俨五个。古代妇女,这可是了不起的,她是一位“英雄母亲”。时过一千五百多年,我们向她致敬。

渊明第二次学做官,是到荆州府,大概在三十五六岁。做了一年多,没有主动辞职。母亲去世了,他归家居丧,居丧一般是三年,也有两年半的。这规矩由孔圣人定下,理由是:小孩儿要长到三岁,方能说话行走,所以对父母的亡故,要居丧三年。渊明居丧的两三年,生活是不错的,名篇《和郭主簿二首》写于此时,我们来看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