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国是用千机轰炸向元首祝寿的。但希特勒的信心似乎坚不可摧。4月20日一整天，他都对前来祝寿的客人们说，他仍坚信俄国人将会败在柏林。下午，他在总理府花园内接见了一群“希特勒青年”，感谢他们在首都英勇奋战。之后，他便钻进地堡，接见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邓尼茨觉得，希特勒像是不堪负重的老人。接着，元首又热情地问候了凯特尔。“在Ａｔｌｅｎｔａｔ期间，你救了我，也是你把我弄出拉斯登堡的。我不会忘记你。你决策做得对，行动得也对。”
凯特尔冲口说道：“谈判应立即进行，不然柏林会成为战场。”希特勒插嘴说：“凯特尔，我需要什么我心里清楚。我要打下去，不管是在柏林里边还是外边打。”与约德尔面对面磋商后，他便走了。文武官员们——包括鲍曼、里宾特洛甫和施佩尔在内——列队欢送他；他与众人一一握手，还说了一两句话。几乎人人都劝他趁现在道路仍然畅通，快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坚决不去。他说，从此以后帝国将分成两个战区，北区由邓尼茨负责指挥。南区指挥合乎逻辑的人选是西线指挥艾伯特·凯塞林，但他又想让戈林担任——或许系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说，他会让上帝去做抉择。他建议，各战区的参谋人员分成两半，选往南区的需于当晚南下贝希特斯加登。戈林问，是他自己南下呢，还是派他的参谋长科勒前往？“你自己去。”元首说。先前如此亲密的两个老同志，便客气地在冷漠中分别了。戈林立即动身前往卡林霍尔——在那里，他的管家已将衣服和艺术珍品装好了14辆车。
希特勒独自与爱娃和几个秘书进餐。她们再次劝他南下，他却说，这样一来，他便像西藏喇嘛转动空经轮一样，“我必须在柏林强行做决定——否则便灭亡。”午夜后，他把两位年纪较大的秘书召到他的私室内，叫她们在半小时左右内乘车与普特卡默海军上将和另外80人一起，前往上萨尔茨堡。（南下的人们中有莫雷尔医生。他是被发配至南方的，发配的原因是，他建议给希特勒注射咖啡因，以解除他的疲劳。“你大概还会给我注射吗啡呢！”希特勒吼叫完后，当场令他脱下元首私人医生的制服。“你走！像从未见过我那样。”莫雷尔当场瘫倒在希特勒足下，被人架了出去，战后不久，他身心崩溃，死了。）这两个女人吃惊地瞪着大眼。他的解释是，跟他最久的是她俩。另外呢，沃尔夫小姐还有个老母亲要供养。“我会尽快与你们会合。”他说话声很小，想掩盖左手的颤抖又掩盖不住。他叹了一口气，这口气，施洛德小姐觉得，是从绝望的人口中叹出来的。一会儿，他打电话告诉她，柏林已被包围。她只能在拂晓时出发。几分钟后，他又来电话说，空袭警报一解除，飞机便立刻起飞。她听不太懂（因他说话时喉咙咯咯作响），便叫他重复说一次。他什么也没说。他向她的同事沃尔夫小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完了。”
当晚天色尚早时，向元首祝寿完毕后，希姆莱便离开了地堡，乘车在滂沱大雨中行进了几小时，才见到“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马苏尔。希姆莱说，他曾被授权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他最初的计划是要通过移民的办法，人道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连那些自称与犹太人友好的国家都拒绝接受他们。“通过战争，”希姆莱说，“我们接触了东方的犹太无产阶级大众。这便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身后不能藏着这样一个敌人。”这些犹太人不但在援助游击队，还传染诸如斑疹、伤寒等疾病。“为了刹住流行病，”他解释说，“我们不得不造了些焚尸场，以便焚毁大批死于这种病的人的尸体。现在呢，他们倒打一耙，对我们这种做法说三道四！”
“做过的许多事情是无法弥补的，”马苏尔说，“但是，我们如果要给我们人民的未来架起一座桥梁，那么，现在仍活在德国统治区内的犹太人就必须继续活下去。”希姆莱抗议说，他历来就主张将集中营移交给盟国。他不是将卑尔根贝尔申和布痕瓦尔德这样做了吗？但是，请看看他得到了什么报应吧：美国人伪造暴行照片，到处散发！当他让2700名犹太人前往瑞士时，外国报纸便宣称，他之此为系为自己开脱，以示与己无关，“我无须自我开脱。我历来都是如此做的，我觉得这才能满足我的人民的需要。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肯定没有靠它发财。”
马苏尔出门后，希姆莱突然问，他的前任格斯坦是否能飞到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去，讨论立刻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请努力叫艾森豪威尔相信，人类的真正敌人是苏俄，只有我们德国人才能打败它。我会将胜利让给西方同盟国，他们只需给我们时间去打败俄国就行了。如果给我以装备，我还能这样做的。”
待马苏尔回来后，希姆莱说，为了表明他恪守信用，他会立即从腊文斯勃鲁克释放1000名犹太妇女。他规定，应为这些人抵达瑞典之事保密，还建议称她们为“波兰人”，不叫“犹太人”。拂晓，希姆莱告诉了马苏尔，乘车前往格哈特疗养院——伯纳多特伯爵在那里等候他。两人共进早餐。希姆莱虽然乘车劳顿，胃口却好像未受影响，虽然他不得不时时用指甲去轻敲他的门牙。伯纳多特提出，允许斯堪的纳维亚的被俘人员从丹麦转入瑞典。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遭希姆莱的拒绝，这实在无法解释。伯纳多特主动提出，把腊文斯勃鲁克的妇女全部交给瑞典红十字会去处理。之后，他便睡觉去了。当天下午，希姆莱将舒伦堡召至他的卧室，说，他感觉很不舒服。他们二人坐上小汽车，沿着拥挤不堪的公路爬行，回附近的司令部时，希姆莱说：“舒伦堡，我怕已劫数难逃。”
“这该给你勇气采取行动才是。”
希姆莱沉默不语。当舒伦堡批评将所有集中营都撤退的不现实的政策时，他像个挨骂的孩子，噘着嘴。“舒伦堡，你可别干这事，”他说，“因为没将布痕瓦尔德和卑尔根贝尔申全部撤完，元首已咆哮了好几天了。”
希姆莱向马苏尔保证，目前，一切撤退工作已告终止；地处朱可夫进军柏林途中的萨克森豪森，其犯人正被驱出兵营，冒雨上路出发；东面10英里外，朱可夫的炮火正在轰鸣。红十字会要求集中营主管将萨克森豪森移交给他们，但遭拒绝，理由是，希姆莱有令，待俄国人逼近时，除医院外，一切均需撤离。于是，近4万名腹中无食，病魔缠身，衣着褴褛的犯人，便排成两队，被驱出集中营。在滂沱大雨中，哨兵们驱赶着他们，朝西北方向走去。凡赶不上队伍的，一律被枪毙并抛尸沟中。
“某个民族，他们的女人遭人强奸，男人们连架也不打，对这样一个民族，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痛苦地向他的副官们承认，战争的败局已无可挽回了——不是因为希特勒之故，而是人民让他失败了。“所有的计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人民说来，实在是太高尚了……他们活该承受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命运。”他甚至连自己的副官也斥责一番，“还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一道工作？现在，你们去割你们的小喉咙吧！不过，待我们下台时，让整个地球都发抖吧！”整天，戈培尔又是失望又是悔恨，一听到两名秘书骑自行车逃亡乡下，便抱怨道：“我现在问你们，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现在怎能保证正常的办公时间呢？”
东线谣言四起，说柏林的领导人已放弃了一切希望，说最高统帅部已逃至贝希特斯加登去了。在维斯杜拉河战线上，俄国人已打开了五六个突破口；红军的一支先头部队，离柏林和元首的地堡，只有20英里。至4月21日中午，它已近在大炮射程之内了，在元首的地堡内已能隐约听到炮声。约德尔报告说，朱可夫的一个纵队正在包围曼特菲尔的那个军。为了阻击这个纵队，由党卫军将军菲力克斯·施坦因纳指挥的一支小型后备队，则在柏林北面25英里处布防。
希特勒一听，立时伸直了腰。与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一样，施坦因纳是个有魔力的名字；2月间，朱可夫进军之所以受阻，就是由于他从波美拉尼亚湾拼命进攻之故。希特勒伏身看了一阵地图，抬起头来，双眼闪光。“反攻！”他激动地说，“由施坦因纳直插东南，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以此大胆的一击，柏林便可保住，曼特菲尔也不致被围。”他亲自向施坦因纳下令，禁止他向西退却。“凡不是无条件服从此令之军官，便将他逮捕，立即枪决。你，施坦因纳，要用你的脑袋保证这份命令得以执行。”施坦因纳从元首那里收到的无法执行的命令中，这份是最愚蠢的。他的装甲兵团只是在名义上还存在。他不想在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中让自己的部队做无谓的牺牲，所以，他只好做点表面功夫，来个阳奉阴违——对一个曾考虑要绑架元首的人来说，这个决定是很容易做的。
鲍曼也知道局势已无望。他给身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他在蒂罗尔给孩子们找到了一个“奇妙的藏身之地”。她应扮作寻找避难所的、流离失所的孩子们的监护人。为了使他们装得更像，他已在加米施的一家幼儿园里绑架了6个孩子。
4月22日上午，施坦因纳成了地堡内谈话的主题。他从北面发动进攻为柏林解围的战役是否已经开始？如已开始，进展如何？陆军参谋总长，即古德里安的继任人汉斯·克莱勃斯将军总是说，没有肯定的消息可以报告。希特勒的忧虑与时俱增。在下午的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在听到柏林已三面被围的消息后，希特勒最后一次问，施坦因纳进攻的进展如何了？克莱勃斯迫于无奈，只好将实情相告：施坦因纳兵团仍处在组织阶段，没有消息可以报告。
希特勒的头震了一下，接着，他便大口大口地喘气。他严厉地令众人离开房间——除了他的将领和鲍曼外。其他人一听，连忙争先恐后地逃到房外去了。他们在客厅内等候着，一声不吭，诚惶诚恐。房门一关，希特勒便立刻站立起来。他前俯后仰，猛烈地挥动右臂，大声呵斥说，他周围全是卖国贼和谎言家。他喊道，所有的人都太低级、太庸俗，根本无法理解他的伟大目标。他深受腐败和懦弱者之害，现在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听他说话的人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用手指指着各位将领，指责他们给战争带来了灾难。唯一进行了反驳的人是鲍曼。军官们很是惊奇，但鲍曼说的一番话，与其说是为军方辩护，倒不如说是让希特勒冷静下来。
关于施坦因纳，希特勒喊了些什么，人们未听清。他喊完便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去了。他痛苦地说：“战争已失败了！”接着，他又用颤抖的声音说，第三帝国以失败而告终，他现在唯有一死了之。他脸色惨白，全身不时地发抖，好像受人重击一样。猛然间，他坐着不动了，下巴松开，两眼空虚地注视着前方。这比他的愤怒更令旁人害怕。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谁也不知过了多少分钟。后来，元首的脸色慢慢恢复了，他抽搐了一下——或许是冠心病发作。鲍曼、凯特尔及陆军人事部长格道夫，都求他拿出信心来，如果连他都丧失信心，那一切真是完了。他们劝他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他慢慢地摇着头，用疲乏而可怕的声音说，他们如果要走，都请自便，他自己要在首都了却残生。他叫人把戈培尔找来。
站在外边的人们几乎听清了一切。菲格莱因抓起电话，把这边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希姆莱。大受震惊的希姆莱打电话给希特勒，叫他不要失望，并答应立刻派党卫军部队前来。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派人去找特劳德尔·荣格、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新厨子康斯坦泽·曼齐阿里。她们一同来到他的客厅——他和爱娃·勃劳恩已在那里等候。他脸上毫无表情，双眼已完全失神。他用客观而专横的口吻，令这4个女人准备在一小时内乘飞机南下。“一切都完了，毫无希望了。”他说。
这4个女人大受震惊，一动不动地站着。首先动身的是爱娃。她走到希特勒跟前，抓起他的双手。她微微一笑，好像对孩子说话似的：“你是知道的，我要与你在一起。我不许你叫我走。”这又给他的双眼带来了生气，做了一件贴身人员从未见他做过的事：他吻了爱娃的嘴唇。
特劳德尔禁不住也说：“我也留下。”格尔达和厨子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希姆莱再次令她们走，但她们全然不听。希特勒依次抓住她们的手，百感交集地说：“我的将领们要是像你们这样勇敢就好了！”他好像精疲力竭似的，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邻室——一群军官在那里等候。“先生们，”他说，“事情就此结束。我要留在柏林，时机一到，我便开枪自杀。每个人走的时间由你们自己定。”
听说元首要找他时，戈培尔仍然在家，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又传来了希特勒的话：他也想见见玛格达和孩子们。5时，戈培尔太太镇静地叫保姆给孩子们做好准备，因为他们要去见元首。孩子们很是高兴。阿迪叔叔还会像先前一样，给他们吃巧克力糖和点心吗？做母亲的已猜想到，他们可能全都要去赴死，便强打起笑容：“你们每个人只许拿一件玩具，不准多拿。”
凯特尔打发众人走后，会议室内只剩下他和希特勒二人。他要元首直接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从那里开始投降谈判。希特勒打断他的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必须立即做出决定！’”他的声音变得刺耳了，“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永远不离开柏林，我要保卫这个城市，直到最后一息！”约德尔来了，希特勒又将决定自杀一事向他说了一遍，“我这个决定，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本应在1944年11月做出的。我本不该离开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希特勒把鲍曼找来，令他与约德尔和凯特尔一起，飞往贝希特斯加登。那个司令部由凯特尔指挥，由戈林任元首和私人代表。凯特尔不同意。希特勒说：“反正一切都四分五裂，我已无能为力。”他补充说，其余的就交给戈林了，“仗已没有什么可打的了。如果要谈判，帝国元帅会比我干得更出色。在保卫柏林一战中，我不是战斗至胜利便死在柏林。”他不能冒险落入敌手。他说，他会在最后时刻开枪自杀的，“这是我的最后的决定，不可撤销！”
将军们立誓说，大势并非完全已去。温克的第十二军应回师解救柏林。希特勒立时双眼亮了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希望又回来了，决心也回来了。他开始是发问，然后便详细研究如何解救柏林。凯特尔起身前去向温克下令。他刚一走，希特勒又沮丧了起来，对贴身人员说，希望已没有了。有人指着腓特烈大帝的画像问他是否仍相信会有类似的历史奇迹出现时，元首疲倦地摇摇头。“陆军出卖了我，我的将领都是饭桶。”他说，“他们不执行我的命令。一切都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也许在100年后会出现类似的思想，其势有如宗教，在全世界传播，“但德国已经失败了。说真的，它还未完全做好准备，也不够强大，还接受不了我给它定下的使命。”
那天晚上，德国空军作战部长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突然闯进柏林城外的科勒的司令部：“元首已处在崩溃状态中了！”他把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说了一遍。科勒不敢相信，坐上小车，直奔新的最高统帅部，向约德尔询问克里斯蒂安之所云是否属实。约德尔平静地答道：“这是真的。”科勒问元首是否会真的自杀。“是的。在这点上他是很顽固的。”科勒非常生气。他说，他必须前去亲见戈林，把元首说的话告诉他：“如果要谈判，帝国元帅会比我干得更出色。”
4月23日拂晓，科勒及其参谋人员，分乘15架JU52飞机前往慕尼黑。在贝希特斯加登，戈林已获悉了许多情况。那天上午，他对侍者——身边无他人——说，鲍曼给他发来一封密电，通知他元首患了精神崩溃症，叫他接过指挥权。戈林犹豫不决，将信将疑。他该怎么办？是立刻行动呢，还是等待？
科勒直到中午才抵达戈林位于上萨尔茨堡的那个舒适而又朴实无华的住地。他激动地把希特勒崩溃一事全告诉了戈林。当然，大部分戈林已知道，所以他未作多少反应，这使科勒好生奇怪。他问，希特勒是否仍然活着。他是否已指定鲍曼为其继位人？科勒回答说，他离开柏林时元首仍然活着，出逃的路尚有一两条，首都约可坚守一星期左右。“反正，”他说，“现在要靠你去采取行动了，帝国元帅！”
戈林拿不定主意。希特勒不也可能已任命鲍曼为他的接班人吗？他再次问道。鲍曼这个宿敌给他发电报的目的，有可能故意让他抢班夺权，“如果我行动，他会称我为卖国贼；假如我不行动，他就会指责我，说我在最危急的关头不敢挺身而出。”他派人把汉斯·拉麦斯找来。此人是法律专家，又是1941年希特勒亲手立他为继位人的法律文件的保管者。文件规定，在希特勒死后，戈林是他的继位人。它也规定，元首若无法行使职权——永久或暂时——戈林便是希特勒的接班人。
戈林想要搞清楚的是，柏林的军事形势是否到了应该由他来接管权力的地步。拉麦斯不敢做决定。他深知，他对元首的影响力已经下降，鲍曼的影响力已经上升。所以他便问，自1941年来，元首是否发布过废除立他为接班人的文件的命令。“没有。”拉麦斯说，他不时都要核对，看是否会将它废除。他宣称，这项法令具有法律效力，用不着再次宣布。
有人建议发一封电报给元首，问他是否仍需戈林当他的副手。于是便草拟了一封电报：“我的元首，鉴于您决定镇守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本人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接管帝国的一切权力？”戈林读后，加了“……全权处理国内外事务”一语，以便使他有权与盟国进行谈判。他忧心忡忡，说：“若得不到答复呢？必须定个时间界限才行，就是说，在此之前我必须获复。”
科勒建议将它定在8小时内，戈林便写了个时限，接着，他又匆匆写道：“您必须明白，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里，我对您所抱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加以表述的。让上帝保佑您，让您早日来此地。您最忠诚的赫尔曼·戈林。”写完后，他重重地往后一靠，说：“可怕！”若在晚10时前得不到答复，他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我得立刻结束战争。”
在地堡内，最被戈林的电报激怒的——英国“超级”机密截获的戈林的最后一封电报——似乎是鲍曼。他要求将戈林处决。希特勒拒绝做得如此过火，给戈林发出3封互相矛盾的电报。第一封电报提出，戈林若辞去一切职务，因叛国罪的死刑便可置之不理；第二封电报废除了立戈林为接班人的法令；第三封——也许是最准确地反映了希特勒思想的混乱的一封——的措辞模糊：“您认为我已受阻，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此错误想法从何而来，我不知道。”致使鲍曼觉得，这可能是赦免的前奏。鲍曼自作主张，电告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指挥官，以叛国罪将戈林逮捕。
克莱勃斯在地堡内给凯特尔挂了个电话。将戈林被解职一事详细告诉了他。凯特尔被吓坏了，不住地说里边一定有误解。突然间，鲍曼的声音插了进来。他大声喊道，戈林已被开除，“甚至连德国猎人协会主席的职务也没有了”。凯特尔没作答。他暗想，“时局太严重了，不好讲这些冷嘲热讽的言辞。”当日下午，凯特尔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失败了，他与约德尔一起乘车返回司令部。“途中，我们谈得很坦率。两人同意，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讨论了在地堡内劫持元首的可能性，必要时还要使用武力。”但他们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是他们无法取得元首的卫队和保安队的合作。
由于俄国人正从四面八方朝首都围了上来，爱娃·勃劳恩平日那种欢愉的性格已变成了恐惧，但又不太敢露出来。一次，她抓住特劳德尔·荣格的双手，用颤抖的声音承认她很害怕。“最终一切都能过去就好了！”她给她的好友赫尔达写了一封诀别信，“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也就是我生命的最后象征。”她写道。她还解释说，她已将首饰寄给了她，要她按她的遗嘱分配。她对她的信的语无伦次表示歉意，原因是，戈培尔的6个孩子正在隔壁房间闹翻了天。“我真不明白，这些事怎么可能发生！简直足以使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奉！”在后语中，她补充说，希特勒自己已完全失望。但是，到了次日，即4月23日，星期一，爱娃又给妹妹写信说，现在机会还有一个，“然而，不用说，我们是不会让自己被他们活捉的。”她叫妹妹将她的公文信件全部毁掉，把元首的来信和她的复信收在一防水包里，埋在地下。信是以一段带着可怜的希望的后语结束的：“我刚与元首说过话。我想，对前途，他今天的态度要比昨天乐观些。”
希姆莱也在为最后一分钟做准备，在午夜前，他再次与福尔克·伯纳多特会晤，地点是瑞典领事馆——设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港口吕贝克。“战争必须结束，”他出乎意料地说，还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我承认，德国已被打败了。”元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已不再受自己的誓言约束。他说，他愿让西线投降；东线却不行，“我历来是，也将永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问伯纳多特伯爵是否愿意将这一建议转给瑞典外交大臣，由他再转给西方。
伯纳多特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同意将它转达给瑞典政府。这个建议若遭拒绝，你希姆莱将做何打算？“要是那样的话，”他回答说，“我把东线的指挥权拿过来，战死在沙场。”希姆莱又说，他愿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立刻向他无条件投降。“就你我作为老世故之间说说，我问你，我是否应该向艾森豪威尔求降？”他问。
他议论道，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他朝黑暗中走去，进了驾驶室。才踩开离合器，他的车子便冲过一个灌木丛，撞在一铁丝网上。瑞典人和德国人通力合作，总算把车拉了出来。希姆莱蹒跚走后，伯纳多特伯爵评论说，这件事有点儿象征性。
在次日即4月24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得悉，曼特菲尔的第十二军已完全被苏联坦克的纵深穿插所切断。“奥得河是个宽阔的天然屏障，”在一阵沉默后他说，“俄军却胜过了第三坦克军。从这点看，俄国的胜利只能说明那里的德国军事领导人无能！”克莱勃斯试图为前线指挥官辩护，但他此举却惹起了希特勒对施坦因纳之破产进攻的回忆。他颤抖地指着地图说，在24小时内必须从柏林北面发动另一次攻击，“第三军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发动这次攻击，让我方未遭进攻的阵线空着。柏林北面与柏林城市的联系必须于明晚前恢复。立刻把这道命令传下去。”有人建议让施坦因纳领导这次进攻，这使希特勒火冒三丈，“那些党卫军军官，态度傲慢，行动拖拉，办事犹豫，对我已毫无用处了！”
戈培尔走了，准备给柏林的市民们发布最后一个公告。他希望用将真情告诉市民们的办法，能把他们吓住，使他们继续将反对赤色分子的远征进行到底。“我们的心切不可动摇，切切不可颤抖。布尔什维克已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像潮水般从东面涌到了帝国首都的城墙下以反对欧洲的心脏地带。”最后的这些话虽然已散布了出去，尤利乌斯·夏勃仍在焚烧元首的私信。烧完后，元首的贴身副官便带着命令登上飞机南下，销毁放在慕尼黑寓所和贝格霍夫的私人文件。
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军指挥官，在收到鲍曼的逮捕戈林及其全家的电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在帝国元帅戈林的戏剧性的生涯中，过去两天是最狂暴的：他的元首崩溃了，他自以为是叫他将第三帝国继承，然后是希特勒的三封电报；现在呢，他怕自己会被处决。那天上午——4月25日——数名党卫军军官，当着戈林夫人和他的管家的面，劝戈林签署一份文件声明因身体不好，辞去一切职务。戈林拒绝了；虽然有那三份电报，他仍相信希特勒是言不由衷。党卫军军官拔出枪来，戈林只好急忙签字。这个仪式被由远及近的飞机的嗡嗡声打断。
在飞往上萨尔茨堡、林嗣和其他目标的途中，盟军飞机常从贝希特斯加登上空飞过。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老巢还未受到破坏。然而，今天前来的318架“兰克斯特”轰炸机，却有意要将它抹掉了。上午10时，第一队轰炸机从山头上擦过，朝最高统帅部的边沿地区投下了高能炸弹。半小时后，更大一队的轰炸机又飞了过来。一架接着一架，将高破坏力炸弹直接扔在上萨尔茨堡。整整扔了一小时。在最后一架轰炸机消失后，德国空军将军罗伯特·里特·冯·格莱姆（慕尼黑第六空军大队指挥官）驱车前往贝格霍夫。他左右观察了一阵，被弄得目瞪口呆。元首的住家直接中弹；一边已被炸毁，被炸坏的马口铁屋顶高高地悬挂在空中。
格莱姆是个忠实的纳粹党徒（1920年希特勒首次坐的就是他的飞机）。他收到柏林来电，令他到地堡内报到；现在，他正在寻找科勒，因为他曾听说，科勒也收到一封内容相似的电报。格莱姆痛斥戈林，说他不该离开柏林，更不该有“叛国”行为。科勒为他的首长辩护，但格莱姆却不以为然。他宣称，戈林的行径是辩解不了的。说完，他便奔柏林去了。
苏联红军包围柏林之双钳已差不多要合拢了。定在10时30分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军官们在阴郁的气氛中等待希特勒的到来。希特勒已六神无主。后来，德国官方通讯社的海因茨·罗伦茨报告说他刚收听到某中立国家宣布的一条消息：苏美两国的军队在穆尔德河上首次相遇时，他们之间便发生了争吵，在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俄国人指责美国人侵犯了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占领区的协定。听到这一消息，希特勒才一改常态。
他笔直地坐着，双眼闪闪发光，“先生们，”他说，“这又是我们的敌人不团结的明证。假若明天敌人仍有可能闹翻，而我今天便求和，德国人民和历史必然会称我为罪人！”说话间，他浑身似乎又有了力量。“布尔什维克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因为在德国问题上分赃不均不是每天——呀，是每时每刻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他把脸转向克莱勃斯，微微一点头，示意他会议开始。这位陆军总参谋长便开始汇报，其间两次被希特勒打断：温克哪里去了？回答是一句腼腆的“没有报告”。
截获的消息令希特勒担忧。在之后的一小时内，他又大做白日梦，梦想另一个奇迹会在最后一分钟发生。他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出于自保的意识必须要反对赤色分子的时刻已经到了。“若盟国在旧金山（参加首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们正在那里集合）果然出现分歧——会出现的——而我又能在布尔什维克巨人身上某处给他一击，转折点是有可能出现的。便有可能令其他人相信，只有一个人能遏制布尔什维克巨人，而那人正是由我代表的党，是现在的日耳曼国家。”德意志官方通讯社的消息是不正确的。美苏两国的前锋部队之间并未出现分歧。其实，他们是在次日，即26日才相遇——当时，是两名美国巡逻哨兵分别在易北河上的斯特热拉和托尔高与红军联系上的。两军的会合把日渐缩小的帝国切成了两半。
半日过后，温克将军的部队好像在前去解救希特勒。电台报告他正在稳步前进的消息，使柏林人振奋了起来。等得最焦急的是希特勒。他指望温克至少能将战役拖至5月5日，使他能与拿破仑在同一天死去。这是个妄想。温克只有一个兵团，即第二十兵团，在朝首都攻去。而它的任务又只限于打到波茨坦，为柏林的卫戍部队开辟一条退却的走廊。温克的大部分兵力正攻向东面——违反元首的命令——以解救被围困的第九军。
当晚早些时候，另一位赤胆忠心的将军也冒死向元首报告。他就是里特·冯·格莱姆。此时，他正驾着一架小型观察机，沿着树梢，低空飞行在战火纷飞的柏林市内。头顶上空，一场恶战正打得激烈。突然间，驾驶室的底板上出现了一个洞，格莱姆倒下了。正当飞机失控、朝地面栽下去时，机上的唯一乘客汉娜·莱契连忙探身向前，抓住了操纵杆，稳住了飞机。飞机在通往布兰登堡门的宽阔的大街上安全着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抢占了一辆车，把格莱姆弄进车内。
格莱姆的左脚受伤。伤口包扎好后，他乘担架下了地堡。半路上，他们碰到了玛格达·戈培尔。她吃惊地睁着大眼，说任何活着的人都能找到这个地方。她先前虽未见过汉娜·莱契，却也拥抱了她，还啜泣起来。片刻后他们在狭窄的过道上碰上了希特勒。他低垂着头，双臂不停地抽动着，目光迟钝。但，格莱姆的报告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生命。他抓住格莱姆的双手，转身对莱契说：“勇敢的女人！世界上毕竟还有些忠诚和勇气存在！”
希特勒把戈林拍来叛逆电报一事告诉了他们，“是最后通牒！一份货真价实的最后通牒！现在，一切都荡然无存。你瞧瞧我要经受什么吧：没有人履行效忠的诺言，也没有人顾及荣誉。没有什么失望或叛卖是我未曾经受过的——这次尤其如此。”他停住了口，好像说不下去似的。然后，他眼睛半开半闭，注视着格莱姆，用比耳语稍大一点儿的声音说：“我现在宣布，你是戈林的接班人，就任德国空军总司令。我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向你表示欢迎。”两位新来者深受感动，要求留在地堡内，以弥补戈林的欺骗所带来的损失。同样受感动的希特勒，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他们的这一决定，将会在德国空军的历史上名留青史。
4月27日拂晓，柏林已完全被包围，最后的两个机场也被红军占领。尽管如此，当温克拍来电报说，第二十兵团离波茨坦只有几英里之遥时，地堡内顿时出现了一阵乐观情绪。戈培尔办公室立刻在电台宣布，温克已抵临波茨坦，并预言他将很快来到首都。温克能做到的，别人为何就不能？“局势已经改变，肯定有利于我们，”他告诉柏林人说，“美国人正朝柏林进军。战争的伟大转变就在眼前。我们一定要坚守柏林等待温克的部队前来。不管代价有多大！”
每天在电台上广播的战报，泄露了温克的确切的位置。他大惊失色：“明天我们将寸步难移了！”温克朝他的参谋长喊道。毫无疑问，俄国人必定也听到了这些广播了。他们必然会集中一切力量攻击他的阵地。他说这几乎是出卖。
在午间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表示对温克完全信任——他称温克“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但在片刻后，他似乎又觉得救援的希望非常渺茫，说：“我今天想躺下歇一歇，安静安静。除非俄国坦克已开到卧室前，否则就别叫醒我，让我做做准备。”可是，他马上又希望俄国人会在柏林流血致死，然后，他马上又引用了黎希留的富有哲理的名言，作为会议的结束：“我失去了什么！最宝贵的记忆！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或迟或早，这乱七八糟的一团，终将全部被抛在后头。”
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将一枚铁十字勋章别在一个矮小的眼中带着倦意的小兵胸前——他刚炸毁一辆俄国坦克。这个小兵默默地转过身，朝走廊走去。到那里后，他倒在地板上，立时熟睡。克莱勃斯的两名副官高声抱怨局势的难熬。鲍曼走到他们身后，伸开双手，亲热地扶住他们的肩膀。希望还是有的，温克正在途中，柏林很快会解围。“元首最困难的时刻，你们仍留在这里，保持对元首的信任，”他油腔滑调地说，“作为报答，他会给你们大庄园的。”这两个副官张着大嘴，不敢置信。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历来受到鲍曼和他的左右的最大怀疑。
当天，汉娜·莱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戈培尔的住所内。戈培尔似乎忘不了戈林的背叛。他指手画脚地说，戈林元帅是个无能之辈；由于他愚蠢，他毁灭了祖国，现在呢，他却要领导全民族！这本身便证明，“在内心深处，他历来空虚，历来是个卖国贼”。戈培尔像讲经的牧师似的抓住椅背宣称，那些留在地堡内的人正在创造历史，正为帝国的光荣，为德意志这个名字之永垂不朽而献身。
莱契觉得，戈培尔太做作了。她钦佩他的太太。在6个孩子面前，玛格达总是高高兴兴的；待她觉得控制不住时，便外出。“我亲爱的汉娜，”她说，“你得帮我，让孩子们摆脱这种生活。他们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如果这两者都不再存在，他们便没有立足之地了。”她最怕的是到了最后的时刻自己会手软。莱契给孩子们讲了她的飞行经历，还教他们唱歌。孩子们学会后，便唱给阿迪叔叔听。她也去看了爱娃·勃劳恩。她觉得，爱娃是个浅薄的妇人，整日忙着修染指甲，换衣裳和梳头。莱契见元首公开与一女人同居，想必吃惊不小，因为她佩服元首，可说是五体投地。
在当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希特勒忆起了往事。他谈到了1933年为了取得政权而做的妥协，以及这个局势如何延续至兴登堡逝世的情况。这又使他再次保证留在柏林。他说，他这样做后，便可严厉地对付软弱分子，“不然我就不会去行使这个道德权。在危急关头如果我从首都跑掉，我便不能时时去威胁别人。现在，我必须服从命运的命令。即使我能救自己一命，我也不会这样做。船长要与船一起下沉。”
在晚间的碰头会上，柏林军区司令赫尔慕特·威德林将军，试图让希特勒明白，柏林全城已被包围，防御圈正迅速地缩小。他说，靠空投给养已不可能了。他继而谈到了民众和伤员所受的苦难，但希特勒却对背叛了他的人们的抱怨不感兴趣。“许多人不了解我的痛苦。我真无法想象，我给他发过命令的党的领导人，居然不执行命令，这便把结果全给破坏了。作为个人，也受苦受难。个人的责任范围越大，就越有必要服从命令。”他回忆起，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曾给他说过，服从命令只限到将军一级。他讽刺说：“这是个允许用虚伪的报告去躲避不妙局势的制度，尤其是出现困难时。”
他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他不想让斯大林将他关在笼子里展览，“我决不能让俄国人施奸计用坦克将我生俘。”同时，他又不能离开柏林。连他自己都拒绝在祖国的心脏指挥战斗的话，他怎能叫人去为祖国献身？
有一次，当元首又在回首往事时，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被叫到室外听电话，他被告知，据美国报纸报道，“一群高级纳粹分子，虽未经希特勒批准，却在陆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刚向西方投降。通过瑞典政府转达的希姆莱的建议，走漏了风声，但报上并未点名，也未泄露消息的出处。
瑙曼回到会议室后，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把这消息告诉了他。希特勒小声与戈培尔交谈了几句。柏林军区司令威德林被叫出去——他来到客厅，发现鲍曼、元首的副官和两个女秘书正在聊天。由于在会议室内受诘责，威德林（他的部队称他为“瘦皮猴卡尔”）便把希特勒拒绝听取的事情统统说了出来。他说，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及时离开柏林。大家一致同意，包括鲍曼在内，这使他受到鼓舞。回到会议室后，威德林将此建议重又向克莱勃斯提了出来。克莱勃斯也接受此建议，答应在下次会议上提出详细的突围计划。
在50英里外，在温克的第十二军军部，一名报务员正向威德林发电：
十二军之反攻在波茨坦南面受挫。
部队正拼死自卫。建议突围来我处。温克。
报务员在等待对方的确认信号。没有任何信号。
希特勒最密切的盟友也末日来临。自斯科尔兹内救他脱险后，墨索里尼便在考虑用某种“意大利的政治解决办法”，去结束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他派遣他的儿子维多里奥，带着与西方开展谈判的口头建议，去找米兰的总主教。梵蒂冈将此建议及时转给了盟国——但遭拒绝。
墨索里尼未将此举告诉希特勒，因他近来与他联系很少。他也不向记者们隐瞒他的观点：他不同意希特勒向俄国发动的“夸大狂式的”进攻。他承认，他不过是德国的阶下囚罢了。他自己的运星已经陨落。4月25日，他离开米兰（他的车队只有10辆车），前往北面，最后一次与其忠心耿耿的“黑衣队”见面。车队中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小车，挂的是西班牙的车牌，里边坐着的是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我只认命，”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会怎样，但我不能对我的命运提出疑问。”墨索里尼未带妻子同行，把包括丘吉尔来信在内的全部文件交给了她。他希望，这些文件能使她与孩子们一起安全地通过边境。“如果他们阻挡你或伤害你，”他说，“你就叫他们将你交给英国人。”
26日拂晓，墨索里尼一行沿着科莫湖西岸（尽管天下着毛毛雨，这湖光山色仍美不胜收）弯弯曲曲的道路北上。车行25英里后，他们在一家旅馆中歇息，等待3000名黑衣队员前来与他们会合，但一个也没有前来；次日，他们只好继续北上。他们在东戈附近被游击队俘获，游击队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立刻将这些法西斯分子处死，另一派则主张将他们交给盟国。双方发生了争吵。4月28日，米兰来了3名行刑队员，把这一问题解决了。他们用手提机枪射杀了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贝塔西。
到了那天上午，东线的德军已几乎全部解体，部队的指挥员也几乎公开叛变。例如，曼特菲尔的第三装甲军，违抗希特勒坚决抵抗的命令，边打边朝西面退却。他们的目标是向英美两国投降。
军事组织的解体在地堡内也很明显了。拂晓，鲍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3人醉后争得脸红脖子粗。“9个月前，我是怀着所有的理想，全力接受现在这个任务的，”布格道夫吼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将陆军与党协调起来。”因此，他说，他的同事们都鄙视他，甚至说他背叛，“今天看来，这些指责都是有道理的。我完全徒劳了。我的理想放错了地方。不仅如此，我既幼稚又愚蠢！”
克莱勃斯原想要他安静下来，但室内的喊声已经将睡在隔壁房间的两名副官吵醒。他们听见布格道夫的怒吼，把试图妥协的克莱勃斯喊得哑口无言。“放开我好了，汉斯——这一切我都得说！也许，再过48小时这些话就说不了啦……既忠诚又富有理想的青年军官们，已成千上万地死了。为了什么？为祖国？不！他们为你而死！”布格道夫把攻击矛头转向鲍曼。他吼道，数以百万计的人牺牲了，为的是让党员能够往上爬，“为了奢侈的生活，为了你的权力欲。你毁灭了我们的古老文化，毁灭了我们日耳曼民族！这是你犯下的弥天大罪！”
“亲爱的老兄，”鲍曼安抚他说，“你可不要人身攻击。即使别人已中饱私囊，你也拿不了我去负责。这，我可凭着一切圣物起誓。小心伤了身体，我的朋友！”在隔壁房内，两个偷听者听见了碰杯声。之后，便无声无息了。
整个上午，威德林将军都在悉心制订突围出柏林的计划——分成三个梯队突围。显然，俄国人很快就要冲进总理府了。“瘦皮猴卡尔”蛮有把握，认为在晚间的军事会议上定能得到希特勒的批准。所以，他命令所有的指挥官于深夜到地堡内报到。
戈培尔夫人在给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写信——儿子已成了盟军的俘虏。她告诉他，纳粹主义的“光荣理想”已成泡影，“我一生中所认识到的美好的、崇高的东西也与之一起付诸东流。”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值得在里边生存的。她把6个孩子带到地堡内的原因就在于此。孩子们太高贵了，失败后的生活是不值得他们去过的，“仁慈的上帝会明白我不让他们去过那种生活的原因的……让我的上帝给我力量去尽我最后也是最困难的责任吧。”鲍曼也在给妻子发电报说“一切都完了”，他已没有希望了。她应立即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带着孩子们和6个绑架来的小孩，前往蒂罗尔。
在旧金山，为成立联合国组织而举行的会议正在进行。路透社一个记者获悉，希姆莱已主动提出德国将无条件投降。由于他发给路透社的电报未经检查，一份公报便被发往世界各地。住在地堡上层的一个德意志官方通讯社记者，于28日晚间9时许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希特勒。读完这份电文后，他一点表情也没有，好像听天由命地接受末日的来临似的。他把戈培尔和鲍曼叫了来，3人在紧锁的房间内磋商。
那天一整天，鲍曼都在高声怒骂，指责大家临阵背叛。一小时前，他还致电邓尼茨说：“忠诚似乎已被叛逆代替。”爱娃·勃劳恩的妹夫是受严重怀疑的对象之一。希姆莱驻地堡内的联络官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已被盖世太保在市内的家中逮捕。因为他身穿便衣，身上带着珠宝首饰和不少现钞，内中还有瑞士法郎，盖世太保便认定他有意逃往中立国家。他被带回地堡后，威风已经扫地；是爱娃出面救了他。她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即她的妹妹，快生孩子了。希特勒只是叱责他懦弱无能，撕下了他的肩章和武士十字勋章，把他关进附近一个房间，以示惩罚。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却使元首相信，菲格莱因肯定是前往瑞士举行和谈的。仅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他便受到军法审判，被认定有罪并处以死刑。这一次，爱娃虽然眼睛哭红了，却未为他辩护。她得悉，手提箱内的首饰有些是她的——还有，他也出卖了她的妹妹。菲格莱因好像要与一匈牙利外交官的迷人的妻子一起离开柏林。
待威德林赶来参加晚间的会议时，地堡内已乱成一团。他把俄国人进军的最新消息告诉了希特勒。所有的武器，粮食和军需供应站都已陷入敌手，或遭炮火轰击。再过两天，他的部队便会弹尽粮绝，不能再战。“作为军人，我建议立刻冒险突围。”希特勒还未表态，他便一五一十地解释他的突围计划。纯粹是歇斯底里！戈培尔喊道。克莱勃斯说，从军事观点看，这是可行的。“自然，”他飞快地补充说，“这必须由元首做决定。”希特勒一言不发。突围若真的成功了又怎样呢？他后来问，“这不过是出虎穴又入龙潭而已。我作为元首，难道就睡在田间，或某农庄里，坐待末日不成？”
他离开会议室，便去看望受伤的格莱姆。汉娜·莱契已在那里了。他坐在格莱姆的床沿上，脸色灰白，把希姆莱背叛一事告诉了他们。“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温克了，”他说，“为了使他能进来，我们应动员所有的飞机掩护他。”他令莱契用飞机将格莱姆运至莱希林机场，在那里组织机群。只有在空军掩护下，温克才能打进来。“要你离开地下避弹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其次是，必须阻止希姆莱之所为。”他的嘴唇和手在抖动，声音也在颤动，“一个卖国贼是不能继我之位当元首的。你一定要出去，不能让他这样做。”格莱姆忍痛穿起衣服。莱契流着眼泪，要求准许他留下。希特勒拒绝了：“上帝保佑你。”
戈培尔太太交给莱契两封写给她儿子的信。她取下一个钻石戒指，要莱契戴上，作为纪念。爱娃也交给她一封给她妹妹菲格莱因太太的信。后来，莱契禁不住偷读了它，她觉得，这封信“很庸俗，很做作，充满了拙劣的少女情趣”，所以她便将它撕了。
格莱姆和莱契坐上装甲车，前往布兰登堡门，那里藏着一架“阿拉多”96型的教练机。一路上，许多大楼火光冲天，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轻武器的密集响声也不绝于耳。她将这架小飞机开至由东向西的大道上，在大火中起飞。当飞到屋顶那样高时，俄国的探照灯抓住了小小的“阿拉多”。霎时间，高射机枪嗒嗒作响，把它打得像羽毛似的。她开足马力，摆脱了这个大旋涡——下边就是柏林，一片火海的柏林。她朝北面飞去。
与其在天堂侍人，不如在地狱统治。
——弥尔顿《失乐园》
希姆莱的叛变，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不决，也使他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尽管他对格莱姆表示他仍有信心，但他内心承认，温克也无济于事，为末日做准备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特劳德尔·荣格叫来。她原以为他有话要口述；她发现，他那里有张桌子，装饰得很漂亮，好像过节似的：上边铺一条绣有Ａ.ＨＡ.Ｈ，两个字母的台布，一套银质茶具，还有香槟酒杯。他是否想庆祝一下他与人们的永别？
他眨了眨眼，“可以开始了吧。”说完，他便领着她进了会议室。与通常一样，他站在放地图的台前——今天未放地图——目不转睛地盯着光滑的台面。“我的最后的政治遗嘱。”他说。她一边记录，手一边在发抖。这是正在形成的历史呀！她敢肯定，这定然是供词，是辩护词。在死亡的边缘上，谁还愿意撒谎？但是，她所记下的却是反唇讥讽之词，叱责之词。通常，他是要做许多改动的，还要把每句话都理顺。今晚呢，他几乎讲个不停，双眼还不离台面。他攻击说，不管是他还是德国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进行战争；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人或为犹太人利益效劳的国际政治家挑起来的”。
他宣称，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他已令他的将领“继续参加全国进行的斗争”。令特劳德尔吃惊的是，他竟为新政府提出人选。他提名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既是帝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统帅。由戈培尔出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特劳德尔不明白的是，如果一切都已失去，德国已被毁灭，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这些新官有什么可做的？
他口述完后，两眼仍未离台面。一时间他竟无话可说；之后，他便开始口述私人遗嘱：“我觉得，在斗争年代里，我无法承担婚姻的责任。现在我决定，我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的职务结束之前，娶……”特劳德尔暗吃一惊，抬起头来，终于明白了那张桌子何以要装饰得像过节似的。她想起了一小时前爱娃对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她说的简短的一句话：“今晚我会哭的！我与你打赌！”但特劳德尔并未流泪。“那位多年来与我真诚友好相处，现在又自愿来到这个几乎完全受包围的城市，与我共享命运的姑娘为妻。她主动要求，作为我的妻子，与我一起结束她的生命。在我为我的人民操劳服务中，我们被剥夺的东西，死亡会给我们补偿的。”他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了党，“党若不存在了，便给国家。”并指定他的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的执行人。他在遗嘱末尾说的话，可说是受瓦格纳的激励后说的，也可说是他年轻时编写的歌剧里说过的：“为躲避被推翻或投降的耻辱，我和我的妻子选择了死亡的道路。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尸体立即焚化，地点就在这里，就在过去12年中我为人民服务时本人完成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
特劳德尔进了一间小屋，前去将这两份文件用打字机打出来。希特勒来到地图室，加入了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他先前曾常常在朋友们面前提到，他不能“承担婚姻的责任”。也许他是害怕婚姻会减弱他作为元首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大多数德国人的眼中，他是个耶稣式的人物。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天性中的资产阶级的一面迫使他用婚姻的神圣去报答他的忠实的情妇。
客人一共有8个：鲍曼，戈培尔夫妇，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首席副官布格道夫，克莱勃斯，阿图尔·阿尔斯曼（“希特勒青年团”首领）和厨子曼齐阿里小姐。他们在附近的人民冲锋队的一个单位里找来一个小官，由他充当司仪——非常合适，他的名字也叫瓦格纳。爱娃穿着一条黑色的塔夫塔绸长袍，希特勒则穿一身军服。仪式很简短，只有两个不妥之处，还有一事令人有点儿狼狈：戒指太大了，是匆忙在盖世太保的金库里找来的。后来，与许多新娘那样，爱娃在结婚证书签字时，写错了字。她开始时签的是“爱娃·勃……”后来她急急忙忙将“勃”字画掉，写上了爱娃·希特勒·勃劳恩氏。瓦格纳，就是那个小官，签了字后，戈培尔与鲍曼以证婚人身份也签了字。此事发生在4月28日快到午夜时。（由于结婚证上写的日期是4月29日，人们便一般都认定婚礼是在4月29日凌晨举行的。事实是，在匆忙中，瓦格纳在墨迹未干时便把两张文件又叠在一起。约在半小时后，他发现原来的日期已被污点盖掉了，便想重新将日期填好。修改前，他看了看表，其时已是深夜12时35分了。于是，他便把日期改成4月29日。在原件上，这个修改是很明显的——原件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复印件里却没有。）
希特勒挽着他的新娘，走进书房参加婚宴。他开了一阵玩笑，还喝了些匈牙利产的托凯牌葡萄酒。他让人把只有一张唱片《红玫瑰》的留声机给取来，又到走廊上去接受工作人员的祝贺。消息传出去后，整个地堡内，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庆贺。希特勒兴致勃勃，却又精神不集中，不时地出去看看特劳德尔打文件的工作进展如何。她刚打完，戈培尔便闯了进来。他脸色惨白，神情紧张。他高喊道，元首命令他离开柏林，以便在新政府里任要职，但是，他怎么能离开他的身边？他突然停住了口，忘记了滚下双颊的热泪。“许多决定元首都做得太迟了！为什么这一个决定，最后的决定，却又做得太早？”他叫特劳德尔离开打字机，让她记下他的遗嘱，以便与元首的附在一起。“在我的一生中的最后时刻，”他口述道，“我断然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他继续说，在希特勒的周围，有的是梦魇式的叛逆，但就在这叛逆中，至少有一人无条件地与他待在一起，直至死亡。
打完这三个文件时，已快凌晨4时了。此时，鲍曼、戈培尔和希特勒三人，俯身看她打字，其中一人把最后一页从打字机上撕下来。三人回到会议室后，希特勒便在正式的政治遗嘱上签了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也作为证人签了字。他将消灭犹太人的功劳归于自己，以此重申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萦绕于心头的恐惧。他说，战争是他们发动的，而他也让他们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了代价，“即使他使用的是较为人道的方式”。他并不为自己之所为而懊悔。相反，他为自己从未软弱下来而自豪。“最重要的是，”他在结尾说，“我已吩咐国家领导人及他们的手下，最大限度地维护种族法，毫不留情地反对国际犹太人这个各民族的共同毒素。”他为完成了灭绝犹太人这个使命而感到骄傲。他重申，他虽有众多的同谋，但若没有他，是不会有“最终解决”的。
4月29日上午，苏联的地面部队分三路，即从东、南、北三面，朝地堡逼近。当苏军的先头部队打进动物园时，对这个正在死亡的城市实施的包围圈紧缩了。在1英里外的地堡内，马丁·鲍曼正准备将希特勒的遗嘱及他自己的私人遗言交给他的接班人邓尼茨。为了保证安全送达，鲍曼派两名使者分路出发：他自己的私人顾问和海因茨·罗伦茨。戈培尔想让他的遗言也为外人所知，也给了罗伦茨一份。
希特勒遗嘱之第三份，由布格道夫将军交给了元首的陆军副官。布格道夫令他将这份遗嘱交给新任陆军总司令舒埃纳尔陆军元帅。送信人随身也带有布格道夫的手谕；该手谕解释说，元首的遗嘱是在“听到希姆莱叛变的致命的消息后”写成的，是元首的“不能更改的决定”，“一俟元首有令，或元首之死得以证实后”便将它公之于世。
爱娃直到中午才起床。有个警卫员不好意思地叫了她一声“小姐”，她微笑着说，以后就称她“希特勒太太”好了。她叫贴身丫头列塞尔将她的结婚戒指和睡袍交给她的好友赫尔达·施奈德。然后给了列塞尔一个戒指，作为纪念。一会儿，她把另一件心爱之物即银狐裘皮大衣送给了特劳德尔。“我历来喜欢我周围的人穿得好，”她说，“拿着吧，希望它能给你带来诸多快乐。”特劳德尔大受感动，一时竟没想到，她怎么能穿着这种衣裳逃离柏林。
地堡内，人们度日如年，除了聊天和抽烟外，没多少事可做。此时，大家都公开抽烟了——包括爱娃在内，元首似乎对室内的烟雾不以为意。末了，他于下午6时，将贴身工作人员召至他的书房（书房与客厅用红色金边天鹅绒帘布隔开）。他首先宣布温克无法前来。接着，他说，除非出现某种奇迹，否则，他将与夫人一起自杀。他把盛有氰氨的药瓶分给众人。他对两名秘书说，作为永别的礼物，这太不像样了。他再次夸奖了她们的勇气。戈培尔怀疑，由于时间久了，药不知是否已失效。希特勒也有怀疑，但性质不同：这些药是卖国贼希姆莱提供的。他把新来的外科医生卢德维希·施图姆菲格找来，医生建议，先拿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做试验。希特勒同意了。后来，他突然想起，施图姆菲格自己也是党卫军，便差人往地堡医院另找一个医生前来。这人忠实地将药水灌入狗嘴。希特勒大喜——狗被药死了。
当晚早些时候，消息传来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已被意大利游击队杀死，尸体被倒挂在米兰的一个加油站里。“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希特勒说，“我死后，把我的尸体焚毁，这样便永远不会被发现！”从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令希特勒沮丧；如果他已得悉，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刚成功地将驻意大利的全体德军，秘密地交给了盟国，向盟国投降，那么，他的沮丧必加重无疑。
在当天的最后一次碰头会上，威德林将军汇报了柏林市内巷战情况。战斗打得很残酷，已没有什么希望了。他挥动着一份战地通讯——里边充斥着种种乐观的奇谈怪论，说温克立刻便可援救柏林——心情沉重地说，他的部队已几乎弹尽粮绝。他指责说，部队不会愚蠢到如此的程度，这些欺骗只能加深他们的痛苦。戈培尔严厉指责说，威德林在散布失败情绪；这样，争论又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鲍曼出来做调解，叫双方冷静，好让威德林继续说下去。在汇报结束时，威德林预言，战斗将在24小时内结束。
众人大吃一惊，沉默无语。希特勒有气无力地问总理府区的指挥官，据他的看法，情况是否真的如此。他说，的确如此。威德林再次请求突围。希特勒指着地图，带着听天由命和讽刺的口吻说，根据外国电台的报道，他已将部队的位置标出来了，因为他自己的部下已不屑于再向他汇报了；他的命令已无人执行，所以，再有其他的希望也属徒劳了。
他起身向众人道别时，威德林再次乞求他趁现在弹药未完全断绝，尽快改变主意。希特勒向克莱勃斯喃喃数语，然后转向威德林：“我允许少数人突围出去。”但他又补充说，投降是绝不可能的。威德林边走边想：希特勒的话是什么意思？少数人突围就不是投降吗？他给几个指挥官发了电报，令他们于次日上午全部到本德勒大街司令部报到。
午夜过后，希特勒在大饭厅内向20名左右的军官和女秘书道别。他双眼湿润；在特劳德尔看来，他似乎看着远方。众人排着队送他；他与众人一一握手，然后沿螺旋形楼梯走下，回自己的卧室去了。
在地堡内，官兵的障碍消失了。高级将领们与他们的下级军官随便交谈，很是亲热。在士兵和卫兵们用膳的膳堂内，人们自发地跳起舞来。由于声音太大，致使鲍曼的一名卫兵前来干预，让大家把声音放小一点儿。鲍曼正在起草发给邓尼茨的电报。在电报中，鲍曼埋怨说，所有发进来的电报均受到凯特尔的“控制或压着不发或加以歪曲”，令邓尼茨“立刻毫不留情地进行反对所有卖国贼的斗争”。
4月30日快近中午时，苏军占领了动物园。据报告说，一支先头部队已占领了与地堡相隔的一条街。很难看出这条消息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什么影响。进午餐时，他与两个女秘书和厨子闲聊，好像是与贴身人员进行另一次聚会一样。他泰然自若，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比平常安静了些。在特劳德尔看来，“这是在听天由命和泰然自若的假面具掩盖下的一次死亡的宴会”。
然而，这却不是平常的一天。这三名女士一走，希特勒又把她们召了回来。一起前来的有鲍曼，戈培尔夫妇，还有另外数人。他弯着腰（比先前更厉害了），与爱娃一同从房内出来。爱娃穿着她最心爱的黑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希特勒开始与众人一一握手。他脸色惨白，眼中含着泪花，与特劳德尔握手时，他两眼直盯着她，却又似乎视而不见；口中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但她没听懂。她神志恍惚，一动不动地站着，忘记了室内的一切。爱娃·希特勒，带着悲哀的微笑，一手将她搂住，她这才有点醒转过来。“求求你，至少你也得离开这里，”她说，接着她便抽泣起来，“然后替我向慕尼黑问好。”
希特勒将根舍拉到一旁说，他与妻子一起自杀，他希望将他们的尸体焚毁。“我死后，”他解释道，“我不想让俄国人拿我到蜡人馆去展览。”根舍连忙给住在地堡里的肯普卡挂电话要酒喝，还说他立刻过去。肯普卡知道事情有点儿不妙，因为近几天来谁也没想到喝酒。他找来一瓶干邑白兰地，等根舍前来。电话响了，又是根舍打来的电话。“我要200升汽油，立刻就要。”他声音沙哑着说。肯普卡认为他在开玩笑，问他要这么多汽油有什么用场。
根舍不好在电话里把用途告诉他。“把它弄到元首的地堡入口处来。一定要弄到！”肯普卡说，剩下的汽油——约4万升——都埋在动物园底下，而动物园又在猛烈的炮火打击下，要到5点钟炮击才会有间歇。
“我一个钟头也等不及。看是否能从打坏的车里吸点儿出来。”
与他多年来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告别时，希特勒大动感情。两人紧紧地握着手。波尔劝他乘飞机逃往阿根廷，或逃往日本，或逃往某个阿拉伯国家——由于希特勒反犹，他成了阿拉伯人的忠实而坚强的朋友。但是元首不听。“一个人要有勇气去面对后果——我将在这里结束一切。我知道，明天千千万万的人都会咒骂我——是命运要这样子的。”他对波尔长期为他服务表示感谢，并将他心爱的腓特烈大帝的画像送给他作为礼物，“我不想让这幅画丢失。要给未来留下，它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波尔说，若允许他将来交给某博物馆或画院他才接受。希特勒坚持说，这是送给他本人的。接着，他微微一笑，说，过去，要把这幅大画像从这个总部运到那个总部时，你不是颇有怨言吗？他紧紧地握着波尔的手。“波尔，”他痛苦地说，“我要他们在我的墓碑上写这句话：‘他是他的将领之受害者！’”
在卧室内，希特勒夫妇坐在睡椅上。他们的身后是曾悬挂腓特烈大帝之画像的地方。首先自杀的是爱娃——服毒自杀。下午3时30分许，希特勒拿起他那支7.65毫米口径的瓦尔德式手枪（吉莉自杀时用的就是瓦尔德式手枪，爱娃也曾用它自杀未遂）。这支手枪系他多年来的伴侣：在建党初期，曾用它防卫赤色分子的袭击；1923年，在贝格勃劳酒馆，他用它作为引人注意的工具。在数次情绪低落时，他曾威胁用它自杀。这一次，他自杀的念头是一点不假了。他用手枪对准他右边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为使戈培尔的孩子们不到楼下去，特劳德尔正在给他们讲神话故事。潮湿的地堡内传来一声枪响。年轻的赫尔穆认为是敌人的炸弹，还说了一声：“炸中了！”在会议室内，戈培尔、鲍曼、阿尔斯曼，还有根舍，听到枪声后，犹豫了片刻，才在戈培尔率领下，冲进元首的客厅。根舍看见，元首脸朝下，俯卧在一张矮桌子上。在一个架子上放着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他的左边躺着爱娃，她倒在扶手上，死后嘴唇紧闭。由于她服用了氰氨，她的两个鼻孔变了颜色。她的裙子湿了，但那不是血。想必是，元首中弹倒下时，打翻了放在小桌上的水罐，湿了她的裙子。根舍大惊失色，跌跌撞撞地跑回会议室，碰到了肯普卡。
“看在上帝的分上，奥托，”司机肯普卡问，“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派人冒死去取200升汽油，你定是疯了！”根舍将他推开，把衣帽间的房门一甩，将它关紧，省得有人进来。之后，他把通向元首卧室的门关紧，转过身来，瞪着大眼：“元首死了！”
肯普卡所能想到的死因是，希特勒心脏病复发。根舍说不出话来，虽然他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右太阳穴上的子弹洞，他以手指作手枪，伸进自己嘴里。他这一在惊慌失措中做出的姿势，令许多人相信了这一说法：希特勒是朝嘴内开枪自杀的。
“爱娃在哪里？”
根舍用手指了指希特勒的客厅，慢慢地缓过气来，说“与他在一起”。根舍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分钟才把事情说清楚。
林格从希特勒的客厅伸出头来，说是要汽油。肯普卡说，他只有170升左右，系罐装，现放在花园的进口处。林格和施图姆菲格用深棕色的军毯将希特勒的尸体裹住了，抬了出来。元首的脸半遮掩着，左臂下垂，摇摇晃晃。鲍曼抱着爱娃跟在后边。她披头散发。看见鲍曼抱着爱娃，肯普卡便受不了。她生前历来就恨鲍曼，肯普卡暗想，“别再走一步！”他向根舍喊道，“我抱爱娃。”喊完他便把爱娃从鲍曼怀中夺过来。在这个地堡里，从下到上共有四级楼梯。肯普卡走到半途时，爱娃的尸体差点儿滑了下去。他止住了脚步，无力再上。后来还是根舍赶来帮忙，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抬至花园。
苏联人另一次炮击开始了，炮弹不断在瓦砾中爆炸。总理府只剩下了败瓦残墙，随着每个炮弹的爆炸，犬牙般的残墙又摇摇欲坠。透过一阵尘埃，肯普卡看见元首的尸体离地堡进口处不到10英尺。他的裤腿上卷着；右脚向内屈——这是他乘长途车时的典型姿势。
肯普卡和根舍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放在希特勒的右边。突然间，炮火更加密集了，使他们不得不到地堡进口处躲避。肯普卡等待了几分钟光景，抓起一罐汽油，跑到两具尸体前。他把希特勒的左臂移至身边。此举更使他难以完成本来就不愿意做的工作，他怎么也不忍往元首的尸体上浇汽油。忽地吹来一股风，将希特勒的头发吹了起来。肯普卡把油罐打开。此时刚好有颗炮弹炸响了，瓦砾沙石像雨点般朝他打来，还有一块弹片从他头顶上飞过。他只好又跑回来躲避。
根舍、肯普卡和林格三人待在进口处，等待炮击的间歇。炮击停止了，三人又跑回尸体旁。肯普卡全身发抖，把汽油浇在尸体上，他心里在想：“我不能这样做，却又在这样做。”他从林格和根舍的脸部表情看出，他们在浇汽油时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在入口处，戈培尔、鲍曼和施图姆菲格，带着恐怖而关切的心情，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尸体上的衣裳全浇透了，大风吹来，衣裳一动不动。炮击又开始了，但他们三人依旧一瓶一瓶地往尸体上浇汽油，直到停放尸体的浅洼地都盛满了汽油。根舍建议用手榴弹点火，肯普卡不肯。他瞥见进口处消防水管旁有一块烂布，便指给根舍看。根舍用破布蘸上了汽油。
戈培尔把一盒火柴递给肯普卡。肯普卡将破布点着，扔在尸体上。霎时间，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翻滚，形成蘑菇状，跟着便是一大股浓浓的黑烟。在一个到处火光冲天的城市中，这是小火，但令人毛骨悚然。人们精神恍惚，眼睁睁地看着大火慢慢地将希特勒和爱娃吞没。根舍和肯普卡，蹒跚着回到入口处，人们又往尸体上浇汽油；在此后三个小时内，他们不断地往冒火的尸体上淋汽油。
根舍头晕眼花，慢慢爬回地堡。在地堡顶层，他见特劳德尔坐在凳子上，身旁放着一瓶施坦因哈根牌白兰地。他喝了一口，两只大手不住地发抖。“我执行了元首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轻轻地说，“他的尸体被焚毁了。”她没说什么。待根舍再次前去检查尸体时，她禁不住前去察看希特勒的居室。门开着，睡椅旁的地板上，放着装毒药的铜罐，看上去像装口红的空罐。在睡椅右边的坐垫上，她发现了血——希特勒的血。在一个铁衣架上挂着那条拴狗带和他的灰大衣，上边挂着他的有金色党徽的帽子和轻软的鹿皮手套。她决定将手套带回去做个纪念——最少带一只回去，但有一件东西让她停住了手。她发现衣橱内有一件银狐裘皮大衣，就是爱娃遗赠给她的那件，但特劳德尔不愿要它。那东西有什么用？她所需要的是一小瓶毒药。
当晚，希特勒和爱娃的骨灰被扫到一张帆布上，根舍回忆说：“倒进地堡进口处外边的一个弹坑里，用土埋了，还用木桩将土夯得结结实实。”
他被埋葬在失败的瓦砾中；不是像他指示建筑师吉斯勒的那样，埋葬在慕尼黑（“我出生在这里，开始搞运动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在埋葬他时，本应有人在场，朗诵巴尔杜·冯·希拉赫根据元首自己的话编成的诗歌的：
一队队士兵，
屹立在这里；
身穿灰色制服的战士，
一排排，望不到边际。
在风雨中，他们散开，散开……
有可能，他们将我抛弃——
但，即使孤身一人，摇摇坠地，
我也要将我们的旗帜高举！
我的微笑着的嘴唇，
也许会说出狂语，
但是，只有我先倒下，
才会倒下我们的旗帜，
并化作一件寿衣，
骄傲地盖住我的尸体！
旗帜在他倒下的地方倒下了，与他一起死亡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想要生存千载的第三帝国。因为他，他热爱的德国躺在废墟上。
他的生命的动力——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烟消云散了。这是最大的讽刺。他原拟消灭600万犹太人，并以此作为奉献给世界的厚礼。但是，这反而导致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