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时的重庆又待了一年后，我最终确信我们的盟友国民政府正在腐化堕落并逐渐失去权势。国民党逐步走向衰落，我也是逐渐得出上述结论的。
首先，有更多的时间卧床休息，因此我有了更多机会对我所接触的人物和访问的地点所产生的印象进行深思。生病成为大多数在国外工作人员生活的一部分。1942年冬末至1943年春天，我连续患重感冒，并引发了肝炎和阿米巴痢疾。我的感冒也是在和比尔·费恩（Bill Fenn）从成都返回重庆之后发作的，当时天气十分寒冷，而我们两人坐在邮政卡车的车顶上。乘客坐在邮件袋上是一种惯例，但是我已经不记得车费具体是多少了。
我们在早上4点半到达邮局。其他的乘客站在一边互相打量，他们想知道谁可以抢到驾驶室的位置。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个位置是留给符合身份的人乘坐的。最终我们在6点半出发，我们一行8个人的行李被扔在邮包堆最顶端，其中比尔和我以及其他5个人坐在邮件袋上。天太冷了，在这种极其寒冷的情况下，想要舒服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紧挨着那位穿得厚实、肥胖而有弹性的中国女士了。
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系以及后来比尔·费恩掌管的教会大学联合理事会，都应该感谢这位我们为了取暖而紧挨着的女士，要不是她我们可能早就被冻僵而殒命了。
两周之后我的黄疸开始发作。因此，随后的一个星期，我粒米未进，至少是没有吃下任何东西，皮肤逐渐变黄。很多人到我住处来探望我，一些人我很熟悉，一些人我之前没有见过。当我不想再见任何人时，我不得不深深叹息或是低声呻吟。我们的厨师是一位擅长以各种方式做没有营养价值的菜的高手，他会把有鱼腥味的大白菜、胡萝卜片、白菜味的土豆一起煮成烩菜。但是如今他也生病了，他的助手是个乡下人，很难让他做无油脂的食物。他本来可以非常容易地做没有油腻的菜，但最终他以每只124法币即6美元的价格买了4只雏鸽，用水煮了。这是个奇迹！
然后，临时代办范宣德将我接到大使馆，安置在大使的床上，当时大使先生恰巧回国。我在那里病情得以迅速好转。
cccc写于大使的床上。dddd从大使的角度来看，如今也是我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缺乏吸引力的城市。大使馆的房子位于高出水平面100英尺的位置，周围还有其他灰色的石砌的房屋，高高低低、杂乱无章地分布于山坡上。连接这些房屋的石阶蜿蜒而上，在屋顶和垃圾堆之间若隐若现。山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得到了彻底的修整；修理工用当地水泥铺满了整个坡面，就像这座大使馆或是隔壁重庆俱乐部的正面一样。水泥丛中还有正在开花的树木和花园，但是效果还是一样，四处一片灰暗，毫无生气。
外国人和来自长江下游的中国人普遍认为重庆寒冷而不适宜居住。大使的起居室给我一种特别阴冷的感觉。
长江也不能给人以安慰，而仅仅是另一个问题所在。水流低时岸边显露出来，沿岸的沙滩上随即建起了一些竹棚，还有一些小船上的人在叫卖。江面只有原来的一半那么宽，但水流依然湍急，江流向着前方的城市奔流而去，轮渡顺流驶过时常常会被河水冲下400码远；而逆流返回时，这些轮渡需要花费半小时才能费力地缓慢移向浮动码头。长江并不是人们的朋友。每只前往下游的单独的船，都会有8或10个桨手，他们尽力使船避开暗礁和浅滩，有时候不得不再次返回，这200或300英里的距离，此时需要完全靠纤夫的力量拉着船一寸一寸地向前行进。通往上游的平底船都要从大使馆前经过，船队一眼望不到头。每只船都排好队，纤夫们站在露出水面的礁石上，用竹竿将船撑进东流的水中，推拉之下船逐渐地向上游前进。整个过程真不好看，令人目不忍睹，没有人感到快乐，没人能进步，只有一群赤脚光头的纤夫喊着悲哀的号子，满身的疥疮，拖着肿胀的双脚，像灰色蚁穴中的蚂蚁一样，过着灰暗的生活。站在这里，我更能体会大使的心情了。
我目前打算继续待在大使的床上，除非有人赶我走或是人满为患。大使的房间装饰得十分漂亮，墙上挂满了女人的照片，都是贝蒂·文森特（Betty Vincent）的。
然而，1943年4月，痢疾无端再次来袭，缓慢而持久。美国海军医生对此也束手无策，5月份，我再次来到昆明，获准进入陆军后方医院。这里有一群精力充沛的中国护士，她们给美国大兵换药，且在看电影的时候提供冰激凌。然而，没有人能够确定我的病情，最终在我返回重庆后，注射了一段时间的吐根碱，病竟然好了。吐根碱是一种德国药物，要求患者避免剧烈运动，以免造成心脏压力。于是当时每次前往陆军诊所，我都需要缓慢地爬89级台阶。
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经明显暴露出来，尽管（或是由于？）他一再努力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个人独裁。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导致工薪阶层营养失调且备感绝望。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左派似乎是切实可行的选择。这时，我已经恢复健康，但是我的心情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与大使馆和新闻出版界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国民党不再信任，对自由主义者的潜力不再抱有幻想，对当地的左派却表示欣赏。1943年8月，我
对现政权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它在情感上并不信任人民大众，又无法为人民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骇人听闻的苦难与灾祸总是伴随着它，它之所以苟延残喘，仅仅是还没有足够多的有勇气的人反抗它。
1943年间舆论的这种转变，部分源于一种古老的中国政治现象，即天命的倾斜（政权失去人心），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中国政治的机制。1943年初，我从让美国人只能从过于乐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开始，试图描述当时发挥实际作用的一些因素。
1943年2月5日，美国人幻想破灭的时刻正在到来：中国有关英勇抗战的中国人的宣传攻势正被美国观察家暗地里戳穿，他们注意到，尽管中国处于战争环境当中，但她并不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这个地方并没有被调动起来，因为动员机构至今并未建立。因此中国对外的宣传只不过是编造一些危险的空话而已。
为了促进中美关系，蒋夫人于1943年3月前往华盛顿，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她优雅的仪表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呼吁使得演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进一步吹大了自由中国的泡沫。我在3月10日记录道：“中央社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是对蒋夫人游说的报道。”后来在她回国之后我去拜访她，在我看来她的一切表现只是骄傲促使下的逢场作戏。
我在陈珍珠的带领下，经过许多行礼致敬的宪兵，最终来到一个小房间，屋内墙上挂着泰戈尔的画像，还有一只熊猫图片。她很快就从楼上走下来。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我说自己有兴趣让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曾在昆明待过，对美国士兵的生活感到担忧，为此帮助举行了一些演讲并得到一些回应，但还需要作更多的努力。对此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几个问题。接着她问了我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中国的联系，而这些我都按事先准备好的话来回答。随后转入了一般性的话题，例如如何赋予美国人观念，反对其物质主义。我首先提到了“物质主义”一词，因为我发现美国士兵们提及中国的状况会用浴缸和冰箱的数量来衡量，假如这两者可以成为论据标准的话。于是她对于美国的物质主义讲了一些激烈的言辞。（在我看来，主要的抱怨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物质的东西，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嫉妒，为了表达愤怒的情绪就抨击这些养尊处优的美国人是物质主义，好吧，他们就是物质主义。）
为此我们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对此我将写成备忘录——鼓励国务院文化司收集有关中国留美学生对美国的真实印象，即他们最初的印象，包括第一次愤怒、第一次敬畏以及第一次蒙羞诸如此类的个人感受，确实发自个人内心，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在她看来，这将引起美国士兵的思考，但我并未询问我们如何才能使该项问题受到美国士兵的认真关注。
紧接着表演开始了，在漫无边际的谈话中不时加入我们各自的看法。我提出了新闻审查制度的问题，但是她对此有所回避，转到其他方面。她凝视着远处说，生活是保持理想、保持幽默感以及能够应付周遭的情况的混合体；同时她还表示，我们是一场大戏中的演员，结局无法预料。如果她在谈话中不虚假做作，那么我对她还会保留着最初的敬佩之情，如她在思索这个人是谁，他想做什么，他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
她看起来有些疲惫，头摇晃着，像一个老年人。我得到的印象是，很多事情让她不悦，尽管她的评论富有哲理，但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的事实。物质的落后伴随着精神的落后，彼此互相影响。这一事实令她难以平静，另外，她对于中美双方互相理解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也没有办法），但她希望通过比喻、对比的方式使美国人冷静思考后有所领悟（景仰中国）。（我则通过教学方式来实现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毫无疑问，这可以通过战后出售蒸汽机来实现。这样一来，我通过教学方式，她则继续使用比喻的手段，皆大欢喜，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活那么久的话。）她问我为什么没有从事教育美军的工作，我回答说，我们应该先教育华盛顿。而对于中国，我依然认为首先需要取消新闻审查制度，让中国处于真实的状态之中。
1943年9月16日，重庆
自由中国在美国被夸大的形象就像充满氢气的气球随时有爆炸的危险。因为中国政府完全依赖其在美国的名声，用电视传媒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过分依赖公众形象。这反过来是因为它太注重表面，没有实际的东西。
四川省政府主席几乎算是中国的二号人物，但是与艾奥瓦州的行政部门相比，他没有秘书处，无法获得很多国外信息，没有快捷的交道方式，一天也走不上几英里。他并非位于一个组织严密的行政机器的顶端，不需要进行法律咨询，更没有定期的代表协商会议，因此也无法获得任何的批评性建议。而省级财政只有一个大体概要，不能制订预算并控制详细的财政计划。当各利益集团爆发冲突时，主席出面进行协调，其他时候完全任其发展。
这种观察言论沿用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风格来描述中国，此前已有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这样做过。它们是我把阅读、教学以及观察融合在一起产生的认识。
问题的实质在教育部试图控制各个高等院校的课程内容一事上显现出来。一方面，教育部发布指令规定必须讲授的课程，而另一方面，讲授该课程的教师则自行教授自认为更好的内容。而对于教育部发号施令没有人提出任何质疑，同样，教师应该按照规定教学也无人质疑。于是双方默认这样一种无效的状况。即使政府有好的想法，也无法保证其实施。情况很快恶化为一个人的独角戏，即部长想要做某件事，只有他的支持者和朋友附和，其他人则避而远之，并不照办。
通过与其他外国人沟通，我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看法，甚至我们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一位自辛亥革命前就开始传道的老前辈丹尼尔·戴伊（Daniel Dye）博士告诉我：
从1937年爆发战争的头三年里，学生的热情日益高涨。合唱团在全国进行巡演，并成为一个颇受欢迎的活动。这是中国奋起斗争的一段时期，并已通过宣传让西方广为知晓。在珍珠港事件前，戴伊先生回国休假了一年时间。当再次返回中国时，他发现这种精神已开始消退。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精神又进一步变质成知识的停滞。陈立夫兄弟的CC系以及其他的政府人员担心未经政府批准的学生运动会席卷整个中国并将他们扫地出门。正如芮陶庵近来访问17所高校后所感受到的一样，人们对国事冷漠。
随着政府的威望愈加成为问题，领导阶层也感到愈益身陷窘境，与反对派形成对峙，并对他们持猜疑态度。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蒋介石鉴于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建立了效忠于他个人的青年军官秘密组织。30年代中期广泛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就是这个组织幕后操纵下试图凸显个人对革命的绝对领导的一种外在表现。中央政治学校的陈立夫和他的兄长陈果夫作为主要组织者倡导国民党效忠于继承了孙中山遗志、成为党主席的蒋介石。
陈立夫的行动象征着中国由王朝家族的统治转变为政党专治的统治。两种制度都依赖于下级对上级层层传递忠诚，直至效忠于掌有最高权力的那个人。过去的皇帝启用外戚，这些人完全依附于皇帝，而皇帝则把自家兄弟当成了潜在的对手，对其加强监视。如今，新的政党领袖也依靠忠于他们个人的党内派系领袖。陈氏两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共同领导着国民党内部的CC系——与蒋介石一样，也来自浙江，而他们的叔叔陈其美是蒋介石与他们共同的革命导师，彼此之间关系亲密，如同一家人。陈果夫设法招募了7000名学员，并在黄埔军校让蒋介石对这些人进行培训。这些人形成了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基础。随后陈果夫将国民党改组为准列宁式政党。1927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关系破裂，他知道该杀谁，尸体该埋在哪里。陈果夫还是国民党组织部与负责培训公务人员的中央政治学校的指航灯塔。1943年我曾在中央政治学校进行演讲，发现那里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环境十分优美。
陈立夫比哥哥陈果夫小8岁，比蒋介石小13岁，他是一位合格的留美归国学生，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采矿工程专业两年，于1925年获硕士学位。他甚至还加入了矿工委员会。但由于反革命的召唤，1926年他来到广州，成为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之后从1928年到1938年，他领导国民党调查统计局负责搜寻并清除党内的共产党员。戴笠也在他手下工作。1938年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一职；就像埃德加·胡佛被任命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同时对所有美国州立大学实行财政控制一样，陈立夫控制了中国所有国立大学的经费预算。
1942年10月，我在拜访陈立夫后面无表情地向大使汇报说：
他为人和蔼可亲，他向我说明了竹子在中国的多方面用途，同时还引用了一些早期神话。在他看来，这些神话可以看作中国文化资料的一些案例，可以在中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将其引入美国的学校体系内。我告诉他大众对于缩微胶卷很感兴趣，并告诉他顾博士（顾毓琇，副部长，原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正带领一组中国工作人员开展此项工作。部长对于缩微胶卷的性质与使用并不是特别清楚，他向我询问缩微胶卷放映机除了放映是否还可以拍摄照片。
一年后，我对陈立夫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会谈。
主题：cccc与教育部长的谈话dddd
经由他的妹夫蒋博士（M.H.Chiang，我曾在其博士论文答辩时投反对票）安排，昨天晚上我登门拜访了陈立夫。我以他主持的国际文化服务社顾问的身份，与陈立夫就文化关系各个方面进行了一次长谈。陈立夫看上去身体非常健康，精神状况也很好，像往常一样风采迷人，谈及教育问题总是一副兴高采烈、充满热忱的神情。
他询问了有关缩微胶卷项目的发展情况，想知道这一技术在战后是否也可以被广泛应用，同时他认为对于学者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书，你可以将其带回家，躺着看，还可以作标注。于是我告诉他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局限于他本人，但是缩微胶卷有其自身携带便利的特征，也因此近年来被广泛使用，他对此表示赞同。……
随后陈立夫表示对美国的教育影片很感兴趣，于是我告诉他我了解到文化关系司目前正在专为中国准备这些影片。他也很喜欢卡通片，认为其可以表现比人类的肢体语言更为丰富的内容。尽管如此，他担心这种放映电影的机器构造复杂而难以在中国维修，因此询问是否可以不使用电力而发挥其效用，就像“反射测向仪”那样。他还设想在中国的8万个农村地区安装8万台这样的放映仪器，这样群众就可以看到展现世界其他地方的画面。此外，由于中国人并没有周日参加宗教活动的传统，因此可以利用这个时间通过放映影片让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能接受教育。我记得去年他曾询问过是否胶片放映机除了放映是否还可以拍摄的问题，但我并没有向他介绍这种放映仪器的细节情况，只是提醒他存在一个各国联合幻灯影片图书馆和相关计划，不过他对此并无太多了解。
通过之前以及这次与陈部长的谈话，我深刻地感受到教育部长对于教育的理解和兴趣非常表面化，似乎他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我们谈论的相关主题。
费正清
1943年11月3日
3月份我在日记中写道：
随着通货膨胀造成的消耗仍在继续，政府似乎越来越不得不专注于紧握实权。思想、改革以及各类项目都退居次位。因而，一位朋友表示，委员长已经转向依靠CC系，并将其作为组织众人对抗内外攻击的核心力量。而CC系是那种热衷于权力并通过严密管理来保护权力的典型团体。他们并没有什么革新的能力。其下属人员通常只会唯命是从而没有魄力，在工作上得过且过，不作努力。加强组织管理并没有赢得公众的尊重，因此其秉承天命的说法恰恰完全被粉碎而成为空话。处于危机的国民党会发现自己在党外没有朋友，党内却充斥着变节的投机主义者。
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是迈向教育政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遭到了那些对国民党全无好感的北京自由主义教育者的强烈不满。蒋介石以民族骄傲为由拒绝美国联合援华会对公立大学教员提供民间援助，事实上，对昆明来说其隐含的信息则是：继续挨饿吧！
目前学术界的情况是，蒋介石试图作出努力来巩固政权，但他的执政思维过于拙劣，结果只能导致学术界与其更加疏远。例如，为了应对通货膨胀，他通过颁布法令来稳定肉价，但并不起作用。正如李济对我描述的那样：
委员长本人出面支持稳定价格，这件事显然荒谬之极，他似乎认为他个人的命令就可以改变经济规律。我的一位姓向的学生说他们已经过了一个月没肉没油的生活。而我们吃的肉也是从黑市上买来的。由于限制肉价，商贩们都囤积居奇，等待肉价上涨后再出售。李济说如今人们实际上都在挨饿。他近年来已失去两个孩子，而陶孟和的夫人也去世了。他表示知识分子并不介意挨饿，他们只是希望被动员起来，希望所有的阶层能够团结在一起。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上层人士过分的铺张浪费和各种不公平现象。因此大量的知识分子迷失方向，其中一些快要死去，另一些则将变成革命者。
1943年5月，当我回到昆明后，我发觉《中国之命运》（China\'s Destiny）这本掌权者的书是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的一种侮辱。
昆明，5月17日：不得不说，在不断阅读《中国之命运》的过程中我对此书感到十分惊骇。我从未见过如此有害的利用历史来达成政治目的的行为。书中大部分内容披着纯粹历史的外衣，描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每况愈下的境遇，并对其进行谴责，说帝国主义是一切苦难的根源。例如，中国法律制度无法发展是由于通商口岸法庭树立了糟糕的形象。一位政治家写出这样的小册子实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为什么每位与此书英译本相关的人像得了寒热症一般。
人们可以推测，《中国之命运》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偏执的表达，其目的可能在于让人们相信，国民党和蒋介石带领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功不可没，同时意图重新燃起排外主义的火焰，激发爱国热情，加强内部的凝聚力。
这里的教授因此感到沮丧，他们预见牢不可破的警察队伍将会控制整个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自由主义教育的消亡，经济生活以及人民思想受到管制。他们看不到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反过来，我却认为这个政权缺乏有能力的人员来执行想要做的事，因此采取政治控制的政府不得不最终向寻求国家发展的人民作出妥协。
1943年夏天发表的三篇文章，最终打破了美国人对自由中国的幻想。这三篇文章是：赛珍珠于5月10日在《生活》杂志发表的文章，《纽约时报》记者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8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比松（T.A.Bisson）在太平洋学会出版的《远东综览》（Far Eastern Survey）上发表的文章。《远东综览》虽然发行量有限，但在中国颇具影响力。比松断言，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相反，国民党则是“封建的”。鲍德温和赛珍珠属于非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只是尽力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予以真实的评估。作为随军记者的鲍德温反映了驻扎在昆明的美国军人长期存在的幻灭感。赛珍珠则对蒋夫人那种风行的夸张言辞表示反对，认为这些只是转瞬即逝的时髦玩意儿。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座上客，蒋夫人如同一位难以取悦的公主。赛珍珠的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获得1934年诺贝尔奖，这使其成为美国最著名的中国观察家。后来她还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有代表性的小插曲。有一次，她收到了蒋夫人随从在海德公园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中随从说：“请立刻过来，蒋夫人想见你。”因此，赛珍珠立即从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斯（Perkasie）赶到海德公园，但是意想不到的尴尬发生了。事实上蒋夫人只是想见到她的随从陈珍珠（Pearl Ch’en）。最后只换来一句“十分抱歉”。
我重述这样一个故事仅仅是由于发生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其表现出一种极具自我摧毁力的自我主义姿态。从心理角度来说，我觉得冰面越薄，滑冰人滑得越快。局势的动荡不安导致了人们寻求在心理上的过度补偿。
蒋廷黻以其一贯的直率对CC系的新闻部长说，当“100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中有6篇属于批评类”时，并不需要心烦意乱。互相驳斥是美国的传统。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如果更多的真相允许被公布，那么将有利于错误信息的更正”。
而对于中国吹嘘出来的公共形象，我于1943年7月也曾记录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向西方宣传的乐观景象是极其有害的，它不过是任何一届中国政府粉饰太平的衍生物。宣传部门和董显光（新闻局长）并不愿蒙蔽我们，至少不想把这个吹嘘出来的大泡沫吹爆，以免有朝一日泡沫破碎而使中国蒙羞。他们只是应对当前的压力，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维护政府的脸面，在中国这是一个传统。没有一位官员公然宣称在他的部门存在失败和过失，官员们互相嫉妒和竞争，生怕落后于他人，因为如果承认失败、过失，则会遭到对手的攻击。同样，任何一届政府也不会像美国那样指出国内存在的弊病，因为政府或者说凌驾其上的领导人会被认为是所有此类弊病的总负责人。我们将自然界存在的问题和人类对抗自然的努力加以区别，然而中国的传统却与众不同，人类和自然形成了自然——社会——伦理的连续体。在达尔文和马克思的时代，中国的皇帝仍然在祈求上天保佑，假如发生洪涝灾害，他必须向世人颁布“罪己诏”。如果他不承担责任，他就必须退位。
但如今，所有的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天命（意为民众的信任）开始转移。我进而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详尽理性的思考，以下内容是我对当时情况的冷静客观分析：
现代的风尚是组织运动和建立各种全国性组织，因此，这类运动和组织由官方人士发动起来，例如，新生活运动以及蒋夫人领导下的妇女分会。然而这些组织存在的意义不仅起到组织、领导的作用，最主要是便于监督管理。他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以西方形式开展教育、领导、游说等活动；另一方面则是阻止不受官方控制的竞争社团的成长，防止其对官方垄断组织造成威胁。例如，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一些校园被用来开展活动，而在另一些校园则用来阻止某些活动的开展，事实上，三民主义青年团经常进行跟踪、监视的活动，因此西方人称其为间谍组织。
其二，在中国，批评并不是好事。批评涉及个人的背景关系，而个人关系又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批评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而非不同意见的表达。这部分上属于面子情绪——如果一个人失去其他人的信任，那么他很快便会失去更多人的信任；不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亦或是统治者，失去其他人的信任将直接使个人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在中国社会，大部分社会地位都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所以如果你发表批评意见，这会立即变成你是否信任他的问题。一位对中国的一些情况提出批评的记者很可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幸的是，我们西方人对此并不理解，也毫不在意，我们认为批评使人进步。中国人却不会对他们自己展开任何的批评，似乎批评比猥琐的暴露狂还要糟糕。
主要问题在于各省份的人民大众。去年春天毕范宇周游了9个省，拜访了各省主席和20位县长。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国民党与政府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将两者分离并保留其一是不可能的。极为自然而然的是，当地小学校长兼任当地的政党领导，县长兼任县里的政党领导，你无法区分政党与政府，正如在重庆你也无法区分政府部门与党派部门一样，这是一党专权，权力如此之大，与美国民主党或是共和党竞争权力，一家掌权、一家永远在野急着接掌政权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体制架构的不同。如果不彻底改变或削弱这种体制，那么其他少数党派将永远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
我以上的政治分析是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意见。如果我对于1943年国民党失去民心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在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去世后，赫尔利（Pat Hurley）大使将美国国旗钉在国民政府这艘船上则是徒劳且引发灾难的行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1943年，我还作出了以下分析：
其二是派系斗争。就目前来看，像我们做的那样，从国家利益考虑完成一件事情几乎不可能。人们并不关心国家政策问题，他们需要的是习惯上的私人关系纽带。事实上，首要问题是生存，而政治上的生存需要人际关系的帮助。西方人眼中的政治问题涉及政体、国家以及民族等方面，而这些在中国都被看作次要的。它们是奢侈品。
中国的民主？从个人主义的观点上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的。在中国为强者以及出身贫寒的人们提供了机遇，并且可以依靠个人能力有所作为；这也是一种民主。
人们判断绅士的标准是依据其个人品德而定，这种通过对个人功绩或道德品行的认可而形成的个人主义也是一种民主主义。
但是，一旦提到行政机构，民主的进程就不是惯常现象了。行政长官继承着清朝官员的传统，清朝官员除非环境所迫，其权力并不受到监督；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只有两种力量可以对其起到制约的作用：其一是处于等级链条之上的上级，其二则是处于其下的人民大众。在这两者之间，他可以自我掌控而不受束缚。只有事发后，他才会受到审判。
如今很多行政长官都是独裁者，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我向我的中国秘书请教问题时，就像我过去常常征求学生的意见一样，他们立刻变得恭敬有礼，因为无论我多么彬彬有礼，他们只是认为我是在下达命令或是指示，所以我无法从他们那里获得有效的建议。
简言之，中国传统的专制政府，如今已经强化为现代独裁主义的体制。蒋介石曾要求6位被邀请前往美国学习一年的西南联大教授在离开之前必须在重庆的中央训练团接受思想培训，这对于教授们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而在这里各种官员都要接受五到六周的培训，课程内容包体操、有序的规程和误导的讲话”。
在这个初夏，大众的思想出现了转折。同年7月我再次来到昆明，我记录道：
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西南联大是否能够破除政府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束缚，即对于全国各地的公立院校都应该给予相同的财政待遇，而不能有特殊情况。这场斗争到目前为止，陈立夫占据上风。
另一项要求，是想利用西南联大实验室进行商业生产，例如，制造电灯泡和电子管。为此需要资金来启动项目，孔祥熙许诺提供300万元资金，据说委员长已经批准了。但是提交到行政院时，陈立夫提议在所有公立大学开展此项目，预算为1700万元。而此前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最终西南联大只能从1700万中获得80万元的支持，再次遭到挫败。陈立夫的这一行动最终向仍需要结论的人们表明，CC系一心想要打压西南联大的教授。各个专业的教授们公开表示他们对当局不再有任何的义务，他们将竭尽全力寻找自我谋生的方式。
8月下旬，我去了昆明，之后又前往广西桂林，在此过程中我坚定了我的看法。桂林是美国的前方基地，作为地方中心与重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且有着十分活跃的文化生活。在这里部分时间我与领事林华德（Arthur Ringwalt）待在一起，其他时间则与战时新闻局的格雷厄姆·佩克（Graham Peck）在一起。在重庆之外的这些知识分子中，反对国民党的言论更加公开化，但大学还没有被动员起来。在桂林郊外，我访问了中央研究院的地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以及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集结在地质研究所所长、经验丰富的李四光的领导之下，他是这个国家的杰出人物之一，创造了很多奇迹”。中央研究院有自己的大楼、单幢住宅、发电厂、能生产化学制品和精密仪器的工厂等。许多学者都在等待新的机会。在昆明，我见到了“周培源等人，这是一群极富魅力的清华人。周培源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和同事正准备前往加利福尼亚和密立根（Milliken）一同工作”。
在桂林我遇到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他是香港大学的生理学教授林德塞·赖德（Lindsay Ride）。林德塞·赖德现为陆军中校，英国陆军团的领导人，主要负责通过“地下渠道”将情报从香港送出去。我提议在他与战略情报处之间建立起共同使用出版物的合作关系。（战后，在他担任香港大学校领导时，我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多次与他交谈。有几次我们一同待在副校长的住地，俯瞰山坡上的校园。）
到9月中旬，我写信给柯里博士：
对于中国一片混乱的状况，我思考我该做什么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会得出一个结论，即自己也会采取和共产党同样的做法。只有激进的方式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1943年9月22日，我再次写信给柯里博士：
真正想要战斗的人是那些希望唤醒大众的人。我们采用的战时政策是给予他们一些支持帮助，进入华北并成为革命者的朋友。因此首要的事情是派一名观察员到北方地区。我希望戴维斯的想法能够得到实施。［美国军事观察团即迪克西（Dixie）使团于1944年7月前往延安。］
一旦知识分子开始不受待见，与知识分子保持联系的外国人就立刻有所觉察。至于我，则四处拜访了一些关键性的人物，并将我的见闻记录了下来，寄给大使馆和威尔玛，让她在华盛顿分发出去。
作家与艺术家是最不可能跳槽成为官员的人，然而他们历来必须依靠官方支持来维持生活。1938年第二次统一战线进入尾声后，许多有创作才能的人被安排到重庆，挂个闲职并配给粮食补贴。其中，多才多艺的郭沫若是代表人物，在名人传记词典中，他被恰当地称为“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创造社领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学巨匠。他曾在日本学医，20世纪20年代，成为创造社的核心分子，自此声名远扬。他是一位共产党员，曾为北伐出过力。1927年至1937年，他在日本从事考古学研究，这使其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1937年7月他逃离日本，为国民党当局接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日宣传工作。两年后，他被迫离开现役军事工作，组建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事实上，这个委员会更像是一种限制行为的围栏，已有很多知名作家被圈在里面。假如他们离开这里前往延安，将会对统一战线造成一场灾难。这样，三大主要成员——胡风、茅盾以及沈志远也以委员长邀请的名义从香港被哄骗回来，其中，为了让胡风留在重庆，专门提供给他每月2000元的津贴……当局认为绝不能让他们完全自由地活动与写作。
9月份，我驱车前往文化工作委员会夏季使用的农舍。
我们受到了郭沫若以及他的主要同事的接待，宴会上我们喝了几瓶极品美酒，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了。我赠送给他一份完整的缩微胶卷目录以及文化关系司的缩微胶卷指南（如今这套胶卷数量大得惊人），此外还有外国出版物部间采购委员会制作的、记录美国为战争所付出的努力的胶卷目录，这里的研究人员对此十分感兴趣。我们还准备为他的办公室提供一台胶卷放映机，并允许他们使用我们的设备。
10月份我应邀参加了郭沫若的50岁生日宴会。
生日宴会上，我送了他一些剃须刀片和磺胺类药物，因为手中没有艺术品或是文字作品可供赠送，对此他友善地表示感谢。比尔·斯洛恩告诉他在美国4美分就可以买到一本书。
革命成功后，郭沫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小说家茅盾则成为文化部部长。
1943年10月，我有幸与茅盾进行了一次座谈。
他留着一撮小八字胡，个头矮小，看起来像个日本人。他很正派，但比较严肃，原名沈雁冰，笔名茅盾，大概是当时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他说如今每个人都在出版越来越多的翻译作品，因为它们容易通过审查。不过翻译作品仍有可能会被删减（雨果等人的作品就曾被删减），但从事翻译更有可能赚到可以糊口的报酬，而倘若你靠写文章或短篇小说为生，不小心涉及错误的思想，那么饭碗就不保了。他说，他所认识的或听说的每位作家，都对审查制度和秘密警察感到不满。他自己一直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但他认为对孙中山的思想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目前的政党的所为并没有完全继承他的思想。孙中山思想博大精深（我表示赞同），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对其作出解释。
为了全面仔细地调查重庆的政治规划，我还结识了约翰·杜威最活跃的中国弟子陶行知。我于11月9日拜访了他。
在汉口期间，陶行知说，有成百上千个儿童组织，一年内小先生运动推广到23个省区。其理念认为，学校就像是发电站，而每个孩子都是从其中延伸出去的一根电线，为人们的思想充电。在此运动中，陶行知教学生读书，然后他的学生又去教别人读书，以此类推，目前已经传了7代学生，因此陶行知佩戴着7颗星，而他的首届学生则是6颗星，以此类推。
委员长首次看到陶行知的这个项目时表示称赞，因此战争爆发后，陶行知去见蒋介石，希望他可以支持活动继续开展和传播，但教育部长陈立夫招来他，将其安排到一个农学院担任院长。陶行知表示农学院并不是其专业所长，让靠农业为生的人做这些工作怎么样？但是教育部长认为陶行知做其他一些事情更好，于是陶行知开设了孤儿学校（育才学校），现在他把它迁到了北碚。这些孤儿是从蒋夫人领导的组织那里和其他一些地方挑选出来的，如果是一些聪明有出息的孤儿，则选出来在这里学习工艺美术，得到一个成才机会。这些被选中受到赏识的孤儿表现都很好。我曾在这里的美术课见过这些孩子，他们正在认真临摹希腊半身像的复制品，看起来比多数孤儿的境况要好一些。
当然，这所学校并未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但是陶行知从当地企业和诸如美国联合援华会之类的慈善机构募得资金。他压根儿就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只是希望首先通过教人们读书来启迪民众思想，但这被当局者认为是邪恶的事。由这类例子可知，这个国家的唯一希望就是复兴工业和商业以制约法西斯主义的权力，如果失败，就只能爆发革命。
以上种种看法选自当时大量的文字记录，由此总结：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与中心，1943年底，蒋介石已经失去中国知识界的信任和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