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
《弄真成假》完成于一九四三年十月。杨绛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再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风俗图，刻画了周大璋这一人物形象，剧作家对他爱恨交加，既鞭挞又不乏同情。她最为关切的是普通人习而不察或者不予深究的东西，她所揭示的也正是他们身上可悲而可笑的喜剧因子。
杨绛的《弄真成假》中的男主人公周大璋一表人才，却家境贫寒，他和寡母无法生活，只得寄居在妹妹的婆家开的杂货铺的小阁楼里。周大璋原本在一家保险公司就职。但他又吊儿郎当，不好好工作。他为了取得地产商张祥甫女儿的巨额陪嫁以进入上流社会，不惜抛弃了原来的情人张燕华而取悦张祥甫女儿张婉如。张燕华本是张祥甫的亲侄女，寄身叔父家，形同女佣，她也拼命打算改变自己的处境，幻想嫁给自诩为官宦世家的周大璋后会有转机，结果离开了叔父，却住进了周家寄住的小阁楼里，这样的结局，使周大璋、张燕华“弄真成假”。
杨绛在这一部剧作中，语言适度，笔调温和客观，注重从人物的心理、言谈举止、表情肖像上面来寻找喜剧性。她运用语言的才智使人联想到钱钟书《围城》中的奇言妙语。比如张祥甫太太的侄儿冯光祖就是一个例子。冯光祖身为教授，学究气浓厚，他抱怨女佣把他的衬衫纽子弄丢了，却对女佣说：“唉，杨妈，我跟你说过——你得先研究这扣子为什么爱掉；在知道了原因，才能防止结果——千针万针没有用。纽扣怎么会丢掉，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烙铁烫坏了线；第二是你的线拉得太紧，应该纽扣底下长一个脖子；第三……”女佣说：“从来没见过纽扣底下长脖子。”在这里，杨绛巧妙地凭借性格语言，将人物从生活的矛盾冲突中凸现出来。
杨绛在戏剧的最后部分，以周大璋、张燕华两人对话来充分揭露当时社会弥漫的拜金主义气息，展示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可悲结局：
张燕华 大璋，这是怎么回事儿？
周大璋 我也不知道。
张燕华 这可不是做梦吗？
周大璋 简直像演戏呢！
张燕华 这—— 这就是你的家？
周大璋 咱们的家了！
张燕华 （回顾）好个“诗礼之家”！（指外）那一位就是你的知书达理、有才有德的妈妈？楼下就是你舅家的什么华洋百货公司，那位喜妈妈就是你妹妹？（苦笑）咳，大璋，真是环境由你改造啊！我佩服你改造环境的艺术！
周大璋 哎，燕华由你做主呀！我也佩服你掌握命运的手段！
杨绛在《弄真成假》完成后不久，又创作了另一个剧本《游戏人间》，可惜久未找着，向杨绛打听也是如此。《杨绛作品集》附录的《杨绛著作书目》亦未予列入。不过赵景琛的《文坛忆旧》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均有记载，当时上海出版的《杂志》、《小天地》上还有人为此写过评论。
《风絮》是杨绛唯一的一部悲剧作品。最初发表在抗战胜利不久，郑振铎与李健吾合编的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上，连载于该杂志的第三、四期合刊和第五期。
《风絮》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背景是青年知识分子方景山热衷社会改革，带了妻子沈惠连到乡间创办事业。他一心扑在事业上，由此不仅冷淡了妻子，也得罪了地方势力，于是被诬陷入狱。经过友人唐叔远和妻子的共同营救，终于获救，戏便是从方景山出狱演起。
一年的铁窗生活使方景山被磨炼得斗志弥坚，他正要东山再起，却万万没有料到，在营救过程中妻子沈惠连已移情别恋，主动追求唐叔远；唐叔远则迫于友人之妻不可欺的道德，始终压抑自己对沈惠连的感情，一再婉拒。没有屈服于恶势力的方景山，却经受不住爱妻情变的打击，留下遗书欲沉潭自尽。唐叔远见到遗书，以为友人已殁，便与沈惠连拥抱在一起，然而被拥抱的沈惠连却又觉得是自己杀了方景山，所以毫无如愿以偿的欢愉。这时从潭边回头的方景山追到沈唐两人面前，声言要和沈惠连同归于尽，不然就枪杀唐叔远，与沈惠连重归于好。戏到这里，沈惠连突然夺过手枪朝自己连击数弹倒下了，方景山失声痛哭，唐叔远呆如木鸡，帷幕徐徐落下。
这出戏渲染了方景山、沈惠连和唐叔远三个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三个好人酿出一场悲剧。悲剧的罪魁祸首不是某个小人或恶棍，也谈不上什么腐朽制度。他们仿佛堕入一口深不可测的感情的陷阱。唐叔远哀叹，“唉，咱们是戴着眼罩拉车的马，蒙着眼赶路。谁知道天的安排。”沈惠连接着叹道：“天要把咱们俩放在一起，为什么又叫咱们认识。一生太短了，不能起个稿子，再修改一遍。”杨绛起剧名“风絮”正是点明人生不能自主的含义，是对人生的探索，纵然没有现成的答案，也让人回味再三。
如果说，杨绛以前的两个喜剧，是对自私、虚伪、势利和粗鄙的人情世态尽情嘲讽竭力鞭挞，显示了道德谴责力量，那么《风絮》则由社会批判转向了人生探索，引起的是对生活的品味和思辨，更耐人咀嚼，更深沉。两个喜剧，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裂得痛快淋漓，取得了相当成功的舞台效果，而《风絮》则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得同样毫不留情，它给予观众的心灵震撼不逊于前者。
不过，杨绛的戏剧代表作还是当推前面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它们在当时的剧坛上，反响很大，受到观众的追捧以及夏衍、柯灵、李健吾、陈麟瑞、黄佐临等人的高度评价。夏衍说过，他一九四五年从重庆回到上海，看到杨绛的剧本，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李健吾对于杨绛的《弄真成假》有如下的说法：“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辞，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了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丁西林，人所共识，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杂志》月刊上，孟度发表了评论《关于杨绛的话》。他指出：“以《称心如意》一剧出现于战后剧坛的杨绛先生，恰如早春的一阵和风复生于冬眠的大地、万物，平添上欣欣的生意……在《弄真成假》中，如果我们能够体味到中国气派的机智和幽默，如果我们能够感到中国民族灵魂的博大和幽深，那就得归功于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灵活、丰富、富于表情的中国民间语言。鲁迅先生创造了民国时候某种雇农的典型阿Q，杨绛女士又创造了现代中国某种平民老妇人典型周大妈。”
多年以后，柯灵在评价抗战期间的戏剧创作时指出，杨绛的喜剧中的“各式人等，无论上层下层，都是我们在旧中国随处可见的人物，只是作者挑精拣肥，经过选拔，把他们当作样品搬上舞台，公开展览。对那些名门望族的绅士淑女，是透过衣冠楚楚的外表，脱衣舞似的细细剥露他们又丑又脏的灵魂（但其中也很有些风趣盎然的形象）；对那些蓬门小户的男女老小，是带着深厚的同情，指出他们盲目的营营扰扰，可笑可悯，怜惜地抚摸他们的伤痛。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这是作者深入生活，体察人生的结果，出发点是对人生的热爱，所以精神上站得高，看得透彻。”所以杨绛的剧本具有错综复杂的纠葛，有趣的场面，真实丰富的细节，层出不穷的笑料，可谓美不胜收。作者老到的叙事技法，驾轻就熟；剧情的进展，如行云流水；语言通体灵动，是纯粹的民族风味，没有掺杂丝毫的杂质。这是一曲笑的凯歌，完全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艺术的胜利。
杨绛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后被收录在孔另镜主编的《剧本丛刊》之中，由世界书局出版，收入这一丛刊的还有李健吾的《花信风》、黄佐临的《梁上君子》、袁俊的《富贵浮云》、魏于潜的《甜姐儿》、朱端钧的《圆谎记》等，建国后于一九八二年重版。
杨绛在其《喜剧二种》的《重版后记》中谦称，“剧本缺乏斗争意义不过是一个学徒的习作而已——虽然是认真的习作”。她还指出：“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杨绛介绍说，抗战胜利前，民间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地毯式”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她父亲于一九四四年早春，带了她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这年暑假，杨绛的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杨绛则因为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杨绛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没有什么好玩。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孩子们到天黑了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做保镖。这使她显得颇有父风。杨绛是最怕鬼的，钱钟书反而从小不懂得怕鬼。
杨绛记得有一次，她的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难道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钱瑗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尚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