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山西汾阳县城，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从东到西地走完。再向西走一里就是田地。麦收时节，每天从清晨五六点钟开始，一个矮小的汾阳孩子不得不去那里帮亲戚、同学或体育老师干农活。有人会发给他一把镰刀，然后指给他眼前一片看不到边际的金黄色：“这一片是你的。”麦浪没有任何诗意可言，同学家那些半埋在土地里的粗壮的萝卜同样如此。他应该抡起镢头痛快地一下将萝卜刨出来，但每一次都失败地劈在中间，萝卜断成两截。
“我感到痛苦、羞愧，劈坏了萝卜像是杀了一个人。”30多年后的现在，曾被农活重压深深困扰的电影导演贾樟柯先生回忆道。他对现实世界中的县城、农田，以及附着其上的劳作者充满同情，这也部分构建了他此后表达的基础。成为导演后，他的镜头平视日常生活，他拍摄这个时代里的普通人的状态与困境。
接受《人物》采访那天，43岁的电影导演疲惫地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回忆往事。那是一套隐藏在北京电影学院附近居民小区里的三居室，天花板不高，灯光暗淡。造型各异的电影奖杯被陈列在毫无设计感的玻璃柜里，奖杯越来越多，于是不得不两三个挤进一个格子。门口矮柜上摆着他写的与写他的各种著作，以及一座小小的关公像，香炉里空空如也。
在贾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坐在工作室客厅被磨得有些褪色的红布沙发上，《人物》记者观看了他准备11月在中国上映的新片《天注定》的样片。今年5月，它为贾樟柯在戛纳电影节赢得了最佳剧本奖。
这部新片与贾樟柯过去的作品不太一样：不像过去专注于波澜暗涌的隐忍的日常状态，他讲述了被认为取材于邓玉娇、周克华、胡文海、富士康跳楼工人的四个高度戏剧化的暴力事件，“不顾一切地拍了杀人和自杀”；他将《天注定》视为一部类武侠片，起用了姜武、王宝强等职业演员，而此前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三峡好人》，主角是贾樟柯生活在山西的表弟韩三明，一位矮小的煤矿工人，以至于当学者崔卫平在一次开场前看到导演介绍一群外形上无论如何都很难与电影发生联系的非职业演员出场时，她几乎感觉看到了个“马戏团”。
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傅东在2013年的戛纳日记中写道：“贾樟柯本身最擅长于观察和记录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变迁，他的新作也贡献给了这一题材。”贾仍然乐于使用时代标志式的信息，在《天注定》中插入了一段“7·23动车事故”的报道，正如此前在《任逍遥》里借用的申奥现场直播和棉纺厂爆炸的电视新闻；他之所以讲述4个故事而不是一个，是因为单独的事件显得过于个案，而很明显，他与同时代中国人共同面对着“笼罩在我们社会上挥之不去的、紧张的、暴戾的气氛”。
很难凭借过往经验来判断《天注定》是否会受到中国观众的喜欢。在贾本人最喜欢的作品《站台》里，他在片头写下字幕“献给我的父亲”。可直到今天，贾仍不知道已经去世的父亲是否喜欢这部作品，他们从不谈论这个话题。“文革”前，身为中学语文教师的父亲赶上抓右派，学校让所有的教师站上主席台，大家互相推，右派的“帽子”将戴在体力不支、掉下主席台的倒霉蛋头上。看过《站台》后，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这个电影足以把你打成右派。”
拍摄《站台》那年贾樟柯30岁，之前一年，他被官方宣布停止其“拍摄影视剧的权利”。他坚持偷偷拍片，并送往国外影展参赛，其间为了重获被剥夺的权利，他写过检查，交过罚款。直到2003年，包括贾樟柯在内的大部分“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解禁现场，一位官员发表了一段此后常常被引用的言论：今天我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父亲的担忧和官员的预言，仿佛为贾樟柯所从事的工作寓言式地画出清晰且狭小的范围，作为一名现实主义导演——尽管贾拒绝被标签化——他生活于现实主义题材的极佳土壤，但想要从中取得成功却极其困难，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是如此。
贾樟柯并不是中国最富有或最著名的导演。公众所熟知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徐静蕾等人坐在“亿元票房俱乐部”里，今年郭敬明凭借《小时代》也新晋其中。但那里没有贾樟柯，他此前国内票房最高的《三峡好人》不过200万人民币。他镜头对准的世界也不大受到关注，正如学者汪晖告诉《人物》记者的那样，贾樟柯将历史当中不能被打扮和修饰的部分搬上舞台，他讲述一些消失的故事，而那些故事恰恰是主流社会和媒体，尤其是精英们很少讨论的问题，“你把人排起来看吧，你就知道除了他，找不到别人这么做了。”
“我相信在很多层面上，贾樟柯都是他们这代中国最优秀的导演。”让-米歇尔·傅东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说，并没有加上“之一”二字，“中国有幸有一位他这样精准又有天赋的故事叙述者，来帮助中国阐释它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