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时候，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阅读1850年至1854年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但是我的论文对中国人的生活的理解还是流于表面。上海租界工部局的环卫车每天早上会从街道上捡走女婴的尸体，对于许多穷人来说，杀死女婴似乎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城市他们只能依靠工部局的收殓服务了。与此同时，人力车夫吸着汽车排出的尾气奔波劳碌，经营着没有保障的生意。在中国，人民的贫穷是最大的现实，尽管那时的人数还不到现在的一半。这些问题让人觉得麻木而绝望——除非有人组织大家团结起来。这就是我们首次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那里获得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信息。
史沫特莱在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中提到了一个叫“莱昂先生”（Mr.Lion）的人。这个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纽约将其从汤姆斯（Tombs）监狱中营救出来，当时她被指控帮助印度叛乱分子对抗英国而入狱。事实上莱昂先生就是我的叔叔吉尔伯特·罗伊，她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当我的婶婶写信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告诉她我要来中国时，她的回复大概意思是：一位从哈佛、牛津来的有钱人应是上海最不需要的一类人。但是如果有时间，她会与我见面。之后在上海《大美晚报》（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编辑兰德尔·古尔德（Randall Gould）的帮助下我见到了她。为了试探我，她在谈话中夹杂一些骂人的脏话（针对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但是事实证明我确实是一个稚嫩的自由主义者——好心但对革命一无所知。不过我们很欣赏彼此的幽默感。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伟大的为社会正义而战的美国勇士之一。她身材矮胖，有着方正的下巴，1932年的时候看起来要比她生病患胃溃疡的时候强壮很多。她在科罗拉多矿区小镇的社会底层长大，那里是美国人的梦想变成噩梦的地方。她的父亲因酗酒而死，母亲因工作过劳而死，而她的婶婶则成了一名妓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靠着自己的智慧和个性而生存下来，她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她努力学习，终于成为一名记者。印度争取自由独立和她的印度情人教会了她许多东西。在德国她曾一度精神崩溃，并撰写自传（现在成为经典）。最终她以享有盛誉的《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的通讯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她到中国时是1927年之后，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勉强幸存下来，并转移到毛泽东领导的江西根据地，这里被看成共产党最后的希望。她对共产党的报道使得她自己进入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上海经常有人跟踪想要逮捕她。我们对艾格尼丝最主要的第一印象就是她胸怀宽广温和，有着天生的幽默感，敢于公然反抗政治暴行，她的生活也总是处于危险而充满阴谋的世界中。
当然，她的治外法权是不可侵犯的，这对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是有用的，像我们一样的外国朋友同样对她是有用。外国人经常会卷入中国的政治活动中，尤其是当蒙古可汗背后有着游牧部落支持时。然而，现在贴在西方人身上的治外法权标签就像是他们的肤色一样，始终存在于身，使得他们在中国国内斗争中成为潜在的保护伞。例如，由于她不会被捕与被搜查，艾格尼丝是中国共产党一位理想的秘密联络员。
麦克阿瑟的副官维罗比将军（General Willoughby）在他关于苏联间谍网佐尔格（Sorge）的《上海的阴谋》（Shanghai Conspiracy）一书中提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佐尔格在上海的联络人。当我们1932年末见到她时，她不停地说着鲁迅。如今鲁迅已经是受人尊崇的最伟大的革命作家。但是鲁迅只是倾向于左派，并没有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艾格尼丝鄙视美国的共产党，而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热情。至于说她是一位共产国际在编间谍或共产党地下党之类的别的角色，我始终有些怀疑。关于她，最主要的事实就是，她做事主动，专注于中国各个方面看得见的不公正行为，自愿准备好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并且毫无疑问愿意不加批判地接受指导。
她的谈话内容总是离不开当时中国国内的斗争以及恐怖气氛。例如，国民党在1931年曾逮捕了5名青年作家并将其活埋于龙华塔（这是事实），而且国民党在这方面也诡计多端，他们将煤油和粪便的混合物灌进人的鼻子里。虽然你不会因窒息而死，但是在被迫吞食很多这样的混合物之后，你的身体很长时间内都会伴有臭味。在被邀请去人民广场观看赛马的时候，我们观看了刚扩建的新上海，对上海的印象才有所提升。邀请人是美国总领事坎宁安（Cunningham）先生，记得当时坎宁安太太穿着紫色裘皮大衣。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我想我们和艾格尼丝之间的友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局限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团结一致、共同前进的策略。当我们11月初返回北京的住所6个星期后，我们收到来自艾格尼丝的紧急信件，问是否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于是我们将其安置在前院的客房，科特尼房间的对面。威尔玛在12月30日写道：
如今艾格尼丝住在这里，她隐姓埋名从上海逃到这里，要住几个星期。我们在饭桌的谈话都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她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反革命的一切报以轻蔑和嘲笑，而此时我们用科特尼的以“这不是完美的方式”的态度表示不赞同。
威尔玛在1月6日记录道：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家里最激进的一位。我们之间长时间的对话和争论都是有关共产主义和传教活动（她对于传教活动并不看好，认为其缺乏社会纲领，只是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来保持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以及其他一些抽象的道德准则，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人民面临的困境），还有在德国的状况、美国的罢工事件、苏联，以及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如今我们通过共产主义支持者的视角了解了很多东西。为此我们同样开始同情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公使馆中的顽固派、传教士以及每一个人。约翰（指费正清）对这样的谈话感到满意，他认为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在以一个宽广而公正的视角研究目前的中国。但我的看法不一样，任何时候都会容易突然冒出激烈的党派偏见。
艾格尼丝和科特尼相处得很好，她还称其为“贵族的儿子”。1月13日，我们四人来到前门准备吃一顿中国大餐。那时候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夜空中高挂着一轮满月。
伴着皎洁的月光，我们从哈德门沿着离家最近的东城墙返回……因为我们都喝了酒，回到家艾格尼丝就打开了留声机并将仆人锁在门外，我们非常狂野而又肆无忌惮地跳起了舞。之后大家都累了，到午夜12点都去休息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北京的工作就是把人们都号召起来，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北京分部。她让胡适和曾在哈佛读书的人类学家李济来领导分会，之后我们以及很多中国的学界朋友都加入其中。
当她回到上海之后，我们还能接连收到民权保障同盟密谋活动的消息。她在离别信中要求我们保留一位拜访过她的中国朋友的任何东西。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如果你愿意为之效力，请递交申请书给胡适博士或是李济博士。如果你加入，我希望你同时可以通过我的朝鲜朋友与我在学界的朋友们取得联系，并与其在同盟开展共同的活动。如果不开展这些活动，同盟也就毫无用处了。我希望你能够加入，但是我不知道你对此到底有何看法。”
2月1日，她给我寄来一封信，要我转交给她的朋友金（Kim）先生。（“请给我回信，表明你对我们同盟的态度。如果你不愿意牵扯进来，我就会停止这样做。”）“他们中只能有一个人单独拥有我给你的这个秘密地址……把信给金先生，告诉他这封信只有他们都到达那里，并且决定好谁与我联系之后再打开……只能有唯一一人拥有它，以免被泄露……金先生保管这封信并和他的朋友进行内部讨论，来决定谁是这个人选。”
她一直希望我参与这个秘密组织的工作，之后这个期望被表达得更加明确：“我看到报纸报道4个美国人已经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我……还猜测，如果其中的两个是你们夫妻俩，我会很高兴。对于我上次在信中提到的你与他们开展共同活动的问题，你们可以保持以小组会议的方式来决定行动的路线，在全体大会通过后谨慎地执行，并且对外一定不能暴露你们已经作出统一的决定。我们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工作的。”
之后收到2月1日的来信：“亲爱的约翰，今天我给你写了一封长信，随信附有交给一位朋友的一些东西。我之前让你将我的地址告诉别人，但是现在你不能再这么做了。通知他们最好也不要这么做，因为我们的通信出现了问题。如果你写信给我，请直接寄到我的家里，但是不要写你的地址。一定要记得。寄信人名字只写首字母我就会明白。而且不要手写，用打字机……忠诚而爱你们的，艾格尼丝。”
自1933年的半个世纪以来，不计其数的书中都描写过秘密活动。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007、海伦·麦金尼斯、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以及克格勃、中央情报局的叛逃者，甚至索尔仁尼琴都已经告诉我们如何隐瞒自己的身份，发送无迹可寻的情报以及保持秘密的联络。这些情报的传播知识都是由斯大林、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复杂环境所强行灌输给我们的。然而对于任何一位间谍故事的阅读者来说，艾格尼丝以上信件的表现只能证明她是一个外行，甚至可以说毫无天分。
特别是为了不为人知的原因，甚至在没有将一个人招募为联合战线组织成员之前，就让此人参与党派类型的秘密工作，有些异想天开。因为在战略目标并不清晰时，就开始制定战术，完全是浮于形式而缺乏实质。信中使用命令式的“必须”并不见得就比咒语会让人更加服从。事实上，与艾格尼丝一起工作，很可能不需要敌人破坏就能够自我毁灭。
还有一段小插曲，充分说明了自由主义者作用有限。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胡适与杨铨要求了解北京政治监狱的情况。我们曾在上海通过艾格尼丝见过杨铨。如今“他带着他的小儿子——一位积极而热情的人与我们见面”。
然而当时的背景是，华北人民生存情况一般来说并不乐观。我们听说，一位来自“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代表认为目前驴子的生存处境困难，但是他只关注动物，毫不关心周围牵驴子的人。北京协和医院的麦金托什（Macintosh）博士告诉我们他应邀参观了颐和园军营的医务室，少帅张学良的军队驻扎在此。他发现：
两间非常小的屋子里，两边摆满了大通铺和架子床。床上挤着200名生病的士兵。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人是由于营养不良而患上眼球软化症。由于资金短缺，他们只能依靠小米为生，麦金托什博士声称，只有每周吃一个鸡蛋才能挽救他们的视力。而其他大部分都患有致命的疾病，如斑疹、伤寒症和其他的虱传播疾病……根本没作灭虱的打算……这里不管谁患上什么样的疾病，其他的人都有可能被传染……这里没有医生和护士，这里只是那些无法继续军旅生活的士兵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躺着，生死全部听天由命。
对于人力车夫和兵营的伤兵，你如何来定义和确保他们的民权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是代表由知识分子或学生组成的政治犯的利益。隐含的意思就是老派的传统学者，曾经的统治阶级应该比罪犯、苦力和士兵有着更好的待遇。按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这足够合理。
胡、杨两位博士从未当过监狱观察员。他们看到的情况并不是太坏，因此也就如实报告。而我对此结果唯一的记录来自威尔玛1933年2月14日的家书：
艾格尼丝和上海小组向全国媒体发了一封未署名的信件副本。这封信很可能是从北京的一个军事监狱被偷偷带出来的，信中详细地描写了囚犯被折磨拷打、挨饿的悲惨的狱中生活。信件发布的早上我们去拜访了胡适。他对整个事情很愤怒。信件偷带出的监狱据说是他曾去过的其中一个。而且他必须通过四处搜寻，跟囚犯谈话，以及之前由囚犯的妻子转交给他的那封从监狱偷带出的信来证明真实情况，指出报道的内容并不属实。但是自从轰动的消息被同盟的上海分会（自命为全国总部）授权批准发布后，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呼声，要求无条件释放全国的所有政治犯。同时胡适也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胡适认为这封信是由艾格尼丝的几个共产党朋友所写，以此作为激发民众反国民党情绪的手段。因为他的朋友很了解她会将她所听到的任何关于社会不公的暴行都公之于众的。换句话说，其实在不经意间，艾格尼丝成为共产党的工具。约翰和我也倾向于相信这是事实。当时艾格尼丝和我们在一起，她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并异常兴奋地将信拿给约翰要求为她翻译。由于信上的字体是行书，约翰无法识别。之后她在上海将其翻译完成，并且不等有点保守的杨铨从北方带着反映真实情况的照片回去，就匆忙发布了信息。
同以往一样，作为北京头号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被迫后退。2月份，我给艾格尼丝写信抱怨她忽略北京分会，并以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了我们。之后她给我回信道：“根据杨铨反映，监狱当局在调查委员会进入前，对监狱进行过彻底打扫，并给囚犯准备干净的衣服。他们被要求在没有军官陪同时，不准跟囚犯说话。”总之，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过程，都是在演戏。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人们以自由主义者的个人身份来对抗在南京日益强大的国民党力量的尝试是值得研究的。当局试图通过镇压不同意见以及阻止自由言论的方式来消灭他们的反对派。这场徒劳的以保护个人权利为目的的运动，其领导者为已故孙中山的支持者中几位自由主义者，创始人为孙中山遗孀宋庆龄以及国民党队伍中最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信给我说1933年2月14日的事：“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星期五来到这里。因为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做，于是同盟的执行委员会将与他在孙夫人家里进行一小时的会谈。我对他没有什么期待，除了能听到一些不好笑的笑话。”东方摄影展有一张照片，上面是1933年在上海的5个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第一位是为德国媒体工作的美国左翼通讯记者；第二位是费边社会主义者；第三位是孙中山的夫人，曾在佐治亚州的梅肯市（Mocon）读书；第四位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曾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德国哲学，也是北京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最后一位是伟大的讽刺作家，曾在日本学医。当我几年前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就发出了“天哪！”“多么棒的组合！”的感慨。两个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三个因声望受到保护的中国人。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带头人杨铨（杨杏佛，1893—1933）博士，1908年在上海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曾做过胡适的学生。他加入了同盟会，并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秘书。1913年获得政府奖学金后他去康奈尔大学学习，之后于1918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19年至1922年间在中国，他是新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干事，并在东南大学任教。随后赴广东任孙中山秘书，孙中山在1925年3月去世后，他负责主持葬礼。之后他为上海国民党服务，1927年成为蔡元培的助理。1928年作为中国核心研究机构的中央研究院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由蔡元培任首届院长，杨铨任总干事。
1932年，在日本抢夺满洲工业基地的冲击下，仅仅依靠几个偏向欧美的国民党成员无法阻止两个准列宁式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引起的。当时，人们拥有共同的观点，即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反抗军阀和列强。在1932年1月到3月之间历时5个星期的不宣而战的淞沪战役期间（那时候我刚到中国），杨铨已经与宋庆龄共同为伤员创办了一所医院。1932年10月，杨铨、蔡元培、林语堂以及其他人联名抗议逮捕陈独秀。在1921年至1927年成为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前，陈独秀就已经是北大文科学长，他被开除党籍之后，又成为一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危机中，许多中国人都希望政治联合，但是国共两党关系已经破裂。自由主义者被夹在中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1933年2月初从上海写信给我：
“我很高兴你能见我的朋友杨铨。他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又积极的中国人，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自从我来到中国，他就是我的朋友了，但是我不能再与一只狐狸保持真正的友谊了。这是因为有一次我离开我的房间之后再次返回，发现他正在搜查我的桌子。当他发现我回来，马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跟我继续愉快地交谈。无论去哪里他都试图打探我认识的每一个人的情况，刨根问底。总之，我要和他保持距离。见面互相微笑，仅此而已。”
2月中旬她来信说：“密探已经离开我家了，他们开始密切监视蔡博士和杨铨！我嘲笑自己之前对他们有错误的看法。现在时刻都有密探盯着蔡博士。”
5月份，才华横溢的作家丁玲被国民党绑架。她在狱中也被用煤油加粪便的方式对待，庆幸的是她活了下来，并且将此揭露出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再次受到迫害。杨铨想要营救她，但是没有成功。他甚至收到匿名信，警告他不要妨碍反共活动。
1933年6月18日，星期天，早上8点45分左右，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办公室前，杨铨和他的长子坐进他们的汽车。四五个持枪者对着他们开火，杨铨当场死亡。报道称：“警察在现场将其中一名刺客击倒，刺客名叫郭德宗，随后自杀死亡。”让我突然想起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刺杀林肯的主凶）在刺杀行动之后自杀这件事。显然，警察也参与其中。民权保障同盟谴责刺杀杨铨的凶手是政府所指使，但是已无法证实。
回顾这些历史事件大部分我已经忘记了，包括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些信件的内容。回顾这些情节，中国政治的深不可测令我震惊，在当时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甚至超出了我能注意到的范围。但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有一个显著的主题：将存有潜在麻烦的反对派领袖抓起来，以此来作为一种警示作用，或称之为杀一儆百。当年轻的宋教仁将国民党整合起来并通过了1913年的国会选举时，总统袁世凯将其暗杀。而前国民党政治家，《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在1960年试图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时，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急匆匆地宣判入狱10年。由此得出一个公式，即引诱一个公认的领导者出现——随后将其击倒——这也适用于杨铨遭暗杀的行动。随后他的良师益友蔡元培很快从政治生活中引退。这个事件代表了蒋介石的态度，就像突然决定解雇美国国会图书馆或是史密森（Smithsonian，美国博物馆）的馆长，需要华盛顿的总统作出决定一样。
在北京对杨铨遭暗杀流传一种解释，说与一位女性有关系。这引出了古老的模式：道德取代了法律；法律不应该保护不道德；不道德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因此（无风不起浪原则）惩罚表明先前存在不道德行为。在1960年雷震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之后，一位受人尊重的中国学者对我说：“但是你知道吗，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和图书管理员的妻子有染。”显然，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图书管理员的妻子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他们生活在法治国家，而不是道德至上的国家！
1934年3月20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从列宁格勒写信给威尔玛：
“你说中国是否需要一种像这个国家（指苏联）一样开明的专政。这是一个强硬的共产党专政的国家。我认为唯一可以给中国带来这些的就是共产党。除去共产党，其他一切统治者都是法西斯，只会为其本身而战，从而延长了人民的痛苦。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和平，正如你所说，那是对于大众来说意味着死亡的和平。中国需要战争，用战争来完美地收场，直到最后的奴役也被消灭。如今的和平并不会给人民带来和平，享受和平的只有高高在上的少数剥削者和外国人。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错误和不受人欢迎的事情，而其中最不受欢迎的就是统治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制度体系。同样，所有接受这些体系的作家都在保护它，容忍它，为它而战。”
她一如既往地献身于如火如荼的反叛事业，同时确信一个制度的邪恶可以从其他制度获得解决办法。她还给了我们一本布哈林（Bukharin）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体系》（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译自俄语第三版，国际出版社，1925年出版）：“希望这本书将帮助你提高你的认识。”4年后，布哈林作为一位走上邪路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斯大林处死了。
1934年11月在上海，艾格尼丝从莫斯科回来看望我们。她看上去很疲倦，而且一直处于焦虑状态。她的第二本书《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1934年出版）试图向西方公众展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村的革命事业。就像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938年出版）一样，之后深受大众喜欢。但是艾格尼丝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是宣传者，而在我看来，埃德加·斯诺则恰恰相反。
我再次见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了，她于1950年在英国逝世。然而她的几本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依然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