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iklēs,约前495—前429)
伯里克利半身像,梵蒂冈博物馆收藏
人的脸,基本上属于个人的一部分。但有时候,它也会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颜面”。
我第一次见到伯里克利,是在高中的西方史课本上。那是一张摄影角度稍稍偏右的半身雕像的照片。教科书不会详细地介绍插图,可就是那一张小小的照片,给当时还是16岁少女的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好一张端正的脸!
那一页课本介绍的主要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而非伯里克利。但那张脸的存在,让民主政治也显得端正无比。时至今日,我依然坚信,作为广告招牌,伯里克利的脸,为民主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约在10年之后,彼时已经远赴意大利的我,再次与他相遇。记得是在梵蒂冈博物馆,边走边观赏展品的我,在某个房间角落的一座大理石雕像前,不禁停下了脚步——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低头看雕像下刻着的文字,虽然不怎么懂希腊语,但名字还是认识的。“呀,好久不见啊!”那是我的第一反应。
这次见到的不是照片,而是半身像。我围着雕像转了两圈,前后左右细细端详。
嗯,还是好看!尤其是那双微微垂下的双眼,宁静、自信而成熟。嘴角带着的“古风式微笑”,让人感觉面对的不是冰冷的大理石,而是有血有肉的真人。雕塑不是全身像这一点也很妙,观众的注意力可以全部集中于那张端正的脸庞上。
那一次的再遇,点燃起我心中对伯里克利的热情。翻查相关史料(虽然不是出于著书目的)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对于地中海世界的理解,生活在当地与身处遥远的日本,哪怕阅读同样的书,感受也会完全不同。那些2500年前的男人变成了近距离的存在,无论是他们的长处或短处,现在的我都能客观地将其视为人物塑造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当我知道伯里克利雕像戴着头盔的原因时,犹如发现了天机,这让我乐不可支。
原来这位面孔英俊的美男子,头部形状不怎么漂亮,追求完美的古希腊雕刻家特地为他戴上了头盔。欧洲的洋葱与日本的品种不同,大多为长椭圆形。这位伯里克利先生,身体的其他部位无懈可击,唯独头形过长,比例失调,因此当时的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洋葱头”。
这下又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原以为雅典民主政治如那张脸一般俊朗,没想到美貌之下还藏着一颗洋葱头。
伯里克利的双亲均来自良好的家庭。他在政坛初露头角,是在独裁者地米斯托克利下台之后,所以他应该是很年轻时便进入了政界。
公元前472年,地米斯托克利遭流放。伯里克利成为雅典第一人,则是从公元前469年直到公元前429年去世,历经整整40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被视为民主政治的范本,伯里克利在40年里却始终作为第一人,这个现象很令人玩味。他是一位平民宰相,还是正好相反呢?
有关城邦国家雅典的民主政体,相信大家都在高中学习过,无须我再做详细的解释。简单地说,除了奴隶之外的4万名市民中,大约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成年男子,都拥有选举权。每个公民通过抽签,担任一定的官职,尽管任期只有一年,但最高职务可以做到指挥整个军队的司令官。换言之,这是一个由全体公民直接管理国家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对波斯战争期间,因庶民阶级的崛起而形成的。因此,它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因应形势所做出的现实的选择。
当然,也有反对派的存在。反对派认为政治应当由被选出的有能力的少数人负责,主张实施贵族政体或者说寡头政体。
可是,除了不是大富豪,其他方面都具备当选能力的伯里克利,却选择了全民平等的民主政体。这个决定无疑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但我感觉似乎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没有能力当选的人,势必倾向于全民平等的制度。然而,这种制度落入无能之辈的手中,毫无例外地总是以失败告终。可见,执行制度,还是需要有识之士。
与一贯主张少数精英掌权的寡头制不同,雅典实施的是平等主义的民主政体。因此能够执行制度的人,必须具有超常的才华和不凡的品性。
在有关伯里克利的古代记录中,对他共同的评价,除了“洋葱头”,另一项就是品格高尚。
有一次,照常在雅典中央广场执行公务的伯里克利,遭一小人纠缠。伯里克利在那个男人不断的叫嚣、责难声中,埋首工作,始终不发一语。傍晚时分,伯里克利结束工作,整理衣襟,起身回府。男人依然不肯罢休,紧随其后,一路骂骂咧咧。走到家门口时,伯里克利察觉天色已暗,便吩咐仆人点亮灯火,护送那个男人回家。
这是在遭对方不断侮辱、轻蔑之后,伯里克利首次做出的反应。这位气度不凡、语言高贵、步伐沉静、声音清澈,浑身没有一丝世俗之气的男人,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领袖。他非常清楚绝不能以庶民的形象示人。他不仅清楚这一点,而且还懂得加以利用。
如果频繁地与民众接触、对话,大家迟早会失去兴趣。为了避免遭人厌烦,伯里克利平素远离众生,不公开发表政见。然而,一旦国家有大事发生,他的演说如电闪雷鸣般威慑人心,“宙斯神”的绰号名副其实。根据文献记录,伯里克利在演说时,哪怕再情绪激昂,也始终保持衣冠整齐。相较之下,2500年之后,那些动辄下跪,哭得衣襟散乱的议员,着实令人不齿。
尽管伯里克利不刻意煽情,但只要他开口,雅典的民众必有响应。当然,伯里克利的演说内容,并非总是通篇正论、无懈可击的。斯巴达国王曾经问伯里克利的一个政敌,如果他与伯里克利格斗,两人谁是高手。这个政敌是这样回答的:“伯里克利是一个被我击倒也会坚称自己没有倒下,通过狡辩,改变在场围观者想法的男人。”
或许正因为如此,除了提出的法案之外,伯里克利生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只有在那个没有录音机的时代,才能幸运地做到这点。
在日本时,我曾经向某人请教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像活动手脚一般轻易地操控他人?那个人回答说:“就是把他们当成了手和脚。”
被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称为“名义上的民主政体,实际上一个人掌权”的这样“一个人”,知道有一件事情非常容易触动大众的神经。伯里克利大权在握,却始终与贪腐绝缘,父亲留下的财产,一分未增,似乎也一分未减。难道他也认为“无恒产者无恒心”?
所谓民众,是一群甘心接受统治,却决不肯放弃批判权的人。这一点,我们的伯里克利先生心知肚明。他似乎还很清楚,民众的“批判”,大多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判,而是谩骂或中伤。
以喜剧家们为首的雅典人,对他口出恶言。那些过激的言辞根本不是批判,完全就是嘲弄。“洋葱头的宙斯”之类的调戏,已经算相当克制。面对所有的谩骂和嘲笑,伯里克利自始至终默默忍受。
我不确定“忍受”这个词是否适合统治者。如果说出名的人需要为名气承担更大的责任,那么对于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忍受非议就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吧。
给予被统治者某种形式的泄愤渠道,反而更有助于统治。
与同时代的雅典人相比,伯里克利的政治才华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但只有少数人能够看清这个事实。伯里克利一面忍受着多数人对他的肆意谩骂,一面保持着自身的清廉,做了整整40年的统治者。在他主政期间,雅典尽享内政外交双安定的福利,而在文化方面,更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以帕提侬神庙为中心的雅典卫城,真正的建造者正是伯里克利。他调动了菲狄亚斯等全希腊境内著名的艺术家和优秀的工匠,他本人也亲自参与了规划。
曾经有一位历史学家(名字我忘记了)这样评价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是雅典的灵魂,是雅典作为希腊之灵魂那个时代的雅典的灵魂。”
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开始“众愚政治”。高中的世界史课本上是这样写的。我对此的理解是:民主政体,是由一群优秀的人领导其他大多数人的一种制度,而“众愚政治”,则是其他的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实施的一种制度。
就算长着一颗“洋葱头”,伯里克利终究是一位杰出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