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规则。我意识到还有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那就是团队内部的权力和权威性。我相信，这个话题的敏感性取决于它所涉及的范围，因为上述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体育界，也存在于其他领域，包括企业界甚至政界。
我并不是要刻意超越我所熟知的领域，我对这些领域的了解也并不如对足球的了解那么深入。我只是想表明一个观点：我所写的内容具有能动性。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定的限度里，在这个限度内，我们是主体多样性的一部分，不同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个限度可能是一支球队，是一个研究团队或者工作团队，甚至是一个党派，这些都变化不大。
我曾说过，当高层强行下达武断命令，甚至不加以任何解释时，团队的观点将很难得到共存。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家长——主人”式的行为，或者独裁式的行为，事实上这二者之间是有着某些联系的。
拒绝上述形式的权威并不意味着否定一个团队中应当具有的价值等级。在团队中理应遵守某些重要的基本准则，其中就包括认可权力和权威。这么说可能会显得有些矛盾。更直白一点说，依靠强权命令，也许会得到下属的绝对服从，但同时也会让下属感到畏惧。虽然这也是权威的一种方式，但我认为它会与逻辑性和能动性的发展趋势相背离，而后者恰恰是组成一个成功团队的关键所在。
针对这个话题我还想补充几句。我认为权威性对于任何一个团队管理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团队是何种类型。但用强权来控制团队内的合作者，只会获得脆弱的服从，即使这种服从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强大的。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暴君的悲惨事迹，他们的残暴曾经让世界沉浸在哀伤之中。他们所制造出的恐怖氛围在控制局势方面是有效的，但是这种强势而极具侵略性的权力终会产生脆弱的萌芽，为反抗铺平道路。终有一天，反抗会演变为起义或者叛乱，具体视情况而定，不过结局都是终结暴君的统治。
利用心理上的恐惧来控制下属不是组织团队的良好方式。“首领”利用下达命令的策略可以获得下属的服从，但不会获得尊重与信任。下属对团队的归属感不是建立在无意义的奴性从属地位之上的，团队如果缺少纵向联结领导与他人的纽带，又缺少横向联结团队各成员之间的纽带，那么团队的凝聚力就无从谈起。
由此反应出的专制独裁就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团队，团队里的每个成员都是听话的附属品。这样的附属关系不会使任何人处于最好的状态，相反，每个人都会趋向于只做自己非做不可的事情，只想着个人利益——出现上述行为不难理解，但这种形式的团队与我想阐释的截然相反。团结一致与共同目标恰恰是在“暴君”展现出他的脆弱之时才会觉醒。这并不是偶然情况。只有在危急时刻才会产生共同的目标、强大的动力，而终点即是推翻“家长——主人”式的统治。只有一个“团队”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单独具备这种力量。因此人们需要结成同盟、加强联系，并且逐渐意识到：只有合作能为所有人，为每个人带来益处。
事实上，在团队中并不存在以崇高的集体名义消除个体、个体独特性或者个体利益的现象。相反，集体利益与构成“团队”共同动力的目标也同样是认可个体的前提条件。我们不妨逐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至此，我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独裁专制与团队之间的不兼容性，现在我需要更加详细地向大家阐释角色、责任、权利与义务等内容。
首先，我认为每个肩负团队责任的人都应当学会认识团队。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认可团队。接下来，我将通过讲述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来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
2006年夺得德国世界杯冠军之后，我决定离开意大利国家队，其中的缘由相信大家都已清楚。我最初的意图是希望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却开始四处旅行，目的不是为了观看吸引我的球赛，也不是为了参加广播或电视辩论。
但是，如同前面提到的那样，我确实接受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邀请——起码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还不太习惯担任一个演说家，去谈论足球和我称之为“工作哲学”的理念，请各位原谅我那一丁点的自豪感或者虚荣心吧。实际上，“工作哲学”这个高深的专有名词并不是我创造的，而是来源于我所参加的“创造者、哲学与工作”会议。会议地点设在米兰的弗朗科·巴伦迪剧院，主办方是生命健康大学与圣拉斐尔出版社。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意大利杰出的哲学家、资深记者和知名企业家共同出席讨论会，与会人士包括马西莫·卡奇亚里、朱利奥·乔雷拉、埃马努埃莱·塞韦里诺、弗朗科·塔图和阿曼多·托尔诺等。我刚开始觉得很不自在，但后来慢慢地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优势。我的许多非理论性的见闻可以成为参与讨论的话题，我甚至还可以在听完参加会议的“同仁”们的发言后，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反思总结。
现在回到那件我要讲述的事情上来。一次，通过朋友介绍，我接受了一个当地卫生机构的会议邀请，去讲述我在球场内外的见闻与经历。我用了一点必要的时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此期间我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当然，这在我每次出席公开场合时都会遇到。但是，我注意到在场人士对我有些怀疑——这种不信任的感觉我在之前提到的那次哲学会议上却并没有体会到。好在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都明白。
假设我是一位医生或者卫生局长，碰上一个足球教练，比如世界杯冠军队的教练，来跟我解释怎样组织一个工作团队，我可能会摆出一副带有少许自以为是的姿态，傲慢地说：“这家伙居然还敢自负地跟我解释这些问题？赶紧回去做你的足球教练吧！”如果我真这么说的话，那我就错了，大错特错。错误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教练是生活中的智慧大师，是处处传播知识的先驱。绝对不是这样！
在这里我试着向大家解释清楚错误的原因。我试图阐述这样一个概念：一定程度的能动性是每个团队的特色——当然，具体程度根据情况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当你面对着一个有能力带领团队达到国际顶尖级水平的人时，这样的经历本身就应当是具有建设性的。
我的发言结束后，就到了观众提问时间。在观众席上的众多护士、医生、主任医师以及其他医院领导之间，有个人举手发问。那是一位卫生局长，他带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对我说：“亲爱的里皮先生，您谈论优胜团队的时间过于仓促了！真正的问题是，我和您不同，我可没办法挑选我‘团队’里的成员，只能和现有的成员一起工作……”
在回答他的问题之前，我思索了一会儿，当然，这也是为了平复我稍稍激动的心情。提问者的态度让我感到生气，关于这点我并不否认。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卫生局长的想法恰恰代表着一个拒绝团队合作的典型例子。我想了想，调皮地回答道：“亲爱的局长先生，祝贺您！如果与您一起工作的人听到了这番话，知道您是这么想的，那他们一定会感觉特别幸福！”
不用描述我做出以上回答后，现场的掌声有多么热烈。那些掌声与其说是赞扬我的，倒不如说是谴责卫生局长的错误的，他不讨喜的讲话不仅公开地羞辱了与他一起工作的人——无论职位高低，还羞辱了现场所有出席会议的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
不难看出，提问者本来并没有想要以任何方式贬低他的团队，但结果却是如此！如果我所说的俏皮话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他的团队受到分崩离析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一起分析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局长所提问题的前提就是错误的，我当时也向他解释了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教练总是能够随心所欲地挑选自己球队的成员，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无论在俱乐部球队还是在国家队都是不现实的。当然，技术指导有权利挑选他喜欢的队员，但实际上，当他继承整个团队的时候，也就接手了他的前任未完成的所有工作。技术指导不仅不能忽视这些工作，还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尤其是一个团队中，内部的每次“替换”都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卫生局长听到我的回答后，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和医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而又分明的等级障碍，这种等级障碍不仅阻碍了彼此间的沟通交流，也使他们的关系复杂化。对于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或许他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建立团队、认可团队。当然，我只能做出一些假设，因为我不了解医院里机构设置的详细情况。假设我是卫生局长，我会首先组建一支由我、主任医师和其他医务人员组成的团队。这些人应当成为与局长每天沟通交流的人，是团队的组成部分。
我的想法是，要让这个团队里的每个成员、每个合作者都肩负一定的责任，这样才能保障局长所下达的各项指令能够明确、高效率地到达接收对象那里。如果指令未能得到良好执行，那就是团队内部出了问题，局长不应当漫无目的地发泄不满、散播消极情绪。
我讲述这件往事是想说明，像这样互相交换意见的经历对于我自己也同样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认可自己的队伍不光意味着我有权挑选谁进入国家队，或者决定谁该上场，更多的是在一个球队敏感而细微的平衡中，我能向谁交待什么事情。我并不只是在说运动员的竞技——运动技能，而是指更深层次的东西。作为教练，不仅要深入了解团队成员各自的性格特质，还要懂得利用他们的能力和可塑性，让他们在团队内部发挥各自的角色并肩负自己的责任，这种责任意识会经常促使队员们给教练带来巨大帮助，因为每个独立的个体都在努力地巩固整个团队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