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我应召加入在政府领导下参与筹建把学术研究机构转变为战争目的服务的研究机构的工作。之后的5年，我请假离开了哈佛大学：第一年在华盛顿（1941年8月—1942年8月），之后被派往中国一年零三个月（1942年9月—1943年12月），而后返回华盛顿（1944年2月—1945年8月），接着再次前往中国停留了8个月的时间（1945年9月—1946年7月）。在我34岁到39岁之间，这些富有冒险精神的插曲让我卷入世界事务，毫无疑问也使我个人获得了新生。和其他人一样，在战时的拼搏中，我也彻底地明白了自己在想什么，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因为战争从根本上提出了新思想和组织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人们采取创造性的行动。
1941年夏天，新成立的情报协调局（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局长比尔·多诺万（Bill Donovan）上校正在抓紧筹备组建一个全球范围的秘密机构，包括秘密情报处和秘密行动处。其中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分处是一个协助其他部门的独立机构。他们相信事实往往并非人们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对事情进行理性分析后往往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这里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各所大学，他们被要求以使其在学术领域获得成就的那种严谨态度来关注当前与未来。
当时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三世（威廉斯学院院长）受聘担任研究分析处的主任，他邀请兰格加入，兰格推荐了麦凯（McKay），而麦凯又推荐了我。于是1941年8月13日，我们4位来自历史系的教师来到了华盛顿，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我、巴克斯特、兰格、麦凯，以及兰格的得意门生、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Mosely），在宾夕法尼亚街与宪法大道交会处空置的顶点大厦（Apex Building）召开有关成立研究分析处的首次会议。为了使学识在战争中发挥效用，他们需要陆海军人员与情报协调局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而后者需要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源（幸好图书馆的新楼刚刚竣工），并将他们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位于城市另一端西北E大街和25街交会处（25th and E Streets NW）的情报协调局总部，同样位于此地的还有秘密情报处和秘密行动处。
巴克斯特和兰格开始在全国各地招募学术专家。其中一位重要新聘人员是专攻远东问题、长期执掌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约瑟夫·罗尔斯顿·海登（Joseph Ralston Hayden）教授。他曾在菲律宾从事教学工作，事实上1933年至1935年间他一直在菲律宾担任副总督。他的著作《菲律宾：国家的发展》（The Philippines: A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刚刚于1941年出版。同时，唐·麦凯承担着摘译美国国务院每天收到的大量电报的工作，以便于研究分析处了解最新的情报。显然这种工作就像是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博士创造的毫无生命力的人物一样，一旦组装起来，需要通过电流赋予其生命活力。
显然，我的资历尚浅，是位只发表过一些文章的讲师，对这类工作毫无经验可言，但在中国问题与日本问题的研究方面，我代表的观点是使用中国和日本的原始资料。我啃的第一块“骨头”是一条海军情报，其中涉及日本的造船业，铝、铁以及飞机的生产。情报是前段时间从海军情报局获取的，多诺万上校要求我对其进行鉴定评估。经过一个下午的分析，我发现这是由乔装为渔民或朝圣者的间谍收集到的一份复杂的观测报告，其中包括没有出处来源的统计资料以及各种新建的机场和工厂的列表。（随后得知这份报告来自英国。）而这份复杂的报告意在表明日本工程师“开始为建造一条由下关通往朝鲜釜山的海底隧道而进行勘察测量，这条隧道横跨对马海峡，全长仅122英里”。
在我看来，这份报告并不能算作情报，因为只要仔细研读日本的一些新闻就能了解得更多。随后巴克斯特和我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多诺万上校。而他给我的印象则是，“性情温和而异常地优柔寡断，并不了解自己想要做什么”。后半句完全正确，他做事总是出人意料地不知所图，这正是他努力营造出来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并非优柔寡断。
很快我开始同时进行两三项工作，其中包括协助在国会图书馆建立远东研究部，这需要收集大量的参考资料，同时也需要招收人员来处理这些工作；帮助新成立的多诺万团队向政府机构证明专业学术知识的价值，接触华盛顿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一时每个机构都开始需要中国问题专家来协助工作，而我在中国北京等地4年间结识的人也都很快聚集到这座城市，就像菜肴佐料那样，并且每周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此地。
我们找到一处住所，和我的同学比尔·扬曼及他的妻子在一起住了几个星期。在他们结婚之前，比尔的妻子埃尔西·珀金斯曾在北京寄住过我们家一段时间，他们两人就是在我们家相识的。而比尔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曾担任联邦能源委员会（Federal Power Commission）的首席法律顾问，如今他与汤姆·柯克伦（Tom Corcoran）合伙经营一家法律事务所。随后他们与宋子文建立的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埃尔西的祖先就曾涉及早先的中国贸易，而她的丈夫也正在开展一项新的对华贸易，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之后。最终宋子文指定比尔作为其遗嘱的执行者。
几天后，威尔玛找到了一所干净的寓所，包括一个大客厅、两间卧室、一个厨房和一个小花园。房子位于交通便利的乔治城西北区的34号大街1306号。于是我们立刻租下了房屋，计划在9月1日入住。
8月14日，我去拜访了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此前在居于麦迪逊的拉福莱特的夫人伊莎贝尔的引荐下，我曾于1928年在哈佛大学见过柯里及其夫人桃乐茜·培根·柯里（Dorothy Bacon Currie），当时他是一名经济系讲师，还在攻读博士学位。如今他离开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6位行政助理之一。1941年初他受总统委派会见蒋介石，并负责对华租借事宜。
柯里博士是白宫班子的主要人员，拥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和两名秘书，其办公地点位于美国国务院大楼（如今为行政办公大楼）二楼，隶属远东司。当时柯里正忙于解决滇缅公路问题，派纽约卡车公司的经理们前往该地管理交通运输。作为中国获取物资的主要供给线，这条公路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营私舞弊和腐败问题。司机们连给卡车加油都不会，却懂得如何走私货物。派去的纽约人都很严格，但是也深知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
我发觉柯里是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上校以及美国志愿航空队在国内的后台，而后者是一支非官方组织的志愿空军，配有100架P-40战斗机，正在缅甸进行秘密训练。后来我根据柯里的资料，准备详细记录这支志愿队的由来，以此作为情报协调局对华援助研究的一部分。
由于他没有支付下属工作人员报酬的预算，最终我们到12月份才想出一个主意，即我以情报协调局委派的名义，利用部分时间为他工作。这对于他、我、情报协调局以及战争来说都有好处。于是圣诞节时我在他的隔壁224号房间开始工作，电话号码为“白宫80号”。试问，谁还会有比此更加尊贵荣耀的身份象征吗？
就这样，我更上一层进入了权力核心，但是我并没什么特别需要去做的事情，只是四处走访，访问人物，收集信息，继续从事一些较次要的项目而已。这也很有趣，到了风云变幻的1941年秋天，我很快对即将登场制定对华政策的主人公有了深刻的印象。
柯里之后下一位上场的人物为斯坦利·亨培克，他似乎与我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例如我们都来自美国中西部，都是威斯康星大学贝塔·西塔·派兄弟会的阿尔法·派分会的会员，同时也都是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他曾在哈佛大学讲授过主题为“1793年以来的远东”的课程，这门课由我接任。有时候我甚至担心我们俩是不是连个性都一样。
8月15日我打电话给亨培克博士，告知我已经到达华盛顿。
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生硬，他想知道多诺万的目的，还想知道他要做的事，他为什么将这里所有的人都弄得沮丧。我声称自己不知道，确实如此，但我说我希望他会知道，我仅仅以熟人的身份非正式地打电话过来想征询一些建议。也许这样更加适合，毕竟我还没有被分派由谁领导。
几天后，我们去拜访他，还一起喝了酒，但是并没得到什么建议。显然，他认为自己在对华政策方面所做的一切才是必要的。柯里仅仅是执行而已。
斯坦利的书房简直就是一项杰作，其中有悬于头顶的拉绳和滑动的写字板装置，这是一套对有着自制风格的慢运动十分有效率的组合，可以说是房如其人。
如果说谁的职业生涯可以用来概括美国远东政策的不足，斯坦利·亨培克自然是首当其冲。他曾在1911年辛亥革命（1909—1913）前后在中国几所官办大学执教4年之久。这是在他获得罗德奖学金之后（1904—1907）。中国方面并未要他讲授语言课。他所从事的学术领域为政治学，当时这个学科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且与法律仍有密切关系。1911年他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并与芮恩施（Paul Reinsch）教授一同工作，后者后来成为威尔逊总统派往中国的驻华代表。1916年，亨培克出版了《现代远东政治》（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一书。1914年至1917年他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在一战期间他成为陆军上尉，接着开始紧张地工作，在1919年巴黎和会与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为远东问题专家。之后于1924年至1928年间离开政府部门，前往哈佛大学讲授远东历史课程。1927年出版《今日中国政治》（China Today-Politics）一书，1928年返回华盛顿,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他善于将合法性与道德准则结合起来，这完全符合传统美国人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浮夸作风。如今这种符合亨培克口味的迂腐软弱的外交信条使得他既能站在美国的立场维护法律，又能站在中国的立场维护正义。从这两方面来说，他是有着浓厚文化气质的典型美国人。
最令人奇怪的是，他在国务院只是一名民法专家而非驻外代表。尽管如此，1937年后他主管远东司中国科与日本科，且一切相关事务都必须获得他的批准（政治顾问亨培克）。这种不同寻常的安排证实：与其他地区不同，远东的确神秘莫测，需要某位“懂”东方的人来把握。
这一情景有几个错误。亨培克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十分独断精明的人。他掌控着这个所有中国问题专家曾进入过或应召去工作的行业——他们自认为有着普通人不具有的深奥知识。他曾到过中国，讲授中国近代史，但这个经历使他（及每一个“中国通”）看不到自己无知的一面，相反，这些皮毛的知识与理解却使他自信满满。他并未亲眼见证发生于中国的几次革命，不过他对此并不在意，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拥有令人惊讶的正义感。在我们早期的见面中，他向我解释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像一列疾驰在轨道上的火车，早已安排好了前进的方向，人人都知道将要开往哪里。日本人必定注意这一点。是战还是和，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这样下去，火车出轨在所难免。
1941年8月，早先在日本和中国的驻外事务处人员开始反对对日采取明显的绥靖政策，并对远东司武断的施行方式颇为不满。当时的远东司日本科领导为马克斯·汉密尔顿（Max Hamilton），他毫无个性，完全被亨培克牵着走。之后有人甚至冒着被革职的危险向副国务卿萨默纳·威尔士（Sumner Wells）呼吁，要求进一步讨论有关政策问题。远东司的这一矛盾一直被掩盖，直到1944年大量工作人员再次反对亨培克，指责其对国务卿赫尔（Hull）隐瞒重要信息。很快亨培克被派往荷兰担任大使，自此结束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
斯坦利·亨培克试图将弱点变成优点的方法之一，是声称政策的制定者并不需要直接接触现场，因为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汇总呈报到中枢，送到他的办公桌，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看到整个情况。这种有害的思想同样也被其年轻且有魅力的律师助理阿尔格·希斯（Alger Hiss）所效仿。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见过阿尔格·希斯，他远非激进主义者，事实上有人认为他只是作为法律顾问担任亨培克的助理，过于忠诚，墨守成规。由于对远东问题缺乏经验，他更适合于他所擅长的起草程序和拟定协议的工作，这方面他确实有成绩。
在国务院最光彩夺目的，我认为非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莫属了。生于四川的他曾从北京一路旅行到沈阳，之后返回国务院。在接电话的时候，他总是喜欢用清脆的“Moshi-moshi”（日语“喂，喂”），让电话另一端的人误以为把电话打到了东京。
我在五角大楼遇到迪安·拉斯克（Dean Rusk），当时他已经是一名海军上校，暂时负责大英帝国的部分军事情报。他的前任是一位和蔼的老妇人，没有助理，主要负责文件剪报摘要。我们当时还没作好充分的准备对印度与缅甸展开军事行动。而情报协调局的贡献之一就是制作地图并由专家计算出印度的铁路运输能力。
另外，我在五角大楼还遇到了英俊潇洒的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少校，他曾在北京担任翻译官，我们还参加了同一个学习小组，如今他在针对中国的G–2工作。除此之外，他还是1937年的“班乃号”（Panay）事件中的英雄，当时弗兰克·罗伯茨在长江上指挥“班乃号”炮舰，而日本人对其实施轰炸，最终炮舰沉没，这位指挥官几乎丧命。作为一名情报协调员，我向他提供了柯里博士1941年2月在重庆收集到的有关国民政府的数据档案。这些表格可能会令人印象深刻，但准确度不够，我们可以提供的只有这些。我为弗兰克所在的G–2部门复印了这些资料并安排其与柯里共进午餐。他们通过共同的朋友这样非正式地见面要比官方渠道更方便一些。
8月17日是个周日，我们在胡适大使家中共进午餐。这是一座高贵的住宅，坐落于小山丘上，四周都是草坪与树木。此时距离他领导五四运动已经过去20年了。为中国服务而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外交灵活性使其成为高层次的公共关系人物。
8月18日，我见到了海顿·伯特纳（Haydon Boatner）少校，他是我另外一位在北京时的朋友，也是学习语言时的同伴。他正在做的工作是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而他面临着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即总是想要最新的武器，例如重量太大而无法通过桥梁的坦克，而他强调很多破坏性的武器设备都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受过专业培训的海顿在帮助中国获得美国援助方面可谓如鱼得水。
第二天，我拜访了宋子文。在此之前多诺万早已叫上我一同会见宋子文与他的顾问鲁德维格·雷奇曼博士（Dr Ludwig Rajchman），后者曾是前国际联盟驻南京的卫生专家。
多诺万介绍说我是一名远东问题专家。之后他给我看了宋子文的信件。信中宋子文极力请求美国空军帮助中国阻止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他还说当时我们加紧为俄罗斯提供援助，但对中国说的都只是一些空话而已。
当然，几个月后，美国志愿航空队也就是飞虎队将会为重庆提供防御，但是1941年夏末，宋子文还在为中国的临时首都四处拼命地寻找空防支援，而多诺万是他奔走呼吁的渠道之一。但是多诺万当时正在华盛顿这个发电厂内建造自己的涡轮机。由于早早到场，我成为他特别安排的“专家”，然而多诺万并不比我更有能力为重庆提供空军支援，而我也是毫无办法。我记录道：“我并不确定宋子文的求援信是否被其他人读过。”（显然，我错了。）
时间就这样过去，我见了很多人，但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到9月份，我征得同意后邀请来自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的伯顿·法斯负责研究分析处日本方面的工作。乔·海登（Joe Hayden）荣升为分析委员会的最高层。而伯顿和我还不具备研究指导者的经验，所以我们听从海登的建议，聘请密歇根大学的查尔斯·雷默（Charles Remer）来担任我们远东部门的领导。查尔斯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学，出版过外国在华投资的权威著作。一同前来的还有他长期合作的研究助手，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们在国会图书馆新建的大楼中开始了不断向前的工作。作为新手的伯顿和我感觉雷默行事迟缓，当然其中不乏好意。但我们的问题是要找到有能力的人与华盛顿的其他部门竞争。
当多诺万派我们紧急完成一项有关中国铀矿的备忘录时，我第一次认识到“情报即力量”。很幸运，我们有一本最新版本的《中国年鉴》。我们在索引中查到了铀，并在正文中获知它蕴藏于湖南和江西一带。随后制图师绘制了一张突显出湖南和江西、并用×××作标记的地图。当时我急匆匆地将地图交给正与托马斯·K.芬勒特（Thomas K.Finletter）开会的多诺万。这是我为曼哈顿计划所作的贡献。
到那时，国会图书馆新楼并没有什么进展，于是在征得查尔斯·雷默同意后，我继续与其他机构保持联络。毕竟，情报协调局的工作就是协调他们。于是我从来自北京和散布在国务院、五角大楼以及新建立的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机构如经济战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中网罗中国问题专家。很快我们就将大家召集在一起，举办了非正式的周三午餐聚会。
在华盛顿的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是与莫蒂默·格雷夫以及他的妻子简交情越来越深。莫蒂默一贯深谋远虑，为了应对战争突发情况而编辑了一本人名录，上面记录了精通东亚语言的美国人。同时他还雇用威尔玛编制了一本与中国有关联的美国机构目录（1941年出版）。
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办公室禁止招收女性工作人员，此乃会长沃尔多·利兰（Waldo Leland）的命令，他的前任曾聘用了一位女秘书。这位女秘书将所有文件记在大脑中，以至于她成为不可或缺的人，但是每次她对文件迟疑的时候就像断了电的电脑，不起作用。威尔玛只能在别人看不见的密室中进行工作。
在任何情况下，莫蒂默都喜欢亲历亲为，并不太需要秘书的协助。他的想象力使其成为美国人中有着超自然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先锋。他特别提倡对俄罗斯与中国的研究。凭借其韧性与独创性，他以微薄的资金取得多项成就，帮助许多大学的年轻教师出版译著丛书和专题著作丛书，开办暑期学校，并为图书馆和培训工作提供帮助。我提到过的恒慕义传记项目只是其众多成就之一。
莫蒂默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飞行员，后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木匠活也是其多个兴趣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名先知，可以预知到对语言及后来在缩小的世界中被称作区域训练的东西会产生大量的需求。此外在早期他曾被邀请担任研究与分析处的领导，但是他并不愿意被政府雇用，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会限制工作的自发性与工作本身。
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都是政府机关寻求有关日本与中国方面的专家名字的电话，要求最好为男性，20到30岁之间，拥有实地工作经验，且当地语言流利。而如此优秀的人才早已被海军部门搜罗一空了，它曾在本年早些时候在全国范围内物色这类人才。
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State Department\'s Cultural Relations Division）最初一直主要致力于拉丁美洲的友好睦邻关系。作为全面发展的一部分，1941年末受权成立了中国分部。威尔玛成为这里的第一位雇员。作为一名熟悉中国的官员，威利斯·R.佩克（Willys R.Peck）成为中国分部的主管。他开始教威尔玛如何做到官场所要求的精确无误和工作程序上的繁文缛节，这是绘图员必须加以重视的知识。自此威尔玛开始了她5年的政府工作生涯，并最终成为驻华大使馆的一名文化官员。
12月7日，周日下午，听到电台广播日本偷袭珍珠港，我和其他人一样在危急之际急忙回到办公室。然而在空旷寂静的国会图书馆附属楼里，我发现并没有收音机，于是不得不打电话回家向威尔玛询问事件的进展。当时马歇尔将军正在石溪公园骑马，不过至少在他回到办公室后一定能收到相关通讯。
当然，战争似乎证明我们为它所作的与军事相关的准备工作是正确的。但是这并没有减少我的感觉，即我是从哈佛大学转入华盛顿政府的，从个人研究转变为集体努力，我实际正在从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转向一些琐碎而无意义的工作当中。学术的生活给予了我日复一日的成就感。例如，为某一目的读书，仿佛为大夏添砖加瓦一样地讲课，与学生交谈以帮助其成长等。与此相反，在华盛顿的官僚生活会将一个人淹没在无数的电话交流、委员会会议、阅读某人厚厚的报告、在会餐以及社交活动当中与同事会晤。此外，在这种永无休止的交流中都要使用充满竞争且低劣的政治手段。一项政策提案几乎不会靠其价值得以通过，必须要靠玩弄手段才能通过，然而，有时候赌注越大，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就却未必越多。
尽管我对官场生活并不抱太多幻想，然而我认为，作为情报协调局和柯里博士之间的协调员，我想自己还算是成功。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了解政府机构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人员，同时我也协助散布重要信息。情报协调局有过硬的制图部门和能力超群的制图员。我们出版了包括公路、铁路、河流和山脉等在内立即发挥价值的地形图。另外我们还出版了周刊《中国战况》（The War in China），而我进行美国对华援助的研究。最终我将柯里的大办公室用作会议场所，不定期地召集来自各大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召开临时会议，以便大家针对正在做的事情进行交流和启发。
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处奉命编写陆海军手册中有关经济社会与政治部分的内容。这是一本包括数据、地图和概述的手册，战地军官应该人手一本，G-2与海军情报局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这个新的机构赢得了名声。与此同时，我从这些专家组中选取数据信息提供给柯里，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备忘录。我一度成为
他的印度运输系统方面的专家，为此我常常需要与对英关系处的丹·桑纳（Dan Thorner）电话沟通。当柯里询问我印度的卡车数量，我在5分钟之后给出了答案，他惊讶无比。
我的这些迎来送往的行为相当于介绍人们彼此认识。我并没有明确的政策信念，因为我对当代中国并没有直接的了解。1942年7月21日至8月7日罗斯福总统再次派劳克林·柯里前往重庆，此次回来后他就主张全力支持蒋介石，毫无条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是值得信赖的，“按照我们的意愿，采取强有力的战争政策及创建一个现代民主的强大国家”。显然，柯里对中国也没有直接的了解。
与此同时，1942年6月研究分析处的远东部门已经有20名工作人员和7名兼职顾问，其中8人从事对华工作。他们平均有7年在华工作的经验。远东部门已经完成了75份报告或研究，但几乎不涉及政策方面的内容。因为我们编辑的内容与柯里这样执行层官员的政策理念存在巨大的分歧。
自1942年1月日本侵占新加坡之后，其军队继续朝缅甸前进。此时史迪威代表团也在前往中国的路上，华盛顿各个机构都认为需要在重庆设立前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