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二岁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名叫“宝箱”的小练笔，它象征了我的父母对美好事物的逃离。那是一个古旧的木箱，里面装满了神奇的东西。我几乎都忘了它的存在，直到父亲突然说起英格兰，或是母亲一声叹息，我才再次想起它。起初它是“禁地”，连碰都不许碰，因为它应该在一个“真正的”房子里被打开，里面的东西应该出现在“适合的”地方。可是当意识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多么微小后，父母终于允许我将里面的东西取出来了。为了不破坏原貌，那些东西都包着清爽的白色棉纸，金、银、铜色的丝带都用柔软的黑色纸保护着，以防失去光泽。箱子里最顶层的是婴儿的衣服，有的打着褶，有的绣着花或饰以荷叶边，既有上等细麻、棉布衣服，也有衬裙和夹克，都是我和弟弟曾经穿过的。
当我因为母亲不肯为我生一个小宝贝而感到伤心时，我得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玩具娃娃。母亲联系了陆海空百货商店，说要预订圣诞礼物，而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说，这些礼物并不是我们能够负担得起的——两个礼物都是一镑——这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弟弟的礼物是一辆玩具蒸汽机车，在它的锅炉里点上火后，小车会喷着蒸汽向前开出一段距离。但弟弟对它的兴趣也就持续了半天，接着他就又回到灌木丛里去玩了。我的玩具娃娃身材娇小，蓝色的眼睛可以睁开和闭上，向一侧倾斜的时候会发出类似绵羊的叫声。连续好几天，我都忙着给它穿衣、脱衣，所有对婴儿的向往都有了寄托，我拥抱、摇晃着这个冷冰冰的、没有反应的玩具娃娃，还给它唱歌。然后我就忘了那个箱子。我给娃娃的脑袋涂上黑色，让它变成黑色的墙面板短发，我还在娃娃的额头留了发卷，把她的嘴巴涂得鲜红，指甲也涂成红色。
我开始因为自己的那些衣服而跟母亲斗嘴。我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做得很好，可是对我来说太嫩了。那些婴儿的衣服散乱地放着，成了画布，之后就消失了。要是现在能够展出的话，人们不会相信，一个普通的小婴儿竟然会穿这么精致的服装。
下一层是母亲的晚礼服和便宴服，它们都用有香味的棉纸包裹着。很快所有人都会嘲笑起二十年代的服装，“她们怎么会穿那么丑陋的衣服？既不显腰身，也不显胸部。”晚礼服的下面是与它们搭配的贴身衣物，有双绉连裤紧内衣以及束胸用的硬质布带。我清楚地记得，在遵从某些变革之风的时候，舆论风向发生了逆转。那件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我坐在公交车的上层，看到一个年轻女人正沿着贝斯沃特路向前走去，她的身上是一件丝制的灰色直筒连衣裙——很可能是出自她母亲的衣柜。“哦，真漂亮。”我正这么想着，其他女乘客也都伸着脖子向外瞧：“哇，她的衣服是从哪里买的呀？”
暗绿色丝绸晚礼服的外面是光滑的短下摆，它是用铜色的花边带制成的，底端系成了四方的结。花边带散发着金属味，像海水的腥味一样刺鼻，让人一闻就脑袋发晕。我把脸伸进礼服，还想着应该有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也穿着这样的服装，但并不是为了“打扮”自己。这些漂亮的衣服很快被用在了游戏中，我们这些农场的小女孩们穿上母亲再未穿过的礼服，拙劣地模仿着大人们的礼仪，还特意用尖声而做作的假音说话。我在想，如果当时看到这幅情景，母亲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箱子的第四层里有一件围裙、一个抹铲、一副白色的女士礼服手套，还有几本封皮上印着奇怪图案的书。父亲提到这些时总是不屑一顾。早先在英格兰银行的时候，他就成了共济会成员。“多么做作，多么滑稽！可是如果不入会，就别指望着能升职。不过至少在波斯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方面忧虑。据说，警察们的情况也跟我们一样。在银行工作时，要是你还没有入会，他们就会给你一点暗示，‘你想当赛伦塞斯特的银行经理吗，泰勒？’就连那些皇室成员也是如此。真是应了那句谚语，鱼总是从头开始腐烂。感谢上帝，这一切跟我再也没有关系了。”
箱子的内层装满了锦鞋，金色、银色的鞋，安有莱茵石配扣的黑色缎面鞋；晚宴包；一顶用米黄色鸵鸟羽毛装点的棕色缎帽；一条米黄色鸵鸟羽毛围巾；一只被抠掉了眼珠的狐狸，从鼻子到尾巴用一根镀金链拴着；一盒父亲的战斗勋章；山羊皮手套、生丝手套，每一副都装在波纹丝绸信封里；装饰用的飞行丝巾；父亲的军用手套。除了这些，里面还有几沓旧照片，都用油纸包着，以防鱼蛾的侵袭。可是鱼蛾并不容易抵制，照片呈现出了网状。虫子，虫子——虫子是老房坍塌的罪魁祸首。
很多孩子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自己是真正的孤儿、弃儿，甚至说自己出身皇族或贵族。我并不想抛弃父亲，但我决定让母亲“真正变成”一个波斯园丁。（这个园丁是谁？除了那个曾在科曼莎的花园精心照看水槽多年的园丁外，还能是谁？）我只需动半个脑子，就知道这个身份是不可能的，谁叫我对产科知识和玛丽亚·斯托普斯那么熟悉呢！可是母亲“只能”是波斯园丁。宣布母亲“真实”身份的，以及做出其他戏剧性表演的，都是那个又胖又古怪，还爱开玩笑的“跳跳虎”。当我郑重其事地说我的母亲是波斯园丁时，这也仅仅是跳跳虎的玩笑罢了。这个跳跳虎还曾开玩笑说，修女们吃糖果时，就是在原地打转，然后将糖果弹进嘴里；修女们不会让你把溅上汤汁的制服换下来；她们对地狱炼火的看法也很愚蠢。
这只跳跳虎还逃跑过，后来她自己还拿这事说笑。但这并不是一个玩笑。那个时候，对母亲的怨恨不时灼烧着我，这让我决定去贝拉，然后坐上船，去……总之去哪里都行。可是要穿过灌木丛逃离农场，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不过我已经全都计划好了。我把奶酪、一听罐头牛肉，还有沙丁鱼放进枕套，然后从母亲的提包里偷拿了十先令，我自己还存下了生日和圣诞时收到的钱。弟弟不想逃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逃，但是我的镇静和冷酷最终还是让他归顺了。“你当然想逃跑啦。”我一刻不停地对他说着。我告诉他，逃跑不是什么难事，没什么可害怕的。可是他不停地抽着鼻子，突然大声地喊起来：“我才不想！”“不，其实你想。”我宣布。只等被安顿好上床睡觉，我们就顺着山丘溜走，然后沿路走到班基特。在这之前，我们还没有走过这条路，但我们知道这里一直都有非洲人的足迹。火车会在清晨抵达，然后……问题是，这些都只是我的预期，我并不知道实际情况会怎么样。总之，世界上多数英勇计划都终结于这样一种朦胧的心理状态。我非常强烈地希望梦想成真，所以它必须成真。等我们到了索尔兹伯里，我们再……这种朦胧变成了浓雾……反正我们肯定能弄到一些钱吧，然后坐上火车去贝拉，接着去……
为了防止弟弟睡着，我一直给他讲故事。外面已经夜凉如水，我们终于从房子里偷偷地溜了出去。父母还在房间里读书，我和弟弟就从亮着灯的窗下爬过去，然后摸着黑沿路跑起来。随着我的跑动，枕套里的罐子一下下敲在我的腿上，哈利边跑边放声大哭。那时的灌木丛不同于现在的非野生灌木，里面充满了危险的声音。我们可以听到猫头鹰、欧夜鹰的叫声，还有受惊的兔子发出的跑跳声。最要命的是，童话故事里的东西全都在灌木里神秘地出现了：它们从书中被释放了出来，围绕在我们身边，它们出现在树林里、灌木后，轻声地沿路跑在我们身后。突然，家里的那两条狗出现在我俩面前。它们舔着我和弟弟的手，呜呜叫着，在我们身边跳来跳去，好像在说：你们在干吗？你们要去哪里？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这两条狗会跟过来。我和弟弟商量着，不能继续逃了，因为狗会跟着我们。我们只好在灌木中沿着黑漆漆的路返回去，顺着山丘跑回了家。两条狗把这当成了游戏，一路上蹦着、吠叫着……终于回到卧室了，我和弟弟一溜烟爬回了床上。我们咯咯地笑着，接着大笑起来，终于伴随着一声尖叫松了口气。房子外，两条狗安静地躺回了灯光下。第二天，我跟母亲说了我和弟弟逃跑的事儿，说我们被吓得不轻，然后就回来了。可是跳跳虎把这事儿讲得逗趣极了，以至于母亲没有相信。
而我没法真心地笑出来，因为我实在是非常难为情。我对每一步都做了谨慎的计划，唯独把狗忘了。这次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我还是个孩子。没错，就是这样。我必须快快长大。
仓库着火事件也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父亲总是担心茅草会着火，他的担心不无道理。草原大火来势汹汹，当它逼近我们时，空气里充满了火花和烧焦的草屑。在这种紧急关头，工人们听到犁头的敲击声，赶紧集合起来，爬上梯子、树屋、立柱，把装满水的汽油听子从下面递上去。很快，茅草屋顶就被浇透了，也就安全了。救完火，水车就空置了，要是下了雨，巨大的水箱就会储满雨水。
一天，父亲把我叫过去，跟我说绝对不可以玩火柴，因为这很容易引燃整座房子。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玩火柴这回事，可这下我的脑子里就只有这个事了。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当天发生的事情。父亲坐在屋后的折叠椅里看着屋顶，那灰色大象皮似的茅草上覆了新的黄色长草。我必须点燃什么东西，我必须这样做。于是聪明机智的我想出了一个点子，决定点燃那个为狗搭建的小窝——狗不住里面。搭这个窝用了一个小时左右，它的立柱上面是茅草。把它重新搭起来只需要一个小时而已，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父母都去了房子前面，盖屋匠也都从房顶上下来了。我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狗窝。麻烦的是，狗窝的上方是仓库延伸出的游廊，而游廊的棚顶也是茅草的，距离我们住的房子就几步之遥。我看到小窝烧起来了，火焰一下就扑进了仓库，大火熊熊燃烧着，火花溅得到处都是。我并没有预见到这幅景象。惊慌……恐惧……我跑进灌木中哭起来。我以为房子要被烧毁了，以为我们家就要完蛋了，因为除了老房子里的东西，我们一无所有。
我靠坐在一棵树下，听到犁头敲出的警报声，听到人们一边高喊着一边从灌木丛里跑过去。我不能逃避。我爬到灌木丛的边缘，望见房顶上挤满了人，他们正忙着把罐子里的水倒下去，更远处是燃烧着的仓库。狗吠叫着，或走来走去，或者立在原地，尾巴就拖在双腿间。猫都去哪里了呢？火被熄灭在了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上，那就是曾经的仓库。空气里飘满了烟，还有被点着的小草。我身上的裙子也被弄脏了。母亲顺着山丘下来找到了我——他们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他们说我最好还是说实话，于是我就说了。这次罪行如此之大，他们甚至觉得什么惩罚都不够分量。他们不停地对我说，难道我不知道我们有多穷吗？不知道我们没钱重新添置仓库里那些被烧毁的东西——成箱的糖和面粉、玉米粉、食品杂货、成袋的鸡食、玻璃杯装的鸡蛋、成片的熏肉？他们至少需要一百镑才能重新置办好一切。我当然知道我们家里有多穷。钱，钱，钱——这个话题没断过。我没法让他们明白我的初衷只是想烧掉狗窝，并非是要烧掉整个仓库。他们根本无法相信，我竟然会做这样的蠢事。我受到的惩罚是一个月内不准吃蛋糕。父亲烦躁地说这个惩罚简直太可笑了，如果代价就是不准吃下午茶蛋糕，那我怎么可能明白自己犯下了多大的过错？在这一点上，我跟父亲看法一致——这个惩罚确实跟整件事不太搭调，显得很愚蠢。事实上，距离一个月结束还早的时候，这个惩罚就被忘了。不过，我并没忘记父亲那种强迫症，没有忘记他对火的恐惧通过三言两语就传递给了我，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我。的确，话语拥有感染人心的作用。
这次事件传递了和之前一样的信息，那就是一个孩子是无法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的，总会出现某些无法预见的事情。因此，我别无他法，必须长大，快快长大……然而成熟和自由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因为对现在的我来说，日出时无法预见日落时的事。
自传之所以无法完全真实，主要原因——也是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时间的主观体验。从第一章至最后一章，自传是根据时间进度写作的。即便使用倒叙的手法，或是《项狄传》的写法，也无法用言语来传达童年时光和成人时光的不同，亦无法传达时间的步调在成人的不同生活阶段的不同。同样的一年，在三十岁之前和在六十岁那年，是迥然不同的概念。
在试图让我们明白人类的重要性时，科学家们会这样解释：“如果地球的故事有二十四小时那么长，那么人类就占据了它的最后一分钟。”同样，如果一个生命故事完全按照真实的时间体验来书写，那么我敢说，这本书的70%都是十岁时的经历，阅读到全书80%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十五岁时的经历，到95%的时候讲的是三十岁的事情，而其他部分都如白驹过隙——直至永恒。
我突然开始好奇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情形。胎儿重复着进化过程：鱼、鸟、野兽、人类。它体验过进化的时间了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那些可怜的生物只是沉浸在眼前发生的事情中？这简直就是噩梦。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可怕，让人难以忍受。
鲁扎维学校是一所仿照英式化管理模式的预备学校，弟弟去那儿读书那年是八岁。母亲同样也为他弄到了一笔助学金。我们的校园生活大不相同，但是假期一开始，一切都没有变。我们经常天一亮就跑去灌木丛，还没吃早餐可能就已经走了几英里的路，就像父亲——他也已经跟“男孩儿”们，或是老烟鬼在山丘下的地里待了几个小时了。有时，弟弟和我出去，一去就是一整天，就我们两个人，以及一袋三明治。我们从河里取水喝，但从不告诉父母，因为他们很怕这样会得血吸虫病。有时，弟弟和父亲一起出去，因为他总能帮上忙。比如，他八岁就学会了开车，站在车里努力用脚够到离合器和制动器。
而我，则会躲在房间里看书，躺在床上看书，总之一直在看书。我在看书的时候还会吃些东西，以橘子居多。我们从锡诺亚柑桔园订购整袋的橘子，价格相当于一大块牛肉。在小读者中，边阅读边吃东西的现象很普遍：眼睛瞧着图像，嘴巴在摄入卡路里。我还读书柜里的书。在我们这片地区常常跟别人换书读，其中大部分是战争回忆录和战争史。因此，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印象不再只是父亲告诉我的堑壕战——“那时候，就在帕森达勒战役打响之前……我感觉糟透了，就像被卷在了一团黑云中，然后我写信给那些老人，说我就快要被杀了。可我的命保住了，我的一条腿却被榴霰弹拿走了。”——以及其他关于“一战”的故事，比如著名的《西线无战事》，父亲对这部小说大加赞许，他跟德国士兵产生了共鸣，因为他们都像英国的士兵一样遭到了掌权的头儿的背叛。不过父亲的这种认同感有时会引来母亲的疑问。“可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呀，”她会这样抗议，声音里透露出焦虑。父亲反抗权威，而母亲却本能地服从权威。父亲会说：“一切都不应该发生，一切。跟我们一样，德国的普通民众也不希望战争发生。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士兵好杀成性。不，嗜血的都是那些武器制造商，战争只合他们的心意。”
此外，还有关于英国护士照顾塞尔维亚伤员的故事。（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塞尔维亚人早已远离了受害者的身份，不再需要志愿救护支队的关怀了。）
有一个故事讲了一名俄国姑娘与战士们在前线对战德军，可战友们却不知道她是个女孩。我尤其认同这些女性，也梦想成为一名护士，但不是在伦敦医院里工作的护士。不，我想去的是残酷的战场，我想跟俄国士兵一起在防线崩溃的时候撤退，一起跑回村庄里。几年甚至几十年里，在西方国家的印象中，战线崩溃时的俄国是一个不着温饱的国家，它体型巨大、脚步踉跄、满身虱子，意志低迷消沉，革命势在必行。布尔加科夫的第一本小说叫《乡村医生手册》（A Country Doctor’s Notebook），在书里，他讲述了自己到距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村庄行医，而他需要抗争的却是村民的迷信和无知。不过，读者们只知道他是从“一战”的战场上回来的。
那会儿，依然有许多书籍源源不断地从伦敦由火车运来，儿童图书中还包括许多美洲作品，比如长篇小说《绿山墙的安妮》、《一个利姆伯罗斯特的女孩》及其新版故事、《凯蒂干了什么》及其续篇。这些故事大多讲述了美国中西部的生活经历，问世时间整整比我早了一代。母亲会追忆曾经生活在城镇里的欢乐时光，父亲也在科尔切斯特田野上跟农场主的孩子度过了快乐的童年，而相比之下，这些故事更贴近一个生活在灌木丛中的孩子。
就像吮吸太妃糖一样，阅读这些书籍时，常要面对其中的安逸所带来的诱惑。有时，我会对儿童书感到好奇。如果没人暗示说狄更斯的作品或者成人读物太难，小孩子就会跌跌撞撞地行走在阅读这些书籍的道路上，遇到实在弄不明白的地方就绕行，而这条道路很快就会属于这个孩子。儿童书却不同，它们会令孩子失去奋斗的欲望。这样的书我读了许多年，也用它们哄骗了自己许多年，做了许多幻想，我几乎完全生活在幻想之中。只有跟弟弟在灌木里玩耍的时候，我才会运用到智慧。
我和弟弟都不常表达自己的感情，因为英国家庭并没有教孩子们如何去表达爱——或者说过去没有，现在也许已经有所变化。在修道院的时候，我学习的是如何生存、如何应对孤独以及如何逃离。如果把一个八岁的小男孩送进寄宿学校，那么你就可预料到等他回来时，他的半个心门都是关闭的。但我和弟弟相处融洽，在我十五岁离开家之前，只要我俩都在农场，那么就会立刻搭伴去灌木丛，就好像我们从未离开过一样。
几个星期前（1992年），我去了距离我成长的地方很近的一处灌木丛，因为下雨，那处灌木丛很潮湿，而且还滴着水。我又一次意识到自己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这里就是属于我的地方。
以前，我和弟弟会骑着自行车前往目的地，或许是艾夏尔高地吧，有时也会漫无目的地闲逛，狗就在我们身边气喘吁吁地跑着。我们坐在树下观察着小鸟、蚂蚁、甲虫、变色龙——总是变色龙——可是如今它们已经没剩多少了。观察了一整天灌木丛里发生的万千趣事，到了晚上，我们就会回到山丘上那所通风很好的高大房子里，就好像是前往监狱一样。我们在那里太受限了。我们对父母承诺，外出时我们会随身携带0.22口径步枪，因为外面可能会有豹子……不过在那些年里，即便小山上有豹子出没，我也只看到过一条豹子的尾巴消失在岩石堆中。像蛇一样，豹子很会躲闪。遇到情况时，常常是哈利开枪，因为他枪法更准，我只能屈居第二，所以把先发权让给他是明智的做法。大多数情况下，他猎取小羚羊作为家里的食物，或者作为礼物送给群落。对所有农民家庭来说，能猎杀多少丛林动物，就吃多少丛林肉。跟群落里的情况一样，为了减少生活成本，非洲人会放狗追逐小羚羊或大雄鹿，如果扔石头、打弹弓、抛刺的手法娴熟，他们有时也会带着这些工具出去捕猎。
母亲会让我给她打八至十只鸽子做炖菜或馅饼——农场上的某些地方有数百只鸽子。后来，我开始猎杀珍珠鸡和一些难对付的鸟，然后由母亲把这些猎物蒸熟，再将其烧烤或炖煮。我向来不喜欢猎杀雄鹿。
我和哈利不太谈论学校的话题，假如说起，我们也只是开开老师们的玩笑。在跳跳虎的描述下，那个讲地狱炼火的修女变得非常滑稽可笑。作为新生，哈利也只能承受别人“善意的”作弄。我们不会跟彼此分享这些。我们说的是身边的动物，各种各样的鸟，还有我们的狗。我们还说父亲和母亲。在对抗母亲这件事上，我迫切地需要外力的支持，我需要哈利。我看过他如何拒绝被当成“宝贝”，也看到他一直在努力拒绝生病。他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些，仍然我行我素，并没有注意到正在进行着一场冲突。我认为他应该在此刻公开反抗母亲，反抗她的压力、固执，她的秘密监视还有好奇心——这些是一个女人可悲的情感表达，身为一个母亲，她的所有喜悦都只寄托在孩子身上。我认为哈利正在被自己的无知伤害。这是原则问题！我就是这么想的，尽管我并没有说出口。真相！事实！这些是用来描述一种行为和情形的恰当用词。他不明白我在讲什么。我在出于本能地反抗，他则在本能地遵从。两个人明明是姐弟，为什么如此不同？可是等到自己有了孩子后，提出这样疑问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将子宫视为一个营养渠道——这里孕育着各种各样的人，每一个人都将与众不同。
我和弟弟会说非洲人吗？——黑人——“蛮德人”——“卡菲尔人”吗？我们很少提起他们。他们一直都在那儿，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白人孩子会学肖纳语——它被认为是卡菲尔人所用的语言。我并不想赘述白人殖民者对当地非洲人的态度，因为这个话题已经没有新意可谈。我写的《非洲故事》（African Stories）就描述了那片地区,即那时候的南罗得西亚农场。我会挑选出《新人类》（The New Man）——它描述了白人如何以共同体的方式经营农场——《讨厌鬼》（The Nuisance）、《无魔法可售》（No Witchcraft for sale）、《老酋长姆什郎卡》（The Old Chief Mshlanga）。我感觉这些故事证明了这个话题“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因为新的教条似乎认为白人无法写跟黑人有关的文字）。一名尼日利亚的年轻黑人给故事换了个标题，然后用上自己的名字，参加了短篇小说比赛。还有一个小故事《小坦比》（Little Tembi）是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语的：“他一直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他们——想要的是能够被白人热诚和慷慨地对待，分享白人的文明成果，而不是被冷漠和吝啬地对待，被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
关于老烟鬼这个人，我和弟弟聊得很多，因为我俩经常坐下来听他和父亲进行冗长且缓慢的交谈。他们谈起话来就像是在正午聊天的两只鸽子那样，总是若有所思，时续时停，你以为结束了，他们却在长久的沉默过后又开始交谈起来，还有件事……什么？……还有件事……什么事？……农场上的牛……确实，还有这么个事……我们要怎么办？……我会跟牧童说说……刚当上妈妈的女人很有意思……她们知道自己要什么……黑母牛需要一些……记得跟牧童说，老烟鬼……好，好的，我会跟牧童说……沉默，一阵长久的沉默。恩科西？……怎么了，老烟鬼？跟乔的妻子有关的事……别这样，老烟鬼，我不该参与到你的感情问题上……说说吧？……她的孩子病了，你得带那孩子去医院……她都不来我家，我又怎么带去医院？……必须跟乔说，让他跟他妻子说让你把孩子带到医院……可是应该你跟他说，老烟鬼……我已经告诉他了，现在得你再跟他说一下……又是长久的沉默。乔正在退化成流氓……他是怎么个流氓法？……他暴躁易怒，还打妻子……那我们怎么帮他呢？……哎，恩科西，这可真难办。只有帕祖鲁才能治他这恶病……
现在，两个人又开始高谈阔论了，这是他们的爱好。整个上午，他们都坐在那儿交谈，跟他们一样，鸽子也在不停地叫着……叫着……叫着……逐渐进入了热浪里，进入了沉默的灌木丛，时而还有其他鸟类的声音应和着。他们说的都是卡菲尔语，作为一种不太体面的行话，它当时是所有白人所用的语言，里面夹杂着公用荷兰语、肖纳语、恩德贝勒语。这种语言中都是祈使语气的句子——做这个、取那个、去那里……不过也有语气轻柔的时候。
只有在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和弟弟才会显现出温和善良的本性。同学来找他的时候，弟弟会立刻加入。他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叫迪克·科尔伯恩，就住在片区的那一端，也是鲁扎维学校的学生。迪克时常会骑着自行车来，在我们家“度过一天”。偶尔，他们家人会来跟我们喝下午茶，我们也会去拜访他们。这时候，大人们总是让小孩子一起出去玩。跟迪克和弟弟一起玩耍时，我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两个会嘲笑女孩子，也会假装朝我扔石头，或者真的把石头扔向我，不过因为他们的技术很好，所以总是瞄准我身边一英寸左右的地方。他们两个会跑进灌木丛，故意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被他们怂恿着往小山上爬，可是我一个人实在做不到，于是只能作罢。看到我费劲地想要下去，他们两个很愉快地观望着，刺耳的大笑声回荡在我耳边。他们对待女孩的方式就跟那些学校一样，经年累月，这种帮派行为在他们升学后更是变本加厉。弟弟过世之前，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和迪克曾经让我多么难熬，可是他对我的话显得很吃惊，继而感到懊恼。重要的是，我曾遭遇背叛：一天，几天，数周，数月……我们从来都友好相伴，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女孩或地位低下，接着另一个男孩出现了，因为他，弟弟成为了我的敌人。可这样的事在他看来却很正常。如果一个女人嫁给——或者说跟那种从学校出来的人一起生活，那么这种欺凌算不上稀奇。
还有一段记忆最为独特……多年来，我知道我和弟弟少有共识，但我还是会猜想，他是否记得那一天。结果是他确实忘了。这可真奇怪！你和某个人经历了一件难忘的事，这件事让你印象深刻，但对方却毫无记忆。
天气炎热时，羚羊喜欢躲到蚁冢下，因为那儿有阴凉地。我俩避开树枝和枯叶，悄悄地朝着一处蚁冢走过去，那里曾有动物出没过——草地被压扁了，整齐的石头边沿被动物蹄子踢掉了一块，地面上还留着新鲜的粪球。我们发现一块石头，它的顶部掩藏在树枝间。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上爬，因为说不定会有蛇。我们在石头上静静地等待着。
那会儿大概是六点，太阳才刚刚升起来。对九岁或十岁的孩子来说——当时我们最多十岁——纹丝不动地坐着并不容易。为了消磨时间，弟弟就学鸽子叫。听到声音，许多鸽子落在我们头顶的树枝上，它们左右摆着头，眼睛朝下看看我们，见不是同类，又都倏地飞走了。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轻微的响动，一头雄性弯角羚出现了。它小心地走在圣诞蕨的褶缀中，沿路避开巨石。突然，它站定，紧张地环顾四周。发现情况不对，它回头观察着，螺旋状的角也跟着转了过来，身上的毛皮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看到了它水汪汪的黑眼睛、黑色的睫毛……我们屏住呼吸，全身都僵直着，生怕弄出动静。它站在那里，面露惊慌和悲伤的神色，足有一两分钟。我们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头活的弯角羚，只见过羚羊的尸体被剥皮和切碎。我们没有任何错，作为人类的小孩，我们只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这里，而且可能毫不知情地发出了一种信号。弯角羚低头回望着自己走过的路，接着又转过身来，面朝我们所在的方向。
我们看到了眼前这只弯角羚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它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威胁，时刻提防着敌人，警惕地听着周遭的动静，不时转头看看四周。尽管如此，它依然存活了下来，还长成了一头成年弯角羚。我和弟弟对它没有威胁，因为那天我们没有带枪。时间过去了很久——至少看起来如此，我们在一旁等待着，那头羚羊边听边观察着周遭。它在看我们吗？是的。那它看到了什么？它的目光又游移到了别处。突然——发生了什么？好像是一阵风从别处吹过来？或者，是我们不小心弄出了响动？弯角羚转身冲下蚁冢，但它并不惊慌，因为惊惧中的羚羊跑起来是横冲直撞的。眼前这头弯角羚只是速度飞快地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它知道这儿隐藏着危险，虽然并不确切地知道究竟是什么。
对那头弯角羚的记忆就是当天发生的事，它是一次完整的记忆。但有些记忆是发生在数天、甚至数百天内所有事情的融合。
电话线沿着曼陀矿山所在的山脊向下延伸，穿过一片草地，延展到了我们家的广阔田地上，继而又爬上山丘，连接到了我们的房子里。我和弟弟经常跑下山丘，坐到电话线路的下方，贴着它的金属杆，听风吹电线发出的低沉的鸣叫。我们也在这里看着数百只鸟飞落下来，平衡一下身体后又飞走了。这些鸟有大有小，花色不一，有素色的，也有像彩虹和落日一样艳丽的。其中最为迷人的要属金丝雀，它们身上有淡紫色、灰色、粉色，就像大号的翠鸟。我们隐匿在深草丛里，边听边看。
为了不惊到鸟和其他动物，我们没有发出声音，只是竖起耳朵听着。我们听到了农场上的活动，由此知道了外面都在发生着什么。房子下方的大片土地上，一个男人正在呼喝着牛犁地，红色的黏土上，牛拖着吱吱作响的犁头向前走着。通往车站的小路上，十六头牛拉着货车正吱嘎吱嘎地前进着，车夫的鞭子噼啪甩向最前面那头牛的犄角，他嘴里喊着口号，只有牛能听懂。它们向前努着劲儿，一声声地叫着——是叫给车夫听吗？——当然，毫无疑问它们是在抗议。噼啪作响的鞭子闪电似的，几乎要把空气都撕裂，但实际上，蛇形的鞭子只是甩到牛头上方，没有真的打到牛身上。牛和牛似乎彼此交流着什么，车夫一边尖声喊叫着，一边似乎在跟谁说着话。前方的树林通往班基特车站，他们渐行渐远，车夫的声音也渐渐听不见了。
停在电话线上的鸟儿们唧唧喳喳唱着歌，好像在和金属杆的嗡鸣声竞赛。远处，隐藏在树上的成群的珍珠鸡嘎嘎叫着。风吹动着电线，从草丛中呼啸而过。风力大的时候，电线会随之颤动摇摆，群鸟就会展翅向空中飞去。它们挥动着翅膀，发出刺耳的叫声，急速朝树木飞去，有时也会在转了一圈后尝试着落回到电线上。
群落那边传来狗的叫声。我家的狗就躺在我们身旁的草丛里，蜱虫在它们身上爬——我们可以看到蜱虫正从草叶向狗的皮毛移动——狗大口喘着气，不时抬起口鼻打个哈欠，听起来就像哀鸣。它们的尾巴上下扑腾着，牙齿追逐着身上的蜱虫和跳蚤，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通往车站的小路上，一辆车缓缓开着，发出护栅撞击的声音，以及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声。路的那头，正在锄花生的男人们一遍遍含混地唱着劳动号子，他们在号子声中开怀大笑，更起劲儿地锄起了杂草。群落那边，女人们的声音清楚可闻，她们高声地喊着彼此，会意地笑着。山丘上的房子里传来了犁头的敲击声。已经到了午休时间。工人们把锄头一撂，说笑着离开田地。蟋蟀在草丛里唱着歌，路对面的树上有蝉的叫声。林子里的某处传来了安比拉琴的声音，那是一个独行的男人在自娱自乐——就是我们说的拇指钢琴。远方呼尼雅尼群山的顶端，灰色和紫色的云彩占据了半边天空，里面传出不大的雷声——不过刚刚正午，也许雨会在晚上洗刷灌木地区。与此同时，热浪在道路和谷仓的铁屋面上滚动着，铁皮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一只鹰脱离了同伴，独自从高空飘飞下来，它的眼睛盯着草丛里二十码开外的地方。狗儿们抬起头，鹰看见它们，突然改变了飞行方向，从电线下方呼啸而过。为了表面上敷衍一下，狗儿们集体吠叫起来，然后又把头趴在了前腿上。
数百只鸽子在大水塘那块儿咕咕叫起来，伴随着其他的声音催人欲睡。
锣声敲响了，午餐时间就要开始了。我和弟弟慢步向家走去，一路上，鸟儿在我们周围唱着歌，电话线嗡嗡叫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应英国广播公司的邀请，我提议将一部广播剧的音乐设置为灌木地区的声音，即农场和班基特车站的声音。火车的声音将为故事创造一个背景框架——转轨和喷气、问候和道别时的长声尖叫、刹车的刺耳声音。大蓬车嘎吱嘎吱地驶进车站，牛被两个两个地卸下牛轭，然后被带到水槽下，那里的喷口正淌着水。达尔达甘商店和卡菲尔商店的游廊上传出了安比拉的琴声，发条留声机放着歌王卡鲁索的《伏尔加船夫曲》或《斗牛士的华尔兹》。这个故事将通过声音来传递，故事里的人们听到火车的声音，也就意味着听到外面的世界，农场和车站的声音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东西。节目、故事以及剧本的灵感不断地涌现，继而又归于沉寂。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很遗憾。如今非洲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我们本可以留下那些珍贵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