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环境原本就十分险恶，自国共南京谈判陷入僵局后，梅园新村周厨的特务骤然多了一些，不停地在梅园新村30号17号门前遛达。
鉴于不断恶化的内战形势，周恩来连续几天召集代表团领导开会，商讨工作。
会上，周恩来指出在宣传中，要着重用事实说话，驳斥其谎言，注意揭露蒋在美国援助下坚持独裁与反共内战政策，搞假和谈，破坏政协决议，造成全国分裂现状的事实，以争取舆论，团结中间。同时，要求大家坚持党在白区工作的纪律，划清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界线，公开外出活动要即时报告，要注意关心同志们的身体健康，鼓励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文体活动，如打扑克、下棋、打康乐球等。
工作之余，周恩来也和大家一起打乒乓球。打球时，同志们知道他右臂受过伤，尽量把球打得不高不低，轻轻推到他的右方，他一面打球，一面发出爽朗的笑声。笑声，引来国民党特务登高张望。
周恩来当时有个年轻的警卫员叫王德宝，20岁不到。好奇心强，来到这个大城市什么都觉得新鲜，想学开汽车。一次，周恩来的车停在门口，他跳上去就开了起来。把车撞上了墙，碰出一个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王德宝被叫到周恩来办公室。他忐忑不安地来到周恩来面前，心里十分紧张，知道这一顿批评是免不了了。
周恩来看着他紧张的样子，和颜悦色地说：你想学开车是好事，但这里是国统区，国民党的特务时时监视着我们，想找碴，好把我们赶走，把我们的同志投入监狱。如果你开车撞了人，国民党特务会乘机把你抓去，后果就严重了。
王德宝听了，忍不住哭了。他原以为周恩来会就这事批评他，谁知，周恩来首先考虑的是他的安全。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动呢？
闷热的8月，南京气温已达34度。
周恩来的日程还像过去一样安排得满满的。下午，周恩来的小会议室里已迎来送往了好几批来访的外国记者和民盟的代表。
临近傍晚，副官何谦打了盆凉水走进来放在周恩来面前，请周恩来擦把脸，降降温。周恩来低头看看表对小何说：“请通知老段，准备出车。”
小何急忙说：“据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准备制造车祸暗害你，现在时间不早了，还是明天再去吧！”
周恩来一边洗脸，一边不动声色地说：“国民党卑鄙手段，只能吓倒懦弱者。我周恩来如果死在南京，那不教育了一大批对国民党还抱有和平幻想的朋友们。”
小何求援似地望着在场的其他同志。童小鹏说：“周副主席，为了您的安全，不如换一个同志去吧。”
“不，今天的约会我必须去！”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
原来，据中共地下组织的人员联系，今天傍晚周恩来要与一位战斗在敌人内部的中共特别党员张克侠会面。张克侠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官，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连襟。在长期的秘密工作中，他一直通过党的秘密关系与党取得联系，中共代表团迁来南京后，他早就想找机会与党的领导直接见一次面，一方面汇报自己掌握的敌人动态，一方面释放心中对党的思念。这次，他借送冯玉祥出国“考察水利”之机来南京，一到南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梅园新村见一见多年不见的同志们。但是，党的地下工作有严密的纪律，不得到批准，他不仅不能靠近中共代表团，而且即使偶然碰面也不能流露半点喜悦。
周恩来十分了解张克侠的心情，同时也知道在这形势日趋险恶的南京，代表团同志们的担心并不多余。但他想到的是，在国共谈判面临破裂的危险之际，必须使我党对形势的判断尽量使隐蔽战线的同志都能知晓。这次与张克侠的会晤将关系到华东战场的转机，因而他精心安排了这次秘密会晤。
他毅然决然沉着地步出房间，蔑视地朝居室左侧最近的国民党特务据点扫了一眼。对迎面走来的司机老段微微点点头。警卫员小何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跟在老段后面，见周恩来连忙靠近一点说：“马上就要开饭了，吃过饭再去吧。”
“小何，坚持一下吧。你看我们的对手不也在吃饭吗？”周恩来微笑着悄声说。
小何恍然大悟拍拍脑袋说：“是！”
在梅园新村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需要十二分的机警和谨慎。既要防止国民党特务的寻衅滋事和暗害，又要不露痕迹地不让他们完全摸清我们的行踪。因此，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通过细心观察，想出了许多与国民党特务巧妙周旋的办法。利用敌人的吃饭、换班的间隙时间只是其中一个办法。
国沪7367黑色轿车，窗户遮掩得严严实实。一拐弯就出了梅园新村，等守候的国民党特务反应过来，周恩来的汽车已经奔驰在中山东路。
果然不出所料，“尾巴”没有跟上来。周恩来拍拍老段的肩膀说：“兜过圈子上五台山。”
老段认真地说：“好！”
五台山位于清凉山扫叶楼附近，两个身穿军便服的中年人好象漫不经心地散步。其中一个清瘦、精于，中等身材的就是张克侠，另一位是冯玉祥将军的秘书、地下党员王冶秋。细心的人显然能够看出，这位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儒将风度的军人也显得有些焦急激动。因为这毕竟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龙潭虎穴中，与党的领导人会面啊。张克侠1929年入党，一直是由党中央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平常只能偷偷摸摸地从延安电台的广播中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今天就要在这里同周恩来见面了，他怎能完全掩饰住这渴望的心情呢。
约定时间到了，一辆小汽车由远而近准时赶到，在张克侠身边缓缓停下。
“张克侠同志，”车门尚未打开，一句亲切的问候从车内传出。张克侠非常激动地上了车，坐在周恩来身边，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
汽车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缓缓地沿着漆黑一团的公路向前开去。
汽车里，周恩来与张克侠轻轻地交谈起来。
周恩来首先向张克侠简要介绍了国共谈判的现状、前途及党中央对当前局势的判断。强调指出：全面内战已经爆发，谈判已成为蒋介石掩护内战局势的手段。现在要多向蒋军官兵，特别是那些高级将领说明我党的政策，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们要打，我们就坚决回击，不但要在战场上狠狠打击他们，而且要在敌人内部去打击那些顽固派。
“对，看来国民党的末日不远了，”张克侠激动地说：“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很复杂，第三绥靖区就有许多派别。我在蒋军工作已久，彼此关系很熟悉，也比较信任。在作战中，肯定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意识到跟国民党走是没有出路的，虽然，上层将领对起义是有条件的。但只要党下令，我保证随时可以起义。”
周恩来强调说：要争取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大部队在战场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和影响，瓦解敌人士气。张克侠非常严肃、认真地频频点头。
周恩来十分关切地问：令尊和家眷我们已安排北平地下党的同志接到张家口解放区，还有什么问题请即时与王冶秋联系。
一股暖流涌上张克侠的心头，他毫不犹豫地说：“谢谢组织上的关心，请组织上尽管放心，无论再遇到什么新问题，我将努力克服！”
接着，张克侠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国民党关于华中地区内战的计划和部署，以及徐州地区的兵力布置情况。周恩来听后说：“你能否把这一情况，通过关系书面送来梅园。”张克侠说：“好！”
周恩来思索一会又说：我可能不久就要回延安了，代表团也可能离开南京，为便于联系和协调，今后由中共中央华中局派出联络员与你直接联系。
汽车时快时慢地在市区、郊区的大街小巷穿行。美国兵的嘻笑声，国民党官兵酒醉后的哄闹声，妓女放荡的拉客声……不时透过玻璃传人车内。谁也不会想到，就在南京的街头，一场牵动淮海战役数万国民党官兵的武装起义正在车内酝酿。小何眼睛眨都不敢眨地注视着窗外，小声地与老段商量着行车路线。突然，一辆熟悉的车牌号进入小何的眼帘，不紧不慢地闭着灯跟在后面。他忙问老段：“那辆跟在后面的汽车——”
“果然跟上来了。”
周恩来眉头一皱说：“把他甩掉！”
汽车拖着“尾巴”在市区兜起圈子。这时，天色已晚，街道上人逐渐少了，“尾巴”不容易摔掉。一会儿，机会来了，在周恩来乘坐的汽车快到红绿灯前，老段故意磨磨蹭蹭地在信号灯前停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在信号转换时一瞬间冲了过去。
隔了二三辆汽车的“尾巴”，不敢冒然闯红灯，被拦在后面。
周恩来环视四周又看了看手表，紧紧地再次握住张克侠的手摇动起来。张克侠明白，谈话必须结束了。
汽车在一个僻静的小巷停住。张克侠不一会就消失人流之中。
汽车继续朝前去……
根据张克侠提供的情报，周恩来在致马歇尔备忘录里写道：“国民党军要在两三个月内在沿胶济路、沿陇海路向徐州东西北、热河省目标承德等3个地区完成战争企图。”
次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休战与改组政府问题时，又指出：“已得知近二三周内将开始大规模战争，政府军正从平、津、沪等地空运大批毒瓦斯炸弹往苏北、徐州，准备使用。对此，中共表示强烈抗议！”并请他转交了中共代表团给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书。
这天凌晨5时，梅园新村门前突然来了两位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一位身着中山装，另一位身穿灰布长衫，还带着简单行李。
工作人员将二人迎进了17号接待室。
经他们自我介绍得知，穿中山装的是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职的地下党员刘寿祺，穿长衫的是湖南省工委负责游击队工作的刘亚球同志。原来，按照湖南省工委周里的指示，刘寿祺这次借湖南省亲之机承担了护送刘亚球从长沙转道武汉，来南京请示工作的任务。
1945年10月以后，湖南省工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大多随新四军北撤，湖南仅留下一些骨干力量坚持在长沙、湘潭、益阳等城市进行地下斗争。为了获得南京局的领导，刘亚球带着湖南省工委关于近期重新进入城市，领导城市民主运动，深入到工人、学生中建立城市工作基础等部署，前来请示。
刘亚球扮成国民党官员与刘寿祺一道从武汉乘船一路东下。好在一路小心，在船上颠簸了三四天时间，抵达了南京。在梅园新村办事处用过早点，钱瑛等几位同志在客厅接待了刘寿祺一行。听取情况汇报后，钱瑛向他们简单介绍了国共谈判陷于僵局的严峻局面，立即安排刘亚球换上代表团工作人员的服装住进了30号院，并嘱咐刘寿祺暂时也不能离开梅园新村：“四周都是蒋介石的特务，门前的黄包车，就是特务安排的。你要在办事处留一天。要知道，这里好进不好出，一出去就被他们盯住了。”
在17号楼上的一个小房间，刘寿祺住下来。房间里仅一张单人床，一条方凳，一个小桌子，桌上放了几张报纸。
下午两点钟左右，一位持重而朴素的长者走进房间。慈祥的面孔使刘寿祺感到多么熟悉却又称呼不出。
董必武好像看出他的心思，从容地坐下。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董必武。”
刘寿祺连忙迎了上去。一时无所措手足。感到既喜出望外，又讲不出话来。
还是董老提起一个话头：“刘昂同志你是认识的吧，她知道你。她不久前从北方来，现也在办事处工作。”
“1936年我在湖南时就认识，她在重庆红岩村时，我也见过。”
“你在教育部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做些什么工作？”
“职务是‘督学’。是朱经农次长介绍来的，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每天就是看看报，谈谈天，抽抽烟，有时写点诗什么的。”董老听了用稍带疑问的语气说“写诗？写诗是容易流露思想感情的。历来独裁者都常用文字狱陷害善良，要谨慎呀。”刘寿祺连忙解释说：“我本来不会，也不喜欢写，是在重庆做朱经农秘书时，为了应酬，不得已而消遣的。”
董老又仔细询问了刘寿祺到教育部的过程，他说：在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是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危险性极大。一定要善于隐蔽，善于利用公开身份，最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暴露身份。要学孙悟空，在铁扇公主肚子里活动；要学三打祝家庄的孙立，进入敌营，以敌战敌。董老又徇徇善诱地说：共产党员的思想、行动不是天生的，而是要经过刻苦学习、严格锻炼才能形成。嘱咐他在实践中锻炼自已，承担起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第二天，刘寿祺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担心教育部的人在到处找他，又想到冒险赶回去可能问题不会太大。
晚6时许，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钱瑛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来到刘的住处，看着他坐立不安的样子，钱瑛指着电影广告说：“你看看这些广告，哪些片子你看过？”
刘心想，我现在急着回教育部，看电影干嘛。
钱瑛笑着说：“正想让你回去，才问你看过哪些片子。”“回教育部与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钱瑛严肃地说：“你今后的工作和个人的安全，不仅涉及到你和家庭，而且牵扯到整个湖南地下党的安全。就算你安全离开这里了，但教育部的同事如问你到哪儿去了，你如何回答？”刘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按照钱瑛和刘商量的计划，当晚7时许——临场刘看过的电影快散场的半小时，刘换了一套与来时不一样的服装，与代表团4位工作人员一齐敏捷地上了由窗纱遮掩住的小汽车。遵照钱瑛的交待，刘寿祺一上车就趴在座位下。
汽车驶出了梅园新村。
果然，特务的汽车就悄然跟上了。
到了新街口，同来两位工作人员借故下车买烟，刘睡在车上的后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一会儿，汽车转了几个弯，停到了离电影院不远的菜地旁的一个巷口。驾驶员走下车，掀起发动机盖并大声说：“发动机开锅了！”
车内的三个人也下了车，围了上去。
这时，刘寿祺拉开另一侧的车门，悄悄下了车。又按照钱瑛的交待，他准时赶到电影院，取了一张电影说明书看了起来。不一会儿，电影散场了。恰巧，随着散电影的人流，刘寿祺果然找到一位教育部的熟人，一道回到教育部的宿舍。
刘寿祺回到教育部不久，刘亚球也带着南京局的指示顺利地回到湖南，按照“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