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星期天，教堂里有一个男生邀请我吃饭，我拒绝了。几天后，又有个男生邀请我吃饭，也被我拒绝了。我不会同意的。我不想让任何一个男人接近我。
主教听说他的教会里有个女教徒反对婚姻。主日礼拜结束后，他的助手找到我，说主教在办公室找我有事。
与主教握手时，我的手腕还在疼。他是一个中年男子，圆脸，黑发，留着整齐的分头。他的声音像缎子一般柔和。他似乎还没跟我交谈就了解了我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罗宾告诉过他很多关于我的事）。他说，我应该去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咨询，以便将来有一天我能与一个正直的男子踏入永恒的婚姻殿堂。
他说话时，我像砖头一样坐着，一言不发。
他问起我的家人。我没有回答。我已经背叛了他们，没有像我本该做的那样去爱他们，至少我还可以保持沉默。
“婚姻是上帝的旨意。”主教说着站起身来。会面结束了。他让我下个星期天再来。我答应了，但我知道我不会再来。
我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回公寓。我一生都在被教导婚姻是上帝的旨意，拒绝婚姻是一种罪过。我在违抗上帝，但我并不想这样。我想要孩子和自己的家庭，但即便我渴望拥有这一切，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拥有。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只要跟异性接近，我就鄙视自己。
我总是嘲笑“妓女”这个词。这个听上去像喉音的词，对我来说过时了。尽管肖恩使用这个词时我会暗自嘲笑，但我还是慢慢将自己与它画上了等号。这个词的古老更加强了其联想意味，我通常只在与自己有关的场合才听到它。
十五岁时，我开始涂睫毛膏和唇彩后，肖恩告诉爸爸，说他在城里听到了关于我的传言，说我名声不好。爸爸立刻以为我怀孕了。他对着母亲咆哮，说他不该放任我去城里演戏看戏。母亲说应该相信我，我是个正派女孩。肖恩说，青春期的女孩没有一个值得信赖，根据他的经验，有时那些看似虔诚的女孩最为糟糕。
我坐在床上，双膝贴在胸前，听着他们的喊叫。我怀孕了吗？我不确定。我仔细回忆和男孩的每一次互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触碰。我走到镜子前，撩起衬衫，然后用手指抚摸腹部，一寸一寸地检查，心想，也许吧。
我从没吻过一个男孩。
我亲眼见过婴儿出生，却对如何受孕一无所知。爸爸和哥哥在一边大喊大叫时，无知让我保持了沉默：我无法为自己辩解，因为我压根儿不理解那种指责。
几天后，当证实自己并没有怀孕，我便对“妓女”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这个词更关乎实质，而非行为。与其说我做错了什么，不如说我以错误的方式存在。我的存在中有一些不洁的东西。
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很奇怪，你怎么会将如此超乎自己的强大力量施加于所爱的人。但肖恩对我施加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他定义了我，没有什么力量比这更强大的了。
二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站在主教的办公室外。我不知道是什么将我带到了那里。
主教平静地坐在桌子后面。他问能为我做些什么，我说不知道。我想要的没人能给，因为我想要重塑自我。
“我可以帮你，”他说，“但你得把心事告诉我。”他的声音很温柔，那种温柔很残酷。我宁愿他大喊大叫。如果他大喊大叫，我就会生气，一生气，我就感觉自己很强大。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感觉不到强大的情况下做到这件事。
我清了清嗓子，然后说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和主教每个星期天都见面，一直持续到春天。对我来说，他是一位权威家长，但我一进门，他似乎就放下了家长的威严。我说着，他听着，将我身上的耻辱感一点点消除，就像医生把感染的伤口一点点治好。
学期结束时，我告诉他我要回家过暑假。我的钱花完了，交不起房租。我将这件事告诉他时，他看上去很疲倦。他说：“别回家，塔拉。教会将替你付房租。”
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想花教会的钱。主教让我承诺一件事：再也不要为父亲工作了。
在爱达荷州的第一天，我就到斯托克斯商店做起了以前的工作。爸爸嘲笑我，说我挣的钱永远不够交学费。他说得没错，但是主教说过上帝自有办法，而我对此深信不疑。整个夏天，我都在整理货架，将年迈的女顾客送回她们的车上。
我躲着肖恩。这并不难，因为他交了一个新女友埃米莉，据说两人要结婚了。肖恩二十八岁了；埃米莉是一名高三学生，性情温顺。肖恩和她玩了之前同赛迪玩过的那套把戏，来测试自己的控制能力。她从未抗拒他的命令，他一提高嗓门，她就浑身发抖；他一朝她大喊，她就马上道歉。他们的婚姻会充满操纵和暴力，对此我毫无疑问——尽管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是主教说的，而我还在努力思索其中的含义。
暑假结束后，我带着仅有的两千美元回到杨百翰大学。回来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账单太多了，真的无法想象我该如何支付。但是上帝会为我提供成长的考验或成功的途径。这则日记的口吻似乎是崇高的、高尚的，但我在其中体会到一点点宿命论的味道。也许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也好。犹他州有很多杂货店。我可以给杂物打包，总有一天会成为经理。
秋季学期才过了两周，我就从这种听天由命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一天晚上，我被下巴的剧痛疼醒。我从未体验过如此剧烈的疼痛，如过电一般。只要能摆脱疼痛，我宁愿把下巴从嘴上撕下来。我跌跌撞撞地来到一面镜子前。疼痛源自一颗多年前碎裂的牙齿，现在它再次断裂，而且断面很深。我去看了牙医，牙医说这颗牙已经腐烂多年，修补好要花一千四百美元。哪怕我只支付一半，剩下的钱也不够我继续学业。
我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同意借给我钱，但爸爸提出附加条款：明年暑假必须为他工作。我想都没想便说这辈子再也不会和废料场有半点瓜葛，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努力忽略疼痛，专心上课，但那感觉就像有一头狼在咬我的下巴，我还被迫坐在课堂上。
在查尔斯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服用过布洛芬，但现在我开始像吃薄荷糖一样吞下它们。可它们只起了一点作用。疼痛来自神经，而且疼得太厉害了。自从开始疼痛，我就没有睡过觉；因为咀嚼太疼，我也开始不吃东西。这个时候，罗宾把此事告诉了主教。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从桌子那边平静地看着我说：“你的牙齿，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呢？”我试图放松脸上的表情。
“你总不能这样硬挺着过完这个学年吧，”他说，“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事实上，非常简单。你父亲挣多少钱？”
“不多，”我说，“自从去年他全部的设备被哥哥们弄坏，他就欠了一屁股债。”
“太好了，”他说，“我这里有申请助学金的书面材料。我相信你符合条件，最好的一点是，你不需要偿还。”
我听说过政府助学金。爸爸说过，接受政府捐助就等于把自己交给光明会。“他们就是这样拉拢你的，”他说，“免费给你资助，接下来你就成了他们的人了。”
这些话在我脑子里回响。我曾听其他学生谈论过助学金，我对他们敬而远之。我宁愿离开学校，也不愿被别人收买。
“我不相信政府助学金。”我说。
“为什么不？”
我把父亲的话告诉了他。他叹了口气，朝天看去。“修这颗牙要花多少钱？”
“一千四百美元，”我说，“我会弄到钱的。”
“这笔钱教会可以付，”他平静地说，“我有可自由支配的资金。”
“那是神圣的钱。”
主教无奈地摊开双手。我们默默地坐着，接着他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一本支票簿。我看了看题头，是他的个人账户。他给我开了一张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
“我不会允许你因为这件事离开学校。”他说。
支票就在我手里。我如此动心，下巴疼得如此厉害，于是我将支票攥在手中，过了十秒才把它还了回去。
我在校园冰激凌店找了一份工作，煎汉堡和舀冰激凌。在两次发薪日之间，我靠忽视逾期未付的账单和向罗宾借钱度日，所以每月两次，当我的账户进账几百美元，几个小时内就花光了。九月底我满十九岁时身无分文。我已经放弃了修补那颗牙齿的想法，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有一千四百美元。此外，疼痛也减轻了：要么是牙神经坏死了，要么是我的大脑已经适应了疼痛的冲击。
不过，我还有其他账单要付，于是我决定卖掉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我的马，巴德。我打电话给肖恩，问马能卖多少钱。肖恩说杂种马不值钱，但是我可以像爷爷那样，把它当成狗粮马去拍卖。我想象巴德被放进绞肉机的情景，然后说：“先去找个买主吧。”几个星期后，肖恩寄给我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我打电话给肖恩，问他把巴德卖给了谁，他含糊不清地说卖给了一个从图埃勒过来的家伙。
那个学期我对学习失去了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经济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权享有。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问题占据，比如银行账户的确切余额，欠了谁多少钱，我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能卖上一二十美元。我提交作业，复习备考，但我做这些不是因为对课程真感兴趣，而是出于恐惧——平均成绩稍有下滑，我便会失去奖学金。
十二月，在最后一次发工资后，我的账户仅剩六十美元。房租是一百一十美元，一月七日到期。我迫切需要钱。我听说商场附近有一家诊所，卖血能拿到钱。诊所听上去像是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但我找了个理由，只要他们是把东西抽出来而不是注射进去，就没关系。护士花了二十分钟扎我的静脉，然后说静脉太细了。
我用最后的三十美元买了一箱汽油，开车回家过圣诞节。圣诞节早上，爸爸送给我一支步枪——我没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不知道它是哪种步枪。我问肖恩是否愿意从我手里买下它，但爸爸把它收了起来，说替我保管。
那就这样吧。没剩什么可卖的东西，没有儿时的朋友，也没有圣诞礼物。该退学找份工作了。我只能接受现实。我的哥哥托尼是长途货车司机，住在拉斯维加斯，于是圣诞节那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可以去他那里住几个月，在街对面的汉堡店打工。
我挂上电话，穿过走廊，正后悔没问托尼借钱去拉斯维加斯，这时一个粗哑的声音叫住了我：“嘿，小妹，你来一下。”
肖恩的卧室很脏。脏衣服散落在地板上，我能看见一把手枪的枪托从一堆脏T恤下露出来。书架被一箱箱弹药和一堆堆路易·拉穆尔的平装小说塞得满满的。肖恩蜷腿坐在床上，双肩耸起。他似乎保持那个姿势有一段时间了，凝视着肮脏的环境。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抬起右臂朝我走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但他只是把手伸进口袋。他拿出钱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张崭新的一百美元钞票。
“圣诞快乐，”他说，“你不会像我一样浪费这些钱的。”
我相信那一百美元是上帝的神迹。我应该留在学校。我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付了房租。然后，因为我知道二月份还是付不起房租，于是又找了一份家政保洁工作，每周三天向北开车二十分钟，到德雷珀的豪宅做清洁。
我和主教仍在每个星期日见面。罗宾告诉他这学期我没买课本。“这太荒唐了，”他说，“申请助学金！你很穷！助学金就是为这个存在的！”
我的反对超越了理性，是发自肺腑的。
“我赚的钱很多，”主教说，“交了很多税。把它当成我的钱好了。”他已经把申请表打印好了，交给了我。“考虑考虑。你要学会接受帮助，哪怕是来自政府的帮助。”
我拿了表格。罗宾替我把它们填好。我拒绝上交。
“先把书面材料准备好，”她说，“再看看感觉如何。”
我还需要父母的纳税申报单。我甚至不确定父母是否报税，但即便他们报税，爸爸要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它们，他也不会给我的。我编了十几个假理由解释为什么我需要它们，但没有一个可信。我猜想申报单被收在厨房的灰色大文件柜里。然后我决定将它们偷出来。
午夜前我出发去了爱达荷州，希望能在凌晨三点左右到达，那时家里会一片寂静。到达山顶时，我悄悄把车开上车道，每当轮胎下的碎石发出一丝响动，我就畏缩。我轻轻地推开车门，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地，从后门溜了进去，无声无息地穿过屋子，伸手摸索着走向文件柜。
我刚走了几步，就听到熟悉的咔嗒一声。
“别开枪！”我喊道，“是我！”
“谁？”
我打开电灯开关，看见肖恩坐在房间另一头，拿手枪指着我。他放下手枪。“我以为你是……别人。”
“显然。”我说。
我们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去了废料场后，我向母亲编了一个理由说杨百翰大学需要她的纳税申报单。她知道我在撒谎——我能看出这一点，是因为爸爸意外回到家问她为什么复印申报单时，她回答说是为了备份自己的材料。
我拿着复印件回到杨百翰大学。离开前肖恩没和我说一句话。他没问我为什么在凌晨三点偷偷溜进自己家，我也没问他半夜三更坐在那里拿着子弹上膛的手枪，是在等谁。
表格在我的书桌上放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罗宾陪我一起去了邮局，亲眼看着我把它们交给工作人员。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一星期，也许是两星期。回信寄到时，我正在德雷珀打扫房子，所以罗宾把信放在我的床上，并留了张纸条，说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我撕开信封，一张支票落到了床上。四千美元。我感到了贪婪，接着为我的贪婪而害怕。上面有一个联系电话，我拨打了号码。
“我有一个疑问，”我对接电话的女人说，“这是张四千美元的支票，但我只需要一千四百美元。”
电话那头默不作声。
“喂？喂？”
“我直说了吧，”女人说，“你的意思是支票上的钱太多了？你想让我做什么？”
“如果我把它寄回去，你能再另寄一张支票给我吗？我只要一千四百美元就够了。做根管治疗用。”
“听着，亲爱的，”她说，“你拿到这么多，那是因为你有资格。要不要兑现，你自己决定。”
我做了根管治疗，买了课本，付了房租，还剩下不少钱。主教说我该犒劳一下自己，但我回答说不行，我必须把钱存起来。他告诉我，这些钱我可以花。“记住，”他说，“你明年可以申请同样金额的助学金。”于是我买了一件星期日去教堂穿的新裙子。
我原以为那笔钱是被用来控制我的，但它却让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平生第一次，当我说再也不会为父亲工作时，我相信了。
现在回想起来，偷报税单的那天是否意味着我首次为了离家回到巴克峰。那天晚上，我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了父亲的家。这是一种心理语言的转变，是我对家乡的放弃。
我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别的学生问我来自哪里时，我答道：“我来自爱达荷州。”尽管多年来我曾多次重复这句话，但说出它从未让我感到坦然自在。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长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出你来自那里。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