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冷冷清清地开幕了。
在世人的眼里，这无非是代表国民党一党利益的大会。这一点，连青年党也不得不承认。就在开幕的前一天，青年党的一位成员对马歇尔讲：“国民政府的真正意图是，成立一个仅仅是名义上的联合政府，而实际上，所成立的将依旧是一个一党的政府。”
蒋介石也深知这一点，“国大”召开的前一天，他在国民党党部会堂召开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会议上说：“今天我们面临着本党危急存亡的关头，要渡过这个难关，就只有同心协力，牺牲小我。各位同志要知道，这次国民大会开会的时期，乃是本党与共产党反对派最后的一次决斗，这次决斗，比20年来任何决斗都重要，都困难，我们全体同志在这次决斗中，是生则同生，死则同死，成功则整个的成功，失败则整个的失败。这次大会可以说是本党为革命而斗争的舞台，我们党员有没有革命家的志气和风度，就可以在这里看出。”
蒋介石也看到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宣传工作的巨大影响，他说：“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步骤，是如何在这恶劣的环境下，打破共产党中伤本党的阴谋。现在共产党最成功的一点便是向国际上宣传，说本党一党专政，实行独裁，说这次国民大会是一党的会议，必将制定法西斯的宪法，这种错误的观念，以讹传讹，已经深入外人的心里，使政府外交上的运用，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而增加了许多困难。我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就是要用事实来打破共产党的宣传，使共产党无法藉口。”
大会原定代表2080名，实到1485人。大会秘书处宣布说，虚席以待共产党代表和其他未到代表的参加。第三方面只有青年党、民社党（中途参加）及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和英、法等国的外交使节出席大会，以示祝贺。马歇尔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在他的使华报告中，他这样说：“我认为我是最好不出席，因为我不希望在人们心目中被看成是附和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方针，而司徒雷登博士的到场则是履行外交上的官方礼仪。”
马歇尔的话讲出两层意思，一是他不愿意被人们认为他支持国民党继续独裁；二是他对这个“国大”的擅自召开也确实不满。
“国大”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内战将无限期地打下去，而中国政府将仍然是独裁的一党政府。而这样一个政府的命运早为美国政府的有识之人估计好了，也等于宣判了美国对华政策根本目标的死刑，只是缓期执行而以。
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说：“此次大会的任务是制宪”，称这是“国民革命的最后目标”。宪法草案的修改，由国民党指定了几个人承办，经蒋介石亲作删改，再交立法院及吸收几个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的成员“审议”，再冒充政协宪草，交大会通过。
所谓的《宪法草案》仍以《五五宪草》为基础。《五五宪草》是继1936年5月5日《临时约法》、1913年《天坛宪草》、1914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4年《中华民国宪法》、1931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之后的第六部宪法。国共双十协定中，中共就提出了包括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五五宪草》的主张，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国民大会案和修正宪法案。
“国大”制定的所谓“宪法”共12章175条。其内容完全违背政协决议精神，取消了联合政府的责任内阁制，恢复了的总统独裁制；取消了地方均权、地方自治的原则，实行中央集权制；取消了人民民主自由和民族自决的保障，以立法形式确定了总统个人独裁的统治制度。
还是在这个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宪草演说。他的中心意思是五权宪法还要他自己来行使。他说：“我相信，假如我自己来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我个人本来没有统治的欲望和兴趣”，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同胞。但目前大多数同胞还没有这种能力和习惯故仍须“以治权保护政权，培育政权，养成人民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说来说去，宪法虽然要产生，但因民智低下，仍不能实行宪政，当然仍要实行“训政”。
对此，中共《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指出其目的仍是继续“训政”，并指出：“民主不能由独裁者制造。”
谈判之门从此被国民党关死。
为揭露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停战协定和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阐明我党的立场和态度，周恩来在“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下午，在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内举行了告别性记者招待会，这也是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会场仍在梅园新村17号南楼的大饭厅内，周恩来已是多次在这里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了。会议厅中央放置用6张吃饭的方桌拼起来的大桌子，上面铺了一块白布，桌子上放着玻璃杯和烟缸。桌子两边摆放了几十张椅子。进门靠北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军事组工作人员绘制的大幅“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形势图”，图上许多红蓝线纵横交叉着，红线标的是国民党区界线，蓝线标的是解放区界线。
招待会定在下午2点半召开，但很多记者中饭后就赶来了。
新闻界的朋友们都知道国共谈判因“国大”的召开而陷入了僵局，周恩来离开南京就意味着国共之间的破裂。大家都想通过采访周恩来了解一下国共双方军事斗争和政治谈判的内幕。今天，到会的记者特别多，有的报馆出动了近十人，连总编辑都来了。到了2点多钟，不大的会场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加上各地来采访“国大新闻”的记者，就更显得人多了，连窗外都站满了人。来得晚的，只好站在墙角和挤在门口。
在记者招待会门前桌上的签到簿上签到的有：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法新社、印度自由社、《泰晤士报》、《时代》周刊、《生活》杂志、《纽约先锋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新闻报》等驻京记者及国内10余家报馆记者。招待会前，工作人员向记者散发了中共的书面声明和历史文献社编选出版的《政协文献》、《整军复员文献》两本书。书面声明指出：
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已于昨天开幕了。
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政府当局在政协开幕时所宣布的四项诺言，从较场口大打直到李、闻暗杀案，已被国民党特务统治破坏得一干二净。政府改组迄未协议成功，和平建国纲领遂亦无从实行，而对许多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国民党当局不仅不准其依照纲领规定维持现状，且欲实行“接收”，不允则实行武力占领。军事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军民分治，但现在国民党政府的各省主席几无不以现役军人充当。宪草审议在重庆既未完工，中共代表当即有全部保留之声明；政府迁南京后，国民党当局更将其一搁至今，从未再议。国大问题的协议，是政协开会期中最后一个妥协。
国民党当局保证不开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并保证通过政协审议完成的宪草，其他党派方允许十年前一党包办的代表得保留在区域与职业的代表名额之中，且必须增加各党派代表与解放区代表。在内战完全停止、政协决议已付诸实施、人民自由权利已获保障及政府改组之后，才能够召开国大。这样的国大，才算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现在开幕的所谓国大，不只违背上述决议及其精神，而且连开会日期或延期也由一党政府决定。代表名额，据11月15日上午已公布者竟达1580人，在原协议2050人中，已侵占其他党派名额410人，尤其是已侵占解放区200代表名额至140人之多。可见这一“国大”是彻头彻尾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所谓空出名额等待中共参加，既系破坏政协，又属完全骗局，实际上只是想骗取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参加，以粉饰国民党当局个人独裁的面目而已……
中共书面声明严正谴责了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大”是违反政协决议和全国民意的，中共坚持反对和不承认这“国大”，并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很多记者一边翻阅着中共书面声明和这些过去的决议，一边相互议论着眼前的破裂局面，感慨不已。
2时半，周恩来准时出现在会场，他还是身上穿着那一套在政协开会时穿过的黑呢中山装，彬彬有礼，目光炯然地站到了长条桌前边。人们纷纷入座，逐步安静下来。这时，只见拍摄记者的镁光灯闪闪不停，照相机开关声不息，忙着拍摄周恩来的各种镜头。
“留出时间让你们发问吧，我愿意回答一切问题。”周恩来一边向大家点头示意，一边朗声说道。他没有把书面声明再念一遍。于是，口头提问和递字条的一个接一个来了。会场气氛热烈而紧张。周恩来站在会场中间镇静从容地回答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记者问：“周先生认为现在已不可再谈了吗？”
周恩来答：是的，自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召开后，已把政协决议破坏无遗，政协以来和谈的之门已被最后关闭。他具体说道，一党单独召开的“国大”，违背了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不但这一“国大”的开会日期未经政协协议，更重要的它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政治协议的“国大”，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与精神，必须将政协决议次第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始能召开。
一个记者问道延安的军事情况。周恩来详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形势图”说：“就在国民党政府下所谓‘停战令’前后，胡宗南即在陕甘宁边区南线集中了十个旅、马鸿逵在西线集中五个旅，马部距边区仅十公里左右。在全国六个降落伞大队中，已经抽调两个大队集中西安。据我估计，国民党政府作试探性进攻不久，之后将大举进犯。下停战令后的第二天，就有14架国民党飞机在延安上空示威，企图压迫中共参加‘国大’，但这是徒劳的，中共绝不会在刺刀下屈服。”
周恩来右手叉在腰间，左手指着地图上标着蓝线的解放区，坚决地对大家说：我们一直在自己区域里自卫，但假如政府继续进攻，特别是进攻中共和解放区的中心——延安，那就逼着我们从蓝线里面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
这时，国民党一家反动报纸的一个记者站起来，语调激昂地向周恩来责问道：“报纸上常常登载中共屠杀农民的事，苏北逃出来的农民都在骂中共，这是为什么？”
“这位先生对农民那么关心，我很钦佩。”周恩来沉着地回答，但如果你认为从农村出来的都是农民，那我们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苏北人民是拥护我们这样做的。至于说“中共屠杀农民”，如果事实那样，就无劳蒋主席派兵去打，中共早就自趋灭亡了。
在场的很多人认为周恩来说得在理，无不会心地点头微笑。这时，周恩来手里已经积了好几张字条，他抽出一张念道：“有人问，‘对外传中共和苏联的关系有何感想？’请问所谓‘外传’是什么？‘传’些什么，是不是关于密约之类？”那个发问者吱吱唔唔答道：“我们脑子里也很笼统，”这句话一出口，引得哄堂大笑。
周恩来却很严肃地说道：“我们和苏联人士的交往是在如鸡尾酒会之类的外交场合”，大家又笑了起来。周恩来接着自豪地说：20年来的事实已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一切靠自力更生，比如我们这次回延安去，要吃饭就要参加生产，自食其力，只要我们永远勤勤恳恳做人民的勤务员，就会有事做，有饭吃，永远有新的活力，永远有新的希望，这是我们的光荣。周恩来双手摊开，作了个手势又说，我们愿意把这种光荣分赠给诸位。
国民党《扫荡报》的一个记者突然挑衅性地问：“假如国大通过对中共下讨伐令，中共将何以自处？”
周恩来冷静地笑了笑说：那有什么不同呢？早就在打了，我们南京人早就准备坐监狱的。他接着又激动地说：抗战前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磨擦，胜利后一年纠纷我们都经历了，再二十年还是如此，我们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不背叛人民，永远依靠人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一定会有出路的。周恩来逐步恢复了平静，转而温和地对发问者说：假如你是替我们耽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要紧。大家原来都很紧张，听了周恩来这句话都笑了起来，那个发问者却灰溜溜地低下了脑袋。
有记者问：“如何评价第三方面的努力？”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问的好。一个月来，南京商谈一直有第三方面的辛勤努力和积极斡旋，中共方面曾不断提议商谈形式可以不拘，但必须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办事。惟均被政府当局拒绝。现在召开的一党“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并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政府当局11月8日“停战令”的欺骗性。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利益“合法”化。照这样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要陷入苦痛的深渊。
话题转到第三方面，一个记者又问：“青年党参加‘国大’后还能再称‘国大’为一党包办的吗？”
周恩来气愤地回答：一党包办的性质并无改变，因为这一“国大”是以近千名代表10年前一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作基础的。政协时因为改组政府、宪草修改原则等一切决议都成立了，而且政府还保证在国大中通过由政协审议完成的宪草。这样，我们才作最大的让步，承认这些旧代表。但是，现在政协各项决议一条都没有实行，而“国大”却仍以旧代表为基础。其次，这一“国大”的召开不是经各党派协议的，而是一党召开了之后，再请其他党派参加的。青年党的参加，也是单独和政府交涉的。
有记者问：“请问周将军战争的前途如何？”
周恩来回答：可以假定两种前途，一，国民党多占城市就须多付代价，过去已损失了35个旅，占的城市都是空的，我军的主力未受损失，渐渐地他的损失达到1/2时，占的城市和交通线就保不住，那就逼得他考虑新的问题。二，国民党一面占领许多地方，一面又消灭了我们的主力，那就叫做胜利。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胜利他永远也得不到的。
问题一个接一个，几乎无所不包，其中不乏挑衅和故意刁难的问题，但这一切都没有难住周恩来，他始终站在地图前侃侃而谈，时而语调激昂，时而妙趣横生，时而是冷静的分析，时而作诚恳的解释，他精辟的话语无不令到会记者感到折服，并由衷地赞赏：“周恩来真是位卓越的政治家！”
两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就要结束了，和这位谈判十年的中共将军告别，新闻记者们或许由于和他接触比较多的缘故，都不自觉地感到有些惆怅。
“几时回来呢？”
这是招待会上问得最多而又最恳切的问题。“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周恩来铿锵有力的回答久久萦绕在人们的耳旁，回响在会场上空。
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的行为，充分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通向和平、民主的道路被完全堵死。同时，战争初期的实践证明，革命根据地军民只要在长期战争中，坚持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法，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就完全有把握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国大”召开之时，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延安的包围，国民党政府驻延安联络官已做好撤退的准备，决裂的架势，已经明显摆开。
人民军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军事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四个月战争中，人民军队共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达到30万人，其中起义、被俘和毙伤的各约占一半。人民军队损失兵员12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2.4倍。而且人民军队的伤员大约80%在伤愈后仍然归队，但国民党军队很少有人归队。
四个月的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的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等解放区中心城市。人民军队收复或攻占了48个城市。面对这一形势，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蒋介石认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下决心关闭谈判的大门。
毛泽东在总结了七八九3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后，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并且预计，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强调实现这种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的召开，中共中央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来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的事实中得出来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进攻延安给各局的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代替了前一阶段使用的“自卫战争”。因为形势证明，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抗战胜利以后的人民军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武装，从此有了一个响亮的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使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中认识到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
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公开的称呼是国民革命军。直到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才明确提出：“建立工农的革命军”。但各地起义武装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的称农民革命军，有的称土地革命军，还有的称游击队。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发《军事工作大纲》中，才明确规定：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共4.6万人。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国民政府令其改变番号，但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八路军。以后，经过谈判，南方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又改编为新四军，还有的改编为抗日义勇军，有的改编为抗日游击队。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名称也各不统一。
1945年10月，各解放区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次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以此同时，各战略区的部队都陆续进行整编，先后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
1946年11月以后，各部队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次年，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通令。规定：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和野战军两级，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编制。团和分区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人民解放军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