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延安已经很晚了，周恩来和陆定一在刘少奇、任弼时的陪同下，下了飞机就直接来到了毛泽东所住的杨家岭窑洞。
警卫人员知道周恩来还没有吃饭，端来了一盘窝窝头和小米粥。
周恩来坐在炕头，有滋有味地边吃边说：“还是延安的小米粥好吃啊！”
“自家的饭当然好吃罗。多吃点，管够！”毛泽东见周恩来吃得很香，打趣说。
“主席身体还好吧！”
“马克思只批准我休息两天，现在又催我工作了。”毛泽东点了一支香烟，风趣地说。
原来，自重庆谈判回延安以后，毛泽东操劳过度，精神系统出了毛病，一度时间夜不能眠，手脚痉挛发抖。直到三四月份才逐步恢复工作。
饭碗未丢，周恩来就迫不及待地汇报起工作。
首先，周恩来就落实中央关于东北停战问题的指示及代表团的工作做了详细汇报。周恩来说：15天的休战，蒋介石是很不乐意的。我来时，他们又在召开军事会议、财政会议、交通会议和粮食会议。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他是决心要用枪杆子来抢的。关外，他们以接收主权为借口，想把东北大城市和交通线都占了，把中共驱逐到乡下或山区。关内，他们的目标是以恢复交通的名义，也想把中共赶到山里。在完成表面上的全国统一后，然后才主张和平。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的话说：假如中共不愿，他就要说他是主张和平的，而中共要内战。到那时，他就可以改组政府，再召开‘国大’，不管中共是否参加，通过一部宪法，表示中国已经民主了。蒋介石的阿Q精神还很强嘛！
“马歇尔和美国政府的态度最近有什么变化？”
周恩来把前两天代表团成员分析来自美国和海外报导的情况向大家作了汇报。他说，据我们分析，马歇尔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看法仍未取得一致。但是，对美国政策的两面性却越来越明显，调处重心明显的偏向了蒋。他一方面又主张国共达成和解协议；一方面帮助国民党训练部队，用飞机、轮船各种手段帮助国民党运兵到前线等。这就助长了蒋介石内战的信心。对这次休战，马歇尔也很矛盾，他认为蒋只要拿下四平、长春便可停战。同时，他也怕万一长春之战旷日持久，引起关内战争。
“以谈判掩护不断扩大的内战，通过和平的方法达到消灭中共，恐怕是蒋的真实意图。”刘少奇说。
“不管蒋、马是真和平还是假和平，争取多一点的停战时间，对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必要的。这可能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毛泽东说。
周恩来补充说：美国如公开赞助内战，是无法在国会及美国人民中通过的。同时，他们也不能不顾忌国际舆论和苏联的态度。故马歇尔坚持在停战后，才能借款给蒋介石。而蒋介石可能在形式上改组政府，以迁就美国政府和马歇尔的建议。围绕南京谈判的下一步工作和国内外局势的发展，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和周恩来等继续深入交接意见，直到天色放明。
第二天，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对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前景都感到暗淡。最后，形成了近期我党在国共谈判的基本方针：在不丧失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
6月9日，周恩来由延安机场乘坐马歇尔提供的专机飞返南京。考虑到局势的变化，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留在延安工作。
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邓颖超、董必武、李维汉等同志都在等待着周恩来的归来。
“毛泽东身体是否痊愈，总司令、刘少奇各位都好？”同志们你一言他一语迫不及待地发问。
“主席身体很好，大家都好，精神也很好，并问候大家。你们看，我还给大家带来延安的小米，晚上让伙房熬粥，大家尝尝。”周恩来微笑着回答。
周恩来突然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中共代表团台鉴”的信函，邓颖超说：“这是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给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和平反战书，上午刚收到。”
“好呵，”周恩来接过信函：“内战是不得人心的，上海人民行动起来了，这是件大好事嘛！”
这是马叙伦、陶行知、马寅初、王绍鏊、阎宝航、包达三、罗叔章、许广平、周建人、雷洁琼等上海各界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反战书。为防止国民党政府欲加问罪，这个和平反战书也附寄给马歇尔及中共代表团转毛泽东。
反战书指出：“目前国内大势，经济有崩溃之险，社会有动荡之虑，探其战后亟需安定，而日寇既降，兵火犹炽，和平之望，等于泡影。”因此要求：“降息战之书使人民保生命于锋镝之余，谋安宁于憔悴之际……”
“要立即复函给上海各界代表，并通过新闻媒体表达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决心。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重申只要和平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全力以赴，以求长期停战。”周恩来坚定地说。
“民主同盟参与调停的情况怎样？”
李维汉说：“第三方面政协代表多数已离开南京。离宁前，他们专程去马歇尔公馆，并希望马歇尔将停战期限延长；军事与政治会谈配合进行。最近，她们准备运回上海后，再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对策。”
“第三方面曾就延长停战时阅，拜访过蒋介石，但受到了嘲讽，”董必武接着说：“蒋讥讽张君劢等人说，‘你们知道共军站不住脚，才主张共军撤出长春。’”
周恩来见代表团成员几乎都来了，随即说：“干脆，我们开个会，谈谈情况吧。”
毛泽东的和平反战书，上午刚收到。
“好呵，”周恩来接过信函：“内战是不得人心的，上海人民行动起来了，这是件大好事嘛！”
这是马叙伦、陶行知、马寅初、王绍鏊、阎宝航、包达三、罗叔章、许广平、周建人、雷洁琼等上海各界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反战书。为防止国民党政府欲加问罪，这个和平反战书也附寄给马歇尔及中共代表团转毛泽东。
反战书指出：“目前国内大势，经济有崩溃之险，社会有动荡之虑，探其战后亟需安定，而日寇既降，兵火犹炽，和平之望，等于泡影。”因此要求：“降息战之书使人民保生命于锋镝之余，谋安宁于憔悴之际……”
“要立即复函给上海各界代表，并通过新闻媒体表达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决心。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重申只要和平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全力以赴，以求长期停战。”周恩来坚定地说。
“民主同盟参与调停的情况怎样？”
李维汉说：“第三方面政协代表多数已离开南京。离宁前，他们专程去马歇尔公馆，并希望马歇尔将停战期限延长；军事与政治会谈配合进行。最近，他们准备返回上海后，再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对策。”
“第三方面曾就延长停战时间，拜访过蒋介石，但受到了嘲讽，”董必武接着说：“蒋讥讽张君劢等人说，你们知道共军站不住脚，才主张共军撤出长春。”
周恩来见代表团成员几乎都来了，随即说：“干脆，我们开个会，谈谈情况吧。”
夜已深了，梅园新村会议还未结束，突然工作人员进来报告说，民盟中常委沈钧儒来访。周恩来立即起身，与大家打了招呼：“这么晚起来，肯定有急事，我去接待一下。”
“听说周公回宁了，特地送一份材料过来，可能对你们有用处。”沈钧儒又说：“我的一个熟人晚上刚送来的。”
原来，这是蒋介石刚刚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言的讲话稿。印有“绝密”字样的油印件，只有薄薄几页，暴露了蒋介石假停战真备战的面目。在会上，蒋介石说：“今天以前，余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希望他们在15天的反省期内好好反省。北伐时决定3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3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余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
沈钧儒非常担心地说：“看来，蒋介石内战的决心很大呀，中共方面早做考虑才是。”
沈钧儒是民主同盟中较早看清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有影响的负责人。在重庆时，他将女儿沈谱嫁给《新华日报》社的范长江。
周恩来非常感谢沈钧儒的深夜到访，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况。他热情地向他介绍了延安之行的有关情况，并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对民主同盟诸位领导人的问候。
他恳切地说：“衡老先生要多保重呵，我担心随着内战的公开化，蒋介石会对民主人士下毒手的。”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前往马歇尔公馆。
马歇尔对周恩来从延安归来不顾一路疲劳，就来访晤表示感谢。
周恩来把中共方面对于东北休战的态度向马歇尔作了说明。他说：“我这次回去谈得很多。你的意见，凡是记得的我都谈了。”他又指出，中共对国共和谈的基本方针没有变化，还是争取在东北乃至内地实现永久停战，争取和平民主。
马歇尔没有打断周恩来的讲话，他想知道周恩来延安之行，带回的中共领导对当前形势的确切看法。这对他来讲，十分重要。
“延安方面认为，东北问题发生后，关内又到处发生冲突。这就使延安觉得，不管中共如何让步要求和平，但国民党总是没完没了。……东北在主权的借口下把大城市、交通线占了，然后中共军迫入一定地区；在关内即用恢复交通的名义把华北所有的8条铁路都占了，也是把中共驱逐到乡下，以显示统一了，然后才主张和平。”
周恩来知道马歇尔很关心来自延安的任何消息，他也很想知道马歇尔关于下一步调停的打算，以及蒋介石的态度。但，马歇尔似乎今天话很少。
周恩来接着说：延安方面认为，目前内战的危险日益严重，将迫使我们不能不抵抗。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不能达到目的，使他们认识困难，再回过头来趋向和平。围绕东北的冲突，周恩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应以3月27日调处东北冲突协议为基础进行商谈。”
马歇尔知道，3·27协议的核心是立即停止武装冲突，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遣执行小组进行调处。订立协议时，他正在美国述职。当时，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随着苏军的撤退，向东北解放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是他的代表吉伦中将与张治中、周恩来签订的协议。蒋介石极力反对这个协议。
事过境迁，现在蒋介石又会有什么新想法，他不得而知。马歇尔只好说：“这些问题，我将认真考虑。是否请你先与我的助手奚尔上校继续商谈。”
周恩来见马歇尔情绪不佳，无意多谈，没有勉强。
离开马歇尔公馆，按马歇尔的要求，他赶到美国军官俱乐部奚尔的办公场所与奚尔上校商谈。
美国军官俱乐部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南京颐和路的别墅区，位于马歇尔公馆的斜对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这里陆续集中兴建了数百幢高级住宅。这里有宽阔的沥青道路、整齐的行道树，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专门配备的警察保安楼。单体建筑多由房主按各自的爱好造成，每户都有宽大的花园绿地、车库、警卫室等，水、电、卫和冷暖设施齐全。
美军军官俱乐部为颐园路34号，这里原是汪精卫的公馆。这幢藏在树高林密深处，被法国梧桐浓荫厚裹住的西式建筑，为庭院式的三层楼房，一楼是会议室、办公室等，二楼为风格不同的健身房和台球桌，中间原是一大会议厅，改造为酒吧间，三楼是奚尔和其他几名美军高级军官占用的卧室。
奚尔上校穿着衬衫，正和几个美军军官与几位浓妆淡抹的歌女，在二楼酒吧打发着时间。
对周恩来一行的到访，他没有任何准备，连忙下楼，殷切邀请周恩来喝杯酒再谈正事。
听到楼上传来的淫荡的尖叫声，周恩来谢绝了。
周恩来知道，抗战胜利以后，随着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密切，以及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立，美国官兵在南京成了作威作福的太上皇，像这样的场所在南京还有多家，大有取代当年日军在中国的势力的可能。
门前到处插着星条旗，第一次来的人差一点以为到了美国01946年3月9日成立的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设在黄埔路，而军官公寓设在离这不远的AB大楼（现为华东饭店）。
在一楼的会议室，周恩来本来想把中共对于恢复华北及东北交通问题，中共将参加铁路行政管理的问题详细与奚尔商谈，以争取奚尔对中共谈判立场的理解。见来的不是时机，寒暄后，便简略地阐述了中共要求参加铁路行政管理的基本立场，约定改日再细谈后就礼貌地告辞了。
离开美军俱乐部，周恩来又马不停蹄地驱车来到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就整军、恢复交通问题会见交通部部长俞大维。交通部坐落于中山路（现中山北路）三牌楼附近。
由于在重庆时，周恩来曾与俞大维打过交道，寒暄后，很快进入正题。
俞大维说：“过去，中共方面曾提出，反对由军统成立武装铁路警察一事，我表示理解，现在政府准备提出由交通部来负责筹建，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俞大维是蒋介石的老乡，浙江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曾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又赴德国学习数学与弹道学。曾任军政部兵工署长、军政部长等职，时为交通部长。关于国民党宪兵及铁路警卫队的问题，是国共谈判中的重要分歧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分歧点。国民党方面准备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组织18个团的铁路警卫队。谁都知道，国民党的宪兵和路警实际上就是特务。毋庸置疑，让军统来组织铁路警卫队，进而保护铁路，实际上就是让国民党特务来控制铁路。对此，周恩来表示极力的反对，多次在三人小组会上提出，必须保护民政不受宪兵的干扰，限制宪兵的数额，并规定其职责以护路为限。而国民党方面不愿意宪兵受到限制，也不同意由交通部来组织铁路警卫队。
马歇尔在这个问题显得不太同情国民党方面。他认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特务统治。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其立场，这个问题在重庆谈判时被搁下，直到现在还在争执。
周恩来说：“中共方面反对路警归戴笠系统或交通部管理，而应由执行小组管理。”
“执行小组是临时机构。”俞大维说。
“执行小组结束以后，可由地方政府管理。”由于是非正式会晤，争执没有继续下去。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6月11日，邓颖超借国民党政府阻她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一事在梅园新村17号会议室，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于1945年11月成立于巴黎，当时有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出席。同年，接纳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为正式会员，并推选蔡畅、邓颖超为该会理事。
上月初，邓颖超接到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发给她参加理事会的邀请信。会议6月27日将在巴黎召开，这是一个争取世界妇女的同情和支持的极好机会，可以在理事会上向各国代表揭露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真相。邓颖超立即向国民党外交部申请办理出国护照。国民党政府挖空心思，提出必须代表中华民国，必须经行政院批准，必须征求国内其他妇女团体意见，拖延不给办理出国手续。
在记者招待会上，邓颖超详细介绍了被邀请的过程。她说：“解放区妇女联合会作为团体会员，已于1945年11月加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我此次出席是以该会理事资格参加，不是代表国家，亦不是代表全国妇女团体去出席，故无必要征求其它妇女团体意见，完全有理由有资格出席，亦有权利取得出国护照。如果我因不能取得出国护照，以致无法如期出席会议，势必在国际间引起不良影响！”
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一派胡言，邓颖超又历数了去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钱泰曾临时从留欧妇女中选派11人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蒋夫人宋美龄还出席了报告会等事实。她说：“事过半年，南京政府该不会如此健忘吧？”
邓颖超这番有理有据的话，引起在场中外记者一片哄笑。第二天，南京、上海许多报纸报道了这次会议。一些外国通讯社和报纸的记者，也将消息发表在国外报纸上，使南京政府异常难堪。
6月13日、20日，邓颖超两次致电国际民主妇联主席戈登夫人，陈述南京政府有意刁难，拒发护照情况。同时，她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
很快，她收到戈登夫人来电：我们等候邓颖超女士来此出席，已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交涉护照问题，并已电告国民政府社会部。与此同时，国际民主妇联秘书长果然亲自到中国驻法使馆交涉四次。
南京政府十分狼狈了。他们故意拖到开会前5天，才以“驻华大使馆来电，本届会议无出席之必要，且时间迫促，故不必前往”为由，搪塞了事。
邓颖超再次对记者发表谈话：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作法，深为不满，并就国民政府剥夺人民应有的旅行、集会自由提出抗议。
面对越演越烈的内战形势，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忧心如焚。随着蒋介石宣布的停战日的临近，在各地党的地下组织精心组织和宣传鼓动下，国统区要和平、反内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6月11日，杭州全市学生举行反对内战罢课、教师罢教，并派入去沪联络赴京请愿。13日，约7000人集会，请马寅初教授演讲，会后由马寅初领队冒雨游行。
6月12日，重庆佛教徒在长安寺举行祈祷和平反内战法会，并致函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呼吁永久停战。
6月19日，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组织开展反内战的群众运动。150多个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并开展反内战签名运动。49家工厂成立了沪西工人反内战民主促进会，沪东地区和各业也纷纷成立和平民主团体。次日，又有妇女界约3万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立即停战。
为配合上海和平运动，中共四川省委发动和组织了重庆各界4000余人签名通电国共两党领袖，反对内战，要求谈判解决问题，并成立了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推选5名代表，拟去南京向蒋介石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