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以后，杨绛回到研究所上班。经历了下乡锻炼，重又为人师表，她依旧循循善诱地指导青年研究人员的翻译工作。据董衡巽撰文回忆，他“一直想向杨绛先生学点翻译的本事”。那时，董衡巽试译了一篇英国小说家萨基的短篇小说《开着的窗门》(The Open Window)，去向杨绛求教。
杨绛二话没说，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她很快就看完了，立即找董衡巽谈话。她头一句话是问：
“你是不是朱光潜先生的高才生？”
董氏嘴上说“不是，不是”。心里不无得意，等着表扬。
他拿过译稿一看，脸刷地红了起来。只见译稿上面打了十几个问号。他一下子懵了，心想自己译得非常用心，怎么会有这么多错？
杨绛问董衡巽：“你是怎么翻译的？”
“我是这样翻译的：头一遍对着原文边查字典边译，译得很慢，第二遍润色中文，速度就快了，最后誊清，誊的时候再改中文。”答道。
“你这个方法不对，你译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应该更加严格对照原文，看译文是不是符合原文，有没有走样。”
董衡巽说：“我知道了。”
回家以后，董衡巽仔细琢磨杨绛打问号的字句，发现自己错误分两类。第一类是原文把握不住，摸不透含蓄语词的真意，或者看不出字句尖新之处，这也许是英语水平问题；第二类属于态度问题：自己心里偏爱某个词，不管同原文贴切到什么程度，便擅用了，还有，原文细微的地方，照顾不过来，来一个简化处理，企图马虎过去。
董衡巽非常感激杨绛老师的帮助，他说过，我“所犯的错误可能是学者的通病，但杨先生这次谈话给我上了一堂端正态度的启蒙课。我头一次感到翻译是一件难事，这难首先难在态度。即使属于水平方面的问题，如果竭尽全力反复琢磨，也会减少一点错误。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认真的翻译和不认真的翻译，对于同一个译者来说，效果的差别会是惊人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杨绛身边亲受馨欬的青年，远不止董氏一人。
当时，杨绛和钱钟书作为“白旗”受到批判之后，他们更加体贴，互相照应，虽说噤若寒蝉，但依然享受着生活的情趣，社科院同事朱寨的一段回忆，可以使我们看到他们此时日常生活之一斑：
那是一九五八年秋季，当时文学所虽然已脱离北大归属中国科学院，而机关仍在西郊中关村。当年的中关村，真是名副其实的郊野风味。树木郁郁葱葱，田园绿阴，特别是夕阳余晖中，景色更是宜人。此时，钱钟书先生与夫人杨绛女士正在田间道路上并肩散步。我因家在城里，晚上要乘公共汽车回城，于是便偶然相遇了。我对他们早有所闻，便主动迎向前去打招呼。未料，他们对我这个新来人似乎也有所闻，正因为是新来者的缘故，对我格外客气热情。相间之下，钱先生并不像他的名气容易让人设想的居高临下，反倒谦逊得有些拘谨腼腆。当我表示久仰的时候，他羞赧地抱起双拳，“呶呶呶……”地摇着头后退。本来杨绛女士仰着甜美的笑脸，还要询问恳谈些什么，也只好后退，催我去赶车：“不耽误你回家。”他们并立，一定让我先行，就这偶然一回便熟了。
我站在公共汽车站站牌下等车，还能看到他们漫步的身影。可以看到，他们不仅对我，对其他路人也都客气谦让；即使路上没有其他行人，他们也都走在道边。
一九五九年，杨绛忍不住技痒，又开始写研究文章。她的《论萨克雷〈名利场〉》（原题《萨克雷〈名利场〉序》）就是这时写作的。该文是杨绛为她的小妹杨必翻译的英国古典名著《名利场》一书而写的，发表在《文学遗产》一九五九年第三期上。
杨必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分配至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业余时间翻译了《名利场》，此前，她还曾翻译出版过《剥削世家》。萨克雷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名利场》被公认为英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甫一出版，大受青睐。
杨绛在论文中引用马克思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萨克雷的论述作为自己评论的开始，并力图使用当时流行的阶级分析观点来探讨萨克雷及其《名利场》，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按照萨克雷原话和《名利场》原本，做到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杨绛对萨克雷描摹真实、宣扬仁爱等作了客观的评价。孰料，文章发表后，又引来一阵批判，被扣上鼓吹写“真实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名。
其实，杨绛在文章中分明指出过，“《名利场》揭露的真实就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萨克雷说，描写真实就必定要暴露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他每到真实，总说是‘不愉快的’，可是还得据实描写”。“萨克雷不仅描写‘名利场’上种种丑恶的现象，还想指出这些现象的根源。他看到败坏人类品性的根源是笼罩着整个社会的自私自利”。“他描写人物力求客观，无论是他喜爱赞美的，或是憎恶笑骂的，总是他们的好处坏处面面写到，决不因为自己的爱憎而把他们写成单纯的正面或反面人物”。杨绛还写到：“但是萨克雷写人物还有不够真实的地方。譬如利蓓加是他描写得非常成功的人物，但是他们似乎把她写得太坏些。何必在故事末尾暗示她谋杀了乔斯呢。照萨克雷一路写来，利蓓加心计很工巧，但不是个凶悍泼辣的妇女，所以她尽管不择手段，不大可能使出凶辣的手段来谋财害命。萨克雷虽然在暗示，却没有肯定她谋杀，可是在这一点上，萨克雷好像因为憎恶了利蓓加这种人，把她描写得太坏，以至不合她的性格了。”杨绛认为，萨克雷和英国小说家斐尔丁一样，喜欢夹叙夹议，对此，她直言不讳：“作家露面发表议论会打断故事，引起读者嫌厌。”可谓一语中的。
在论文的最后，杨绛以平实的口气总结道：《名利场》在英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萨克雷用许许多多真实的细节，具体描摹出一个社会的横切面和一个时代的片断，在那时候只有法国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用过这种笔法，英国小说史上他还是个草创者。他为了描写真实，在写《名利场》时打破了许多写小说的常规。这部小说，可以说在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的境地。《论萨克雷〈名利场〉》发表后，根据文学所领导的要求，杨绛开始了对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研究与翻译工作，这期间只撰写了几篇文学评论。其中《艺术是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发表于《文学评论》一九六二年第六期，《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发表于《文学评论》一九六四年第三期，《李渔论戏剧结构》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集）上。这些论文展现了杨绛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和比较文学的功力。
为了译好《堂吉诃德》，杨绛从一九五九年初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学了两年，一九六一年开始动手翻译，至一九六六年她已经完成工作的四分之三。由于“文革”的干扰不断，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完成，这是后话。
据杨绛先生对胡真才说，早在一九五七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成立了“三套丛书编委会”。其时《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编委会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她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决定请她翻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当时她找了五种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她说：“五种译本各有所长和不足，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我觉得任何译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对原作忠实，只能从原文翻译。”已掌握两门外语的杨绛先生为译好《堂吉诃德》，毅然决定再学西班牙语：“一九六○年三月，我读毕《西班牙文入门》后，便开始阅读拉美的西班牙文小说。由浅入深，渐渐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杨绛先生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后来杨绛回顾说：“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十一月二十日，《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搬入新居后，我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五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四月底，《堂吉诃德》出版。六月，适逢西班牙国王、王后来中国访问。我参加国宴，小平同志为我介绍西班牙国王、王后。小平同志问《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我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后，西班牙政府多次邀请杨绛先生访问西班牙，杨绛均以自己“口语不佳”而谢绝，但她又觉得这样做有失礼貌，后来终于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前往西班牙访问，受到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一九八六年十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二十多年来，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本、“世界文库”本、“名著名译”本和“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本等多种形式出版，总印数已达七十余万套。
一九六三年，杨绛到上海探望生病的妹妹杨必，她顺便拜访了挚友傅雷、朱梅馥夫妇。一九八○年杨绛在一篇文章中追述了他们见面的情景：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
“别时容易见时难”。孰料，这竟是杨绛与傅雷夫妇最后相见的一面。一九六六年九月，“文革”风暴骤起，杨绛、钱钟书多年的好友傅雷、朱梅馥便双双饮恨而去，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