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黛博拉焦虑地打手机到寿司餐厅找我，我们的生活便从此出轨，到现在已经一年多。最糟糕的时候，医生宣判无救，她瘦弱的身子缩在我们的床上像个胎儿，她呕吐，在剧痛中抗争着。然而火烧得越烈，对我而言她越美。她总是试着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她能走动的时候，就去拜访并为生病的朋友祈祷，尤其是在那些地窖般的化疗中心认识的朋友。
假使她知道自己快死了，也没打算告诉我。我们反而聊生活、我们对孩子的梦想、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城市。她翻阅杂志，剪下结婚蛋糕和花朵布置的照片，想象芮根和卡森的婚礼。他们俩都还没订婚，但我们还是梦想着，在喝咖啡的时候聊；关灯以后低声讨论他们可能会跟什么样的人结婚；想象我们的孙子，圣诞节时小婴儿在洛矶顶啪嗒啪嗒的甜蜜脚步声。我们谈到生活中每一件重要的事，但我们不谈死亡，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对敌人让出地盘。
第二次手术带来新希望。四个月之内，医生第二次宣称黛博拉身上“零癌细胞”。一个月后，我们坐飞机去纽约市，履行她的承诺——陪卡森过母亲节。
黛博拉忍着手术开膛破肚的疼痛，但我们仍计划去做在没有疼痛之下会做的事。礼拜五，我们和卡森以及我的合伙人迈克尔·阿特曼一起吃午餐，地点在一家叫“蓝色美人”的意大利餐厅。我们点了特餐龙虾辣酱，边喝东西边聊天。然而菜送上来的时候，黛博拉忽然抽搐，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说：“带我离开这里！”
我赶紧扶她走出餐厅，走了大约半个路口，黛博拉几乎跌倒在地。她紧抱着肚子，没办法再走一步。我试着叫出租车，恐惧浮现在她脸上，像乌云遮住太阳。“叫医生！”她激动喘气说，“发生不好的事情了。”
我忙乱中摸出手机，一开始还拨错号码，最后终于找到黛博拉的肿瘤科医生。“不必担心，”听完我妻子在纽约市人行道上的濒死经验后，他和气地说，“等你们礼拜一回来，我们再碰面。”
别担心？我打给另一个在得州当外科医生的朋友，他推测疼痛的源头可能是疝气，最近一次烧灼术所造成。“忍到礼拜一。”他说。
回到得州，断层扫描和其他检验报告显示有更多癌细胞，在更多部位。消息像子弹一样炮轰我们。
“有信念才能确保我们期盼的事物，而信念，就是相信看不见的东西。”我紧抓住信念，像一个没有绳索的登山者紧抓住峭壁，我相信上帝是爱我的，他不会撕裂我的心，偷走我的妻子、我孩子的母亲。或许这听起来愚蠢，甚至傲慢——但他最近名声这么不好，我感觉现在正是上帝用奇迹来磨亮信誉的好机会——而最好的奇迹就是治愈。我们会上奥普拉的节目把奇迹宣传出去。我这么告诉他。
这时，黛博拉和我宁愿当初什么都没做——不做化疗、不开刀、不尝试新药。我们知道而且相信：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但我不愿意停止战争而等待，我觉得黛博拉也不会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