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1—1284）
《北条时宗像》，熊本县满愿寺收藏
意大利偶尔诞生些许天才，也曾有过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艺复兴时代。正因为有那些天才引领着众多的凡夫俗子，才支撑起意大利这个民族。
近年来，各家电视台都热衷于大制作，意大利恰好又不缺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题材。他们的那些天才不仅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级的大师。因此，无论制作精良与否，此类题材的节目在国外都不愁销路。当然，它们的整体水平还是不低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传》是难得的佳作，《朱塞佩·威尔第传》也很有意思。《马可·波罗传》尽管有些差强人意，但只要有马可·波罗这个名字，就有人愿意买单。最新的一部《哥伦布传》，我个人不怎么喜欢，不过像美国等国家，势必趋之若鹜。作品有国际竞争力，自然能赢得可观的收入。即使不断地消耗，天才的宝库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见底。
因此，爱国者如我，不禁思考如何让日本的电视台也制作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节目。必须声明一下，那些不拘泥于主题，为获奖而精心制作的所谓良心节目，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我讲的仅限于走红国际的题材。
作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具备常识的人，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NHK的大河剧（历史剧）。从节目中最常出现的“战国三杰”来看，德川家康肯定不行。要论原因得长篇大论一番，简单地说，他属于深受日本人喜爱，却不受外国人青睐的典型。
丰臣秀吉也不能跳脱成功逆袭的框架。倒是织田信长，如果不回避他火烧比睿山和镇压一向一揆的行径，倒是能让人理解日本后来为何能够简单地实现政教分离。既然作品是针对那些想解开日本变身近代国家之谜的外国人，那么反响势必不可小觑。
问题是，日本人明明那么喜欢信长，却不愿触及火烧比睿山和镇压一向宗信徒的话题，至少在电视节目中如此——往往是以秀吉等手下接到信长格杀勿论的命令后犹豫不决的剧情蒙混过关。不知道电视台是担心大量的杀人场面过于恐怖，还是担心真实反映信长残酷的一面会不受观众的欢迎。不过，日本的男人（通常这类大制作都是由男人负责）难道不知道，拖泥带水貌似宽容的行为，有时候比一时的残酷更为残酷的历史事实吗？
话说回来。即便节目如实地展现残酷，大概也只能在教育台播放。对外国人而言，要理解信长在政教分离上所做出的贡献，必须具备相当的知识量和浓厚的兴趣。所以，哪怕是有关织田信长的电视剧，也不具备在综合电视台播放的国际竞争力。
历数各路豪杰，最后我想到了北条时宗。
要有国际竞争力，必须像那些意大利的天才一样有国际知名度，北条时宗并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提到元军和“神风”，就不得不与北条时宗联系起来。数年前，意大利电视台曾经连夜播放由加藤刚主演的日本电视剧《苍狼》。剧中的战争场面制作粗糙，剧情叙述也相当平凡，不过它还是在国营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原因只有一个：它是有关成吉思汗的故事。
去欧洲和中东旅行时，每每令我吃惊的是元军对当地的影响。虽然这些影响都不是正面意义上的，但是必须承认，元军留下的深刻的历史痕迹，至今四处可见。
另一个令欧洲人至今难忘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不过他们与元军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历史上，与元军对决最终能击退他们的，只有日本人。
虽说是借了“神风”之力赢得胜利，但我们无须为此感到心虚。哪怕欧美人没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谚语，也应该很清楚，事业的成功，仅靠人力是不够的，运气占了很大的比例。再说那个著名的“神风”，可以帮助欧洲人了解这个词语的出处。说到“神风”，如果只能联想到“二战”中的特攻队，是无法领悟其精髓的。
就在我浮想联翩之际，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问题：得想想北条时宗在日本的知名度为何如此之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神风’等于‘神国日本式’”的论调甚嚣尘上。正因为如此，到了日本不再是神国的战后，全体只有保持沉默。
不过，有关元军来袭的书籍数量并不少。如此重大的事件，必然会出现在历史书里，只是北条时宗不在其中而已。没有主人公的历史记述，看来不是西方史独有的现象。但是连大河剧都不待见北条时宗，这有点令人费解。
北条时宗短暂的一生，从元军来袭开始，到元军来袭结束。
1268年，文永五年，时宗17岁。这一年，时宗执权，元朝派使者来日本。
1271年，文永八年，时宗20岁，命令西边领地的镇西御家人行军西下。
1274年，文永十一年，时宗23岁，文永之役。下令动员领内所有人员。
1275年，建治元年，时宗24岁，钦定镇西御家人为异国防卫军团。9月，斩元使于龙之口。
1276年，建治二年，时宗25岁，命令镇西各地诸侯在北九州建造石垒。
1279年，弘安二年，时宗28岁，元遣使来到筑紫（今福冈县），被斩于博多。
1281年，弘安四年，时宗30岁，弘安之役。
1282年，弘安五年，时宗31岁，建造圆觉寺以祭奠供奉阵亡者。
1283年，弘安六年，时宗32岁，再闻元军来袭，下令加强警卫，并命令各国诸侯为降伏异国祈祷。
1284年，弘安七年，时宗33岁，4月4日因病出家，当日黄昏时分归西。
时宗简直是和元军纠缠了一辈子。尤其是他17岁到33岁的16年，在那个堪称史无前例的国难时期，正是他作为实际最高指导者，直面应对元军来袭。
朝廷大概只需要做些降伏异国的祈祷，而幕府却为备战严防强敌拼足了力气。
年轻的执权人，对于忽必烈接二连三送来的看似寻求交往实为武力征服的信件，置之不理，没有回过一次信，甚至还两度斩杀了元朝来使。
乍看之下，这也许属于无视外交官特权的野蛮行径，但是不必担心欧美人对此的反应，因为这是针对元军，光这一点，就应该能被他们原谅。
不接受谈判，从一开始便确立武力国防方针的北条时宗，在应对元军的问题上，我认为他做出了极其正确的判断。
那个时期的北条时宗心中想的到底是什么？研究学者们对此根本没有兴趣，即便是《北条九代记》也仅仅做了如下的描述：
时宗，将九州的武士部署至镰仓，建立起军事防线，兵马粮草一应俱全。“若元军强力攻陷九州，即刻派东国军兵赶往京都，守护天皇和东宫，同时将本院（上上代天皇）和新院（上代天皇）移驾至关东确保皇室安全。再观九州的战况，或将南北两支六波罗之兵（京都守护军，相当于南宋的禁军）派往九州，拼死抵抗，论功行赏。天下大事正在此时。”时宗的这道命令一下达，日本各地诸侯武士们纷纷响应，“无论如何，日本绝不能被异贼夺去。贯彻忠义立战功，争取多多领犒赏。此次不同往日的叛乱，实属事关自身之大事”。军兵们斗志昂扬施展武威，对元军恨之入骨。（增渊胜一译）
这道命令是在龙之口斩元朝使节之后下达的，成功地令各地武士们燃起斗志。踊跃参战的北条时宗，当时应该只有二十四五岁。这不是一般男人能够做到的。可见，神风并不是击退元军的主要原因，只是其中的一个幸运因素。
关于时宗的死亡，《北条九代记》是这样记述的：“长年为天下国家之政道昼夜操劳，殚精竭虑。正值荣华盛年，却骤然命尽，实乃悲也。”
忽必烈是在10年之后的1294年死去的。因此，时宗不得不听着元军来袭的消息撒手离世。
那个时候的他是怎样的心情？33岁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男人，是否感慨万千？想来，对神国日本，时宗应该比任何人都不相信。但是，了解到民众喜爱神风，并且懂得如何有效利用这份热情的，也是时宗。
当席卷欧洲的十字军狂潮退去，终于窥见文艺复兴的一抹曙光之际，在日本有一位早早觉醒并付诸行动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