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学者汪晖、李陀、崔卫平，诗人西川、欧阳江河等人受贾樟柯之邀来到汾阳。汪晖记得，他们在一座旧式礼堂中观看《三峡好人》，那里还保存着20世纪80年代的风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之类的标语挂在墙上，观众只能坐上不太舒服的木制长条椅，放映现场回音嗡嗡响。
观影结束后，学者和诗人们却感到很愉快，随后在汾阳中学举行的《读书》杂志座谈会上，李陀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表达对整个第五代导演的彻底失望。“而《三峡好人》的出现，不但满足了我们的期待，甚至高于我们的期待——第五代可以没落，但中国电影不能没落，我们在贾樟柯的出现和进步里，又看到希望。”李陀说。
他们试图更精确地解释贾樟柯的风格，故乡现实主义，又或是深描现实主义。总而言之，贾的影片中“散发着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气息”，“那些史诗般的作品将许多的中、小型人物带到人们面前”。
创作“史诗”的人笑容温和，貌不惊人。为了推销《天注定》，贾樟柯一个月要飞7个国家。他接连不断地接受采访，疲惫不堪时也要振作精神，尽量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坐在椅子上。他脚上穿着Gucci的鞋子，而衣服则是刚刚从“例外”拿回来的。他曾经为该品牌的设计师拍摄纪录片，后来他们成了朋友。
他的小学、初中同学安群雁曾经认为贾将成为一名小说家，他总能用两个小时写完10篇日记，然后还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高中时他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两篇小说。或者他应该成为画家，高中毕业后他曾在太原补习，想要报考山西大学去进修美术。
导演的梦想与这个观影范围限于录像厅港产片的县城青年之间，距离太远了。当他后来备考北京电影学院时，他仅在太原找到了两本参考书，一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下）》，上册找不到了，一本大学教材《美学原理》，其中有七八页介绍了蒙太奇和长镜头。1990年，当贾在太原南郊公路局开办的“公路电影院”打算花几毛钱消磨一个漫长的下午时，他看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看完电影出来后，突然就开始变得有事干了，我想当导演。过了几天，越来越想当导演。”
这部第五代导演的经典之作彻底改变了贾的未来，在黄土地上打腰鼓的熟悉的场面令他感到震撼，“可以产生那么多尘土，尘土在阳光底下变成了像诗一样的东西……很多时刻，包括一个人静默地坐在那儿不说话的时刻，你隐隐约约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你知道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日子就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对生活本身也有了一种新的看法。”
在连考3年后，贾终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而不是导演系。在那里，他接触到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以及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侯的长镜头影响了早期的贾樟柯，他的第一部获奖短片《小山回家》中用了7分钟、全片1/10的时间拍摄民工王小山的行走。
当时北影老师用作示例的大部分国产电影，不能令贾樟柯和他的同学们满意，他们甚至感到失望和愤怒。一天晚上观摩完新片，贾对他的同学顾峥和王宏伟说：“咱们拍电影吧，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不能再让这帮人搞了，咱得弄点实际的东西，得发言。”
在《小山回家》里，贾令人惊异地选择了表演课上表现几乎最糟糕的王宏伟做男主角，还用两瓶二锅头买通了一位待考生演票贩子，尽管那人很不情愿。后来在一位香港记者的推荐下，《小山回家》被送往香港参赛，并获一等奖。
他的早期短片在电影学院内部遭受冷遇，到了他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小武》，情况也没有好转。当《小武》在一间阶梯教室里放映时，几位教授在开场后不久拂袖离去——贾樟柯后来在新闻报道中读到了这一幕，当时他没有注意到这些，而是站在最后一排全神贯注地给观众同声传译片中的山西方言。他回忆，由于没有字幕，《小武》早期几场放映全是这样进行的。
《小武》的主角是一位又愤怒又迷茫的小偷，他的生活背景是一座正在经历物理和精神双重变迁的县城。影片拍摄前，贾樟柯回到汾阳，商品经济正在试图改变它。服装店变成了歌舞厅，人们都在谈论在那里工作的漂亮女孩；以前排着队去单位里看电视，很快每天都能在街上看到有人在房顶插电视天线。可是县城人却都像生活在某种困境里，贾樟柯回忆，各种各样现实利益冲突，使得人情关系变得越来越淡漠。
国产电影的虚伪也刺激着他，贾后来说：“我去拍《小武》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种不满，非常多的人的生活状况被遮蔽掉了，若干年后想想大多数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如果你从当时的银幕上寻找，全是假的，全是谎话。”
《小武》在柏林参赛，令贾樟柯一举成名。《世界报》称：贾樟柯直到昨天还名不见经传，甚至不为那些既热爱中国又热爱中国电影的人们所知，但他肯定是位伟大的电影工作者。
电影中的肩扛摄像机、灰扑扑的县城、轻叙事而重状态的特质都成了他早期电影的经典元素。《小武》后期，他希望录音师加入大量街道噪音，一直要糙些，再糙些。出于对自己职业声誉的保护，这位录音师离开了。贾向另一位录音系同学张阳求助，张是一位摇滚歌手，他喜欢滚石的粗糙胜过披头士的精致，他们从那时开始合作至今。
张阳在他的录音室里向《人物》记者回忆《小武》与同时期的电影：
“它跟当时看到的其他电影不一样。我当时最讨厌的一个片子是《头发乱了》（导演管虎，拍于1994年，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生活在北京的知青的故事，其中加入了不少摇滚元素），因为它最直接地在讲述一个摇滚人的状态，但那个状态对我来说更偏向于一个导演脑子里面的摇滚人的状态。他们当时的几部电影里边都会有摇滚、毒品，又可爱又不真实。我有时候觉得老贾不是第六代，《小武》确确实实让我感到非常与众不同，有一种情怀。”
《天注定》开拍前，贾樟柯将饰演跳楼工人的19岁的罗蓝山送到纺织厂工作了几天。他还在东莞亲自调研多家夜总会，后来选择了一位齐刘海儿、有些娃娃脸的大学毕业生李梦扮演片中年轻的性工作者。有人怀疑，李梦是不是长得太清纯了？他回答：“在东莞，没有（小姐）这个称呼，人家叫文秘、模特，外形上没有职业特点，如果有就太虚构了。”贾樟柯就连物色群众演员都十分谨慎，他的学生王成记得，之前筹拍《在清朝》，贾让副导演去大同的村子里一个个看村民、拍照、登记，他还调侃学生们拍不了古装，“一张张都是汉堡包脸”。
对于更多普通观众来说，谈到贾氏电影的真实性，他们可以从几乎完全相反的角度给出相同的答案。同学安群雁在《小武》里面扮演戏份颇重的药店老板更胜，少年时期，他和贾樟柯每周六下午总在巷口的录像厅里流连。《小武》在国外获奖令安群雁感到吃惊，“录像里面故事情节特别明显，他（贾）拍的，感觉像是生活就是这样的。那有什么奇怪的呢？居然也能当电影拍出来看？”
赵涛——她后来成为贾樟柯的太太——在《站台》中饰演女主角，这是这个舞蹈老师的电影处女作。赵涛回忆，当她和父母一起在家中观看《站台》时，父母没多长时间就睡着了。《三峡好人》的男主角韩三明也曾将电影碟片带回老家山西韩家塬村，他每天下的煤矿也在附近。遥远的智利颁发给韩三明一个影帝奖项，他邀请工友们来家里看《三峡好人》，有人觉得闷，中途走掉了，有人喜欢，就一直看到结尾。不过，他告诉《人物》记者：“他们都说没什么特别的，他们也能演，因为就跟生活没什么两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