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南京签订。
晚上，国际联欢社举行了庆祝“中美商约”签字的招待酒会。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司徒雷登大使和美国商务部施麦斯在出席了签字仪式后，又赶来参加招待酒会。
外国驻华使节和国民政府要员也出席了酒会。
“中美商约”共30条68款，该条约主要内容有：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与中国商品同样的待遇。美国向中国出口或从中国进口商品，不受任何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若遇“任何危难”，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可以进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的签订，使中国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专用市场。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各种原料、制成业品的税款数目享受中国国民待遇。这就中国政府失去了关税保护权，失去了国家极其重要的主权。与此同时，政府又批准陈纳德的空运公司在中国经营空运事业，美国公民可在中国全境任意居住、传教、设学校和经商，美国船舶可以自由出入于中国港口，不交过境税。美国人李度还担任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掌握中国海关全权，这和清代以来由英国人掌权是一样的。
难怪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使节得知“中美商约”签字后，纷纷表示要加强与国民党政府的沟通，争取享有与“中美商约”共同的权力。
在光怪陆离摇曳的灯光和欢快的舞曲中，来宾们尽兴地喝着，跳着。
晚8点，蒋介石偕宋美龄也来参加酒会。
宋美龄捧着酒杯，面带笑容，来到司徒雷登面前表示祝贺，并主动邀请他跳一曲。
司徒雷登刚答谢说自己不会跳，宋美龄就被从上海赶来的吉伦将军连请带拉的乘虚而入，抢走了。
蒋介石来到马歇尔面前说：“今天是令人高兴的日子，感谢美国政府，也感谢马歇尔将军。”对于“中美商约”，虽然外交部和商务部也曾有些微词，他们认为完全还可以增加一些约束条款保护中国民族经济。但是，被蒋介石骂了个狗血喷头。蒋认为，他们都没有战略头脑，在中共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和颇具实力的武装面前，只有与强大的美国建立牢靠的联盟，才能尽快消灭中共武装，战争才稳操胜券。
始终处于矛盾心态的马歇尔知道，“中美商约”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但在这个“国大”即将召开，国共两党矛盾尖锐的节骨眼上签字，对于实现他的调处使命又是机不逢时的。他举起酒杯，与蒋介石碰了一下：“为中美友谊干杯。”
马歇尔还想再说点什么，蒋介石打断他的话说：“‘中美航空协约’，‘海军协约’政府正在审视，不久，余也要签字。与盟国的友谊，是牢不可破，源源不断的！”
蒋介石的话是有根据的，在“国大”召开不久的1946年12月8日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海军协定》，12月20日，签定了《中美航空协定》，次年7月3日又签定了《中美双边协定》。12月14日，联合国会议宣布会员国在未经驻在国的公开同意应撤退所有驻外军队，蒋介石却在20日签发了政府指令：……美国驻华武装部队系由中国政府之同意而驻扎……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行政院长张群。
马歇尔被盛情相邀的宋美龄拉下舞池，跳起欢快舞曲。
针对“中美商约”的签定，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指出：4日签订的中美商约，乃不平等条约废除后首次签订的最不平等条约。因为美国在经济上占绝对优势，而中国在经济上占绝对劣势。他又指出：此约一签，政府将以出卖中国主权换得更多的借款与投资，加强统治和扩大内战。
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陈家康的讲话，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评蒋美商约》社论，不承认蒋介石的卖国条约。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此商约是“为袁世凯、汪精卫不敢作的。……比汪精卫在日汪密约中所承认的还多。”延安青年及各届人士的代表，提出建议把11月4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11月6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他回延安的电报，他当即电告中共中央，目前的工作在揭露美蒋的欺骗，打破第三方面的幻想，故稍留几天再回延安。
应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周恩来、董必武在积极做第三方面工作，揭露美蒋相互勾结，卖国内战阴谋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反战、策反工作，布置在国统区的武装反抗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的应即建立；凡条件未成熟的地区，采取隐蔽待机的指示，南京局广东区党委迅速作出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随后派出大批干部回内地，加强党的领导，充实和扩大原隐蔽的武装力量，恢复和发展游击战争。闽粤边工委结合本区情况，提出“稳扎稳打，能进能退”的游击战略。
云南省工委在此前后派出多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建立武装据点，到1947年发展到18个县，他们还派人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掌握武装和开展敌军工作。
广西省工委派出大批党员到农村开展反“三征”斗争和建立武装据点，1947年夏秋之季，全省有20个县举行武装起义。湖南省工委也于1947年开始在湘潭县建立武工队。
一直坚持武装斗争的琼崖特委，初步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中共安（安顺）紫（紫云）边区领导小组（属贵州省，但此时贵州无省级党组织）于1947年建立了工农革命游击大队。这期间，周恩来、董必武还加强了对中共秘密党员、民主党派和其他社会关系联系的进步力量的联络，密切掌握国民党的动态，进一步开展策反工作，并从国民党内部了解大量的机密情报。
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反战将领因看破内战的前途，通过各种关系秘密与中共主动取得联系。11月初，周恩来收到李济琛关于陇海线及徐州附近国民党非嫡系部队有关的情报后，立即报告中共中央，派出专人开展对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孙良诚、冯治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争取工作，建议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张云逸等加强对这些部队的工作。
8日，董必武电告山东野战军司令部陈毅、张云逸、黎玉：韩练成部已从华南调山东，不愿内战，请派人与之联系。17日，周恩来、董必武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孙良诚部移防后已派人来接洽。吴化文、张岚峰部拟与孙部一致行动，请加紧配合上述三部的工作。以后，又根据了解的情况，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请派员去商邱做西北军旧部的工作。次年2月，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秘密起义。
为了做好代表团撤离南京后，南京与延安的电讯联系，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安排，负责代表团电讯工作的童小鹏通过可靠关系，亲自在南京城内建立了3处秘密电台。一处是由报务员刘昌文和译电员鲁非负责，地址在白下路附近，房子是通过延安电影摄影师程默的叔父租下的。这两位年轻的同志正在热恋中，经组织批准就在这里结婚了。第二处设在珠江路，由报务员杨家德和译电员林泽敏夫妇负责。第三处秘密电台是利用国民党空军电台的一个进步青年的关系设立在中华门剪子巷，由苏北调来的报务员兼译电员的王家瑞独立工作。由于周恩来返延安后，代表团的电台一直工作，这3处电台没有正式启用，但在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撤退南京后，都交给了南京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后来有的留在南京，有的到了香港。
与此同时，周恩来利用国民党还不敢公开与中共决裂的时机，与冀鲁豫黄委会委员赵明甫去联总驻南京办事机关，与塔德处多次洽谈，争取黄河复堤工程的经费和物资，催促行总拨款、拨粮和归还抢走的物资。
一天上午，一个自称中央大学的女学生冒险闯进了梅园新村，执意要找邓颖超。
原来她是在邓颖超重庆时联系的地下党员胡润如。
1938年，17岁的胡润如在湖南桃源县入党。党组织分配她和女同学王品素、王华冰一起到国民党20集团军的妇女宣传队工作。1940年，她们又来到重庆在国民党军政部妇女工作队。这样，组织关系就转到南方局，由邓颖超和张晓梅与她们联系。
皖南事变后，由于形势紧张，邓颖超通知她们立即分散隐蔽。后来，又对她们说：“你们还年轻，上学去吧。”胡润如考上江津县白沙女师学院附中，王品素考上音乐学院附中。上学期间，胡润如仍在重庆红岩、曾家岩，由邓颖超联系。邓颖超爱怜地说“小胡子，以后要变成大胡子了，今后不要依赖别人。要独立作战，学好功课，广交朋友，做好群众工作。不要经常回‘家”’。
在重庆，邓颖超给她讲形势，讲任务，对她十分亲切，生活上也很关心。胡润如是公费上学，虽然吃饭有了着落，但穿衣很困难。邓颖超把她从延安带来的手纺毛线和毛呢送给她和王品素。1945年胡润如考上中央大学历史系。她在学校组织了读书会，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又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6年春节，她到曾家岩50号和邓颖超一起吃了一顿饺子。她是多么高兴啊！她离家多年，早就把党组织当成自己的家，邓颖超是她最亲近的大姐姐。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胡润如也随之到了南京。由于邓颖超的明确交待，她和一道返回南京的地下党员，一直在开展工作，很少到梅园新村来。最近，她听说中共代表团要离开南京了。她是多么舍不得呀！她再次来看邓颖超，提出想到解放区去。
“小胡子，你怎么不守纪律，又跑来了？”邓颖超和蔼地说，听胡润如讲她想回解放区的事，她严肃地对她说：留下来做学生工作，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是组织的安排，这里的阵地不能放弃。你在学生中工作好几年了有一定的经验。学生运动是党的群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一条重要战线。我们走后，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大学和南京市委。你要配合解放战争，在学生中很好地开展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运动，还要结合学生和教师的具体要求，开展工作。解放战争现在的条件还很艰苦。但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小胡子，不，你现在是大胡子了，相信我们不久一定会再见面的。
胡润如没有辜负小超大姐的信任，后来她在中央大学担任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总支部书记，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领导下，她出色地参与组织了中央大学的学生运动。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就是从南京中央大学发起，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