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民投票取胜后，正值夏末，希特勒隐居于贝希特斯加登稍作休息。在他心爱的上萨尔茨堡，他常外出散步，一外出就是几小时。他并常与人谈话——这是他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但与此同时，他也为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代表大会作准备，因为这次大会可能会被对罗姆事件清洗的痛苦记忆所破坏。为了阻止这一情况，他决心不再采取通常的做法即威胁、许诺加和解。国家仍动荡不安，而像斯宾格勒那样勉强同意国家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现在又成了敌人。
希特勒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国记者又急于拿到材料，并可能运用这些材料去谴责或挖苦他的政权。多洛绥·汤普逊已在《哈普市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不是一场革命，”据说，一位前来观看在奥贝拉姆默演出的受难剧（这是一出谴责犹太人应对耶稣之死负责的戏）的美国来访者曾一再对他说过，“而是复活，他们认为希特勒就是上帝。信不信由你，反正看受难戏时有位德国妇女坐在我身旁，当他们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竖起来时，她说，‘那就是他。那就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希特勒！’当他们向犹太布施30块银币时，她说，‘那就是罗姆，领袖就是他出卖的。’”汤普逊的说法，与多德大使8月23日在日记中描写这出戏的情况的记载几乎一模一样：“当耶稣在愤怒的犹太法庭上受审时，一位衣着考究、面目严肃的德国人对我说：‘他是我们的希特勒。’”坐在大厅另一边的我的远亲伊达·霍尔纳在散场时和我说过，“当犹大收起那30块银币时，邻近有位妇女说，‘这就是罗姆。’我怀疑，在德国观众中，至少也有一半人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弥赛亚。”
在众多勉强留在党内的冲锋队员中，看法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希特勒更像犹大，而不是弥赛亚。在与希特勒讨论行将到来的党的生日时，罗姆生前的部下梅克斯·朱特纳不禁大大夸奖其已故的首脑。希特勒大怒：“你为什么旧话重提？”他喊道，“这件事就算完了。罗姆已被判决。”朱特纳猛吃一惊，反驳说，如果罗姆品格不好，元首是不会挑选他当参谋长的。希特勒摇身一变，拍着朱特纳的肩膀说：“你说得对，但整个过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罗姆和施莱彻尔企图造我的反，我不能不镇压。我原要让法庭将这些事情调查一下，但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办法，而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又是在未征求我的同意下被枪决的。全世界都在宣传此事。我负全部责任。”
希特勒挑选了年轻的埃尔伯特·施佩尔去充当他要在纽伦堡举行的壮观表演的舞台监督。这次表演显然是要巩固其所得，并使党重新团结起来。施佩尔把卓别林体育场的临时看台全部拆毁，在帕加门神坛的启示下，立起了一个长1300英尺，高80英尺的石台，体育场上方安上了一个翅展达100英尺的雄鹰，四周则插满了卐字旗，还有，每隔40英尺便安放一架射程达2.5万英尺的探照灯，共130架。戈林不愿出借这些探照灯，因为这些是战略储备用灯。但希特勒却支持施佩尔。“如果为这样一件事便动用如此大量的探照灯，”他解释说，“别的国家会认为我们多得不得了。”
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现时的宣传。他计划做一个永恒的记载并将之出口，请了著名女演员兼导演里妮·莱芬斯达尔拍一部纪念性的影片。希特勒很欣赏她的作品，尤其是《蓝色的光》。他向她保证，如她能拍一部纪念1934年党的生日、长度与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她虽然很反感，却只好屈服。但一旦离开他，她便说自己拍不了纪录片。她把这一导演任务交给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则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来时，离纽伦堡大会仅还有两个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发现她将这一任务交给别人时大吃一惊，并要立刻见她。
希特勒并没有生气，只用好言劝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6天时间。”他说。她反驳说，若加上剪辑，那就是6个月。希特勒听后说，“噢，但你还这样年轻呀！”她坚持不干，说拍这样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适的，“我不是党员，连冲锋队和党卫军都分不清。”
“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说，“那会给人们以崭新的看法。”她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为了给这6天的计划带来额外的兴趣，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镜头：她动用了飞机、吊车、旱冰鞋，还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升降平台。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她带了一个120人的摄制组（其中有16名摄影师）来到纽伦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应给的一切帮助。连城内的救火设备和其他公共设施也交给了她。
大会的参加者开始像洪水般涌向纽伦堡。他们是早在数月前就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辆指定的卡车，一个指定的车座，在纽伦堡附近的大帐篷城里还有一张指定的床位。到9月4日大会正式开幕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已排练完毕。那天晚上，元首在旧市政厅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汉夫施坦格尔发表了冗长的讲话，敦促外国报刊“只报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释”。之后，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德意志旅馆被至少1万名党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再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他们的狂热的脸孔，使L.希拉（当时在《环球报》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斯安那州“神圣的漫步者”脸上的疯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现在卢波尔德竞技场上。他更像是受人们崇敬的目标，而不是演讲者。他疾步走了进来，后边跟着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和数名副官。乐队奏起了《巴登维勒进行曲》。待动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毕，赫斯走到台前，缓缓地读了1923年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对3万名听众来说——外国记者却不然——这是个动人的经历。最重要的话出自地方长官瓦格纳之口——他宣读了一份希特勒的公报。因瓦格纳的声音酷似希特勒的声音，致使一些收听广播的记者真以为是他。“而后100年内的德国生活方式肯定已决定了，”瓦格纳读道，“对我们说来，动荡的19世纪业已结束。在今后100年内，德国不会再发生革命。”
崇拜者几乎不间断地发出的欢呼，令希特勒如痴如醉，但他仍受焦虑的折磨。前来欢度节日的冲锋队员，许多人是带着悔恨和觉醒前来的。一想到可能发生尴尬甚至危险的场面，他就觉得紧张，有时连自己也悔恨起来。一次，在党的官员常常光顾的饭馆里进餐时，他突然转问汉斯·弗兰克。“6月30日你在慕尼黑迟迟不动手，使我很恼火！”他喊道。当弗兰克再次要求辞职时，他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用不了几个星期，州法这个笑话就会结束。”帝国将发号施令，巴伐利亚州和其他各州都得服从，他说。在一阵令人周身不适的沉默后，他走了出去。
由于大会越来越激动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心情。这在7日晚表现得特别明显。是晚，20万忠实的党员打着20多万幅旗帜，把卓别林体育场挤得满满的。他们的队伍之整齐有如军队。施佩尔的130架探照灯，其效果比想象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体育场被照得如同白昼，看起来像个由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白柱围成的大厅，”施佩尔回忆说，“在威武雄壮的光墙上，偶尔也有丝丝浮云飘过，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漂泊。”在可怕的寂静中，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产生了可怖的效果。“我们是强大的，将会更加强大！”他说。这既是许诺又是威胁。
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从十多个角度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在拍摄过程中，那些爱管闲事的褐衫党徒，在戈培尔的唆使下，瞒着元首，对她进行干扰。他们不断骚扰摄影师，把他们从最有利的角度推开，甚至拆除了几个摄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冲锋队有可能做出反应。两天后，5万名冲锋队员在体育场内集合；希特勒对此是有所防备的。“体育场内气氛相当紧张，”希拉回忆道，“我注意到，元首自己的党卫军卫队也大规模集结在元首跟前，把他和冲锋队分开。”他暗想，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会有人在元首的“胡萝卜加棍棒”的讲话中拔出手枪来。在讲话中，元首赦免了所有与罗姆阴谋有关的冲锋队员。
大会在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下结束了。这就保证了次日（9月10日）最后一个节目的成功。这天被定为建军节，为此，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后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展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30万名观众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希拉在日记中写道，尚武精神并不是霍亨佐伦家族的产物。“它是根植于所有德国人头脑中的东西。今天，他们的表演活像是孩子们在玩马口铁做的玩具兵似的。”
希特勒也像群众一样沉醉在欢乐中。在他结束最后的演讲后，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长时间静不下来。赫斯的声音终于被听见了：他代表纳粹党向元首告别。“党就是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向希特勒欢呼！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欢呼希特勒胜利！”疯狂的人群有节奏地“欢呼胜利”，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兴高采烈，令人欢欣鼓舞，令人热血沸腾。但对那些未受希特勒感染的人们来说，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的咆哮，是发自山洞里的尖声怪叫。
元首与军队的婚礼的最佳象征莫过于此了，而他也决定向高级将领们做出和解的姿态。当晚，在他下榻的旅馆前举行了壮观的军队游行后，他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我知道，你们指责我们党内存在着不少错误的东西，”据当时在逐字逐句记录的冯·维希将军的记录，希特勒当时说，“我承认，你们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你们也要记住，在斗争的时刻，知识阶层抛弃了我，所以，与我一起工作的，大都是些质量不高的人员。我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个缺点。但是，如同新武装力量里军官团的建设需要花几年时间一样，党要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集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他的话是有效果的，因为，据维希记载，“他懂得如何用高超的技巧，使他的讲话适合听众的需要。”
后来，希特勒参观了兵营。在那里，这位老下士与士兵们打得火热，又说笑话又回忆当年。回旅馆后，他轻松愉快，在与心腹们一起吃夜宵时，详细地讲述了与士兵们团聚的情况。一周来的劳累以此作为尾声，这是最合适不过了。
两天后，总统府举行招待会，欢迎希特勒。他神采飞扬。那些一直在躲避他的外交官员，不得不向新总统表示正式的祝贺。多德大使从未见他“如此高兴过，他一一向各国代表致意”。尽管出现过某些令人不快之事，尽管他也有过焦虑的时刻，他还是完成了他原计划在纽伦堡要做的一切。党重新团结起来了，人民和军队站到了他的一边。
尽管有戈培尔的干扰，党的纪念碑也未受到破坏。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拍摄了数万英尺的不平凡的材料。影片在剪辑期间，抗议像洪水一样朝她劈头盖脸打来。抗议者都是那些未上镜头的党的官员和抱怨宣传不够的人们。她拒绝做出修改，希特勒则提议搞个妥协：想法把满腹牢骚的领导人的照片加进影片中。这是对莱芬斯达尔的艺术原则的冒犯，她拒绝了。希特勒也同样强硬地坚持己见。据她自己说，她当时一边跺脚一边喊：“我不干！”“你忘了你是在跟谁说话？”他回答说。然而，她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而希特勒又如此欣赏她的天才。结果，影片出来后，未作任何改动。她将影片命名为《意志的凯旋》，因为她再没有更好的片名。在首映式上，党的官员们对她很是冷漠，但是，就连她的最凶恶的批评家戈培尔也明白，影片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它的手法，比任何其他宣传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影片都更为有力。它获得了当年为最佳影片而设的“五一文化成就奖”。该片也被一致认为是最重要的纪录片。后来，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影片展览”会上，它以其艺术性而不是内容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
街谈巷议出现了，说里妮·莱芬斯达尔是希特勒的情妇。这个攻击，与其他攻击一样，如说他与一些著名女演员诸如奥尔加·特歇绍娃、里尔·达戈维尔和波拉·纳格里睡觉一样，都是缺乏根据的。希特勒在这些娇艳的女人身上寻找的并不是性行为，而是他的被压抑的波希米亚天生所追求的刺激。
里德斯德尔勋爵的女儿尤妮提·密福特刚从英国到来。她在慕尼黑学艺术，刚好碰上了新德国的激动时刻。从希特勒吻她的手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全心全意的鼓吹者。她是个生性快活、放荡不羁、满头金发的姑娘，有时会说出最粗鲁、最令人惊奇的话来。她对生活的创见，以及活泼的幽默感（她的5个姐妹也一样）对希特勒说来，都是个崭新的、清鲜悦人的经历。她常在希特勒左右。于是谣言不久后又四起——与其他谣言一样缺乏根据——说她是他的情妇。
希特勒权力上升后，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女人急于与他为伍。也许是因为他的兴趣越来越广泛，致使他的老关系贝希斯坦太太打翻了她的醋瓶。她公开批评他，对他的某些改革进行斥责。据弗里德林·瓦格纳说，一般说来，她总是先问元首是否疯了，然后破口大骂，令他无法招架。“在凶恶的骂声中，希特勒像行为失检的小学生一样，羞愧地站立着。”
希特勒眼界的不断开阔，使爱娃·勃劳恩尤其悲愁。在希特勒上台后没几天，他给了她一个婚戒、一个耳环和一只镶宝石镯子，作为她21岁生日的礼物。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意与他的情妇结婚。比诸先前，她更少与他见面了。他偶尔也会从柏林给她打来电话——一般是从公共电话间打来。为了不使她父母得知她与元首的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她说服了父母，在她寝室内装了一架自用电话。只要他到慕尼黑，他就会叫她到他寓所。但在贝希特斯加登，她一般都住旅馆，目的是抛头露面。
到了1934年秋，她常闷闷不乐，且时间很长。希特勒与她结婚的希望已成泡影。他告诉她，作为第三帝国的首脑，他必须把自己奉献给国家，而不能有家庭的累赘。事实上，他像教皇。他对魏德曼上尉说的借口更是直言不讳。一天晚上，他说：是的，他也向往家庭生活，但是，他一旦结婚，他便会失去许多女人的选票。“于是，”他说，“我便在慕尼黑找3个姑娘，供我左右。”希特勒向他的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透露得更彻底。“爱娃非常好，”他说，“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只有吉莉才能真正激起我的情欲。我永远不想与爱娃结婚。唯一能使我将我的生命与她联结在一起的女人是吉莉。”
希特勒与他英国的嫂子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堪。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的前妻布里吉德·希特勒，因为经济极端困难，想再次求助其大名鼎鼎的亲属。她带着儿子威廉·帕特里克返回德国，找到了希特勒，希望他“能给她一点钱，以使她安静生活”。希特勒把母子二人请到贝希特斯加登。但是，到那里后，帕特里克大吃一惊（多年后他对战略情报处说），因为他们被元首的姐姐安吉拉“大骂一场”，再次说希特勒“连他的叔叔都不是”（威廉·帕特里克与其母最终移居美国，二次大战期间在美国海军中服役。他现住纽约郊区，已改名换姓，生有一子叫阿道夫）。
与此同时，希特勒把许多时间花在外交政策上。因为在外交领域内能否取得成功主要靠实力，希特勒便力求一夜之间重新武装帝国。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的烟幕后，他迅速地建立起了德国各级的武装力量。在纽伦堡举行的军事演习中，群众的反应令他受到鼓舞。于是他便在三个星期后密令将只有10万人的陆军扩充两倍。密令发出当天便有7万人入伍。国防预算增至6.54亿马克。
即使有严格的保密措施，突然增设9个兵团司令部、14个步兵师和7个机械化营，也不能不引起谣传，说这是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这些谣传，加上英德关系的恶化，实在使希特勒关切。另外，由于德国的军事扩充，很明显，英法两国的军事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英国并不准备冒大的风险。“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英国，”英国外交大臣的私人秘书于那年秋对冯·俾斯麦亲王奥托透露说，“愿意为别国的利益出国打仗的。”因为希特勒无意染指大英帝国，而他的全部外交政策又是建立在英国的容忍（不是友谊）的基础上，他便直截了当地重新获得他们的同情。
12月19日举行的正式晚会就是取宠的一个步骤。在25名来宾中，4名是英国人——英德联谊会一著名成员，罗德米尔勋爵及其公子，罗德米尔办的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每日邮报》的编辑华尔德·普赖斯。为这一晚会，希特勒特地穿一身晚礼服，而不是党的制服。当客人就座开始吃简单的饭菜（烤鸡）时，他说：“从兰茨贝格出狱至今天已是10年了。”他告诉人们，狱中的几乎全体雇员，包括典狱长在内，都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巴伐利亚政府大怒，把大部分雇员送进警察学校以示惩罚。但不到半年，那地方便成了吸收国社党党员的中心。他们没法子，只好将它关闭。”
晚餐后，希特勒将不抽烟的客人请到另一房间。罗德米尔勋爵和里宾特洛甫及几位女宾一起，与希特勒出去。在此之前，半犹太血统的斯特芬妮·冯·霍亨洛赫公爵夫人已将他介绍给了这位报纸大王。希特勒之所以会吸引罗德米尔，是因为他们同样仇恨布尔什维主义。几个星期后，当萨尔选区，（在天主教的敦促下）90%的选民投票赞成与德国联合时，《每日邮报》大声喝彩欢呼。1935年1月下旬，希特勒又接见了两位更加友好的英国人士：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他带来了英国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的问候信；另一位罗提安勋爵对希特勒和平愿望的印象如此深刻，使他情不自禁向外相约翰·西蒙爵士做说服工作，证明元首是真诚的。
萨尔和平地回归德国，连法国也如释重负，正式向德国提交一个共同建议，以解决包括军备平等和东方罗加诺等问题（10年前在罗加诺签订的协定的主体是一份公约。公约规定，签字国互相保证尊重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疆界——包括非军事区的莱茵兰在内）。希特勒于2月14日谨慎地回答说，他欢迎军备谈判，但要待德国与英国初步讨论后再与法国进行总的谈判是不是会妥当些？
约翰·西蒙爵士同意于3月初前来柏林。他之来访的前景曾在柏林的外国人士中产生乐观的气氛，但在3月5日的日记中希拉写道：“西蒙原定于后天来此与德国人谈判，但是今天早晨牛赖特告诉英国人说，希特勒着了凉，要求西蒙推迟其德国之行。今日下午在威廉大街略作调查发现，这是‘外交着凉’。”原来，英国曾发表白皮书，公开谴责德国加速军备。这便惹恼了元首。尤其令英国人惊慌的是，希特勒到萨尔协助庆祝正式占领这块被角逐的土地时，当地居民竟表现出无比的热情。
3月10日，希特勒在他的外交棋盘上又走了一步。他单独向《每日邮报》的普赖斯透露。最近德国空军已正式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一个兵种。如同希特勒希望的，无论是英国或法国，官方均未正式发出谴责。相反，可能对此已有所闻的约翰·西蒙爵士，通知下院说，一旦元首感冒痊愈，他仍计划出访柏林。法国所做的反应也仅是由国防部提议，延长部队的服役期。
这种弱不禁风的反应，希特勒未与其将领们磋商便将之击败了。3月15日上午，他令首席副官在慕尼黑的“四季旅馆”与他会面。他指示副官发布重新征兵和扩充武装力量的消息。当晚，国防委员会便举行会议，讨论希特勒之令他们惊慌失措的征兵计划。冯·勃洛姆堡将军对各大国可能做出的反应表示关切。里宾特洛甫认为，这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把勃洛姆堡的关切不放在心上。“您说的全是胡说八道！”勃洛姆堡生气地反驳说。他整晚都在攻击这一计划，次日早晨，待他与弗立契向希特勒汇报时，他的反对意见被平息了。
那天下午，星期六，约100名外国记者挤在宣传部的会议室里。谁也不明白为何突然把他们找来，所以室内空气有点儿紧张。戈培尔进来了，“看上去既煞有介事又严肃”。他大声宣读了一份新的法令，宣布全面实行兵役，将和平时期的兵力增至30万人。这虽然人人都猜测到了，但它仍令人震惊。罗希纳和几名记者连忙跑进大厅打电话——尽管戈培尔还在回答问题。
就在那时，法国大使正在总理府元首的书房内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弗朗索瓦·本塞抗议说，这份通知肆无忌惮地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事先不与法国接触或讨论便让法国接受既成事实表示遗憾。
希特勒庄严地、坚信地反驳说，他的意图纯粹是自卫性的。法国没什么可害怕的。他的主要敌人是共产主义，他破口大骂俄国人。这样，大使离去时几乎相信，希特勒无意发动反对法国或英国的战争——只决心毁灭苏维埃政权。
法国对德国再次显示武力所做的回答，是向国联提出毫无意义的呼吁。3月25日上午，英国的官方代表团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见了希特勒。首次充任元首的翻译的包尔·施密特注意到，当元首向约翰·西蒙爵士、艾登和大使埃力克·菲普斯爵士问候时，他的微笑是“特别友好的”。他们在总理府矮桌旁坐着。在场的有牛赖特和里宾特洛甫。
西蒙宣布，英国政府和人民首先需要的是和平，真诚希望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合作，朝这一目标前进。英国的决定性因素即英国的公众，他说，对类似德国“退出国联，奥地利及某些单方声明”那样的事件“非常不安”。英国“并不反对德国，但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危及和平的事情”。
知道施密特是个能干的翻译，而自己又精通德语的艾登回忆说，“希特勒的回答特别巧妙，一方面是特意请求，另一方面字里行间又在威胁。”在第二轮会谈中，元首的个性给艾登“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在我看来”，他好像是“消极的，肯定是不令人佩服的”，而且，“相当善于随机应变”。同时，艾登又佩服希特勒主持会议的方法，“毫不犹豫，又不做记录，与一个知道自己目标的人完全适应”。
他对他的行动一一做的解释，虽然可信却不能令人折服。例如，他矢口否认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理由是，他从未在上边签字。他的碧眼盯着约翰爵士补充说，他宁愿死，而不愿这样做。德国也从未违反过和约——除了在滑铁卢一役中，普鲁士军前来援助英军时。而在那一次，威灵顿将军也未提出抗议。“自接触他以来，这肯定是最能令希特勒高兴的，”艾登评论道，“我认为这条提得很尖锐，提出时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在上午的会谈中，希特勒镇静而彬彬有礼地进行辩驳，这不仅令英国人吃惊，连他的翻译也吃惊不小。然而，在进午餐后，当牵涉到立陶宛的东方公约被提出来时，他失去了平静。“我们与立陶宛毫不相干！”希特勒喊道。目前，那里正在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阴谋审判。他眼睛里射出怒火，声音粗哑，连颤音都出来了。“他们在梅墨尔践踏德国少数民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决不与这样一个国家签订条约！”他怒斥道。片刻后，风暴平静了，他又成了一个彬彬有礼的谈判者。这次，他是据意识形态之理进行辩驳的。“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他平静而有力地说，“任何联系都绝不可能！”
在当晚的宴会上，希特勒心情愉快，热烈地与艾登交谈起战时各自的经历。他们曾在奥塞河两岸面对面厮杀。于是，两人便在菜单后面画起战地地图来。他们的谈话内容有些给弗朗索瓦·本塞偷听到了，所以，吃完饭后他便问艾登，他是否真的与希特勒打过仗。艾登回答说好像是，法国大使便讽刺地说：“你想念他吗？你应该枪毙他。”当晚，艾登在日记里写道，“结果很糟，整个调子和脾气与一年前大不相同，很明显，德国重又用普鲁士精神武装起来了或正在武装。俄国现在成了魔鬼。”
翌日上午10时，西蒙爵士建议讨论装备问题。他说，英国最近正与各大国单独进行磋商，为召开大型的海军会议做好准备，因为大会要修改现时的海军条约。他邀请德国到伦敦去参加类似的非正式的磋商。希特勒当场接受了。他重又提出了先前已向菲普斯大使提出过的问题：把德国的吨位限制在英国舰队吨位的35％。与此同时，他看不出“有什么天时或地利”能强迫他“承认法国或意大利的舰队优势”。
此时，希特勒戏剧性地拿出一封电报，并愤怒地读了起来。令人吃惊的是，温和的政治家顿时又变成了狂暴者。这封电报宣布了对那些被控叛国的立陶宛德国人的有罪判决。希特勒生气地问，如果《凡尔赛和约》将英国的一部分土地硬割给像立陶宛那样的一个国家，英国会怎么样？如果英国人只因为像英国人那样行动便遭到严刑拷打和监禁，他们又会怎样？
他的怒容很快便消失了，他又恢复了温和的常态，只要求在军事上与英国和法国保持平衡。中午，他们是在英国使馆吃点心的。这也是元首第二次步入外国大使馆。午餐后，与会者又返回总理府。希特勒对俄国向西推进的企图进行抱怨，说到这里，他辛辣地把捷克斯洛伐克称为“俄国人伸出来的胳膊”。他又重申，在军备问题上，德国要求得到平等权利。西蒙和艾登都在耐心地、心平气和地倾听。这给施密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是在两年前，德国代表像希特勒现在那样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像是天经地义似的，那么，天都会塌下来。我也不禁怀疑，比诸外交部所采用的谈判方法，希特勒是否已用其造成既成事实的高招走得更远了。”
当晚，希特勒在总理府主持宴会。他原来穿的是褐色外衣，戴红色卐字章，现在却改穿燕尾服。在他的翻译看来，他是个“迷人的主人，在客人中来回穿梭，好像他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似的”。宴会后，希特勒对一群朋友，包括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在内，兴高采烈地大谈其外交成就。他像小学生似的，又是拍手，又是拍膝盖。“了不起的人物呀，那些英国人，”他说，“即使撒谎，他们也撒得漂亮，一点不像法国吝啬鬼。”
会谈结束后一天，希特勒把与英国海军之比是35％一事告诉了海军总司令，并指示他按计划建立海军——但“不要大肆宣传，以免使英国对其他大国的困难处境复杂化”。希特勒决心与英国和睦合作，并继续向对德国处境表示同情的有影响力的公民们献媚。4月间，他在慕尼黑寓所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举行午餐会。莫斯雷退出了工党，当上了“英国法西斯联盟”的主席。他评论说，希特勒的“迷人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也许这是个不合适的话题。反正，他并未试图施展那种效果。他很朴实，整个午餐过程中，他都以温柔得几乎像女性的魅力待我”。
在伦敦，一位极为重要的德国事业的追随者，正在重申其先前的同情。他就是威尔士亲王。在与霍希大使进行的一次长谈中，这位王位继承人“再次对德国的地位和期望表示完全理解”。
在柏林，由于赫尔曼·戈林和女演员埃美·松纳曼准备结婚（他的第一个妻子卡琳，在久病后于1931年去世），繁忙的国际事务也黯然失色了。各组织及企图取宠的个人送的礼物，像洪水般朝他们涌来。博物馆送来的画是“永久借贷”的，其中有两幅克拉纳赫的油画，是无价珍宝。除东方地毯、挂毯、银台和首饰外，还有萨克森的香料饼、黑森林的樱桃酒、奶酪和牛。小礼品在柏林的官邸展出，大件礼品则用卡车运至首都附近的庄园——叫卡琳大厅，是以其前妻的名字取名的。
4月10日举行的婚礼，可说是好莱坞的作品。电台一幕一幕地向全国广播。豪华的婚礼——由一名主教主持，由元首本人当证婚人——由于突然有两只鹳在福音教堂周围盘旋而终止。这原是一位空军飞行员俯冲下来无意中放的，与婚礼完全无关。当新郎新娘从教堂出来时，军乐队奏起了《罗恩格林》的进行曲。教堂外，新郎新娘从伸出的剑搭成的拱门下走过，受到了震耳欲聋的欢呼。群众还集体行了罗马式的敬礼。
次日，戈林邀请罗希纳和另外5名记者前往总裁府参观礼品。“诸位先生，”他对他们说，“我请你们来的目的，是要你们看看我的人民给我送来的礼品。就像陛下一样，一点不错吧？”“反正，”罗希纳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戈林用不着挨饿。假使他有朝一日受穷，这些礼品起码能当出100万，或更多钱。”
戈林的马戏，由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会议同一天在斯特莱萨召开而被贬黜了。希特勒原以为法国的建议其他两国是不会接受的，但与其愿望相反。会议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谴责德国的重新武装为不合法，并重申忠实于罗加诺原则。麦克唐纳、赖伐尔和墨索里尼的出席又为公报增加了分量。原想孤立法国的希特勒，发现自己有受孤立的危险。数周后，法国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这样便加重了他的危险。由于苏法条约与元首的基本战略格格不入，希特勒便重又竭力向他的朋友罗德米尔勋爵保证，英国没有理由怕德国。5月3日，希特勒写道。从建党早期开始，他就计划要与英国合作。“英国与德国这样的条约，不但对和平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也代表了世界上1.2亿最宝贵的人民的愿望。英国历史上搞殖民活动的举世无双的天才及其海军力量，将与世界上第一批军国主义之一的国家的力量结合起来。”
罗德米尔是用不着说服的。在他的报纸中，他继续为德国描绘出一副和蔼可亲的形象，但是英国总的反应是恐惧的。当麦克唐纳得悉希特勒将于5月中旬后发表重要讲话时，他表示关切，并决定在演讲发表后让下院辩论军备问题。
这篇令人害怕的演讲是在5月21日作的。希特勒再次让世界吃了一惊。当日早些时候，他颁布了一条秘密防务法律，让沙希特主管战争经济，并改组了武装部队。将国防军正式改组为武装力量，由希特勒任最高总司令；勃洛姆堡的头衔也由国防部长变为战争部长，且得到了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头衔；贝克之未泄露的军队首脑的头衔也改成了总参谋长。至少在私下里，黑桃可以称作黑桃了，但是，当希特勒于当晚站在麦克风前时，他轻松而自信，又成了温和的典范。他说，他的主要目标是和平，他也不抱征服的梦想。他宣布，战争所带来的，只是毁灭国家的花朵。在重申“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后，他提出与各邻国（背信弃义的立陶宛当然除外）签订双边互不侵犯条约，并保证遵守罗加诺公约。他所需要的无非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的舰队而已。他保证，那将是他的最后要求。“对德国而言，”他发誓，“这个要求是最后的，永远不变的。”
在国外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士中，他的话被按其表面价值接受了。伦敦的《泰晤士报》说，他的讲话“合理、直率而全面”。只此一举，希特勒便扭转了孤立的局面，为在即将到来的海军会议上同情地接受德国的要求铺平了道路。这次会议刚好于两周后在英国外交部召开，由乔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任德国代表团团长。日本驻伦敦的海军武官曾给他提出了极好的咨询意见，因此，他便稳坐在会议桌旁。这位海军武官告诉他的德国同行，1921年日本前往华盛顿参加会议时，错以为可以与英国人搞一桩“交易”。“结果，当英国人挑拨我们的外交官员与海军专家的关系，使他们几乎成了死对头时，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建议，德国集中力量坚持一个明确的要求——例如35％的比例——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即使有破坏会议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一旦英国人醒悟到德国矢志不渝，他们就会慢慢让步——同时还会对对手更加尊敬。
会议于上午10时开始，由西蒙主持。他与平常一样和蔼可亲。他指出，会议的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各海军大国会议铺平道路；否则，各国的军备竞赛就会加速进行。光限制吨位是不够的，对某些危险的舰只应该清除。
遵照日本武官的建议，里宾特洛甫拒绝讨论其他问题，一心要得到那35％的比例。“如果英国政府不准备立刻接受这一条件，”他说，“那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谈判。我们坚持立刻做出决定。”他保证，英国一旦接受这个比例，关于建立海军之计划的技术问题便可立刻得到解决。
虽然里宾特洛甫的英语讲得很好，但仍由施密特担任翻译。令施密特吃惊的是，他的上司竟立刻——且又是如此不讲外交辞令！——把日程上最困难的问题提了出来。他不明白，是因为里宾特洛甫缺乏外交经验呢，还是对指示盲从。里宾特洛甫之所为，除按日本武官的狡猾的建议行事外，其实是在执行希特勒多年来成功地使用过的令人惊慌失措的战术。两个星期前的讲话是胡萝卜，现在的是大棒。
施密特将里宾特洛甫的话翻译过去后，他发现，西蒙的脸红了。他生硬地回答说，谈判一开始便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很不平常的，对此，他当然无可奉告。他一边说，一边生硬地鞠了一躬，然后便离开了会场。场面一时尴尬起来。片刻后，罗伯特·克莱齐爵士取代了西蒙的位置，代表英国表示坚决反对。但是顽强的里宾特洛甫也毫不让步。下午，他们再次会晤，但毫无进展。施密特觉得，会谈肯定被破坏了。他已开始在想，飞回柏林时的天气不知如何。但是使他奇怪的是，英国人竟提议次日上午再次会晤——这次会谈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海军部会议室进行的。
这是一间大会议室，镶着嵌板；室内放一张长桌，长桌四周放着红皮椅子。施密特对此友好之气氛原就觉得奇怪，不料，当令人生畏的克莱齐宣布，英国准备接受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要求时，施密特的奇怪便上升为吃惊（“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6月6日，约翰爵士返回会议；他红光满面，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这样德方便大获全胜。全面的协议友好地达成了，里宾特洛甫之“相当难堪的态度”也不翼而飞，变得彬彬有礼了。英国不但同意德国拥有相当于英国舰队之35％的吨位，而且还做出让步，让德国拥有45％的潜艇。里宾特洛甫回到德国后，成了一名征服英雄。用谈判方式取得了德国海军的全部秘密目标，这便把希特勒从一个实力源变成了政治家。被一所谓盟国单方采取的行动（恰好又是在滑铁卢纪念日那天采取的）搞得目瞪口呆的法国，向伦敦发了一份愤怒的照会。但英国的公众舆论却几乎一致赞成（温斯顿·丘吉尔除外，他谴责这一协定，说它破坏了英国的安全），连对希特勒采取敌视态度的政治家也支持这一协定。
可以预言，这份协议使威尔士亲王满心欢喜。在签字那天，他对霍希大使说（在阿斯科特与王后一起进午餐时），在最近一篇有争议的讲话中，他热烈同意德国人与英国的老手们接触，这“完全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他没有提到的是，为此事他遭到国王一顿斥责：“亲爱的孩子，我经常地告诫你，切不可与政治厮混，尤其是与外交有关的事务。你昨天发表的观点，不管多么敏感，据我所知，是与外交部的意见相反的。”而后，若不与政府商量，他不得再对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讲话。父亲的斥责，不管多么令他不安，却未能封住王子的口。他立刻又对另一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讲话，攻击伦敦县议会禁止在他们管辖范围内各学校内的学生团使用武器，包括木枪在内。）威尔士王子补充说，“众所周知，政治家的特点是胆小怕事和犹豫不决。恰当时刻的直言，哪怕超出了正常情况下理应保留的界限，比诸胆小和迟疑，能更快地奏效。”他的这番话被用电报传回威廉大街，在那里，对本来就言过其实的英国亲德情绪又添枝加叶，加深了元首之理由不足的假设，即此后英国的让步不再会有限制了。
对伦敦条约，苏联的反应几乎与法国的一样强烈。它证实了这种怀疑；英国统治阶级内的某些分子，包括继位王子在内，正在帮助德国加强其波罗的海的海军力量以便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远东则支持日本的野心。尽管忧心忡忡，苏联还是与希特勒签订了贸易协定。希特勒将对苏贷款提高至2亿马克，并准备在10年内，将此数字增至5亿。这并不是放弃其生存空间之梦想，而是在国际外交游戏中的另一着棋。这是因为，在与西方谈和平、与东方做买卖的同时，德国的重新武装则在尽可能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其速度比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估计要快得多。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扩展，他的私生活也扩展了。在他周围形成了两个内层——一个是由像戈培尔、戈林、赫斯（及他们的夫人）等组成；另一个则更具有私人性：司机、秘书、仆人及其他亲近者。最内层包括一名建筑师施佩尔，一名飞机驾驶员波尔。同时也包括一些较年轻的军事副官，例如海军中尉冯·普特卡默，陆军代表尼古拉斯·冯·贝罗等水平不同的人们。有些是属于两个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丁·鲍曼。此人早年就追随赫斯，现在是赫斯驻柏林代表。由于这个缘故，鲍曼便有机会接近元首，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不知疲倦的鲍曼却与希特勒形影不离，把元首的片言只语都记录在袖口或笔记本里。
希特勒本人则在这两个圈子间来回穿梭，也在众多的高级文武官员中出没。他无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经地去完成高级办公室的事务。他是个夜猫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几分钟才到办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奥托·狄特里希收集的各报的主要内容浏览一遍，然后匆匆去进午餐。回来后，他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他感兴趣的公务。而把令他厌烦的事务往后拖延至下班后处理。他常与施佩尔和吉斯勒讨论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讨论就是几小时，而他从兴登堡手里沿用下来的国务秘书汉斯·拉姆斯和奥托·梅斯纳则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做出的决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关切。在做出重要决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难让他坐下来看文件。“他认为，”魏德曼写道，“许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们，自然会办好的。这点，他是很少错的。问题仅仅是，这些事情应如何办。在选择来访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羁的。有些官员需要在客厅里等上数天才能见他。但是，若某个旧日老友来访，他便立刻叫他去进午餐，让他在餐桌上把问题提出来。问题常常就在餐桌旁解决。”
希特勒的工作时间表本来就很不规律，但繁忙的国际事务常常又将它打得更乱。这样，他便几乎抽不开身去看他的情妇。阿道夫·希特勒的爱已变成爱娃·勃劳恩的整个生命，即使他曾明确向她表示，只要他还是帝国元首，他就无法与她结婚。“就我而言，结婚可能会成为我的灾难，”7年后他对内层人士说，“夫妇之间，必然会有误解的时候；当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时间全部给她时，误解便会产生。”女人只为自己的丈夫而活着，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样。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隶，受责任左右。“我会享受不到婚后的快乐，只能看到被忽视的妻子的怒容，否则我就得对工作马马虎虎……婚姻之坏处在于它创造出权利。这样，找个情妇比娶妻要好得多。这可减轻负担，可将一切都建立在赠予的权利水平上。”当他发现他的两名中年处女秘书约翰娜·乌尔夫和克里斯达·施洛德把脸孔耷拉下来时，他连忙改口说：“我刚才说的当然只适用于较高级的人物！”
爱娃原是闷闷不乐，但难得前来的情人哪怕只来一次，也能暂时减轻她的痛苦。“昨天，没想到他来了，”她在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过得很愉快……他如此爱我，真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日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日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压力：
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3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我高兴的。但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当听到闲言碎语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5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到今晚10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25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3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日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但不是瓦尔库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
几小时后，她在日记中最后写了哀怜的几行：
亲爱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帮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绝望得可怕。也许我的信到得不是时候。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写。
不管怎样，与其要这样捉摸不定，还不如立刻死了好。
亲爱的上帝，帮助我吧！让我今天能与他说话吧！明天就太晚了。
爱娃·勃劳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绝望信时，他正在接受手术。几个月来，他一直喉咙发痛。由于演讲多，且又长得没有尽头，他的嗓子沙哑了，而且还发现喉头长有东西。他旧日的恐惧又复活了。据施佩尔说，数月来，他老在谈论腓特烈三世——死于喉癌。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许与青年时期在维也纳患的相类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显，他是服药过度，因为这药含有黏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5月23日，即元首发表重要外交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米大小的息肉。这是个小手术（是在总理府进行的），只用了小量吗啡作镇静剂。即使如此，希特勒却甜睡了14个小时。“我那时很担心。”埃肯后来透露说。手术后，埃肯教授劝他在数天内不要大声说话，将来也不要冲动，“不要大声喊叫……”他承认，曾有人这样对他说过，但一演讲又全忘了（引自1938年11月14日的《时代》。该报曾报道说，希特勒曾请世界著名的耳鼻喉专家、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冯·纽曼教授检查他的喉头。纽曼是个正统的犹太人，他拒绝了希特勒的邀请）。
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证，他切除的是一块“简单的息肉”，就是说，是一块良性生长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亲那样会长癌。他之所以未给爱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个电话安慰她几句，大概是因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缘故。
在感到绝望和被抛弃后，爱娃于5月29日凌晨吞下了20粒“瓦诺风”（安眠药）。是她妹妹伊尔塞发现她昏迷不醒的。伊尔塞在一名外科医生手下当接待员，学了一点急救知识。在给姐姐急救后，连忙打电话给她的雇主马丁·马克思医生——她信任他。爱娃的日记是在医生给她治病时被伊尔塞发现的。她决心为姐姐的第二次自杀保守秘密，便把最紧要的几页撕了下来，以免连累马克思医生——他是犹太人。伊尔塞也怕父亲会做出强烈反应，也怕元首会询问他的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所以，她说，姐姐的自杀，部分是演戏。毕竟，爱娃只吞服了药性比佛罗拿要轻的安眠药——她明白，姐妹们回家后，总有一个会向她道晚安的。
马克思医生热心地把病因说成是疲劳过度，是吞服安眠药过量的结果。希特勒接受了这种解释（但伊尔塞·勃劳恩至今仍坚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种情形，这个“偶然事件”也达到了语言未能达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爱娃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935年8月19日，她与妹妹格里特尔迁进了3间一套的公寓房。该公寓房坐落在环境安静的波根豪森住宅区，离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遥。房租是由希特勒通过霍夫曼间接付的。他还买了家具，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时很少在那里。他若是来，也是在邻居们入睡以后。即使如此，他与爱娃的约会也很难保密，因为秘密警察在大楼内外暗中保护。另外，由于喉咙依旧在折磨他，他不得不大声清嗓子。在爱娃迁进新居的前夕，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找了个医生，说喉咙里还有东西。他说，有人曾给他送来一束鲜花，接花时指甲里进了刺，他是用牙去咬的。他怕咬刺时不慎将它吞了下去。医生没发现什么，只用2.5％的硝酸银溶液给他洗喉。但希特勒又向冯·埃肯教授表示，他怕里边长癌。医生只好将一系列的标本送给系里的一名同事（埃肯教授称他的病人为阿道夫·米勒）。8月21日，结论下来了：“阿道夫·米勒”没什么可担忧的，那块息肉是良性的。
希特勒的不安轻些了——至少是在目前——但还是抽不出多少时间去看爱娃，因为他又在为1935年在纽伦堡庆祝党的生日作准备。另外，他之深夜私访爱娃又引出不少谣言，有可能在政治上给他带来麻烦。爱娃新近得到的自由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她父亲为此暧昧关系，即使是与德国的国家元首，而感到丢脸。9月7日，弗里茨·勃劳恩鼓足勇气致函希特勒，要求他让爱娃回到“家庭的怀抱”。勃劳恩很谨慎，叫霍夫曼将信亲自交给元首。但这位摄影师更加谨慎：他把信交给了爱娃。她撕毁了信，但有意给父亲这个印象：元首读过这封信，但不屑于回答。勃劳恩太太瞒着丈夫，也写过一封类似的信，直接寄给了希特勒。这封信压根儿就未获答复。希特勒在纽伦堡的主要演说是在9月11日作的。它原是呼吁要发展文化，却发展成对犹太人的另一次攻击。他攻击说，犹太人从未产生过，也永远不会产生一种有自己特点的艺术。但攻击是如此之温和，以致外国观察家怀疑，他的反犹纲领，如同他对各大国保证的那样，是否真的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西方越来越激烈的抵制德货运动使他深信，将几乎刚好16年前他宣布要采取的某些法律措施付诸实施的时刻已经到了。9月13日，他下令在24小时内拟就一项法律，叫《保护德国血统和荣誉法》。
被分配承担这一任务的人们刚草就一份禁止犹太人与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公民结婚或婚外性交的法令，希特勒又派人送来了新的命令，要他们起草《帝国公民法》。苦恼的作者们很快便把纸用完了，只好将就着使用旧的菜单。直到9月15日凌晨2时30分，众人才一致同意，只有具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人才能当公民。
其他条款未发生争执。于是，次日上午9时，希特勒便在纽伦堡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实际上是对犹太人有利。这可能“为德国人与犹太人建立可容忍的关系铺平道路”，这些温和的言辞后边立刻出现了威胁性的语言：“如果这个愿望得不到实现，犹太人在国内外的煽风点火得以继续，那么，我们的这种立场就得重新检讨。”
希特勒实在有幸。由于本尼托·墨索里尼的蠢举，世界的注意力一下子便从希特勒新近对犹太人的攻击及其非法扩军上移了开去。10月3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全球群情激愤。一个文明国家，怎么能迫使原始部落骑在马背上与战斗机和坦克作战？对自己之平息计划健忘的英美两国骂得特别起劲。英国则在国联牵头对意大利实行有限制的经济制裁。尽管德国国内呼声四起，反对意大利而同情埃塞俄比亚者甚众，希特勒仍公开拒绝声援海尔·塞拉西皇帝，暗中则给予军援。与此同时，希特勒又给墨索里尼运送原料，企图拖累意大利（和英国），使德国得到更多的行动自由。他对墨索里尼的援助也是想试试英国会对德国藐视国联之举作何反应。情况很快便表明，英国将不采取报复行动。这肯定加强了希特勒的信念，即英国人准备与他达成协议。
为了重新控制局势和自己，希特勒深居简出。在秋季的最后4个星期，他没有公开露面。罗森堡认为元首病了，但有可能是圣诞前之低落情绪又来临。更有甚者，他也面临着一个关键而令人不快的决策，而这决策又与纳粹党的前途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航向有关。希特勒已到了差不多要破釜沉舟的境地了。他与他的党虽然控制了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褐色革命”却停步不前。他以外交政策为代价，对国内的一切均放任自流。他不是在开创，而是在反动。因此，公众对党的兴趣极低。申请入党的人少了，党员对党的活动也不如从前积极。
1936年1月3日，希特勒召开地方长官和帝国长官会议，期望他们能安于已发生的情况。在讲话中，他全盘透露了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并暗示了他心目中的德国之美好前程。然后，他以让人忆起前几年党面临分裂时的情景的绝望神情，请求他的听众明白，除非党的领导阶层“组成一个统一体，并忠诚于他”，否则，要取得这些是不可能的。恳求刚完，他又动用感情，要求绝对忠诚。这些他成功了，所用的方法——如同在1932年那时一样——是以自杀相威胁。听众被吓得目瞪口呆。大会主席赫斯连忙向他保证，他走到哪里，室内的每一个人都将以无可怀疑的忠诚跟他走到哪里。
元首的精神立刻复活了。2月中旬，他做好了采取下一步的准备——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这个地区包括了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以及莱茵河东岸长达30英里的较长地带，其中包括科隆、杜塞尔多夫和波恩三城。1月20日晚，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逝世。这位君主之死，更令他野心勃勃。乔治死后，由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八世继位。此人很有个性，善独立自主，对德国之众多要求均表同情。在继位国王的首篇广播演说中，他明确宣布不予改变。次日，来自华盛顿城的消息证实了这点。汉斯·路德致电威廉大使说，美国国务院西欧事务处处长在与新任国王的一次“极坦率的”交谈中得悉，国王“不同意法国复活友善关系和将英国拴在法国大车上所做的努力……”他更反对法国拟将德国强置于其膝下的企图，并宣布，他对德国的困难处境深表同情。在爱德华登基后的第一个月内，科堡公爵与他交谈三次，亲耳听到了爱德华国王的保证。“我提出一个问题：如鲍尔温（首相）与阿道夫·希特勒进行会谈，这是否对未来之德英关系有所裨益？”公爵报告说，“对此，国王的回答是：‘这里谁当国王？是鲍尔温还是我？我自己就想与希特勒会谈，在这儿谈或在德国谈。请将此话转告他。’”
有了英国这样的鼓励，加上国联对意大利之侵略行径所采取的措施既半心半意又有气无力，这便加强了元首占领莱茵兰的决心。既然英国不通力阻止墨索里尼，那么，如他效法墨索里尼并步其后尘，英国充其量不过做做公开抗议罢了。2月12日，他召见驻巴黎代办，商讨法国对重新将莱茵兰变为军事区会作何反应一事。同日下午，他对冯·弗立契将军谈到了军事行动问题。陆军参谋长对此一点儿也不热心。为何不举行谈判？希特勒争辩说，谈判要花上几个星期。又说，他只想搞个象征性行动。将9个步兵营及一些炮队开进莱茵兰需多少时间？弗立契说，两天；但警告说，若有一星半点的战争危险，就不该行动。
希特勒原则上同意了，但把驻意大利大使马尔里希·赫塞召回国内，并说，他目前“正在考虑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德国是否应以巴黎批准法苏条约为由谴责罗加诺公约，并在莱茵兰驻军？此时，据赫塞的正式备忘录说，元首透露，他早认为1937年春是占领莱茵兰的恰当时刻。但政治的发展又使他怀疑心理上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他在问自己，是否应找墨索里尼，建议他以罗加诺公约受到违反为借口，谴责罗加诺公约，接着他便予以效仿。”
不管是何种情况，希特勒此时正在下决心采取行动，但又向法国人保证他是有和平意图的。“两国保持友好，此非明显地有利于两国吗？”2月21日，他对记者贝特兰·德·尤弗纳尔说，“我希望与法国缓和紧张局势……你仍认为德国有可能侵略，这太离奇了。”听了这番话后便安静下来的法国人，本应注意元首后来对尤弗纳尔批评《我的奋斗》一书时的回答：“你要我修改此书，好像我是个作家准备重版自己的作品似的。我不是个作家。我是个政治家……我将在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中加以修改！”
直到次日，赫塞大使才将希特勒对可能批准法苏条约的严重关切转告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回答说，他是不同意这份条约的，但它与意大利无直接关系。这至少表明，如德国谴责罗加诺公约，墨索里尼将会袖手旁观。于是，元首便下令开始“冬季训练行动”。3月2日，勃洛姆堡向三军司令下达预备令，于“Ｚ—日”将部队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3日后，勃洛姆堡将“Ｚ—日”定在3月7日，星期六。舞台已布置好了，但因某种缘故希特勒丧失了胆量，问他的军事副官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行动日期是否仍可推迟。回答是可以。希特勒接着说的话更有意思：找到能取消“冬季训练行动”的最近日期是哪天。
那天下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回到伦敦。当晚，他便向内阁汇报说，法国人拟求助于他们对莱茵兰的权力。“对英国人民来说，这是个值得怀疑的事业，”他在回忆录里评论说，“那时，为反对德国占领莱茵兰而主张与法国一道采取实际行动的人，在英国也难千里挑一。”
的确不错，对元首表示关切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而元首当晚也“彻夜难眠”。“我反复问自己，”他后来向霍夫曼私下透露，“同一个问题：法国会做些什么？会反对我几营小兵力的前进吗？如果我是法国人，我知道该怎么干：我会痛击他，不让一个德国兵越过莱茵河。”
星期五，即“Ｚ—日”前一天，有关人士宣布，国会将于次日中午举行会议。柏林外交界猜测，眼下必然有事。当晚，德国主要报纸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都被请到宣传部开会。记者们摸不着头脑。戈培尔通知他们，由于他们次日就要秘密出发，只好将他们集中扣押，以待天明。元首又一晚不能成眠，在简朴的小铁床上辗转反侧，脑中不停地在考虑法国将作何种反应。英国并不使他发愁；他之所以选择星期六这天，是因为这日没有一个官员上班。“他们要到星期一才上班，”他对魏德曼说，“到那时激动情绪已成过去！”
星期六一大早，一支特殊先遣队便向坦贝尔霍夫机场进发。那里已有一架“容克”运输机在等候。飞机起飞后记者们仍不知他们飞向何方，连驾驶员也不知目的地在哪里。驾驶员要在规定的时间才能打开锦囊，那时他才知目的地在哪里。
上午10时，德国大使拜会了艾登。在讨论了一阵另一个英德协定后，霍希突然说：“我要告诉您一个极重要的消息。消息的前一部分恐怕不适合您的口味，但后一部分却比近年来提的重要得多的建议要好。”他宣读了一份备忘录，攻击法苏条约违反了罗加诺公约。因此，德国便决定收回莱茵兰非军事区。霍希继续读道，希特勒提出与东西方国家分别签订互不侵犯协议。他也愿意重返国联。
艾登对莱茵兰行动深表遗憾，但又说，他将慎重考虑德国的建议。他说，德国对国联的态度如何，这是最重要的。此时，霍希说，德国返回国联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然后，他又若无其事地说：“至于莱茵兰，德国不过是派几支小先遣队到那里去罢了。”霍希一走，艾登便召见法国大使，对德国的行动深表遗憾。艾登说，对罗加诺公约进行谴责，这是“可叹的”，但这需要由英国内阁进行考虑。由于大部分阁僚都在乡间别墅，此事需待星期一。
在与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外交代表进行简短的会见后，艾登便给首相鲍尔温打了个电话，之后便立刻前往首相官邸向他汇报。“他个人虽然对法友好，”艾登回忆说，“但他心中明白，如法国采取军事行动，英国是不会予以支持的。我只能同意。我告诉他，关于罗加诺问题，希特勒真诚地与我谈过。我不能再相信他了。鲍尔温也不再相信希特勒，但他同意等待，看法国人，将作何反应。”
上午11时30分许，载着先遣队的“容克”在科隆着陆。半小时后，记者们便与数以千计的德国爱国者站在横跨在莱茵河上的霍亨佐伦大桥上。18年前，被缴械的德军从法国后撤，垂头丧气地打这里走过。突然间，人群听到了脚步声，铁轮的隆隆声，以及马蹄声。当首批德军上桥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又一阵欢呼声。在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其他部队也至少从5座桥上越过莱茵河。“冬季训练行动”共有19个营的兵力，但只有3个营越过莱茵河。即使如此，这几个小部队带来的热情（对德国人而言）和恐惧（对法国人而言）都是异常巨大的。
在克罗尔剧院内，希特勒正在对国会发表讲话。他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外交代表席除外）。他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合众社记者、新近才从威廉斯学院毕业的学生理查德·赫尔姆斯，“像老鹰一样”盯着希特勒。元首长篇大论地论述《凡尔赛和约》如何不平等后，演讲的速度缓下来了。他神情紧张，在讲台后把手巾在手中换来换去。他脸色苍白，很不自然，好像吃不消似的。之后，他缓缓地，用压抑的声调说：“此时此刻，德军正在前进。”
剧院顿时成了疯人院。
事实上，那3个营德军已跨过莱茵河——但有令在身，即若遭法军挑战，便边打边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