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休战的第二天，蒋介石在召开军事会议后，留下军令部长徐永昌和交通部长俞大维，亲自交待国共双方的谈判事宜。
蒋介石还陶醉在军事会议慷慨激昂的训诫气氛之中，他坐在硕大的办公桌前对徐永昌、俞大维说：“休战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部队精神疲惫，思想空虚，战斗力量和纪律皆不甚健全。平汉路与津浦路及全国各战场的剿匪过程，就是明证。要利用此次休战，休养整训，充实军队的力量，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见徐永昌和俞大维都挺直腰杆，毕恭毕敬地听他训话，他接着说：“休战谈判继续由你们负责到底，余及党国对你们是信任的，呵！谈判，就要做好准备，对周恩来口气要硬一点，东北共军限两个月完成整编。”
“共军的驻地，是否还是按原先的安排？”徐永昌问。
“军令部先研究一个方案，可以给中共在东北增加3个师，但关内须减少2个师，最好由华中抽出，3个师之驻地限于黑龙江，松花江以北的地区。”
徐永昌心领神会：“委员长是请君入瓮，战略分割共军，使他们不能相互支持。”
蒋介石没有多说，摆摆手说：“要尽快安排起草实施整军基本方案的办法，”停了一会，又对俞大维说：“恢复交通的谈判由俞部长负责，周恩来不是不同意由军统来组织护路警卫队吗，就由你来办吧！”
俞大维说：“是，我这就去落实。”
“方案出来后，先邀请美方代表议决，然后，再开三人会议。”
“三人会议，总是争来争去没有结果。”
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关于三人会议，你们要同周恩来讲，三人会议的主席就是主席，要有职有权，最低限度也要有仲裁的权力。”
“是。”俞大维、徐永昌心领神会地回答。
三人会议办公室设在中山路国民党励志社总社所在地（现为中山东路307号）。
励志社就是当年国民党政府的内廷供奉机构，创建于1929年1月，主要为国民政府首脑及官员提供后勤、日常生活及娱乐服务。由于国民党军政、军令、军训三部正在重组，军令部和三人小组办公室都设在这里。南京解放后，曾为解放南京的35军军部所在地，现为钟山宾馆。
励志社整个院落由3幢仿清代宫殿式混凝土建筑构成，3幢大屋顶宫殿式建筑呈“品”字形分布，由西向东，分别是大礼堂、1号楼、3号楼，均坐北朝南。建于1929年至1931年间，由上海银行界在阎锡山、冯玉祥进行中原大战时，捐献给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犒赏金余款所建造。励志社内设施齐全，不仅建有多功能礼堂、剧院、办公室、餐厅、浴室、宾馆式客房，还有网球场、手球场、排球场、田径运动场、跑马场等。励志社建成后，成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民政府要员的休闲、娱乐场所。蒋介石夫妇常到励志社观看梅兰芳、厉慧良、周信芳、纪玉良和王艳霞等京剧艺术家的演出。张学良来南京也多住在励志社的特别客房，即便不住励志社，他也常到这里打网球或骑马。
抗战期间，汪伪国民政府在这里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汪精卫曾身着戎装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在这里举行过伪军军官阅兵式。同样，战后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也在这里设立了军事法庭，审判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乙级战犯谷寿夫，屠杀300余名中国人的刽子手田中军吉和在南京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野田岩等。
6月11日，徐永昌、余大维邀请马歇尔在励志社1号楼二楼会客厅商谈东北休战谈判协定的草案。在场还有军令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国民党军令部二处处长许朗轩和李树正等。
许朗轩、李树正夹着有关方案及图表站在一边。
徐永昌谦恭地向马歇尔报告“关于恢复华北交通和停止东北军事冲突的协议草案”、“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及“订正及执行1946年2月25日整军方案之初步协议草案”起草的过程。对马歇尔不大熟悉的地区，还对照地图一一讲解。在谈到拟议中的政府军和中共驻军数和驻地时，徐永昌还特别指出：“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徐永昌说：“中共2个师驻黑龙江，1个师驻兴安省西部，分隶于2个混合军；在兴安省，政府亦打算为2个师。”
作为曾经指挥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心里想，蒋介石的胃口太大了，因噎废食带来惨败的战例在他来看太多了，但又不便明说。他皱着眉头对着地图说：“兴安省不宜驻国军2个师，因为这只能刺激苏联，不如在北满减少驻军，尚能增强南满防务。”
“委员长的意思，”徐永昌答道，“谈判中先看看周恩来的意见再说吧。”
徐永昌知道蒋介石对驻地是十分重视的，在蒋介石审查这几份草案中，处处都对照地图查阅。他还清楚地记得，蒋介石见军令部的第一份驻地草案将吉林省东部的汪清划归共军作为驻地，勃然大怒：“嗯，汪清是交通枢纽，军事重镇，你们军令部还搞不清楚？这样重要的位置能划归共军？！不行，立即给我重划，要记住：汪清、珲春两地决不能划归共军。”
今天讨论的这份驻军方案，就把划归共军的汪清从共军的驻防地区圈了过来。军令部的军官在私下也议论：“从地图看，汪清完全在共军驻地三面包围地带，在那里驻军还能不被消灭吗？”
徐永昌又报告了整个休战整军的时间表，提出东北共军的整军要两个月中完成，并撤离铁路沿线30公里以外。
马歇尔有些生气地说：“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东北共军的整军，两个月内不可能完成，更何况撤离铁路线。不要以为周恩来会遵照你们的计划行事。”
俞大维也认为此案条件过于苛求，很难获得马歇尔的同情，假如政府固执己见，马歇尔一旦停止援助，且命令在华美军退出，则东北政府军所需之枪械船舶均成问题。徐永昌也设想过，把中东路以北让给中共，可能更有利于政府军在东北的巩固和发展。军令部的多数参谋人员也认为，战后中国需要安定，如真能获得和平，中共在东北驻地不妨扩大，不如明确规定驻地，各自退入境内，不但冲突可以停止，交通也易于恢复。但是，战略家的意见往往得不到好战分子的重视。
徐永昌想了一下说：“根据委员长的训示，我们准备在下次商谈中再次提出，三人会议有争议和军调部各执行组执行过程中有争议时，请马帅——您及美军代表，给予仲裁。”
马歇尔听后，未置可否，没有表示其他意见。
围绕蒋介石6月4日提出的三方面的问题，周恩来与徐永昌、俞大维、马歇尔在励志社1号楼，进行了会上会下，连续几日的谈判。围绕“美方决定权”、路警建设、军队驻地等问题，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在周恩来的一再让步后，三人会议才于6月15日批准了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和派遣东北执行小组的工作计划。
当晚，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国民党在最后决定权、路警、军队驻地、兵力、省主席名额等5个问题上逼我让步。今后一周将是斗争最紧张的一周。鉴于目前形势，南京局决定疏散一批干部去刘伯承、邓小平处。同时，周恩来要求南京、上海的同志“坚守岗位，准备困斗”。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个别会商时，收到了蒋介石《关于东北整军及中共军队在关内外划地驻留之方案》。在这个所谓整军方案的补充方案中，节外生枝地规定：中共部队退出察哈尔、热河、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华北地区减少2个师，分驻陕北、上党、大名、临沂等地；在东北只许驻3个师，并限定为齐齐哈尔、海兰泡、延吉等3地。
整个方案，充满杀气。
周恩来当场愤慨地说：蒋介石的要求是毫无道理的，中共对此无考虑的可能。蒋真是逼人太甚，简直要使谈判不能进行下去。这个方案，我们不能接受。
可能是马歇尔这两天也为国共调停伤透脑筋，他面色冷冷地说：“中共对整军方案有什么好的建议？”
“如果蒋要我方减少东北、华北的驻军，我方理所当然地要求国民党在东北、华北的驻军和我军比例相等。华中、华南国民党军可以增加。至于，蒋介石要求我们退出大同、石家庄、新乡、济南等地，我要请示中央再定。”周恩来针对蒋介石的补充方案，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反方案。
不用随同周恩来同去的章文晋翻译，马歇尔就已经知道周恩来讲的意思了。同时，他在参与讨论这个文稿时，就料到周恩来会反对的，他狡黠地说：“我只是三人小组会议的召集人。”言外之意是，方案的确定还要靠你们和国民党政府去商谈。
马歇尔说着又从写字台前取过一份文件，递给周恩来：“这是徐永昌让我转交给你们的备忘录。”
周恩来接过来，当着马歇尔的面打开来，草草浏览一遍，转交给章文晋。
真的应了南京的一句口头禅：哪壶（水）不开，提哪壶。原来，徐永昌的这份备忘录的中心意思恰好是“提议以最后决定权赋予马歇尔”。
“我提议，今晚召开三人小组会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马歇尔刚到中国时，摆出的是中间调解人的公正姿态，同意了周恩来提出“国、共、美三方一致”的原则，即在处理停战及各项有关重大事宜时，每方都拥有否定权。它使中共在马歇尔的调处活动中与国民党处于平等地位，也为防止国、美联合压共提供保障。提出给美方以“最后决定权”，不仅违反了当初由马歇尔同意并写入停战令中“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将造成美蒋联合压共的态势，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
马歇尔在调处中的矛盾性，使他的调处是不可能公正的。这一点，周恩来早在4月28日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就指出：“请制止执行小组中美方人员的不公正行为”。
5月12日，周恩来接到军调部关于“报告小组在调查问题不统一时，由美方代表或由小组多数最后决定”的美方提案时，周恩来又强调指出：“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不能改变”。
5月14日，在周恩来、徐永昌、马歇尔参加的三人小组会议上，通过了《三人会议致军事调处执行部三委员》文件，重申了执行小组三方协商一致的原则，但为了保证调查工作能迅速进行，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在国共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有权向军调部三委员和三人会议呈报。马歇尔又试图请民盟代表去劝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并解释说，我们美国人只求中国能够停止内战，并不要求有最后决定权，希望民盟理解。
6月3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会谈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美方最后决定权”是蒋介石转移目标，把美国推到与中共对立的地位。
民盟和第三方面人士也加入了“最后决定权”的问题的争论。他们多次在蓝家庄民盟办事处集会，研讨局势的发展，希望周恩来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作让步。在16日下午，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等民盟代表约好同时来到梅园新村与周恩来商谈。
梁漱溟首先就第三方面在京沪数次会商关于东北休战的意见，以及近日与政府参政会接触的情况作了介绍和说明，梁漱溟说：“第三方面希望一是国共双方达成的15天停战，变为永久停战；二、双方不要再备战；三、彻底实行宣传休战。双方都要有所克制，有所让步，以利实现国内和平。”并建议中共在“美方最后决定权”作些让步。
左舜生轻描淡写地说：“前两日孙科宴请第三方面代表时，曾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所谓‘最后决定’只是名誉上不大好听。”
周恩来耐心地对他们说：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为什么美方有最后决定权呢，难道美方是太上皇吗？更何况美方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又大量援助国民党，坚持美方决定权就会使美蒋联手压制中共的行动合法化，国民党便会乘整军之机将中共部队排除出大城市和铁路沿线，最后消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给美方最后决定权呢！
“当务之急，是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呵！”沈钧儒说。
周恩来说：中共方面正在考虑打开僵局的办法，准备在执行部及执行小组的报告权、决定权、执行权问题，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予一定的方便。如执行小组中的美方代表不必经国共双方同意，可以直接向上级作报告；美方代表可在该小组管辖区内，决定何时何地调查冲突情形；在双方军队冲突地区，可以命令双方军队立即停止冲突；对京、平的指令解释时，美方代表有解释权；对京、平指令不执行时，美方有权决定执行。但在重大问题上，“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不能改变。
周恩来的言辞十分恳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以及丰富的谈判策略使我党的这一立场得到在场第三方面朋友多数的谅解。
6月18日晚上，三人小组在励志社复会。
国民党方面列席的有交通部长俞大维、国民政府参军翻译官皮中阙、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军令部第二处处长许朗轩等，中共方面列席的有临时来宁的北平军调执行部的滕代远和童陆生，以及美方若干人。
出席会议的各方代表鱼贯般地进入偌大的会议室，各自找到座位坐下来。
由于临时停电，10多盏汽油灯挂在会议室中央的屋顶，滋滋地响着。
周恩来没有主动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握手，表情严肃地坐在马歇尔旁边。
照例是马歇尔主持会议。他于咳了两声，并在会议开始前又说了几句国共双方有长期合作的历史，本人致力于中国的和平昌盛等闲话。
会谈很快转入“美方最后决定权”的争论。
周恩来说：“中共方面仍然坚持在三人小组会议或各级军调部要协商14致的原则。况且，中共已就这个问题已有所让步，在5月14日的三人小组会议上，通过了《三人会议致军事调处执行部三委员》文件，赋予了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在国共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有权向军调部三委员和三人会议呈报。”军令部长徐永昌马上进行了反驳，并列举了从重庆谈判到前几天三人小组会，多次商谈没有结果的例子，说到激动处，他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战斗无法制止，谈判争来争去，都是因为三人小组任何提议都需三方同意才能执行之故。如果国共双方争论不休，战斗就永难制止，和平永远无望。所以，今后在国共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时，只有请盟国朋友美方代表仲裁！”周恩来听到这种强词夺理的谬论，指着挂在墙壁上的孙中山肖像，气愤地说：“徐部长，当着孙中山先生的像，我问你，我们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仲裁？”周恩来愈说愈激动也站起来，愤怒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如果中共方面提出来请苏联人仲裁，你觉着如何？如果那样做，则我周恩来便不是周恩来！”
周恩来声色俱厉，竟然使徐永昌、俞大维目瞪口呆，一时无言以对。
徐永昌显得极为尴尬，坐在椅子上讲不出话来。
其实，私下里周恩来与徐永昌的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但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是寸步不让，不怕给人难堪。
马歇尔也很少看到周恩来在谈判桌上发火，他这才真正看到了周恩来的原则性。他也多次梦想获得这个权利，以使他的调停顺利进行，中共的领导人顺顺当当地进入政府当官。
会议不欢而散。
周恩来知道内战已不可避免了，必须尽快使全党都要知道。他在给中共中央转东北局、叶剑英、罗瑞卿的电报中指出：今日蒋介石提出三个文件（交通、东北整军、关内），“战意已大明”，蒋有可能将东北问题再拖数日。而先在苏北、山东开刀并及热河。蒋介石也有可能不下讨伐令，而仍以和平立宪为口号，企图逼我就范。建议延安表示强烈反对，并令各地，尤其是苏北、山东、热河，速做各种准备，迎接蒋方的进攻。同时，他告诉延安，“京、沪、渝、港，除能疏散隐蔽者外，全部告之坚守岗位，准备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