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不久，人民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了一个学习和改造思想的运动，即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一九五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推动了学习党史和理论的高潮。九月份，北京大学十二位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由此开始，首先在北京、天津各高校教师中，开展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二十九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应邀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向三千余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认识思想改造，确立革新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在报告中，周恩来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他恳切希望广大教师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
几乎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对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更新观念、加强学习，即所谓“脱裤子、割尾巴”，也称“洗澡”。杨绛后来所写的长篇小说《洗澡》讲的就是这时的事情。
思想改造运动有许多“左”的做法，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一些问题上界限划分不清，把一些不该反对的东西也加以反对，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教育中应当继承的东西重视和继承不够，在学习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有些做法比较粗糙，出现过人人检讨，群众斗争‘过关’的错误，伤害了一些人。”
应该承认，知识分子一开始对“三反”运动不很理解。正如杨绛《洗澡》中的人物朱千里所云：“这和我全不相干。我不是官，哪来官僚主义？我月月领工资，除了工资，他家的钱一个子儿也不沾边，贪污什么？我连自己的薪水都没法浪费呢！一个月五块钱的零用，烟卷儿都买不起，买了便宜烟叶子抽抽烟斗，还叫我怎么节约！”小说虽然是虚构的，反映的却是现实。
思想改造运动是与“三反”运动紧密配合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清华园已失去了平静。校园里在举办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图书展览。喜欢在书里“串门儿”的杨绛，望着那些书本，这些书她都串过门儿，她却无法讲清它们的“腐朽”之处。
这些改造思想的运动，一般有三个阶段，即是思想动员阶段、酝酿讨论阶段、声讨控诉阶段。杨绛在清华就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在思想动员阶段，一切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在这段时间，广大教师相对自由，大家一起学习发下来的学习材料，可以说说笑笑，有时也不免发些牢骚。
酝酿讨论阶段就不同了。严肃紧张取代了轻松活泼，每个人都进入了内心思想斗争，感到有了压力。杨绛也曾参与几个“酝酿会”。那就是背着被控诉的老师，集体搜索可控诉的材料，例如某教师怎么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某教师怎么传布资产阶级的思想等等。
第三个阶段是声讨控诉大会，当个人的最后思想总结或检查被审阅和认可后，他可能感受到自己还不是一个“纯洁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至少他感到自己是个无害于人民的人，为此感到骄傲振奋。那些被认为有害于人民的人，自然要被控诉一番了。那就由不了你了。
当时，外文系的“危险课”有三门：诗歌、戏剧和小说。后来这三门课改为选修，诗歌和戏剧班上的学生退选，这两门课就取消了。杨绛教授的是大学本科三年级的英国小说课程，因为仍有学生选修，她只好继续开课。
但是，这些课程时常要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令人忧心忡忡。例如温德先生（1886～1987年），是一位进步人士。早在一九二五年起他就来清华大学任外文系教授，院系调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在中国任教六十余年。他与吴宓、张奚若、闻一多等都是好朋友，杨绛、钱钟书夫妇是他的老学生，他和钱钟书又一同负责研究生的指导工作。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搜捕进步师生时，吴晗、袁震夫妇就是他用小汽车护送出北京的。
温德最早向学生和同事们推荐和讲述英共理论家考德威尔的名著《幻象和现实》。有一个同事在学生时代曾和杨绛同班上温德的课，他这时候一片热心地要温德用马列主义来讲解文学。不过这位同事的观点过于偏狭，简直否定了绝大部分的文学经典。因而温德对此颇为生气，他私下对杨绛说：
“我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呢！他倒来‘教老奶奶嘬鸡蛋’！”
而其时杨绛的一位朋友也对杨绛说，你那老一套的可不行了，得我来教教你。但是杨绛并未虚心接受，只留心回避，在上英国小说鉴赏时着重艺术上的分析比较，希冀保险点，一心只等学生退选了事。然而过了两年，二年级的学生也选修了这门课，并要求精读一部小说，而三年级的学生仍要求普遍的分析讨论。杨绛就想乘机打退堂鼓，但不知谁想出一个号称“两全法”的主意：精读一部小说，同时着重讨论这部小说的技巧。杨绛当时选定精读的小说是《大卫•考伯菲尔》，狄更斯受到马克思的赞许，也受到进步评论家的推重，被公认为进步小说家。她自认为讲狄更斯应该没有问题。
酝酿控诉大会的时候，杨绛正为改造思想作检讨。学生认为她的问题比较简单——不属于“向上爬”的典型，也不属“混饭吃”的典型，她只是满足于当贤妻良母，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杨绛的检讨，就这样一次通过。
开控诉大会就在通过杨绛检查的当天晚饭后。她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随她的一位亲戚同去听控诉。
杨绛的那位亲戚是“活动家”。她不知从哪里听说杨绛的检讨获得好评，特来和杨绛握手道贺，然后同去开会。会议主席谈了一通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云云。然后开始控诉。
那时候，有个杨绛从没见过的女学生上台控诉，形势直转急下，她不是杨绛班上的学生，可是她咬牙切齿、顿足控诉的却是杨绛。只听她直嚷：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这场大会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参加者约三千师生员工。其时几千双眼睛都射向杨绛，她的那位亲戚不知溜到哪儿去了。她只好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着不闻不见，木然默坐。接下去还有对别人的控诉，控诉完毕，与会者拥挤着慢慢散去，一面闹哄哄地议论。杨绛心想：早知如此，为何在酝酿控诉会上，没人提及自己“谈恋爱”的事情，却一致通过呢？
杨绛默默走出大礼堂，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浑身散发着硫磺味，还带着一圈空白，群众在这圈空白之外纷纷议论，声调里带着愤怒。一位女同志（大约是家庭妇女）感叹说：“咳！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呢！”
忽然，外文系系主任吴达元走近前来，悄悄地问杨绛：
“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杨绛回答：“你想吧，我会吗？”
吴达元立即说：“我想你不会。”他心里明白，杨绛是一位治学严谨、说话很有分寸的老师。
杨绛很感激吴达元，可是那时也只能谨慎地走远些，恐怕累及他。
杨绛带着这“一头雾水”，独自一人回到家里。钱钟书和女儿都不在家，女佣早已睡熟，没人倾诉，没人安慰。这天夜晚，杨绛思绪万千：“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于是，她只看了一会儿书，便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杨绛特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场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一看旁人如何表现：
有人见了杨绛及早躲开，有人佯装不睬，但也有人照常和她打招呼，而且有两三个人还和她说话，有一人和她说笑了好一会儿。这在杨绛眼里，平添了几分滑稽，可作喜剧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