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反法西斯战争。祖国已是山河沦陷，生灵涂炭。杨绛和钱钟书人在国外，心在国内。他们时刻思念着祖国，思念着亲人。国破家亡的消息，深深地刺激了他们的心灵。钱钟书写于一九三八年的《哀望》一诗，表达了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
白骨堆山满白城，
败亡鬼哭亦吞声。
孰知重死胜轻死，
纵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赍恨，
天为积气本无情。
艾芝玉石归同尽，
哀望江南赋不成。
诗篇“哀望江南”，正是国内家庭的变迁，使他们沉郁哀恨，忧死伤生。
早在前一年，即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苏州的时候，杨绛的家里只有父母亲和她的大姐姐、小妹妹。一架飞机只顾在他们家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这些房子比一般民居高大，被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在日机轰炸下，家人从前院躲到后园，又从后园躲回前院。小妹杨必后来告诉杨绛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果真全家都腹泻，什么也吃不下。
第二天，杨绛父母带着大姐、小妹和两个姑母，逃到苏州郊外的香山，暂住在一位曾委托父亲为之辩护过的当事人家里。
这年秋天，杨绛的母亲唐须荌得了“恶性疟疾”，这种病不同于一般疟疾，病症是高烧不退，奄奄一息，不能外逃，终于在香山失陷前夕，溘然长逝。多亏杨绛的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几人把母亲入殓，找人在蒙蒙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当天想尽办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地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总之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了自己的名字，以便辨认。然后，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带着两个女儿到别处逃生。
杨荫杭父女数人东逃西藏，无处安身，只好冒险又逃回苏州老家。这时苏州已成一座死城，尸殍遍野。回到家里，像是遭遇过打劫一样，下人和他们的乡亲在家里“各取所需”，东西拿走不少。好在还有一些存米，一家人暂时勉强度日。
城里的日本鬼子每天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家挨户找“花姑娘”。杨绛的姐姐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已经剃了光头，改成男装。每天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日本鬼子就接二连三地来打门。杨荫杭会日语，单独到门口应付。姐姐妹妹就躲入柴堆，连饭碗筷子一起藏起来，这才幸免于难。
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逃回苏州后，住在盘门。她人虽然有点古怪，但富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她的四邻都是小户人家，深受日寇的蹂躏。杨荫榆不止一次地去见日本军官，用日语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日本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士兵退还他们从街坊邻居那里抢到的财物。邻居的妇女怕日寇挨家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杨荫榆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士兵就向她开了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方才扬长而去。
邻居把水里捞出来的杨荫榆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材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后来，杨家把杨荫榆与杨绛的母亲，一起安葬于灵岩山的绣谷公墓。
下葬的时候，杨绛看见她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杨荫榆坎坷的一生。
杨绛母亲曾说过，“三伯伯其实是贤妻良母”。她父亲只说：“申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据杨绛所见，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有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也不能理解当前的形势，她又没有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钱家的遭遇也相仿佛。钱钟书的父亲执教于浙江大学，处境维艰，他的母亲、弟妹等人随叔父逃难到上海，寄寓在已是“孤岛”的法租界。
杨绛夫妇面对国破家亡的情势，寝食难安。他们恨不能长了翅膀，快点飞回亲人的身旁，幸而他们动身早，否则碰到战争，他们恐怕就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