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朋友，其中很多是医生，都急着搜寻网络和医学文献，希望找出解药。我们得知一种全新化疗药物叫CPT-11。当临床实验显示它对抗大肠癌转移有效，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便快速审核通过。
为了试用，我们跋涉二百五十英里，远赴圣安东尼奥的癌症治疗与研究中心。我改装我的Suburban，让黛博拉在五百英里来回的旅程中能躺在柔软的床垫上，她的脚对着后挡板，头枕在铺了枕头的置物盒上，我可以边开车边摸她的头发。我在君悦山庄度假村订了房间，希望一间能一览圣安东尼奥乡村景观的豪华套房，可以让我们暂时忽略眼前的情况。但事实上并没有，中庭里墨西哥乐团鼻音很重的活泼歌曲，也不适合当做对抗死亡的背景音乐。
但黛博拉是在圣安东尼奥出生的。我们抵达的第二天，她第一次治疗之前，我开出医院停车场的时候她开始回忆起来，她的头枕在我旁边的置物盒上。“黛芙妮和我，是尼克斯医院第一对由RH阴性血型母亲生出来的RH阳性双胞胎，我们都必须输血。”她对着天花板说，“在当时很危险，现在我又回来进行一次危险的治疗。”
她的眼眶噙泪：“我不想死在这里。”
“你不会死在这里。”我说，抚摸她的头发。然而事实上，死亡幽灵已经从边缘开始啃食我的希望。
隔天我们在美妙路上，找到了我们曾经在1970年住过三个礼拜的二楼公寓，那里头都是老鼠。当时我接了一份工作，是证券电话营销，可抽固定佣金。年薪十万元的机会诱惑了我，在公司倒闭前，我的确领到一张支票——13美元87美分。黛博拉和我吃了三个礼拜13美分的豆子卷饼，直到钱用光，我们急忙逃回沃思堡。三十年后我们回到这里，希望在圣安东尼奥的第二次赌博会比第一次好运。
但没有。对黛博拉而言，CPT-11是一场灾难。她有太多化学治疗的经验，这种药物一侵入她的血管，她立刻盯着我的眼睛，“请叫他们停！”她哭着说。护士急忙降低流量，但剧痛仍然让她五内俱焚。
虽然如此，治疗还是持续了几个礼拜。CPT-11化疗摧残了黛博拉，让她变得像一只枯瘦、眼窝凹陷的流浪动物。这期间我经常看见丹佛，坐在我家外面祈祷。
2000年7月14日，我们庆祝她五十五岁生日。月底，卡森从纽约飞回来，和我们一起开车到弯曲小河牧场看芮根，黛博拉躺在已经改装成床的后座。然而旅途不得不中断，因为高海拔造成黛博拉呼吸困难。化疗严重降低了她的红细胞数，她的心脏必须额外工作才能把含氧血打出来。我们带着她惊险地冲下山赶到医院，一路上躲避鹿和兔子。后来我们还是去了弯曲小河，但黛博拉必须随身带氧气筒。
回到得州以后，某天她说了句让我措手不及的话。“我已经打电话给牧师，”她说，“请他过来讨论我的告别式。”
劳动节前的礼拜六，芮根明白她回家的时候到了。她打电话给卡森，卡森坐上最近一班从纽约到科罗拉多州的飞机，帮她打包，开车回沃思堡。
我也感觉到所剩时间不多，就像接近中午的影子。黛博拉的第一个手术医生，森特医生在十月八日证实我的疑虑。黛博拉的状况恶化到危急，我赶紧送她去医院。她一直求我不要送她去医院，她怕她再也出不来。
“我不想死在里面，”她说，眼泪涌出来。然后她哭了起来，“我不想死。”
在急诊室短暂急救后，医院人员让黛博拉住进私人病房。我在走廊上踱步，试着让自己镇定，然后碰到森特医生。他问我可否到办公室和他私下谈谈，不是以医生的身份，而是朋友身份。
“黛博拉病得很重，”他开始说，“上一个像她这种情况的病人，只活了三到四天。”
我不惊讶。黛博拉醒着的时间，都在翻来覆去的痛苦中度过，但我不愿意相信他。死亡如此接近。
“你该开始打电话给她想见的亲朋好友，免得太迟……”他犹豫了一下，然后重新整理他的话，“罗，时间没办法倒流，我很抱歉。”
他送我到门外，给我一个拥抱。然后我茫然走出他的办公室，走在抗菌走廊，一边摸索我的手机。要打给谁？……卡森，对，当然要打给卡森……还有芮根……还有黛芙妮。我过马路走到停车场，我没看见是否有车子经过，我上了我的车，关上车门，把头靠在方向盘上，开始哭。有一度，我发现自己在大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