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牺牲自我与自由，然后歌颂这种牺牲，然后某个组织赋予这种牺牲一种荣誉，我觉得这就是法西斯。
P：我们之前采访过王中军，在发《1942》之前，他们对票房的预测非常乐观，但是片子出来后票房很一般，你认为这个电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J：我觉得很正常，因为目前电影市场的走向是不稳定的，反过来说很多不被人看好的电影取得了特别好的票房。比如说档期的选择，贺岁档不适合这么严肃的话题等等，这方面我不是专家。
P：你看了《1942》，觉得这电影怎么样？
J：我觉得很好，最好的一点是民族记忆讲述的自觉性。我认为中国电影的艺术性在下降，比如说仅仅把它定义为娱乐主题，当然，娱乐是一个基础性的服务，一定要做，但这不是全部定位。你能承担起讲述民族记忆这样一个传承的工作吗？我觉得《1942》最大的优点，是有自觉地在承担这个责任。这个电影的风险，他们也估计到了，但还能做这样的事，说明某种理想主义还在，就好像我这些投资伙伴一样，大家都摇头，大家最终还是愿意跟你试一下。我不觉得各行各业里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少数，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完全溃败的时代，有的时候会迷失，但是绝对没有消失。
P：《小时代》呢？郭敬明也上了我们的封面，我们也把他作为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你怎么评价？
J：我很难评价，这个电影我没有看。作为一个观众来说，我自身的年龄，并不是《小时代》的受众群，所以它的宣传吸引不到我，所以很遗憾我没有看。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整个过程里形成了一个粉丝电影的概念。说实话我对所谓的经营粉丝这件事情有保留意见，因为粉丝崇拜偶像，我是一个反偶像的人，我不会去主动地经营粉丝，这跟我的价值观格格不入。至于拜金之类的批评，我觉得倒没有必要上升到那种价值观的高度。
P：去年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也很火，对于电影的批评也很多，围绕着电影里对于暴力和屠杀的歌颂，你怎么看？
J：我看完也不舒服。我觉得他是需要反思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本来这方面就有点糊涂。我不觉得谁就能代表真理，谁就能代表正确的价值观。
P：你在一次访谈里提到过，特别不喜欢中国电影里一些有法西斯性的作品，但你没有讲得很详细，可以举个例子吗？
J：和自我有关。所有牺牲自我与自由，然后歌颂这种牺牲，然后某个组织赋予这种牺牲一种荣誉，我觉得这就是法西斯。或许我的电影里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这些东西，这和我们的文化基因有关。我觉得我的成长很痛苦，就是因为我的成长是克服我基因缺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好勇擅斗，要克服它，因为它不对。我觉得创作也一样，是自我克服的过程。
P：你曾说过，中国电影的尴尬就在于没有中国市场，而中国市场是它唯一的市场。我的理解里，恰恰是很多国产电影的市场不错，反而是你的电影不太好。
J：我的公共发言大多数情况下是超越我个人的处境和利益的，但往往我的公共发言会被人理解为是我因为一己之私利在谈这个。当我在说那段话时，没有谈我的处境，而是对于一个一年500部或者是800部的电影生产国，一些电影在国内有很好的市场，但它为什么不能被更多的国家与文化分享呢？
P：为什么？
J：电影人的基本素养，我觉得从职业的角度去判断，最忧心的是整个中国电影人群体的职业素养低。其实这个职业的素养跟票房好坏没有关系，跟类型没有关系，甚至和管制都没有多大关系，这和行业的职业精神、包括整个行业的教育水平和自身抱负有关。你说你拍武侠片和审查有多大关系呢？我们的同行里面一年没有看过一次画展的人大有人在，很多同行是没有文化生活的，他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他拍他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