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卧室是房子正向的第三个房间，离开农场之前，我一直都住在这里。这是一个宽敞的方形房间，有高高的茅草棚顶和粉刷后的墙壁，光线也很充足。清晨从床边向外望，我看到太阳从镀金的山峦后腾空而起，然后急速上升，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到了晚上，我就从这儿看着月亮爬上来，升入空中，又慢慢离开。我常用一颗石子抵住门，让门开着，这样就能随时看到灌木丛那边的情况——灌木丛就在陡坡向下的几步之外。因为这件事，我还跟母亲起了争执。“蛇会进来！”她叫道，“蝎子、蚊子……我可不想见到它们！”尽管这样，我还是会将门开着，我知道蚊帐里是很安全的。而且在持续数月的雨季中，为了以防万一，我们都服用了奎宁药。
不过，我们的房子里确实会有蛇进来，母亲也不止一次地射杀过它们。事实上，我所长大的这个地方是世界上蛇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这里的蛇都有毒，有些还会致命。那么多年里，我一直都光腿走在灌木丛中，甚至还常常光着脚，但我从来没有被蛇咬过。很明显，虽然我们很怕蛇，可它们更怕我们。我们不可能忘记毒蛇的威胁，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被灌输这一点：走路时要提高警惕、不要连看都不看就把手放在树枝上、绝不能随意爬树、吹气蝰喜欢躺在温暖的小路和大道上且爬行速度不快……要记住，记住，记住。可是真正令我感到恐惧的是昆虫。它们数量多、种类杂、个头大，有黑色的长着角的昆虫，也有细长的、抖动身体的攻击型昆虫，蜘蛛在夜里织好网，然后从上面垂悬到你的眼前，也会潜伏进你的生皮短筒靴（veldschoen）里，还会从地上的孔洞里看你蹲下来小便。当我回首这段过往时，那些美丽却致命的毒蛇总能让我发出赞叹，甚至心生喜爱；可想到那些无害的昆虫，我的身体就会打起战来——可见，人类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不合理的一面。
不过因为我住在蚊帐里面，一切都还好。
每个清晨，光线将我唤醒，阳光温暖地落在我的脸上。我先起身检查蚊帐下有没有蜘蛛和甲虫，然后跳起来，快速将蚊帐打成结收拢。做完这些，我会扑回床上，四肢舒展地仰面躺着，踢开床单。我嗅到了房间里所有怡人的味道。首先是我的身体，它的每个部分都散发着让人想要亲近的独特香气。茅草屋顶也有潮湿的芳香或干草的清香，这得看天气。房屋椽子上刷过的木榴油已经像肥皂一样变得坚硬，向外散发着灼烈的烟臭。地上的油毯磨出了洞，散发着油味儿，味道很淡，和遮盖在脸盆架上的油布一样。脸盆架下有一个搪瓷桶，里面装着的似乎是尿液。我带着桶悄悄溜出来，然后把里面的液体顺着山丘的土地倒下去。那液体先是冒出黄色的泡泡，继而下沉，最后倏地一下就干了。牙膏的味道是洁净又强烈的。我的鞋子——生皮短筒靴——就像那些毛皮斗篷（kaross）一样，释放出一股兽皮的味道，不过我从不允许我的床上出现任何毛皮斗篷，因为它跟野兽实在太相似了。而且，斗篷上的粗野气味会让我想起斯科特太太，而这位太太所在的那个地方是我永远都不愿意再想起的。
我听到“男孩儿”端着茶进入了我父母的房间，于是我知道，他们俩已经起床了。我匆忙穿上衣服，免得他们又来催我。我下身穿着棉质扎腿短裤，上身穿一条棉布裙子（有时是绣花的面粉袋做成的），还有一件自由紧身背心。
陆海空百货商店目录左右着我们的穿衣打扮。在寒冷的天气，教养良好的女孩们都会穿上自由紧身背心，背心下的小环用来钩住吊袜和长袜的边沿。不穿长袜时，背心容易向上皱起，女孩们的肚皮就会被小环刮出红痕。终于有一天，我拒绝穿这个背心。我对父母说不，我不要穿这个背心，再也不要穿了。在这次抗议中，我为自己和弟弟赢得了胜利——弟弟那时还穿戴着紧身腹带，以防寒气入侵肝脏，而我很久之前就已经拒绝了它。父母让我们戴布帽——帽子的内衬是红色网眼织物，碎片垂挂在背后，以避免阳光直射到我们的脊柱。我的态度是：不，不，不！我才不要。我大叫道：“根本就没人戴帽子！”——事实的确如此，那些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都没有把头部遮住，女人们可能只在外出拜访时才戴帽子。母亲对我说：戴上紧身腹带，不然你会染上致命的风寒；穿上自由紧身背心，要不就难有良好的仪态；戴上有红色衬里的帽子，不然你会中暑。（对于帽子的看法，母亲和陆海空百货商店的观点似乎一直都是正确的。）总之，母亲的苦苦劝导都落了空。就在最近（1992年），我拜访了伦敦的一位皮肤科专家。他告诉我，那些在澳大利亚、南非和津巴布韦喜欢暴晒的白人们，为他提供了大部分收入来源。
从能自己穿衣服开始，我就没让别人帮忙过，而弟弟马上就要六岁了，却还在让别人给他穿衣服。弟弟那时候身体应该是很虚弱的，时不时就会患支气管炎。他躺在床上，额头盖着一条热毛巾，身旁热水盆里的冬青和修士用的香膏升腾着水雾。过不了两年，他就会拒绝“宝贝”的称呼，身体也会强健起来。
当我走进父母的房间时，父亲正在用厚重的皮带子往残肢上绑木腿；母亲已经穿上了哈罗兹的丝绸衬衣，此刻正在为她的宝贝儿子穿衣服。房间里，从自由百货买来的窗帘色彩如新，粉饰过的墙壁闪耀夺目，黄色的茅草屋顶正散发出新鲜的气息。但多年后，整座房子所在的山丘只剩下一片凌乱。
有一个房间下方是大片的灌木丛，一路蔓延到艾夏尔高地。在这个房间里，身着新棉质裙子的母亲、穿着农场卡其服的父亲，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在享用英国味儿十足的早餐：粥、熏肉、鸡蛋、香肠、炸面包、炸番茄、烤面包、黄油、果酱、茶，以及当季的木瓜，还有橘子。
母亲当时非常担心我们吃不饱。如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竟会吃掉那么多食物。如果白色的蛋泥或烧焦的面包被剩下，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父亲就会面露悲痛，让我们想一想那些还在挨饿的印度孩子。至于非洲大地上的孩子们也在忍饥挨饿，或者从我家窗口能望见的那些农场群落里，也有挨饿或营养不良的孩子，似乎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如何让大家明白，白人们在态度上是不一致的？这是写这本传记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母亲担心工人们的不良饮食习惯，让他们尝试着食用我家菜园里种的蔬菜，劝他们多摄入维生素，但他们都不吃卷心菜、生菜、菠菜和番茄。如今，这些蔬菜都已被所有黑人接受。工人们的开胃品来自灌木丛和各种植物，每星期还要酿造一次营养充分的啤酒。不过，他们杀牛吃肉的频率是一月一次。通常，他们的食物都是当季的玉米粉，或是未经加工过的、黄色的好东西，比如玉米糊、花生、豆子。这样的食谱在今天也许会受到营养家们的赞扬，不过在那时却刚好相反，因为肉类少得可怜。
那时发生的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然在我的整个童年，也发生过其他类似的事。那天，就像别人做过的那样，我和弟弟叫“男孩儿”给我们把鞋拿来——鞋就在当时的那个房间里，父亲突然怒吼了一声。对父亲来说，这种情况的确非常少见。他高声说，母亲怎么就敢这样宠着我们，还让我们放肆地叫一个成年人“男孩儿”？难道她不知道这样下去的话，两个孩子就会变得四体不勤、骄纵任性？总之，他绝对不会接受、也不会任由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父亲很少会发号施令，唯独这件事。整个童年时期，我都看到父亲在跟母亲抗议，他所流露出的情绪中，悲伤多过愤怒。父亲抗议的是母亲对待仆人的方式——她会要求一个男仆去房外的灌木里站着想明白，怎样准确无误地按顺序摆好餐具是多么重要，让他想清楚下次如何在梳妆台上布置牙刷和镜子。从很早以前开始，母亲的声音中就升腾起一种绝望的情绪（白人太太们的情绪），她对自己和家庭的认识都取决于英国的中产阶级标准。“看在上帝分儿上，”父亲情绪非常激动，可是在看到我母亲的痛苦神态后又放缓了语气，“难道你没发现吗？这太荒谬了。”“哦，不过这是他们的工作，难道不是吗？”
早餐过后，我可能会去房间里看会儿书，或者跟着母亲学习，学……总之会学习一些东西。我和弟弟去学校上学后，母亲就停止讲授她那些精彩的课程。但即便如此，她也从来都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教导我们的机会——对此，如今我心怀感激，也很想把这份心情讲给母亲听。
弟弟总是跟父亲去山下的田地，当然我也经常跟去。父亲坐在圆木或大石头上，看着男仆们用锄头翻地、搓玉米棒、拔花生，看着他们将满载着黑亮葵花籽的巨大而扁平的向日葵花盘砍下来。大多数男仆都穿着破布衣服，有的只缠着腰布，也有的穿着破旧背心和短裤，短裤是用穆萨沙树上剥下来的粉色树皮围成的。他们一边锄地一边聊天，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在用大棒子给花生脱粒，或压扁向日葵以挤出葵花籽的时候，他们还会唱起歌。工头老烟鬼过来跟我的父亲坐在一起时，他的两个跟班小青年就恭敬地站在他身后，很有可能就是半个上午。老烟鬼跟父亲刚刚结束一个话题，就又说起可能会下雨，然后又说有必要新建一个牛栏，或挖开一个新沟渠从农场群落那边引水过来，还会聊到那位荷兰助理的不足——可惜那个荷兰人干了没多久，因为原住民都特别憎恨他——接着他们又开始了哲学探讨。非洲人说话语速缓慢，中间会有长时间停顿，时不时说上一句“是啊……”。老烟鬼则说“是呀……”他语速缓慢地跟父亲交流了一会儿，又说“是呀……”父亲则说道：“对，就是这样。”老烟鬼有时是坐在原木上，有时干脆蹲坐在那儿，并用前臂压在膝盖上保持平衡——我和弟弟也学了他这个姿势，但感觉不舒服，因为我们骨子里带着欧洲人四肢僵硬的基因。父亲坐着，那条木腿向前伸着，他将帽檐压低到眼睛上方，以躲开强光的照射。他们谈论着“生命”和“死亡”，也经常说起“帕祖鲁大老板”（或是“上面的大老板”，即上帝），猜想“他”会有什么样的旨意。
与此同时，我和弟弟就在一旁观察着小鸟、变色龙、蜥蜴、蚂蚁，偶尔也会堆小草房。我们还会在蚁丘上跑来跑去地玩闹，常常吓到躺在灌木丛中躲避热浪的野兔。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一年又一年地过去……
满瓶的微温甜茶搭配着糕点和烤饼——老烟鬼会跟我们一起享用这份美食。时间匆匆地流走了。我家房子那边传来敲锣声，从中午十二点到一点，男人们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们自早上六七点就已经开始工作。锣声是马车的大螺栓敲击犁头所发出的。听到声音后，我们开着车回了家。
母亲整个上午都在忙碌，主要是为丈夫、两个孩子和她自己缝制衣服。她向来都聪明干练。有时，她也会制作食物，比如果酱和瓶装水果，且常常自己发明一些食物的做法，比如把牛吃的葫芦肉加工成蜜饯水果。她还会把发酵的姜水装进成排的汽油罐，酿出几十瓶姜汁啤酒。除了这些，母亲也像其他农妇一样自创了以玉米（当时还不叫“甜玉米”）为原料的食谱。那时的人们都很穷，或者说生活节俭，都在尽可能地省钱。正因为如此，对于利用自己栽种的蔬菜制作食物这一点，女人们向来都非常自豪。阿根廷与南部非洲种植着相同的农作物——南瓜、玉米、豆子、土豆、番茄、胡椒，还有洋葱。后来有幸去了阿根廷，我见到了同样别出心裁的食物。我们吃的绿色玉米或拌有芝士酱，或配以油煎饼和牛奶布丁，或配以土豆和南瓜煮成羹汤。玉米粉做的蛋糕和薄饼，也被添加进各式粥品和面包中。南瓜的做法不下十种，嫩花生也被加入到炖菜里，花生酱更是所有蔬菜和面包的绝配。
我们吃的食物……花样繁多。午餐可是一件大事，没有肉的情况绝对少见，因为那时，除了有特殊饮食习惯的人，没有谁能放弃吃肉。餐桌上有烤牛肉和土豆，或者牛排和牛腰饼、炖菜或肉馅土豆饼，还有从水井旁的菜园里摘来的五六种蔬菜，以及大块的布丁和芝士。
午餐结束后是午休时间。
“妈妈，妈妈，我还不困呀，我真的不困。”
这可不太好。不论是因为气候，还是因为生活在这样的高地上，孩子们午后都必须躺到床上去。（我的叛逆可能会成为对我不利的证据。）我恳切地求着母亲，甚至哭着求她不要让我躺下，可她的声音里只有对我的怀疑。“胡说什么！你哭哭啼啼的要干什么？”母亲不知道，我正面临着“永恒”——她盼着从抚育孩子的间隙中挤出几分钟，好给英国那边写封信。绿色的窗纱外罩上了橙色窗帘，抵住房门的石子也被撤了下来。“瞧，表就放在这里。”母亲把表放在我床边的烛台上。因为常常忍受午睡带来的痛苦，我早就学会了看时间。母亲把我的裙子拉过头顶，又把被单掀起来。我刚钻进去，她就转身走开了——她的心早就飞到了信里。看到她暂时将我遗忘，我终于开心地舒了口气。母亲关上她卧室的门，弟弟已经在里面睡着了，在她关上门的一刹那，我迅速地溜下床，把窗帘拉开，因为我讨厌它带来的闷热和黑暗。
我躺回床上，看着房顶，屋子里寂静一片。是啊，这样的日子总会结束的，就像已经逝去的昨天和前天。一只迷路的蜜蜂飞进屋里，不小心撞在了地板上，发出巨大的嗡嗡声。我本可以借口说要把它赶出门而再次起床，可我不敢再用石子抵着房门让它半开着。我平躺在床上，伸展着手臂，以主人的身份感受这个略染寒意的身体，感受心脏和脉搏的跳动，感受血液流动发出的声音。我蜷起双脚。我试着动了动手指头，一个挨一个，发现它们每个都在，都安然无恙。啊，一切都好！我嗅了嗅手指，发现上面还残留着胡萝卜和烤牛肉的味道。蒸布丁用的金黄色糖浆有着浓郁的甜味，我使劲儿闻着，鼻毛被粘得发亮。我的前臂有太阳的味道。当我向那些金色的毛发吹气时，它们就变得乖顺了，如同沟渠边上的长草被劲风吹过一样。一切都是寂静的，现在是正午时分，灌木丛里没有一丝响动，一切都沉浸在宁静之中。
突然，一只鸽子叫了起来，又有另一只回应了它。片刻之后，整个世界都充满了鸽子的叫声，山丘下传来它们拍打翅膀的声音，有只黑鸟从我的窗前快速地飞过去。我的肚子发出了咯咯的声音，我用食指戳了戳，可那声音却一路跑向了下面……幸好我已经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膀胱了，而且学会了忽视它向我发出的紧急信号：你是否应该带我去厕所呢？我像一个医生一样，双手向下摸索着，从大腿到膝盖处。膝盖附近的某处，如果戳一戳，肩膀后面就会出现扭动的感觉，这两处是彼此关联的。除了这一组，身上还有其他相互感应的地方。我一处一处地发现，接着又会忘记它们的位置，所以就得重新定位。“哦，这个在脚踝的正上方”……我仰面躺在床上，将两条腿弯向自己，用食指在踝骨附近按来按去。没错，就是这儿，一按，远在肋骨下的一个点就会有反应，说不上疼痛，可要是继续施加力道的话，我的脚踝就会被自己弄疼了。不过，我已经继续探索别处了，寻找着一个个神秘的感应点。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勇气看看那个表。半个小时怎么也快到了吧？我躺在这儿已经够久的了。我悄悄地瞄了一眼表——不，这绝不可能！它的指针一定是卡住了。我一把抓过来，使劲儿晃了晃。不，指针是走动的，一切都正常，时间真的才过了三分钟！我立刻发出低吼声表达不满；要是母亲听到我的响动，会不会进来呀？我赶忙闭上双眼，老老实实地躺好，假装已经睡着了。不过“假装睡着”是有风险的，因为很容易真的就睡着了，而我又觉得自己还不困。我躺在床上，将全部身心和整条生命都用来聆听一切风吹草动……一只飞虫被困在屋里，它在另一张床上，当它扇动翅膀时，我似乎听到空气里出现了一丝波动——我的猫咪朋友在那儿！我从床上跳下来，俯身靠过去。它正蜷着身体躺着，光滑的灰色皮毛随着呼吸浅浅地起伏着。它跟我一样，连呼吸都被关在了这里。午睡的半个小时总是没完没了。我相信它一定能理解午睡的痛苦。我用手指触了触它的脚掌，然后向里伸它的脚掌突然绷紧了，像细碎的月光般的爪子戳到了我的肉里，之后放开了。它低低地咕哝了一声，像是在说我还睡着觉呢。我只能转身离开，用力地扑到自己的床上，弹簧都被震得响了响。
看到猫咪在那儿，我感到很安心。它是我的伙伴，要是我叫醒它的话，它一定会过来陪我的，它那轻巧的身体会趴到我的肩头。可我还得继续躺着，不能动……外面的柴堆旁，男仆正在伐木，斧子缓慢地落下去，一声一声，像是钟表发出的咔嗒声。鸽子们安静了下来。我感觉到眼皮越来越重，决定让自己清醒一下，于是喝了几大口浓甜的温水。装水的玻璃杯中还冒着气泡，一个气泡就是一个小世界。我捡起屋顶掉落的一根茅草，用它追着杯子里的银色气泡，直到它们一个个都被戳破，就像被熄灭的生日蜡烛。
表盘上显示，刚刚才过去五分钟。我被痛苦扼住了咽喉，眼前的事实令我感到恐惧。斯科特太太说，永恒“不过是两个学期，仅此而已”。听到这句话时，我的父母就像往常那样，饶有意味地望着我，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后来，我去了修道院，再次背井离乡……永恒地。母亲从儿童版的《新约全书》中为我们读道：永恒，是指永远不会结束的时间。
我摊开手臂平躺在床上，眼睛紧紧盯着黄色屋顶（似乎离我很远）下的空间，脑子里想着永远不会结束的时间。永远不会结束，永远不……我屏住呼吸。永远不会结束，永远……我的脑子似乎摇晃起来，只想着那些慢下来的时间，那些永远不会结束的时间。有那么几秒钟，我突然好像到了那儿——太好了，它在这儿，我找到了它……我突然感到筋疲力尽。怎么也该到起床时间了吧？可钟表显示才过去十分钟。不经意间，我愤怒地大喊出了声，吓得自己赶忙用双手捂住了嘴，可是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母亲已经听到声音闯进来了。“怎么啦？你喊什么？”“表坏了。”我哭着说，“它不动了。”
母亲疾步地走向表，拿起来检查。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里，她刚把克劳克斯利牌信纸和信封铺开，坐在桌前，让自己静下心来。她回想着所有出现在她生活中的场景，斟酌着用什么样的词汇将其中的不可思议传达给她的朋友——黛西·莱恩，一个在伦敦工作的护士审查员。“这里一片荒芜。”母亲或许已经决定这样下笔，“每个星期，我们不得不用马车把水运上山来好几次，而且这里的人居然还在使用油灯！很难想象，你要是看到了这座房子会怎么说！当然，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在这一季种植了烟草，马上就要有一大笔钱了！”
此刻，母亲看着这个顽皮的孩子蹲在床上，脸上带着泪痕，可怜巴巴地望着她。她皱了皱眉头，心里不太舒服：旁边的房间里，乖巧的小儿子没有任何脾气就睡着了，可眼前这个孩子却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好像在给她上刑似的。虽然这么想，可母亲还是带着轻快的语气说：“你怎么又胡言乱语了？”她把孩子按回床上，一手掀起被单，“你要是再折腾的话，身体会烧起来的。”
“可是我不想躺着啦，我可以起床了吗？”
“不，还不可以。你躺下还不到十五分钟。”她说完就走了出去。
“永远……永远……”
小女孩跟着耶稣和门徒，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路向前走着。平日通往山丘底部的那条路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柔软的红色尘土，伴随着一阵微风，沙粒被轻巧地掀了起来，那些甲虫、蜈蚣和野兔留下的足迹渐渐地消失了。不过，他们正走着的是一条黄色的岩石路，而且在巴勒斯坦，因为那里才是耶稣所在的地方，可它干燥粗糙的路面却是波斯特有的。小女孩嗅到的不再是非洲、而是别处的气息。在那里，阳光散发着古老的气息，每一方空气中都流动着古老的故事。克索尔胡曾带领他的军队穿行过一处岩面，不过那是在耶稣降生前几千年……头戴条纹发饰的耶稣跟众人行走在一条布满尘土的小路上，赤裸的双脚踏在炎热的石头上。耶稣对众人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说的都是什么意思呢？在数百年前吗……小女孩希望自己永远不会长大，永远不会，可是每一天、每一觉都那么久，那么长，让她难以想象……但这还不是永恒，因为永恒意味着更久的时间，意味着无穷无尽。
在我旁边的床上，拢起的蚊帐里传出震颤的声音——原来猫在做梦，它的牙齿发出逗趣的声音。它在梦里面追逐着什么吗？就像梦见追逐野兔或家兔时，狗也会兴奋地吠叫出声。家里的狮子在哪儿？老虎又在哪儿呢？此刻，它们两个正躲在游廊的阴影里睡觉。乖巧的宝贝哈利在隔壁睡觉。父亲也躺在椅子里享受着午餐后的小睡。男仆还在用斧子砍着木头，困倦地熬着时间。母亲在给黛西阿姨写信，黛西阿姨也经常从伦敦给我写信，送我礼物，她是我的教母，所以还经常送给我跟耶稣有关的书籍。正是从这位阿姨送的故事书里，我读到了头戴条纹发饰的耶稣和众人走在黄沙中……数百年前，几世纪前。
愤怒的情绪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忧郁。这会儿，小女孩的腋窝冒着汗，头发也被汗水打湿了，她觉得自己沾满水汽的脸颊往下沉了一沉。她猛地跳了起来，走向另外一张床。可还没等她到那儿，没等她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冲动、小心翼翼地把身体蜷在小灰猫的周围，这只猫就向她发出了抗议的叫声，别打扰我睡觉。可是小女孩仍然一下下地轻抚着它，脸颊贴着猫咪。猫呜呜地喘着气，小孩的脸也随之起伏着，她慢慢闭上了眼睛。呜呜声突然停止了，下一秒又响起来，又停止了……房外，两只鸽子正在聊着天，咕……咕……咕咕。另一边，男仆的斧子慢慢地落了下去，举起又落下，一下，一下……
正在给英国写信的女人手中的笔停在空中。她面露微笑，思绪飘得很远，想着在一个冬日的晚上，伦敦的街道拥挤而又嘈杂，她和好朋友黛西在一起。黛西的个头不高，性格活泼逗趣，还没有结婚——和许多女孩一样，她的爱人在堑壕战中牺牲了。女人内疚地觉着自己没能尽享生活的乐趣。屋里，她正跟黛西坐在旺盛的炉火前，吃着巧克力或从余火里烤出的栗子。
天啊，女人惊讶地发现，居然已经三点钟了。必须赶紧叫醒孩子们，不然他们两个晚上又该不睡觉了。多丽丝那丫头可能还醒着，她可真是个易哭易怒的孩子，但说不定也睡着了呢。身边的所有生灵都在歇息，没有任何视线落在自己身上，女人享受了很安静的独处时间。她的丈夫在折叠长椅里熟睡着，鼾声清浅而均匀。两条狗伸直了四肢睡在外面，大大小小的猫儿们也在睡觉，其中一只蜷缩在“老虎”的肚子那儿。
卧室里，给她带来慰藉和喜悦的小哈利熟睡着，像一个婴儿似的，小手握成拳头举在脑袋边儿上。女人俯下身来，满目柔情地看了看儿子，轻轻地把他叫醒。她喜欢看他慢慢醒过来的样子，看他小声嘟囔着，然后把他散发着馨香的小身体拥在怀里。他的脸颊偎依在她的脖子上，好像全身都努着劲儿想重新回到母体。女人用了好久来叫醒儿子，慢慢地让他从睡梦中醒来，然后穿上衬衣和裤子。“去吧，去叫醒你爸爸。”她对儿子说道。接着，女人走进隔壁的房间，眼前的景象让她惊讶地捂住了嘴。孩子怎么不见了？难道她离家出走了？她平常总把这个挂在嘴边——当然，这不能当真。呼，原来她在那儿！她在另一个床上，拥着灰猫沉沉地睡着。“看吧。”女人肯定地说，“你终于累了，就知道会这样，我一早就知道。”她静静地低头看着女儿被眼泪弄花的小脸。女儿跟这只猫在一起，她感到愧疚，因为这让她想起被留在德黑兰的那只猫。可当时又能怎么办呢？毕竟，他们不可能带着一只猫奔波数月，还是只又老又丑的猫。当全家离开时，她还记得，女孩儿的眼泪就像倾盆大雨一样。这样的事可是头一遭，简直太荒谬了，实在是不合情理。
她没有触摸自己的女儿，只是很快地说了一句：“起床啦，你睡了足有半个小时啦。”她的语气中似乎充满了遗憾，夹杂着还未退却的思绪。
小女孩睁开眼，她的视线越过母亲，怔定地望着房间，就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感觉到脸颊处偎依着的猫咪，她立刻就露出了笑容。她向上看了看母亲，然后坐起来，晃了晃脑袋，汗湿的头发从脸上挪了开。
“我没睡觉。”
“哦，很遗憾，你的确睡着了。”母亲得意地说。
“我才没有，没有。”
“洗洗脸吧。我们准备喝茶了。”
游廊的茅草棚下虽然阴凉，但还微微发着热。喝茶的时候，全家人就坐在游廊上，吃着姜饼、酥饼、小蛋糕、大蛋糕和烤饼，配以黄油和果酱。“只有先吃烤饼，才能再吃蛋糕。”这被称为纪律和自制。趴在地上的狗朝着食物嗅着鼻子，猫儿们也向装着牛奶的碟子聚拢过来。小女孩小心翼翼地从房间里端出一碟牛奶，给她特别的朋友小灰猫品尝。她坐在地板上，瞧着猫咪舔牛奶，只见粉色的小舌头一卷，就舔进去一整口。它喵喵叫着，表达着谢意，接着坐下舔了舔毛发，让自己精神起来。这一切结束后，它走向了其他成员。
下午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充实，母亲会教授些知识，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加强我们对外界的认识。房子后面有一个树屋，是将厚木板作为平台放在穆萨沙树里搭建而成的。“快来我们的树屋，快上来呀！”我们大声喊着父亲。他努力地挪动着那条不太灵便的腿，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站上了第一层平台。紧接着，母亲也上来了。她给我们讲着英格兰的生活，声音里溢满悲伤。父亲忍不住打断她的话：“别这么哀怨啦，我的老太婆。你要知道，英格兰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啊。”接下来，父亲会跟我们说起另一个英格兰，那里有乞丐，失业的退伍军人在卖着火柴，还有那些头脑并不灵光的“聪明年轻人”在纵情欢乐，毫不在乎战亡的士兵和找不到工作的士兵。当然，父亲也会跟我们说起他在战争爆发前度过的美好时光，那时候他也曾参加各种竞赛，也曾整夜不眠地跳舞。
除了树屋，我们也会被带去农场，看人们如何处理动物的皮肉。新畜棚附近有一块平地，从牛身上扒下来的皮，有的被挂在树上等着风干，有的被切成条状，浸泡在充满盐水的汽油罐子里，但很快又被拖出来挂到树上。几个黑人男孩会过来对它们又拉又拽，使它们变得柔软，以便在农场派上用场——扎成牛轭围在牛脖子上，或束成马车和货车用的巨大中心系马轴，或做成床和沙发。牛皮风干后，被绕成小巨石一样的球体，储存在小屋里，以备使用。黑人小孩们也会在新牛皮的内部擦上盐和脂肪，来回移动和揉搓，这样经过软化的牛皮可以制作毛皮斗篷和地毯。
我们也会去制砖的地方参观。从高耸的白蚁冢上剥下来的泥土，堆放在一处平地上，加入沙子，倒入水，然后黑人男孩们站上去，用双脚踩踏着。作为白人小孩，我们也站上去手舞足蹈起来。母亲鼓励我们这样做，因为蒙特梭利说过，小孩子应该玩一玩泥和水。可实际上，我不是很喜欢。很多时候，我只是在扮演取悦母亲的角色。我并不喜欢双脚粘上泥，不喜欢大腿溅到泥，可是我仍跟弟弟以及黑人小孩们一起踩在泥地里。成团的泥浆终于准备妥当，看上去就像粪便。我和弟弟被逗得咯咯笑起来，但从没把发笑的原因告诉母亲。后来，一个制砖的男孩带来了模具，一个成年人把泥浆放进去，另一个人再把它们接过去扣在成排的稻草上。阳光很快就把它们晒干了，接着，晒干的泥浆被送入了烧窑内，孔洞里点燃的火苗，就像烤炉一样。不久，它们便出窑了——红色或黄色的砖块堆放在一起，孩子们在砖块周围攀爬，小心地平衡着身体。站在砖块上，灼热的粗糙感直达脚底，于是我们跳下来，再爬上去，一次又一次。母亲就在旁边，满意地看着我们经历这样的体验。
十亿年过去了。永恒过去了。太阳从天空落下，变成了壮丽的日落。这幅景象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而我还记得，自己独自站在那里，对远处燃烧着的那片天空心驰神往。我知道，我属于远方。我感到伤心又难过。我不属于这里，或者说，我不会在这里驻留太久，我将很快离开，很快——能多快？毕竟每天都看似这么久，这么久。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写了一首关于日落的散文诗，有很长一大段。后来，我的母亲把它寄给了《罗得西亚先驱报》，成了我的第一份出版文字。当时我对这件事的复杂感觉跟现在一样：既骄傲于自己的文字得以出版，也感到心神不宁，因为这些文字是我私密情感的流露，却要被其他人拿去阅读和分享，骄傲和怨恨的情绪正在我的心中交织。母亲告诉我，拉特先生夸赞了我，说我很聪明，小小年纪就在报纸上发表作品。可是我却暗暗发誓，下次再想写“散文诗”，我会把它当成自己的秘密。
日落时分，农场上哞哞的叫声此起彼伏，牛群从灌木地区被赶进牛栏。早些时候，在几英里之外的库杜地区有豹子出没。我们家离开农场前，人们还在艾夏尔高地发现过豹子的踪影。有时，农场主会打电话来，说豹子叼走了一个牲口。这里也有巨蟒，小牛是它们的美食。虽然这里的牛野性难驯，丝毫没有英格兰动物的顺从，但是在夜里还是会被圈进牛栏。到了清晨，人们就开始挤牛奶，一头奶牛是不够的，要五六头才够——当然不是那些瘦高的、有角的驼背牛。听说英格兰的奶牛，乳房竟然能触到地面，而且每一头奶牛的奶量能供应好几户人家。这些萦绕在耳边的话语将英格兰描绘成了一个物资丰富的天堂，但是聆听一些旅行见闻可以让你免受这些话语的影响。人们口中的英格兰绿草如茵，鲜花朵朵，奶牛像猫咪一样温驯——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吃晚餐时，孩子们必须吃下鸡蛋、面包、黄油，以及一块布丁。“把你的食物吃完！”“可我不想吃了。”“你当然而且必须吃完。”“我不饿了。”“你当然还饿。”
去第一所学校前，我一直在阅读——可究竟读了多久？似乎不太好说，毕竟我对时间的处理向来很随性。不过我确实知道，在我从烟盒上拼读出“香烟”这个词的时候，我发出了胜利的欢呼，而且没过多久，我就已经开始阅读书柜里的那些书了，虽然只是读了其中简单的部分。那些书都是经典著作，每本都套着深红色的皮革，里面是薄如皮肤的纸页，页边被镶成了金色。斯科特、史蒂文森、吉卜林、兰姆、狄更斯……我蜷缩在仓库游廊的一角，身下的床铺上是很滑的粮食袋子，闻起来有玉米粉的甜味。这里没有猫。我快速地阅览着《山的故事》，跳过了一半。我还读了《丛林故事》、《雾都孤儿》。我以略读的方式，读了一本又一本。后来，我发现父母在阅读《年轻的来访者》时又哭又笑，得知作者比我大两岁后，我也怀着崇敬的心情读了起来。可是我对书中的某些词汇不太理解，比如“井心”，什么是井心？是心掉在了井里吗？难道心不疼吗？的确，生活在神秘的大人世界里，只有开心、没有疼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远处有一座绿色山丘，没有一处城墙环绕。”为什么这首赞美诗要强调没有城墙呢？许多谜题和疑问缠着我，但最重要的是，探索带来的乐趣，或者说阅读这件事本身带来的乐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当然，我们并不只有大人阅读的书籍，儿童图书和儿童报纸也会从伦敦邮寄过来。
现在，如果一位雄心壮志的出版商肯发行一本跟《旋转木马》（Merry-Go-Round）规格相当的读物，再邀请一些跟瓦尔特·德拉·梅尔、劳伦斯·比尼恩、艾莉娜·法琼等水平相当的作者来写稿，会有可能一败涂地吗？
“这是电视，瞧……”
《儿童报》报道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现，似乎有关图坦卡蒙法老（Tut-an-Khamun）或奈费尔提蒂王后（Nefertiti）的陵墓，而这些都在儿童电视节目上播放。和现在一样，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孩子们应该加以保护，远离恐怖。可是也和现在一样，我们当时并没有得到保护。那些声音一刻不停地在我们的耳边萦绕：堑壕战、炸弹、照明弹、弹片、弹坑；有的士兵就在那些弹坑中溺亡；淤泥能够吞噬马匹，更不要说那些士兵；伤病员被送往皇家自由医院；有的伤员肺部充满毒气；跟母亲相爱的那位年轻医生溺亡了；带刺的铁丝网和无人地带；蒙斯天使；战地医院；因“怯懦”而被射杀的士兵……凡此种种，无休无止。这声音有的来自父亲，有的来自母亲，有的来自我们家的访客。这究竟有什么用呢？人们虽然维持着《儿童报》和《旋转木马》的温柔和理性，可是《新闻》（the News）却披露着眼下发生的事实，而且大人们还在不停地说啊说，说着那件在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战争。只要访客是男性，他们交谈的话题就会很快转移到堑壕战上。不，那个时候相异于现在的地方，并不是儿童暴力、色情或性虐待，而是那时的大人们非但没有迁就孩子们，反而期待孩子们去迁就自己。我不记得父母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这太为难你了”。是的，的确没有，他们只是在我冲破禁忌或类似的东西时，高兴地祝贺我。你不得不对《旋转木马》和儿童电视节目的老套玩笑进行比较，这样就能看出如今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堪！
在去大学校——修道院寄宿学校前，我还在其他两所学校学习过。第一个是紧邻索尔兹伯里的卢姆巴福帕克公园学校，创办者是一户叫作皮奇的人家。当时，我七岁，弟弟四岁，我们一起被送了过去。我被嘱咐要照顾好弟弟。不过不仅我喜欢弟弟，大家也都喜欢弟弟。他总是被十岁左右的大女孩照顾着，被她们当成玩偶一样带在身边。这是一个很有素养的学校，经营者是很儒雅的人，也就是“绅士”。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学校的女总管詹姆斯太太常常把它挂在嘴边。就像俄国知识分子如今称呼自己为绅士、不屑于谈论他们长达数十年的革命和平均主义那样——“我们家都是绅士和淑女”——詹姆斯太太总是这样说，似乎每说一句话都要带上这句。虽然这位英国中产阶级成员也面临着被殖民地的粗鲁同化的威胁，但是不同于其他成员那样自认为高人一等，詹姆斯太太跟那些俄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们是文化艺术和音乐艺术的继承者。詹姆斯太太像吉普赛女人一样，个头很大，皮肤很黑，留着一头黑色直发，就像奥古斯特斯·约翰画笔下的多蕾莉亚。她亲切而随和。当我写出跟花鸟有关的儿童练笔时，她就夸我了不起，还拿去展示给大家看。詹姆斯太太会给我梳头，而腋窝下面和双腿之间的地方，她让我自己清洗，因为她对这些事情有些恐惧。她会把我抱在她宽厚的腿上，伤感地哀叹世界的粗鄙、自己的厄运，还有女总管的身份。当父母来学校看我们时，詹姆斯太太就会把我和弟弟当作自己的教育成果展现给他们。在那里，我感觉不到丝毫的不悦。我总是沉浸在发现的兴奋和喜悦中。一座座美丽的花园遍布在山坡上——如今依然如此，台地、喷泉、水池、树林，简直美不胜收，人们到了周末就会从索尔兹伯里驱车来参观。
我在卢姆巴福帕克公园学校读了一个学期，那段时间可能有十亿年，甚至更久。不过在整理那两年的时间碎片时，我不得不承认，的确只有一个学期而已。我只能这么认为，即便感觉不可能，但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可以留在那里该多好！可是皮奇家破产了。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学校里的孩子们来说，这都是一场厄运。离校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它体现了这诸多回忆中蕴含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我们会抱着期待？
当时，西碧尔·索恩迪克（Sybil Thorndike）正在南罗得西亚巡演，她扮演麦克白夫人。大孩子们会被带去一睹她的风采。按照计划，我也是要去的，可是当天下午，马利亚·皮奇从度假的英格兰回来了。因为她来了，我就不能去了。她是一个大女孩，约莫十二岁。她向我走来，礼貌地说“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她：“我没关系，你不要放在心上。”可怎么能没关系呢？在内心里，我已经受到了世间最大的屈辱和伤害。那个有钱的马利亚·皮奇刚刚从英格兰回来——英格兰遥不可及的形象已经树立在我的脑海中——凭什么就有权去见西碧尔·索恩迪克？不公平……不公平……这件事让我感到愤恨。如今我倒很想知道，当时那种强烈的不公平感究竟来自哪里？当时我才七岁。据说儿童的不公平感是“与生俱来”的，是来自爱的背叛。可我的感受并不仅限于此，我所感知到的，是来自社会的不公正。对我来说，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那次经历带来的失望，就好像世间所有的冷漠都汇聚在了那一点上。这种不公正感无疑来自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无论我醒着还是睡着，他的声音都在我耳边，低语着战争、遭遇背叛的士兵、政府的蠢钝邪恶以及腐败，还有遭遇背叛的公允和信仰。
母亲决定送我们去斯科特太太那里寄宿。这位斯科特太太会让孩子们留宿在农场，并加以管教，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去埃文代尔的学校读书。（埃文代尔位于索尔兹伯里郊区，彼时紧邻镇边。）被编入适龄班后，我很快就被点了名，我记得一共被点到两次。在这个班里，我发现了成就带来的喜悦。一开始，那些阅读材料对我来说非常难，所以，我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跳读。尤其有一次，一则删节版的大人故事讲到，有一个男人被漩涡卷进了海里，眼看着就要被淹死，突然他又被海水抛了出来。这则故事用了很多诸如“大漩涡”、“涡流”、“淹没”以及“回流”这样的词汇。我挨个瞧着它们，可还是因为理解不了而感到挫败，但我发现可以借助上下文来理解。很快，这则很难的故事就被我拿下了。还有什么事能比孩子的发现更让人感到喜悦的呢？不过，如果说教室里充满了欢乐的话，那么，斯科特太太就是一切冰冷和痛苦的代名词，她跟“亲切”一点儿都沾不上边。
斯科特先生受雇于劳斯先生——那位拥有木材租约的先生。母亲将两个孩子送去了伐木场，让我们跟毕蒂小住了一段时间。她从来没有错过任何能给孩子们带来有益体验的机会，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进了帐篷。四周环绕着雄伟挺拔的大树，树上落满了蝉。这些树木一棵接着一棵地被砍掉了，它们将成为烟仓和矿炉里的燃料。
一个社会人总会乐于讲一些跟旁人有关的趣事来取悦另一些人，既然我已经是“社会人”了，自然也是一样的。我对斯科特太太说，斯科特先生——也就是她的丈夫——跟毕蒂道了晚安，而当时毕蒂只穿了一件衬裙。我的语气和我的父母一样——世俗、不以为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算斯科特先生用双臂环住毕蒂，将他那散发着梨牌香皂味的胡须按压在毕蒂的耳朵上，也不过是我所渴望得到的那种慈爱罢了。斯科特太太立刻就痛恨起了这个带来坏消息的使者，接着跟自己的丈夫大吵大闹起来。
我讨厌斯科特太太，她是个块头很大、相貌丑陋的女人，身上有一股汗臭味。她的丈夫同样身材魁梧，散发着臭味。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都没法摆脱他们。他们的床在游廊上，和我的床只有一窗之隔。我不喜欢我的床，床单是由野猫皮做成的皮毛斗篷和毯子。当时每个人都有皮毛斗篷，因为便宜，只需要相当于一颗子弹的价钱，以及利用盐和风处理兽皮所需的人工。皮毛斗篷有些味道，雨季时尤其浓重。我床上的这一件处理得极差，闻着有些污浊的气味。我躺在床上尝试着把头往外伸，想要呼吸外面进来的空气。这时，我听见斯科特太太正在低声哭着，说斯科特先生不爱她，而斯科特先生正安慰着她，说自己是爱她的，那个事不过是一个孩子说的。
此时此刻，我本可以在这里写下自己听到他们做爱的声音，写下自己因此受到的伤害。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不是事实，我所看到的事实都已经写在我的笔下了。斯科特太太跟我说话的时候，语气里从来都只有冰冷和讽刺。那儿也有其他孩子，可我只记住了斯科特太太的女儿南希，因为她总是在各种小事上欺负我。南希向她母亲打小报告，说我在学校时总绕到厕所后面看那脏兮兮的后墙，不过这样的蠢事我从来都没有做过。斯科特太太不能动手打我——我的母亲不会允许她对我动武——但是她打了自己的女儿，和她丈夫一样。我害怕她真的会打我，因为当我说那不是事实的时候，她并不相信我。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母，两人急忙向镇子赶来（事实上他们的速度并不快）。我做了这件事吗？不，我没做。要记住，说谎是不道德的。“说谎要比淘气糟糕得多。”父母相信我没有做那种事。弟弟在一旁咯咯地笑着。有趣的是，对于心爱的弟弟，我的记忆是如此之少，我只记得自己曾为他“出头”对抗坏孩子南希。
1927年，我七岁。那年的一月到六月，我很想家，因为我过得很痛苦。但跟现下学校里丑陋的言语和肉体欺凌事件相比，斯科特太太的冷酷和南希的恶意简直不值一提。年轻朋友们曾跟我说起那些在声誉良好的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这令我难以置信，并不是说那里的孩子们残忍——事实上，大多数孩子都是小恶魔、不受管教，老师们似乎无法阻止欺凌事件的发生。可我想，也许他们并不是无法阻止？不管怎样，查尔斯王子也说，在高登斯顿那所精英学校就读时，他的头曾被人扣在抽水马桶上。如果那片大地上身份最高贵的人都有此遭遇，那么普通人就不必奢望自己能有更好的遭遇了。我们是野蛮的民族。
那所房子和大花园被拆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路过那儿时，我的心中总是涌起一丝不适。我会扭过头，不去看它。在埃文代尔学校读书时，我成绩出色。如今那所学校还在，而且还是当初的模样。
母亲为我提供的诸多读物中，有一系列关于圣徒的儿童教育故事。比如，“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得到了上天赐予的玫瑰花冠，这让她的丈夫很羞愧，因为他曾批判过妻子的善行。”读了这个故事，对善良的渴望充满了我的全身。就在斯科特太太家房后的空地上，我用向日葵花茎搭了一座教堂，搭建教堂的过程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成就感。在我构思着如何建造它时，那些圣女的故事带着我超越了所有的困扰。干花茎很轻，是我的三倍高。我一边搬花茎，一边在脑子里想象着，自己正在建造的这座大教堂将得到上帝的祝福，我相信只要竭力去听，一定能听到上帝的声音——所有这一切，将保证我与圣徒们结为友伴。而斯科特太太却没有发现这些花茎的用处，她只看到作为燃料的花茎从码好的柴堆中被抽了出来。如果孩子们满脑子都是圣徒的故事，那么他们就会搭建教堂，向往着玫瑰花冠和唱诗班。这样的记忆足够强大，可以与任何记忆媲美。
为什么我会在斯科特太太那儿待了两个学期呢？也许是他们想让孩子们保守学校的秘密吧。再者，那里一直存在着“我们很穷”、“我们的生活很不如意”的压力——意思就是说，“我们”无能为力。读了“黑绵羊，咩咩叫”，我和小时候的吉卜林产生了共鸣。母亲也曾产生过这样的共鸣，可是在我哭泣的时候，她没有拥抱我，也没有说“哦，我的小宝贝，我可怜的宝贝”。我只好自己抬高手臂来挡住殴打——事实上没有人打我，有的只是冰冷的、带着讽刺的言语。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阅读《斯托基公司》（Stalky and Co.），书中对校园暴力有很多描写。文学作品所阐释的复杂世界，并不仅限于“它是不公平的”，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总之，我已经开始用文学的色彩给世界地图涂色了，这样做至少有两个益处：其一是提高自己对人类同胞的认识；其二是借此了解大千世界里的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本坏书无法告诉你人类社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它只介绍了作家自己，它也不大了解爱恨、死亡以及其他人类主题；不过，它可以告诉你很多关于某个时期或某个地方的信息——历史，还有事实、习惯、风俗。而一本好书，则可以兼顾以上两点。
不过，那个时代还没有坏书。之后的三四年里，从伦敦寄到农场的书籍种类和数目都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先写信索取，大概花一个月时间，订单会到达伦敦。书籍只能经由海运送来，大概需要三个星期——从港口运上开往索尔兹伯里的火车，再由另一列火车运往班基特，最后需要我们从车站取回来。
我还记得当时读过的一些作者和书籍，有约翰·班扬的《儿童圣经故事》和《儿童英语历史》。在十字军东征的故事中，萨拉丁被描写成了一个英国绅士。我也读到了许多战争和战役，包括克雷西之战、阿金库尔战役、滑铁卢战役、克里米亚战争。此外也有许多名人传记，例如拿破仑、本杰明·富兰克林、杰斐逊、林肯、布鲁内尔、塞西尔·罗兹。当然，也有儿童小说，比如《约翰·哈利法克斯先生》、《鲁宾孙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洛波狼》（来自美国，作者为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克里斯托弗·罗宾的故事、《黑骏马》、史蒂文森的《儿童诗歌》、《约克丛林历险记》，以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比伏牛》，讲了一头死于瘟疫的牛，我想故事应该发生在1896年。如果阅读时机刚好，那么这个故事将被每一位小读者铭记。我也读了《秘密花园》和《森林爱人》，此外还有各种小故事，它们描绘了冰岛、印度、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孩子们的生活，是关于幸福的孩子们的快乐故事。这相当于小读者口中的“约翰和贝蒂跟斯波特玩得很愉快”，但我猜，也可以说是挪威孩子们的滑雪、瑞士孩子们的约德尔唱法。
1927年年中，我终于从斯科特太太那儿回了家，然后前往修道院的寄宿学校。去学校之前，我被警告说，罗马天主教徒们会试图“逮住”我，所以我必须提高警惕。因为新教徒学生多于天主教学生，所以学校惯于向那些担忧的父母保证，孩子们的灵魂在这儿是安全的。按理说，它跟英国的修道院学校一样，比一般中学更具大家风范。我结识的许多女性都曾就读于修道院学校，原因就在于此。这所位于索尔兹伯里的修道院学校名声也很好，因为人们把它错误地比作了那些英国学校。
我接受了学校赠予的一笔助学金。在农场的第三年，我们家陷入了艰难的境地，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好转。父亲开始动手建造烟仓，因为靠种玉米已经无法致富。难道装着假肢的父亲不顾自己行动不便，打算在夜里多次起身，然后走上整整一英里的路，去检测烟仓里的温度吗？
家里本来无法负担我的校服费用，但有了资助，它们被堆放在了家里的椅子和床上：哔叽和羊毛呢材质的深棕色褶皱束腰外衣、浅橙色棉罩衫、棕色弹性腰带、装饰着棕橙色丝带的白色巴拿马式草帽、一件棕色轻便短上衣、深棕色短裤，还有许多背心和橙色短袜。只是瞧一瞧这堆行头，就让人感到压抑，不过幸好假期刚刚开始，时间还有的是。
那时，我们全家都在艾伦·亚历山大·米恩的笔下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就好像我们从未离开过英格兰一样。父亲是“屹耳”，弟弟是“小豆”，母亲是“袋鼠妈妈”，而我呢，就是那个胖胖的、活泼好动的“跳跳虎”。我的跳跳虎身份没有变过，直到后来离开罗得西亚。绰号这种东西，总能强有力地把人打回原形。我后来又成了“跳跳虎泰勒”、“跳跳虎威兹德姆”、“跳跳虎莱辛”，最后这个绰号比其他的还不靠谱。再后来，我被人叫作“跳跳虎同志”。我这个角色是个急性子，爱开玩笑，笨手笨脚，不会让气氛冷场——换句话说，要学会自嘲、认错、扮丑、承认自己无能。这是一个外向的角色。在这个角色下，真实的自我得到了保护，“跳跳虎”只是“女主人”性格的一个体现，那个健康活泼的“跳跳虎”总是活力十足。
但不管怎样，去修道院寄宿学校读书的不是“跳跳虎”，而是一个吓坏了的可怜小女孩。
1890年，“探险纵队”组建成立。就在第二年，帕特里克修女院长和其他五个修女骑马来到了这片殖民地上，而且很快就建起了医院。此后她们就被称为慈善修女。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当时的记载中就有这样的信息。帕特里克修女还建立了多米尼加修道院。她非常受人敬仰，人们提起她和其他几个修女时总是充满敬畏。我到了那儿之后，也发现了这一点。我想，那时候康斯坦莎修女和博纳文图拉修女还活着，她们就像那些无处不在的圣母雕像一样，默默地影响着人们。她们都是活泼而大胆的年轻女子，而后来担任管理职务的修女们则是另外一个样子。
修道院的主体建筑附有侧翼，镶嵌着大理石碎屑。走过碎石路面时，大人们会感觉脚不太舒服，而对一个孩子来说，每一步都像是在沙滩上的巨石之间攀爬，处处都是冒险。通往女生宿舍的楼梯很陡峭，每一级都差不多有大腿那么高，小家伙们得四肢并用向上爬，下楼时则是一级一级地蹦跳着下来，因为扶手高过了我们的头。我能够真正走下楼梯的那天，以及跑过碎石路面的那天，都是我通往成人之路的标记。宿舍（位于运动室上方）、饭厅、教室、病房——这就是孩子们对修道院的全部了解。整座建筑的大多数地方禁止孩子们入内，看起来就像是发生鬼故事的地方——在一个个巨大阴暗的房间里，到处都是身着黑色或白色长袍的修女，她们像影子一样飘来飘去。修女们也住在宿舍里，不过我们知道，她们的床被白色的帘子分隔成了独立卧室，像盒子似的。
“小家伙们的宿舍”是一个长房间，屋顶很高，床与床头尾相接，排成三排，总共有二十四张床。两侧有成排的高窗。在这个大房间里，或者说大厅，白天光线很好，且味道清新，到了夜晚却是另一番景象——里面放着一张小桌子，孩子们不得不绕着它走；桌子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圣物，蛋糕上搁着糖霜做的人像；桌子上方是一幅男人的巨像，他的头散发着光芒，就像暴风雨后射出的光芒，他仪态庄严，手指正指着自己鼓胀的心脏，心脏还在滴着血。供桌对面的墙壁上也挂着一幅男人的巨像，他的头上夹着一个用滨枣（很像生长在小丘上的那种）做成的大花冠，花冠上有一二英寸长的黑色毛刺，鲜血正顺着毛刺从他的面部流下。还有其他一些挂像，比如一个乱箭穿身的男人，箭头像豪猪刺似的向外狰狞着，每一个伤口都在流着血。在另一张画像上，一个女人手里托着一个盘子，里面是两块配以红色果酱的牛奶冻，可细看下却是她被切下来的乳房。还有一张画上是一个将要被烤死的女人，她面含笑容地站在那儿，下方的火焰就像巫婆的长指甲一样卷曲在她的周围。
前段时间乘车穿过慕尼黑近郊的时候，我在路上目睹了一个又一个骇人的基督受难雕像：它们分散在路旁，在涓涓细流中，也在林子里、旷野上、花园中。这些雕像让我想起了儿时修道院里用来教化我们的画像，它们每一个都呈现了流血和磨难的景象。修女们几乎都来自德国南部，而德国是希特勒所在的国家。我在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的时候，什叶派穆斯林正在举行庆祝仪式，祭奠死于1500年前的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个孙子——哈桑和侯赛因。我看到一条条街道上，成群的年轻男子或奔跑，或身形摇晃。他们在用沉重的链条或鞭子抽打自己，眼神因疼痛而变得茫然或震惊。最终，他们倒在了地上，被沿街早有准备的救护车救了进去。我的想法或许陈腐，但我觉得，人类这个种族的确是出了大问题。
这个巨大的“拷问房”里，有五岁到十一岁的孩子们。
等孩子们都躺到床上，灯就熄灭了，只有那颗圣心前的红灯还燃烧着，那血珠将整个房间都映成了红色。负责照管孩子们的修女就站在房间门口，光线被她挡在了身后，她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说：“你们觉得待在床上安全了，就真的安全了吗？你们以为钻到了被单下，天主就看不见你们了？那可就想错了。但你们一定又忍不住会这么想。你们脑袋瓜里装着什么，你们心里盘算着什么鬼主意，天主可是都知道的。你们这群坏家伙，竟然敢不听从天主，不听从为了天主的荣耀而照顾你们的修女。要是死了，你们就等着下地狱吧，等着被地狱炼火燃烧吧。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这话可一点都不假。虫子会一口一口地吃了你们，不会有尽头，永远不会。”她能这样一口气说上足足十分钟左右。接着，她又咒骂了一声，最终关上了房门，把我们留在了门后。
房间里响起了呜咽音，还有因恐惧而发出的低促的叫声。大点儿的女孩子会爬到了小孩们的床上去安慰她们。“她说的是天主教。”她们说，“我们可不信仰这个。”的确，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天主教的小女孩们是受放在枕头下的念珠、圣像，还有用瓶子装的圣水保佑的。
父母在警告我天主教徒会“逮住”我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我很清楚这一点，我知道他们肯定会因此感到震惊。不过，父母的话确实让我提高了警惕，毕竟，一个人可以选择信且存疑。我不知道这样恐怖的训话持续了多久。在修道院学校的第一个学期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我把其他的事情都忘了。我仅仅记得自己躺在床上，看着那个像新鲜肉排的巨大心脏向外滴的血，我相信自己看到了它在动，我相信自己真的能看见血细细地流下来，但我非常清楚这不是真的。小孩子们——当时我已经八岁，属于中间年龄——常常会在睡梦中哭出声来。有时，某个小孩会在睡梦中爬下床，在各个床之间来回走动，稍大点儿的孩子就会轻轻地将她引回到床上去。有时，梦游的小孩会固执地想要躺到旁边的床上，因为那里有一个温柔的小姐姐，等她真的爬上去睡着了，小姐姐就会轻轻地换到她那张床上去。对于这些事，修女们完全不知情。第二天早晨，许多床上都会留下脏兮兮的尿迹。孩子们当然会受到修女们的责骂和处罚——天主教小孩反复说“万福马利亚”，我们则是被警告和威胁。
修女们净讲些地狱炼火和不死虫的故事。我们淘气时，她们还会拿尺子打我们的手掌。各种琐碎的规定，多得数不清，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细节了，但记得这些规定曾令我们在私下里嘲弄那些修女——我们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蔑视那些管理宿舍的修女，拿她们的口音逗乐，并说“要不是脑子不灵，她们就能去教书了”。大部分规定都跟清洁有关——不是要我们必须清洗，而是不许我们清洗。对这些女人来说，保持清洁就是对魔鬼发出邀请信。洗手时必须把袖子放下来，只能洗到腕部；只有脸部可以用涂满了肥皂的毛巾擦洗；如果眼睛被刺激到了，必须求天主保佑解除疼痛。一星期里，我们只能洗一次澡。浴室的墙上倚着一块木板。修女们说，好孩子在洗澡的时候都要钻进那块木板。那块木板上给头部留了个洞，两端搭在浴缸上，洗澡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可是没有人愿意穿这个。因为一星期只能换一次内衣，我们身上都发臭了。孩子们写的全部信件都要经修女过目。在给母亲写信时，我把浴室里的规定写了进去。修女读了我的信，说我是叛徒，说我内心邪恶，让我另写一封。后来在期中假期时，我告了修女们的状，于是母亲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我们得到了宽限，一星期可以洗两次澡、换两次内衣。但即便这样，我们身上还是带着臭味。我们只能穿上脏兮兮的短裤和短袜。“虚空。”阿米莉亚（或布伦希尔德）修女说，“一切都是虚空。你们不应该太关注自己的身体。”
关于被尺子打手掌这件事，学校里流传着许多老套的传闻。我们一群女孩子讨论着如何用肥皂洗手掌，说到了之前有个小孩被尺子打掉了手，后来又安了一只假手。在这样的学校里，一件事情一旦发生，那么就意味着它永远地发生了。不过，对我们而言，最大的伤害不过是在手掌留下红印，因为修女们无权对我们身上的其他部位动粗。情况本来也许更糟，但是没有。我不记得发生过欺凌事件，恰恰相反，年龄大的孩子对待稍小的孩子总是很温柔。这些小孩子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痛苦。
修道院里的气氛是怎样的呢？简言之，“不良”——这是母亲最喜欢的一个词汇。对于发生的所有事情，她到底知道多少呢？为什么通过我的“告状”，她得知的是我们的洗澡次数，而不是那些狠毒的尺子，以及地狱炼火的训斥呢？当“跳跳虎”把这一切告诉她时，她只是开了个玩笑。她当然知道宿舍里那些残忍的挂像，因为她早已把这所修道院查了个透。但无论怎样，她曾经也接受过严厉且艰难的教育。
修女们从来没有尝试过“逮住”新教徒女孩，她们没必要这么做，因为周围充满了这种魔力和神奇。安东尼娅·怀特所著的《五月霜》（Frost in May）就描述了禁忌的诱惑，虽然她所就读的修道院学校的社会地位似乎更高一些。有时，大多数孩子都会想要成为天主教徒，只是单纯地想要成为天主教女孩们的样子：将手指浸入每个门口的圣水钵中；路过基督像和圣女像时在胸前画十字，并行屈膝礼；将圣像放在衣袋中；手腕上戴着串念珠。她们总是参加教堂里举办的各种特殊活动。大教堂在相当于一个街区的距离之外，每一天，祈祷和做弥撒的钟声不止一次响起。修女们的小教堂内也会传出清脆的叮当声。圣母马利亚的雕像看上去和蔼可亲、充满仁慈，很多人常常用架子抬着它走动。架子装饰着彩色的纸。尤其重要的是，修道院里有的地方禁止我们入内，因而充满了神秘感。孩子们觉得，这里的修女有好几百，可是真实的数字也许还不到50。她们中的大多数，我们从未见过。她们在厨房工作，为我们还有自己准备食物，还要负责打扫修道院的内部建筑和地面——这儿没有黑人仆佣。一些修女每天还要坐车去菜园，她们会在凌晨四点起床，有的甚至更早。如果在夜里醒来，你可能会听到甜美而高昂的诵念圣歌的声音，这声音就来自修女们的小教堂。外面时常会举行葬礼。如果苦苦哀求，她们也会允许我们这些新教徒女孩跟着天主教女孩们一起坐车去墓地。到了那儿，我们总会出神地盯着那个棺材：它的外观是小提琴的样子，颜色是明亮的白色和粉色，就像蛋糕似的。棺木上还用金色的字迹写着：哈莫妮卡修女，基督的新妇，愿她安息。“可惜她这么年轻就死了。”其他修女们说。十八、二十岁的年纪被认为还很年轻，这让我们这些幼小的孩子受到了不小的震惊，因为我们简直难以想象，自己有一天也会长到跟这位死去的女孩一样的岁数。
如今想来，那些年轻女孩应该是死于伤心过度。她们大多来自德国的贫穷乡村。在经济方面，这所修道院跟当时的欧洲相差无几。那个时候，德国还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济状况因赔款问题而雪上加霜。就像欧洲的许多贫困家庭那样，一些德国家庭也会把一两个女孩送去当修女，以减轻抚养她们的负担。这些女孩们到了数千英里外的异国他乡，在这片炙热的大地上做着繁重的体力活，再见家人的希望非常渺茫。她们唯一的安慰是，虽然自己孤独地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但可以让远在故土的家人活得轻松一些。记得有一次，我因为生病躺在病房里，一个修女走进来坐在我的床上（这是违反规定的）。外面响起了祈祷的钟声，天空映着火红的颜色。修女哭了，她一边哭，一边在胸前不停地画十字，说很想妈妈。然后她突然跳下床，请求圣母原谅她的行为。她让我忘记刚刚听到的话，接着跑出去了。她刚刚十八岁。
当时，我们对修女们的私生活做着无知的猜测。而今天，也许五六岁的孩子都会颇有见识地谈论女同性恋这个话题。修女们一星期洗一次澡，洗澡时身上裹着白布，整个过程中，那块木板都卡在浴盆上。看她们这么难为自己，我们这些孩子倒是得到了一些安慰。她们从不在镜子里看自己。她们的头发被剃光了。她们很少会换内衣。我们知道修女们穿的是什么，因为晾衣绳上挂了一大排白衣服。哔叽袍子下面堆叠着一层层的背心、短裤和衬裙，袍子上面又是另一件黑色的罩袍，还有打褶的头巾，然后是黑白两副面纱。修女们的气味真是太难闻了。
给我们教书的修女都是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们中）至少有一个是纳粹成员，穆里尔·斯帕克在她的自传中也写到了这所修道院的修女。负责教授音乐的是玛格丽特修女，她对我很友善。（我母亲一直坚信我是个音乐神童。）玛格丽特修女知道我母亲本来可以在音乐上有所建树，她会静静地听我母亲说自己受挫的雄心抱负。在那里的四年，她教了我音阶知识和练习曲，还告诉我许多伟大的音乐家，以及他们战胜困难的故事。她从未暗示过，我并没有音乐天赋。修道院里有一位帕特里克修女，据其他修女说，她来自爱尔兰，是一个真正的淑女，可是为了天主的爱，她放弃了一切。这位帕特里克修女又高又瘦，面容精致优雅，为人冷淡，谈吐却很诙谐，可有时也很刻薄。她偶尔会引用一句某个名人说的法语或拉丁语，可她又说，“不过我想，你们应该没听过他”，接着就叹了口气。
我很聪明，这标志着我的身份——聪明的小家伙“跳跳虎泰勒”。对我来说，学校的课程没有任何困难，考试也趣味多多。不过，我并没有准备就这么聪明下去，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只是顺应天性，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的聪明是母亲的延续，它就像我的音乐才能一样，硬是被拿出来供大家赞叹，或向其他农场主的妻子们夸耀，还是一种赢得奖学金和特殊待遇的手段。
书的世界才是我的乐园和宿命。可到了修道院，我必须努力争取才能得偿所愿。学校的图书馆里有许多房间，房间里装着满满的书，都顶到了天花板那么高。所有的书都用牛皮纸仔细包裹着，书脊上是用墨水写的书名和作者名。我觉得自己就像走进了一个藏宝洞，可图书馆的修女们却不相信，一个八岁的孩子已经读过《雾都孤儿》和《名利场》。她们坚持认为，我必须获得父母的批准才能阅读这类“不适合的”书籍。因此，我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很好，希望你们也都好。狮子和老虎怎么样了？波佩图阿修女说，我必须得到你们的批准才能读书，距离放假只有四个星期零三天零七个小时了，告诉哈利我爱他。”在等待回信期间，修女们督促我多读文学作品——堆满了两个长长的书架。若要对孕育出这些小说的道德氛围进行描述，“不良”这个词已经无法胜任。
这些小说情节如出一辙：
一个单纯的年轻男子或姑娘，偶然碰到了一个老成持重的人，通常是一位女性。她衣着考究，年龄稍长，一颦一笑都吸引着这个男子或姑娘加入组织。接着，这个新入会者就被邀请到一栋乡间别墅，屋子里全是见多识广的老人，他们的神情中透露着一丝神秘。这时，感到疑惑的小伙子或姑娘发现自己置身于损毁的教堂或森林空地上，眼前正进行着降神会、桌灵转或者一些神秘的仪式。突然——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选择！左手边的路指向撒旦教，而右手边的路通往繁重的修行，只适合愚蠢和胆小的人。
直到几年前看到美国电视剧《双峰》，我才见识了这种色情和巫术的混合产物。然而，修道院的小说里却没有那种荒诞的智慧。
这些小说并不像图书馆的修女们所认为的那么引人入胜。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说过降神会和撒旦。可是在修道院的四年里，我却被督促着阅读这些小说。如今当我问天主教的朋友们时，他们表示对这类书籍一无所知。或许当时，某些虔诚信奉神灵的英国图书馆正在精简图书，当整理到这些书籍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些书浪费了也挺可惜的……有啦！就把它们送给那些非洲的异教分子吧！”
我在那所修道院里待了四年，或者也可以说是永远。那个时候，我总是伴随着清晨的钟声起床，不相信自己能够熬过这漫长的一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另一天又开始了，接着又是一天。想家的情绪狠狠拽住了我，就像是一场疾病。对，就是疾病。六十多岁的时候，我曾被悲伤压垮，当时我想，天啊，我曾度过了怎样的童年啊，可我却记不起它到底有多糟。在修道院时，我渴望的是什么呢？是家。我想回家，想要我的母亲、父亲和弟弟（他八岁之前没离开过家），我想要我的狗和猫，我想靠近灌木丛里的鸟儿和其他动物。我想……我渴望……我盼望着这种痛苦可以结束。可我无法相信它会结束。我曾跟其他人交流过彼此的记忆，这些人在七岁时曾被送入英格兰的学校读书，他们中也有人像我一样记得这种痛苦。现在一定有无数回忆录和自传可以做证，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入学校的孩子们，曾承受过怎样的痛苦。我们都知道，把孩子送进寄宿学校是一件可怕的事。尽管如此，有些人在七八岁时就被送入学校，对自己所承受过的痛苦也记得一清二楚，如今却对自己的孩子做着同样的事情。这多少透露出人性中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或者说，英国人个性中的一些东西。
能在持续的痛苦中挨过那四年，确实是出乎意料的，可是每当回忆起在修道院的日子，我还是会沉浸在悲伤之中。
回家后，假期的结束似乎离我很遥远。虽然放假的天数是确定的，大约六个星期，有时只有四个星期，但因为每天都是漫长的，所以一个星期绵延成了时间的海洋。
这两年间，弟弟一直待在家里学习函授课程，而且渐渐地，他开始拒绝被叫成“宝贝”或“小豆”，他坚持让别人叫他的名字“哈利”。同时，他也拥有了一样与生俱来的东西：强健的体魄。在我的记忆中，哈利最早是一个乖巧的小宝贝，被人抱在腿上，常常是我；后来，他成了一个活泼好动的男孩，踩着踏板车从山丘上冲下去，之后又换成了自行车，松开刹车向下猛冲。他会出现在又高又大的树上的顶端，会像小羚羊似的跑过房顶。跟这片地区的其他白人男孩一样，他身材修长、健壮结实、皮肤被太阳晒黑了。他的膝盖总是伤痕累累，短裤总会被撕烂。因为从日出到日落，他一直待在太阳下，眼睛被晒得发了炎。
母亲常常给我们读小飞侠彼得·潘的故事，讲到“彼得飞了回来，却发现窗子被关着，于是又飞走了”，她的嗓音突然就变了。“不要放在心上啦，我的老太婆。”父亲赶忙安慰她，“这并没有那么糟糕。”但对母亲来说，这确实很糟糕。她构想的所有事情，没有一件会发生。她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孩子们身上，尤其是她的宝贝儿子身上。可是呢，她的宝贝突然之间好像变得不在意她了。
有趣的是，孩子们都会通过反抗来保护自己，但方式不一样。我总是顶撞母亲，后来还顶撞了父亲。可弟弟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总是礼貌地微笑着，无论是当母亲让他吃这个、穿那个，让他这样或那样思考，让他把其他农场上的孩子当成俗人看待，还是当母亲要他以为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二流国家”的时候，他总是微笑地回应。不过，即便弟弟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也是在母亲规划的范畴之内。弟弟去了鲁扎维学校读书，这是一所仿照英式化管理模式的预备学校；后来他还加入了海军，虽然他自己并不想这么做。直到结婚，他才算自己做了个重大决定。现在看来，我认为弟弟当时做出的所有反应都是本能的消极抵抗。
我求母亲再给我生个弟弟或妹妹。虽然她已经是一个母亲，但是我的这个请求一定是让她感到了为难。“求你了，妈妈，求求你，我一定会帮忙照顾的。”“可是我们养不起。”母亲说。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后来她又说：“你爸爸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可是他当时明明还那么年轻啊。我对婴儿的强烈渴望中，混杂着我的思家情绪。我确信这种强烈的渴望，是想要弥补那些也许我们在出生时就失去了的美好。可当我伤感地想着再不会有别的小婴儿时，我突然意识到，“宝贝哈利”对我和母亲而言都曾是一样的宝贝啊。此后，无论是在这个地区的哪里，我只要看到婴儿或小孩都会喜欢得不得了，也不愿意离开他们，我会恳求大人们让我带回家。我对婴儿的这种热情在我们那儿成了个大笑话——当然是善意的那种。“你们家的丫头这么喜欢小孩，她真是太有意思啦。”
母亲的床后挂着在自由百货买的印花棉布，现在已经开始褪色了。它遮住了一个用石蜡箱子做的书柜。书柜里有一本皇家自由医院的妇产科学手册，讲的是分娩产子的过程。我躺在母亲的床上，研究着胎儿的生长阶段，看到孕妇的肚子逐渐鼓起，我想象着，孩子就这么被生了出来。这种共鸣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几乎都要相信——没错，婴儿确实被生下来了，此刻就躺在床上。这样的幻想带有色情的成分，但只是幻想，并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这个出现在幻想中的男性是谁呢？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男孩，我喜欢他，也在想象着跟他组建一个家庭。
因为母亲，假期生活大事小事不断。我们接受教导，阅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故事。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其他农场做客，当然，他们也会来访。当各个家庭聚在一起时，家长们会让孩子们去外面玩，不过那根本不是玩——我们会尾随动物，然后躲起来观察它们；我们也会观察鸟类；我们试着在布满灰尘的道路上分辨足迹，或者在礁石上寻找含金的矿石。弟弟得到了他的第一支气枪，每看到一只鸟，他都会射击。玩具枪把这群孩子分成了两队——男孩们玩射击，女孩们玩过家家。只有我和弟弟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灌木丛里玩。
无论是我们家自己去野餐，还是与其他家庭一起外出野餐，母亲都很好地发挥了社交才能。我们开着载满食物的车，向着灌木丛中的某处空地进发。到了那儿，我们会生起火，烤些香肠和鸡蛋，躺在树下看着月亮升起、给星星起名字。要是有别的孩子在，我们就会一起唱歌，有《小镇边的比赛》这样欢乐的歌，也有《仙纳度》这样悲伤的歌。我们唱的是美国歌，不是英国歌。
整个假期，母亲每天都要召唤我和弟弟（单独或一起）几次，为的是教我们一些东西。当她或父亲在灌木丛里发现头骨或骨架，或含金矿石时，她就会把我们叫过去。母亲会用沸水煮小鸟或其他动物的骨头，等肉全部掉下来以后，就教我们认识骨骼的构造。她还会打破鸡蛋、拆掉鸟窝，或者把蚁穴切开，给我们看白蚁的花园、育儿室、道路和美术馆。她甚至让我们看蛇蜕下来的皮，以及蜘蛛卵和蛇卵。她也会把花和叶拆开，并让我们画下来。
与此同时，战争的话题没日没夜地进行着。有时，山丘上的这座房子里挤满了穿着制服的人，但都是死人。当然，这儿也有因战斗致残的士兵。有一位利文斯通先生，他跟父亲一样装了木腿，但他对假肢的控制远不如我的父亲灵活。还有一位麦考利先生，他的肚子前面安了一块铁板，以防肠子流出来——大家是这么说的。在穆里的屋子里，一个坚忍的女人正暗自伤心，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子都死在了堑壕战中，现在只有一个儿子还在她身边，代替他死去的父亲和兄弟照顾她。夏托克家里有一张照片，是个可爱的男孩，战争时期，一枚鱼雷击中了一艘船，船被炸了个洞，而这个孩子就是从这个洞里被吸入大海淹死的。有时，看到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谈论起战争，我就会想要跑出去，如果父亲恰好看到我的动作，他就会大喊：“没错，这就是那个大忌讳！这就是‘一战’！这就是它的真相！”
我有个疑问——当然，确实很奇怪——我在修道院里待了四年，在这四年里也度过了很多假期，而且它们一旦开始就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假期里我拥有许多快乐的体验，比如外出野餐、全家出游，还有猫和狗的陪伴，也抱了小婴儿，我还跟弟弟在灌木丛里走了一整天，还曾熬夜看星星……尽管有这么多的欢乐时光，可是黑暗和痛苦却更强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听到的第一件事大概就是战争。因此，即便没有修道院里那些受苦和流血的人像，没有那些饱受折磨却面带微笑的圣人，结果对我而言可能也是一样的。假设修道院的画像里只有令人愉快的树木、原野和慈祥的面孔，那么战争是否会对人产生更强烈的影响？还是说，我们的性情中本来就存在一种东西，是它让我们承受不幸和记住悲痛，因此长达数天或数星期之久的欢乐时光才会不如痛苦那么深刻？这个疑问已经远远不是个人问题了。
在修道院时，我曾有一整年都躲在病房里。我真的病了，感染了B-Coli菌（当时的通用叫法，这是一种肾部感染，患者会发高烧）。我总是打报告去病房，虽然我的症状模糊，却被要求待在病床上。母亲把这看成我“身体纤弱”的迹象。而我呢，当时只知道自己很想家，却不知道吸引我去病房的是安东尼娅修女。她是一个仁慈且亲切的女人，如母亲一般照料着我和所有其他的病人。这些假想的疾病既有好处也有坏处。首先，我因为“身体纤弱”暂时逃离了母亲的固执——她执意认为我是很聪明的，“就像过去的我一样”，而且还总拿我向邻居们炫耀。我知道，电话刚挂断，或者我们家的车刚开走，这些邻居就会嘲弄起来：“哼，她以为她是谁啊？”可是比邻居们更糟糕的是母亲那旺盛的精力带给我的压力。她坚决要我做个聪明的孩子——如果我数学考了七十分，那么下次就要考满分，这样，我会很快得到奖学金，然后去英格兰读书。其次，母亲请了医生给我治病、让我吃药，而我只能接受。父亲说，这感觉就像是回望覆盖在无人地带的冷雾，甚至是毒气云。疾病无孔不入。为什么医生总是按照母亲说的话去做呢？因为母亲要求医生们把她当成同行看待，“我是伦敦皇家自由医院的护士。”她懂得的知识跟那些护士一样多，甚至更多。我总是被带去哈金斯医生那儿，有些检验还需要用到导尿管。现在我知道自己当时患的是膀胱炎，但在那个时候，即便是最轻微的炎症，都会被当成某种重病的征兆。当时我一想到导尿管就会尖叫起来，因此医生们给我注射了麻醉剂。
很多理由可以解释母亲的这种执念。人们也许会问，一个女人究竟为了满足什么样的需要，才会让婴儿从出生几天后就开始保持“干净”，才会每天都花上数个小时将孩子“举在”便盆上——或是让其他人来做这件事？答案是，当婴儿变得“干净”后，母亲的职责就不存在了。等到自己掌握了对膀胱的控制时，那一刻的自由令我非常欣喜。我喊道：“不，不！我不用便盆，我要大人用的坐便器。”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要别人每天好几次地盯着我的排泄物看。宝贝哈利很快也“独立”了，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我的鼓励。更重要的是，我们当时的确受到了各种疾病的威胁，我们全家在第一个雨季就得了两次疟疾。那个时候，人们确实会死于黑尿热，这种病应该是由疟疾引发的，其迹象最早见于尿液中。在我的整个童年，血吸虫病都是一种持续的威胁，同样，它的迹象之一也是尿中带血。这些疾病如今只需服用几颗药片，可在那个年代却预示着久病甚至绝症。母亲的想象会引发灾难——我怎么可能不明白？我原来可是护士呀！
看到自己的孩子跑在满是蛇的灌木丛里，母亲非常希望能够用上自己的那些知识和技能。“你的鞋跑哪儿去了？泥土里可都是肮脏的病菌。帽子怎么没了？你会中暑的。吃了奎宁药了吗？你又想得疟疾吗？你们要是不听我的，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在十月份到第二年四月份的整个雨季中，我们早晚都会服用奎宁药。那个时候是亮粉色的巨型药片，能让你的耳朵都鸣叫起来。
医院的病房很明亮，我躺在洁白的床上，听着外面响起巨大的祈祷钟声，屋里的墙壁上只有一幅小巧的圣母像。我在病床上不停地读着书。如果出现某些病情恶化的迹象，母亲就会让心有埋怨的丈夫驾车过来。她在病房里对我查看一番后，会叫医生进来。去医院就诊……医生来出诊——虽然大家一直忙碌着，但总是虚惊一场。与此同时，我在学校的生活也时不时地中断。若说我对哪些事情心怀恐惧——用戏剧化的形式来表达，即母亲声音中突然迸发出的激动，还有来自死亡、医院以及身体羸弱的威胁。
父亲遭受着疾病的威胁，这就像一股暗流似的，在那些年里挥之不去。木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经常生病，当锡诺亚的医生给父亲看过病后，我听到母亲和医生在低声交谈。“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卧病在床一年的人很快就康复呢？”“你说他有炮弹休克症吗？”
父亲勇敢地对抗着木腿带来的不便。当我看见利文斯通上尉只在安全和平坦的地方行走时，我才恍然意识到，父亲是多么努力地应对自己的假肢。他会下到深深的矿井里——把身躯窝在一个桶中，那条僵硬的腿伸在外面，他会敲敲井壁，让桶旋转起来。他的声音从井下传来：“等等，别动！”矿井上方的放线盘就会停止放线，桶的旋转也会随之变慢，接着他又向深处去了。他也会拖着木腿在刚刚犁好的田地里行走，而他脚边都是巨大的石块。他还会驾驶着那部旧车去任何地方，穿过草地、灌木丛、崎岖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并没有修好的道路。当他后来成了一个淘金狂的时候，他甚至会带上探锤和探测杖跋涉数英里寻找金矿。他的这些行为终于让他病倒了。
我爱上了一群男孩中的一个，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是谁了，但我记得那时自己会梦见他。我在树屋的平台附近折了段树枝，用绷带把它扎好，接着将绷带弄湿，嘴里还小声念叨着男孩的名字。现在我知道了，这种表白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安慰。我觉得爱上一个莽撞的男孩很有趣，而更有趣的是自己在试图运用魔法，我自己却不知道它是魔法，况且我的父母也都是理性的人。是本能指引着我对环境善加利用，指引着我通过这种可能已经流传了数百万年的魔法，去对自身以外的世界施加影响。对于我当时的做法，想必任何一个巫师都能明白。
我说服善良的安东尼娅修女，让她相信，我之所以逃进病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和其他女孩合不来。即便看起来每个人都抱怨我太过早熟，但这并不是我们合不来的唯一原因。我可以用另一个场景来解释，在特丽萨修女的看护下，十个或十二个小女孩坐在长餐桌周围，手里织着粗笨的棕色长袜和短裤。女孩们炫耀着自己的假期生活，纷纷说自己去了德班、开普敦，甚至英格兰。我也跟她们说了自己最珍视的假期体验——在广阔的田地里拔玉米棒，还把玉米粒剥下来做成奶酪点心。我讲完后，女孩们彼此交换了嘲弄的眼神。修女立刻夸奖了我的谦虚和节俭，而我只能硬挤出笑容，接着低下了头，对自己的言行有些懊悔，之后再没说过一句话。
寄宿的学生几乎都是农场主的女儿，但我很快发现，这些女孩和我并不一样，倒是和镇子里走读的女孩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她们对灌木丛一无所知，甚至好像还有些怕它，也不学习务农方面的知识。从修道院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让母鸡抱窝、照管鸡和兔子、给猫狗杀虫、淘金、从礁石上取样、做饭、缝衣、使用牛奶分离器、搅拌黄油、坐在吊桶里下矿井、做奶油乳酪和姜酒、在材料上画钢印图案、做纸型、踩灌木杆做的高跷、开车、把鸽子和珍珠鸡射下来烹饪、腌蛋——除了这些，我还会许多其他的事。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由衷地感到快乐，而我生命中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够带给我比这更大的快乐。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一种属于孩子的快乐——能够自己动手做一些事情，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为家庭做贡献，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受到重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