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辈子，总有些不体面的时刻会永远留在脑海里。
某件发生在1952年的事，烧灼在我的脑海里，像长角牛身上的烙印。当时，所有学童都要带尿液样本到学校，让公共卫生人员筛检重大疾病。作为沃思堡市河边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我像其他乖巧的男孩女孩一样，小心翼翼地用塑料杯带着我的尿液样本到学校。但我搞错了，我没交给护士，而是直接拿给波小姐，她是我碰到过的最恶毒最丑陋的老师。
我犯的错误，让她暴怒到让人以为我是直接把尿液样本倒进她桌上的咖啡杯里。为了惩罚我，她像教官一样押着我的双手，叫全体二年级同学到操场，然后拍手叫我们注意。
“同学们，我有事情宣布，”她用粗哑的声音说，老烟枪似的嗓门像大卡车的烂煞车一样刺耳，“朗·霍尔今天不参加休息时间。因为他笨到把他的塑料杯带到教室里，而不是拿到护理室。接下来的三十分钟，他的鼻子要贴在一个圆圈里。”
然后波小姐拿了一根新的粉笔，在学校红砖墙上画了一个圆圈。圆圈画在我不踮脚站的时候鼻尖上方三英寸之处。我觉得受到了羞辱，悄悄走向前，踮起脚把鼻子贴到墙上。五分钟后，我的眼睛变成了斗鸡眼，只好闭上。因为我想到妈妈警告我不要学斗鸡眼，否则眼睛会永远变成那样。十五分钟后，我的脚趾和小腿严重抽筋，二十分钟后，我的眼泪洗掉波小姐画的圈圈的下半段。
怀着童年被羞辱的厌恶，我痛恨着波小姐。长大以后，我真希望能寄给她一封信，说我并不笨。但我有很多年没有再想起她，直到1978年6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一天，我坐在我的奔驰敞篷车里，沿着沃思堡市的北大街开。我像个摇滚巨星，大门口的保安挥手叫我开进米肯机场的私人停机坪。这时候我在想，如果能让波小姐、几个前女友——拉娜和丽塔·盖尔巴——还有我1963年霍顿高中毕业班的全体同学排成游行队伍，让他们看看我如何超越了我的中低阶级出身，那应该很完美。回想起来，我很惊讶那天我是怎么开到机场的，因为在从家里到停机坪的那十英里路程中，我一直在欣赏后视镜里的自己。
我把车开到一个站在私人喷气机“猎鹰”前等候的飞行员身边。他身着黑色便裤、烫熨过的白衬衫、油亮的牛仔靴，挥手向我致意。得州机场里的高温让他眯起眼睛。
“早安，霍尔先生，”他提高音量以盖过喷气机的嗡嗡声，“你需要帮忙拿画吗？”
我们小心且一次一件地把三幅乔治亚·欧姬芙的画从奔驰移到猎鹰上。这几幅画的总值接近一百万美元。两年前，我把同一批画以五十万美元卖给南得州一个极富有的女人；两幅是欧姬芙最具代表性的花朵，一幅是骷髅画。当她在她的爱马仕支票簿填好金额、撕下一张私人支票时，我开玩笑地问她是否确定支票可以兑现。
“我希望没问题，亲爱的，”她笑着用她甜腻又拖长的得州音调说，“银行是我开的。”
现在，这位客户要转手这几幅欧姬芙画作。新的买主是个年约五十的优雅女性，她拥有麦迪逊大道上最高级的百货商店之一，可能连沐浴时都戴着珍珠，而她也正要离婚。那天下午她办了个午餐会招待我，并邀请了几个爱好艺术的社交名流朋友，庆祝她最新的斩获。
毫无疑问，她也奉行“最棒的复仇就是过得更好”这套哲学，她把离婚所得到的一笔赡养费（就跟国王绑架赎金一样多）拿来买欧姬芙的画作，买入价格几乎是之前的一倍。她的富有程度让她连付一百万都不必讨价还价。我当然没意见，因为这样下来，我做这笔交易的佣金是十万美元整。
我的客户派“猎鹰”从纽约飞过来接我。登机之后，我在奶油色的皮沙发上伸展四肢，浏览当天的报纸头条。飞行员驾机如箭一般朝跑道前进，先往南起飞，然后轻轻向北。攀升的时候，我往下看着沃思堡市，亿万富翁即将改变这个城市，改变的幅度将不只是表面的：地上的大洞，预告了闪亮的钢筋玻璃大楼即将在此兴建。艺廊、咖啡店、博物馆和高级饭店不久会进驻，连同银行及律师事务所，一起把沃思堡从死气沉沉的小镇变成充满活力的都会中心点。
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有系统地迁移游民人口，事实上，这是个很明确的目标，为的就是让我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从三万英尺往下看，我暗地里高兴流浪汉就要被赶到铁路的另一边，因为我厌恶每次去沃思堡俱乐部健身的路上，都会碰到行乞的人。
我的妻子黛比不知道我如此反感，我小心地不让她知道我抱持着如暴发户一样的精英主义。毕竟，九年前我还在卖康宝浓汤，赚取四百五十块的月薪，七年前我才买卖我的第一幅画，而且是悄悄使用（也可说是偷用）黛比的50张福特汽车股票，那还是她从得州基督教大学毕业时父母送她的礼物。
对我而言，这些都是遥远的历史了。我像枚火箭，从罐装浓汤蹿升到投资银行，再到艺术界的顶点。简单来说就是，上帝赐给我两种好眼力：一是对艺术，一是对买卖。但那时的我可不这么想。我的想法是，我把自己从中低阶层乡下男孩，一路引导到“福布斯”前四百名，过那种稀有的生活。
我刚开始涉足艺术交易时，还保留白天的投资银行工作。但在1975年，我卖掉一幅查尔斯·罗素的画，净赚一万美元。买主住在比弗利山，他穿一双白蟒皮镶金鞋头的牛仔靴，镶满钻石的皮带扣大概是盘子那么大……之后我便辞掉银行的工作，在没有退路之下，冒险进入艺术界。
我的冒险得到了报酬。1977年，我卖出我的第一幅“雷诺阿”，然后在欧洲待了一个月，在传统世界的艺术精英圈子里打响了我的名号，证明了我对艺术的眼光。没多久，朗与黛比·霍尔银行户头后面的零就不断增加。我们的收入比不上我们的客户，他们的财产净值在五千万元到两亿之间。但我们受邀到他们的社交圈里做客：在加勒比海乘游艇出游，去犹加敦猎飞鸟，在小岛度假胜地或别墅里寒暄交流。
我照单全收，一整个衣柜的阿玛尼西装变成我的“制服”。黛比没有那么迷恋财富。1981年，我从亚利桑那州斯科特斯德的劳斯莱斯展示厅打电话给她，车商对我手上一幅重要的画有兴趣。
“你一定不敢相信我刚用画换了什么！”她在我们位于沃思堡的家一接起电话，我立刻这么说。我就坐在那个“什么”里——一辆价值16万美元、火红色的“险路”敞篷车，白色皮革内装，红色滚边以搭配车身。我口齿不清，又快又急地对着我的卫星电话大声喊。
黛比听完，然后作出宣判：“你敢把那东西带回家就给我试试看！连展示厅都不可以开出去。要是被人看到我坐在那种车里，我会很难堪，更何况是停在我们车道上。”
她刚才真的把劳斯莱斯顶极车系称为“那东西”吗？
“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玩。”我试图说服她。
“朗，亲爱的？”
“什么事？”听见她甜蜜的语气让我燃起一丝希望。
“那辆劳斯莱斯有后视镜吗？”
“有。”
“你往里头看，”她说，“有看见一个摇滚巨星吗？”
“呃，没有……”
“你记住，你是以卖画为生的人。现在你给我下车，把你那霍尔特姆市的屁股坐上飞机回家。”
我只得照办。
黛比不屑劳斯莱斯的那年，我在沃思堡大街新兴的文化特区日舞广场开了一间艺廊，并雇用一位叫派蒂的女士来管理。我们展示了印象派和现代大师的画作——莫奈、毕加索及同期的画家，那些画至少都价值好几十万美金，所以在标价及仓管方面也很小心谨慎，因为还有许多流浪汉还不愿搬去新的住所，也就是东南部公路的底下。他们油腻又臭烘烘，每天都有几个人进来纳凉、取暖或探勘一番。黑人占大多数，而且我坚信他们全都是酒鬼和毒虫，虽然我从来没有花时间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不在乎。
有一天，一个吸了毒的黑人，穿着肮脏磨破的军队工作服，脚步不稳地走进来。“那幅画卖多少钱？”他含糊地问，并用手指猛戳一幅二十五万美元的“玛丽·卡萨特”。
我担心他抢劫，试着迎合他而不讲事实。“你口袋里有多少钱？”
“五十块。”他说。
“你五十块给我，就可以带着那幅画走出去。”
“才不呢，先生！我才不花五十块买你那幅画！”
“嗯，这里不是博物馆，我也没收门票，所以如果你不买，我要怎么付租金？”然后我便请他离开。
几天后，他带着一个看起来同样龌龊的伙伴，到我这来砸窗抢劫，拿了一袋现金和一些精工珠宝后便往人行道冲。派蒂按下我们几天前才安装的紧急呼叫钮，我从楼上套房往下跑，上演一出电影里的经典追逐战。抢匪闪进巷子，跳过垃圾桶，我在后面紧追，一边大喊：“拦住他们！我被抢了！”
一开始我全力冲刺，但过了一会儿便慢下来，忽然想到要是我逮到那些流浪汉能怎么办。（我提高音量以弥补渐慢的速度）警察在几条街口外逮到他们时，两个抢匪手上空空如也，十条街口的一路上都是他们掉的二十元钞票和珠宝。
这件事完全加深了我认为流浪汉等于流氓的印象，他们如同一群蚂蚁，等着破坏高尚人士的野餐。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上帝如何以他精巧的幽默感，安排了其中一个人来改变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