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京沪一带纷纷传闻：下一个就轮到陶行知了。
但陶行知没有被吓倒，仍然四处奔走，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和平民主的演说，疾呼中国需要永久的和平，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制止内战。针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他说：“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为了避开特务的骚扰，他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址，借居友人家。翦伯赞、郭沫若和与他接触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都提醒他多加提防，他爽朗一笑说：“我这是等着第三枪呢！”
7月25日，周恩来原定于中午12时15分在周公馆接待外国记者，并准备下午从上海赶回到南京。
当记者们陆续聚集在周公馆时，突然一位民盟的联络员走进门对周恩来说：“陶行知病危！”
“陶先生现在哪里？怎么回事！”
“陶先生还在他隐居的住处，据说是突发脑溢血，生命危在旦夕！”。
遽闻噩耗，周恩来非常悲痛，立即安排陈家康代表他接待记者，自己与邓颖超一起立即乘车前往探望。一路上，他心情非常沉重，不断催促司机把车开快一点。
他的眼前总是闪现着陶行知的形象。
陶行知1891年出生，安徽省歙县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01920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于事。同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执行书记，致力于平民教育。1926年，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0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国难教育社，创办“山海工学团”，主张采用“小先生制”，实行“即知即传”。发起组织生活教育社。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与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提出教育必须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的主张。同时，他还运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营救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朋友。1936年2月，他与中共合作创办了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国难教育社，任理事长。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自筹资金创办了育才学校，1945年又办了社会大学。当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周恩来赶到爱棠新村13号时，民主斗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已溘然去世。周恩来心里非常悲痛，他俯下身握着陶行知的手，泪水盈满眼眶，深情哽咽地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我就要回南京去了，我们一定要争取全面的、永久的和平并实现民主，来告慰你，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民主事业，直至最后一息。你放心去吧！
放下陶行知逐渐变凉的手，周恩来向沈钧儒、田汉和负责抢救的医生询问陶行知发病及抢救经过。潘汉年说：“从4月到7月，陶先生作了100多场反内战、要民主的演讲。”
周恩来对潘汉年、伍云甫说：“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和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
图为周恩来与部分第三方面人士在梅园新村的合影。
“大家要多加保重。”周恩来拉着田汉的手：“文化界的朋友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他含着泪说：在韬奋去世之后，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是最可贵的朋友！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这真是我们党、我们人民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并关照在上海的工作的潘汉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对进步朋友多加照顾。
离开医院前往机场的路上，周恩来说：现在看来，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会很久的，我总希望多几个朋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可是，这段时间连续失去了这么多朋友，实在不能不使回到梅园新村30号，已经很晚了。
周恩来主持召开南京局在宁领导和有关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布置如何应对国民党政府的特务和暗杀行径。
周恩来说：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等爱国民主人士，奋不顾身地为和平民主战斗，但他们手无寸铁，在敌人还很强大的险恶环境里，我们共产党人对进步朋友仅有道义上的支持是不够的。处厦当担负起保护他们的责任。
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及王炳南、章文晋、宋平、童小鹏等纷纷发表意见，强烈谴责国民党的特务暴行。给中央和重庆发出电报，还要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对国民党的特务暗杀、迫害行为进行公开谴责！
“通知重庆、上海、广东、北平的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反对政治暗杀的宣传。”
“要对牲的朋友们大张旗鼓地举行大规模的公祭和告别集会。”
“还要进一步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帮助他们解决经价、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困难。”
当夜，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
一、我及小超等今日下午飞回南京。
二、在离沪前，陶行知于今晨忽得脑出血，我们赶到时已断气，痛心至极。惟握他手时体温、气色未动。据沈钧儒子（系医生）云，确系脑出血，尚无其它中毒症候。为慎重计，我们已商定将尸体在殡仪馆放过12小时，看有无变化，然后入殓。
三、如无其它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随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四、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已告上海潘汉年及伍云甫，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
五、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
六、我今日弄清情况，明日再见马歇尔及司徒雷登。
在上海，五六千人分别参加了为陶行知举行的隆重集会和公祭李公朴、闻一多大会。
在南京，53个人民团体的代表和南京各界人士为陶行知先生举行公葬。
昆明、重庆、香港等城市也先后举行悼念和抗议活动。
8月4日和22日，重庆各界两次举行陶行知追悼大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和民盟邓初民参加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