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大”召开日期的临近，为蒙蔽社会舆论，欺骗善良的人们，蒋介石专门召集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研究军事行动和宣传工作。会后，陈立夫和彭学沛进一步行动起来。报刊上不断公布了一些人们感兴趣而无法兑现的施政方针，以收买人心。诸如，“肃清官僚资本”、“实行宪政，推行民主政治”、“整编军队，务使军队国家化”等字眼不断出现在各报刊杂志上。
在一系列的和平攻势下，第三方面开始动摇了。
在马歇尔公馆，罗隆基及第三方面的人士与马歇尔、司徒雷登又继续讨论起国共调停的问题，罗隆基建议再由美方来帮助恢复两党直接谈判。
司徒雷登认为第三方面都调解不了，美国调人更无能为力了。他摊开双手说：“事已如此，还是开过‘国大’，看看形势发展再说。”显然，他是依照蒋介石的意旨，想把第三方面的代表留在南京参加“国大”。
就在三人小组会召开的同一天，张君劢赶到了南京，召集第三方面人士在南京大行宫交通银行再次讨论第三方面参加“国大”的问题。
张君劢说：“蒋介石对‘国大’的延期不是不可能的，我曾经私人向蒋介石谈过这个问题”。
“国大”延期？与会代表精神为之一振，立即有人附和说：“怎么早未想出这个好主意！”
于是，大家马上就集中力量来讨论“国大”延期的问题。有人提议延期半年，有人提议延期3个月，亦有人提议“国大”开幕后休会，等到和谈有某种结果后，把通过宪法、组织政府等事项都纳入政协决议案的正轨程序上去，莫衷一是。其实，张君劢早就有“国大”延期召开的念头，不过未到提出的机会。在上海，他就与重庆时就从民盟中分裂出去的青年党成员进行多次沟通，希望以第三方面的名义在调解国共和谈中捞取政治资本，为加强参加政府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谁知，蒋介石就是不买他的账。眼见“国大”就要召开，只好赶快再使出“国大”延期的诡计，如果能够搞出点眉目来，同样使第三方面既能光荣参加“国大”和政府，又能向蒋介石邀功，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
张君劢坚定地说：“明天‘国大’就要召开了，事情已经到了第三方面赶快下决心的紧要关头，我看还是给蒋介石写一封信。”
有人连忙附和：“我同意给蒋介石写封信，建议‘国大’延期1个月召开。”又有人补充说：“蒋介石不是担心我们不提供参加‘国大’的名单吗，信上签的姓名就作为出席会议的名单”。
会议室有现成的砚台笔墨，当场推定无党派的胡政之老先生起草给蒋介石的函件。
建议信文字不多，要点是请蒋介石将“国大”延期1个月召开，以便进一步进行国共和谈之协商。信函写好后，在场的人士立即签名，并当场推选莫德惠、钱新之、王云五、缪云台、胡政之五位代表于当日下午4时往见蒋介石，当面送交函件。
莫德惠，1883年生，吉林双城（今黑龙江）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长春铁路公司副监事长。
王云五，1888年生，广东香山人。早年入同文馆学英文，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总统秘书，后任教育部教育司科长。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等职。
钱新之，1885年生，浙江吴兴人，名永铭，以字行，晚号北监老人。天津北洋大学和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毕业。1917年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随后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上海银行分会会长，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银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曾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筹款，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董事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任上海地方维持会理事、副会长。曾与青帮头目杜月笙等组织上海各界抗日后援会，并为蒋介石筹措经费。
胡政之，1889年生，四川华阳人，当时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大公报》总经理。1945年3月曾作为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缪云台，云南人，民族资产阶级人物。
这封信，原先多数人不同意签名，经过张君劢等人分别活动，结果都在上面签了字。
离开交通银行，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没有回家，把信的原稿拿到梅园新村给周恩来、李维汉看。
周恩来从励志社参加三人小组会刚到梅园新村，他接过信看了一遍说：“你们上某些人的当了，”见沈钧儒等人有些不解，他进一步说：“且不说蒋介石会不会同意你们的意见，既然签了字，就意味着赞成国大的合法性，如果蒋介石同意你们的意见，延期了，但和谈没有成功的机会，你们也就失信于人了。这是自投罗网的错误做法！”
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急忙赶回交通银行把他们的签名涂掉了。
当日下午4时，莫德惠、钱新之、王云五、缪云台、胡政之等五位所谓社会贤达带着函件准时去总统府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听说信上涂掉了几个人签过字的名字，他马上问：“涂掉的是什么人？罗隆基涂了没有？”五位贤达就把信交给了蒋阅看，并据实回报，力请延期一个月。
蒋介石说：“依照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国民大会应于本年5月5日召开，但中共与各党派拒未提出其代表名单，俾各党派可于此四个月间，作一切这商谈与准备，对于此点各党派曾表示异议，谓政协会议同意改组政府之步骤尚未实行。惟余欲有所说明者，自政协会议闭会以来，此半年间，一般情势已大有变迁，关外东北严重之战事发生，旋又蔓延及于华北，而中共军队之整编，迄未照协议之方案而开始实行。此种状况之政治协议遂未能获得成果。”
蒋介石又说：“现国民大会依法之代表，均已如期报到，国民大会岂有再延之理。如若延期，势必增加政治军事之不安，而加深人民之痛苦。”
蒋介石目光盯着莫德惠、胡政之，阴沉着脸地说：“中共不出席国大，现在看你们社会贤达，是为国家还是为中共？”莫、缪未敢吱声。胡政之冒昧地劝蒋介石：“找个办法延期开国大，这于政府威信也不妨碍。”当场遭到蒋介石的训斥：“按期召开国民大会，实系国家盛衰之重要关键。”
蒋介石又说了许多如果延期一个月，困难太多的话。为敷衍这五位“贤达”，最后，他说：“既然各位一片诚意，就延期三天召开。”
情况已经很明白了，蒋介石拒绝任何方式的商谈，要的就是中共方面接受他的八条。蒋也知道中共是不会屈服的，为了欺骗诱惑第三方面人士，故意让第三方面人士疲于奔命的两头跑。
在国民党的利诱与高压下，第三方面中某些党派和一些所谓的“社会贤达”开始剧烈动摇起来。
12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出席第三方面在交通银行的会议。会上，就是否参加“国大”发生了争论。张申府、沈钧儒说出了涂去自己姓名的内情，左舜生火了，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
陈启天也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表面上，陈说的是张申府等人，实质上矛头指中共。
周恩来立即驳斥说：“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等当场拂袖而去。
至此，第三方面的分化已经渐趋明朗，青年党、民社党和所谓社会贤达的一部分人要参加“国大”，以民盟为主的中间派尚在动摇。
于是，周恩来对在座的第三方面人士说了一番感人肺腑，情真意切之言。他说：自离开上海，20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政协召开决定于“双十会谈”，有国共谈判才产生政协，有政协才有第三方面。现在国民党要我们交名单，就是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的关系，昨天有人答应交名单，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事情牵涉到全体，变成中间人背着我们去跳火坑，违背了政协决议。我们十分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而把中共踢开。……我们对将继续挨打无所畏惧，我们党就是在围剿压迫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
陈启天说：“青年党陷16字中，即‘内外夹攻，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啼笑皆非’。”
吃饭时，李维汉对罗隆基说：“你们的建议，我们是反对的，你明知我们反对，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们？国民党想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用心是把中共踢开，你们也应该知道。政治家做事应该光明磊落，我们决不强求别人和我们一致，但应该讲究信誉。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
饭后，周恩来又向第三方面人士表示：蒋介石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与共同决议，对这个独裁者，我们是要同他斗争到底的！
当日晚，周恩来通知董必武、李维汉等同志到他的房间去开会。大家一起分析了当前严峻的形势，周恩来作了各地分头做第三方面工作，争取多数人不参加“国大”，粉碎蒋一党国大合法化的阴谋结论性发言。
会议结束后，他立即起草了告中共中央并吴玉章、叶剑英、方方等的电报：蒋介石为拉拢第三方面，欺骗人民，宣布“国大”延期，我们态度是坚决停开“国大”，即使第三方面参加，中共也决不去，社会贤达六人为换取三天延期已答复参加“国大”，青年、民社两党必继之，民盟分裂已不可免。
12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出席第三方面会议后，又分别访晤了司徒雷登、马歇尔，向他们表明态度，周恩来说：国民党政府应停止召开违反政协决议的“国大”，否则应负分裂责任。周恩来在致马歇尔备忘录中说：政府如真有和平诚意，就应恢复一月间第一次停战令所规定双方军队之位置，然后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当天，中共代表团包括驻沪办事处和四川省委又有30多人乘飞机返回延安。
14日，“国大”召开的前一天，第三方面人士在交通银行举行最后一次集会。参加“国大”一事已到了最后抉择期。第三方面的分裂已在所难免，民盟代表再次表示不参加“国大”。无党派人士莫德惠、胡政之等人决定晚上向“国大”报到，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由曾琦向蒋介石面递名单。
由于国共之间的斡旋已难以为力，大家坐在一起也无话可说。
会上宣布：第三方面自明天将不再集会。
会后，青年党宣传部长左舜生对记者发表谈话：“功罪是非，见仁见智，一切惟有听当代贤豪以后历史学家之公断。”想以此为遮羞布掩盖他们完全倒向国民党去“吃官饭”的行径。
民盟留南京的中委在蓝家庄民盟总部召集了一个紧急扩大会议。会议很快统一认识并通过了“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的正式严正声明”，并以民盟代表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罗隆基五人的名义向社会发表。声明指出：按照政协决议，召开国大的各项手续完成之前，决不参加“国大”。但未就民盟成员民社党参加“国大”发表评论。这个声明，当天早晨就派人送到南京的各报馆。但是，在“国大”丑剧锣鼓喧天的当儿，没有任何报馆敢于发表民盟的这个声明。
当晚，民盟主席张澜由重庆电话通知留南京民盟代表：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决不可稍有变动，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在他的影响和吴玉章的工作下，无党派人士邵从恩也拒绝参加“国大”。14日，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又向记者发表公开谈话：“绝不参加一党包办的‘国大’！”当日，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及全国和平运动大会联合发表宣言，反对一党国大。
留沪“国大”代表谭平山、李济深、褚辅成、孟宪章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停开“国大”。
郭沫若就政府宣布他为“国大”代表一事也对记者说：这是政府片面的宣布，不符合政协原则，我绝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