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上海易帜之前，钱钟书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故台湾大学聘请他为教授，但他没有答应。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英国牛津大学则聘他为高级讲师（Reader），他又以“伦敦的恶劣气候”为辞，没有去。杨绛的《干校六记》的说法是：“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多条路不肯走呢？思想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五十年后，杨绛在接受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上海于当年五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两人的老友吴晗和钱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大、清华实行接管工作。随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杨绛夫妇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出自吴晗的主意。
这样，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京城（除“文革”、“五七干校”之外）。杨绛、钱钟书曾在清华求学，度过了终身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双双又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将在这里执掌教鞭。他们夫妇于八月二十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二十六日到达清华。
钱钟书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的旧规定，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对此她就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教授，她却只愿做“散工”。她自己认为，因为她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她不参加，因为自己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她也不参加，因为她还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杨绛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她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在他们夫妇的眼里，清华园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加热闹，变得比以前更加陌生。好在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与他们在一起，如吴晗、金岳霖、浦江清、冯友兰、吴组缃、温德等人都在清华任教授，杨绛心忖，他们可以相互帮助，相互砥砺，共创未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大事：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杨绛也甚为高兴，与钱钟书一起展望祖国的美好未来。
这时，人们的思想在变，校园的建设也在变，从教育思想到课程设置都在变。变化是正常的，但也有令人费解的地方。钱氏夫妇对为什么现在开会特别多，学生们为什么对文学没有兴趣，他们感到纳闷。原因很好理解：中央丝毫也没有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浦江清在他的《清华园日记》中就说：“清华各团体自解放后，盛行检讨之风，而检讨之习惯并未养成，所以多意气和裂痕。冯公（友兰）说了一句旧话，说清华原有一句俗语：‘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校务会在此刻无论怎样总是错，希望不久新政府派校长来也！”
杨绛、钱钟书到清华时，清华的接管、恢复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夫妇俩担任外文系教授，教学任务并不繁重，难于应付的却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对此，钱钟书在给友人、著名报人黄裳（1920～）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这层不理解的意思：
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赵家璧君处乞为弟一促，谢谢。即上裳兄文几。徐、高二公均候。
弟钱钟书再拜
内人同叩。三十一日
这信写于一九五○年一月末。在此之前，黄裳曾去北京采访，专程到清华园钱氏夫妇的寓所，亲眼目睹了这对教授夫妇竟夜攻读的情形：“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钟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只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后来据钱钟书纠正说，当时客厅里椅子是没有的，其实那只不过是两只竖摆着的木箱。而杨绛则回忆，客厅里有白布垫子的沙发，他们养的“花花儿”猫就常睡在上面。这里虽然只是一个细节上的小小的更正，但钱氏夫妇实事求是的细腻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杨绛、钱钟书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说是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青灯摊卷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
当然，黄裳的到来，使钱氏夫妇大为高兴。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黄裳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会面，他说：“听钱钟书谈天真是一件非凡的乐事，这简直就是曾经出现槐聚词人在《围城》里的那些机智、隽永的谈话，只是比小说更无修饰、更随便。那天晚上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谈笑，我也没有拿出笔记本来，一直谈到深夜才告辞。谈话的内容全忘记了，可惜。唯一记得的是，当他听说我到琉璃厂去逛书店，只买了一小册抄本的《痴婆子传》时，大笑了。这就是他赠我一联的上半，‘遍求善本痴婆子’的本事。”
第二天，黄裳又碰到钱钟书一次，后来钱氏又进城来回访一次。这就是钱氏在上引书函中的“北来得三晤”的三次会面。在这几次交往中，黄裳得到了钱氏夫妇应约而赋的《蒲园且住楼作》：
夹衣寥落卧腾腾，
差似深林不语僧。
捣扉拗蓬情未尽，
擎钗分镜事难凭。
搓通碧汉无多路，
梦入红楼第几层。
已怯支风情借月，
小园高阁自销凝。
这首诗，黄裳“特别欢喜”。像李义山吗？有些像，但又有不同。产生于不同时代的诗，当然不会有完全的一致。这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却只用了五十六个字。如果学钱钟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这诗是会使我们联想起玉溪诗中坐在“隔雨相望”的“红楼”中的那位穿了白袷春衫的少年诗人的吧？这应该就是作者自己。不过研究诗比研究《管锥编》还要更困难得多，这里不想更深入下去了。
当时朝鲜半岛形势危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杨绛还抄录了宋代诗人陈简斋之诗相赠。在宋代诗人中间，陈简斋的作品包含了浓郁的家园之感。杨绛抄录其诗也可说是别有寄寓的：
胡儿又看达谁春，
叹息犹为园有人。
可使翠华周寓恙，
谁持白扇静风尘。
五年天地无穷事，
万里江湖见在身。
共说金陵龙虎气，
放臣迷路惑烟津。
当时来访的客人还包括傅雷夫妇。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傅雷从香港由海路经天津到了北京。拜访了杨绛夫妇，并且在钱宅盘桓数日。
在北京逗留期间，当时清华大学的负责人之一吴晗，有意请傅雷留在清华大学教授法语，于是央求杨绛夫妇从中说项。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想教美术和美术评论。可是清华大学不设这门课。这样傅雷就没有留下，又回到上海，继续他的翻译生涯。不过他们几人的友谊依然保持着，只要有机会，还是抽暇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