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在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的小会议室里，周恩来召集了负责人会议。
中共代表团在宁的全体成员和原中共中央重庆局的领导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李维汉，廖承志、王炳南、钱瑛、齐燕铭、童小鹏等出席了会议。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高兴地说：“今天，我们又在南京重逢了，又要开始老问题新工作了。我先宣布一下中央的指示，然后请董老和其他负责同志谈一下最近的工作和计划。”
中共代表团全称是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1945年12月9日，中共中央确定我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等7位同志，王若飞在返回延安飞机失事后，增补了李维汉。山东大学校长李澄之、延安大学法学系主任何思敬、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副参谋长王世英、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沈其震、经济学家许涤新、中共代表团驻渝代表、四川省委书记张友渔、《新华日报》总编辑华岗、中共代表团发言人王炳南等8人为顾问。
国民党政府公布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单中，全部代表为38人，其中，国民党方面为8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青年党方面5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燕生；民主同盟9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9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秘书处由国民党方面的雷震任秘书长，共产党方面齐燕铭、民盟方面蒋匀田、青年党方面肖智僧任秘书。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其前身为中国民主政党联盟。1941年3月，为推动中国宪政运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由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党派在重庆秘密建立。最初选举黄炎培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后改由张澜接任。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同年9月，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该同盟在香港创立机关报——光明日报，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并于10月刊登启事，宣布中国民主政党同盟成立，同时公布了恢复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主权，实践民主精神，结束一党专政，加强国内团结的宣言及纲领。
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改变党派联盟的性质，打破由中国青年党把持盟务的局面，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进行改组。会议选举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分别任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选出沈钧儒、黄炎培等13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同时，将团体会员制改变个人会员制，其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改组后，大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入盟，增强了内部左派的力量。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该同盟召开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提出了要将中国建成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1946年初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促成了政协会议的召开，参预国共之间和平谈判。
青年党是“中国青年党”的简称，原为民盟团体会员，其成员多是一些地主、资本家、政客。1923年在法国成立，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9年改名为“中国青年党”。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党主义。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前从民盟中分裂出去，成为依附于国民党的社会政治团体。
在这个会上，中共中央南京局宣告正式成立。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对外仍然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继续谈判，对内即是南京局，统一领导谈判斗争、统战工作和秘密党的工作。
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前身是1945年12月中旬成立的中共中央重庆局，再前一些又称中共中央南方局，其任务和管辖地区基本相同。由于称重庆局的历史较短，同时也不公开，因而，党内的许多同志往往将南京局的前身说成是南方局。南京局由周恩来为书记，委员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中央候补委员廖承志协助周恩来工作。吴玉章兼四川省委书记，留重庆工作；叶剑英仍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南京局管辖范围与重庆时期大体一致。除负责领导四川省委、上海、武汉、湖南、广东（辖琼崖特委、广西省工委及闽粤边工委）及香港的地下组织外，还管理由重庆迁往内地的党的秘密组织和关系。南京局下设组织部，部长钱瑛；宣传部，由陆定一（后为李维汉、廖承志）负责，宣传部下设新闻处（即新华通讯社南京分社），宋平（后为范长江、梅益）负责，新华日报南京筹备处，由石西民负责；外事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书记，副书记廖承志、王炳南（兼秘书长）；地下工作委员会由董必武、李维汉、钱瑛组成，董必武任书记；群众工作委员会由邓颖超负责，分管职工组（驻沪，刘宁一负责）、青年组（驻沪，刘光负责）、妇女组（邓颖超兼）；财经委员会由董必武、钱之光、熊瑾玎、刘恕组成，书记董必武，副书记钱之光，秘书长刘恕；党派组由齐燕铭负责，副组长宋黎；军事组，组长童陆生；资料组（情报），吴克坚，后为徐光霄负责；政治研究室，宋平负责；办公厅，主任钱之光，副主任童小鹏，下设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副处长李金德，行政处，处长龙飞虎，后为邱南章。
在会上，周恩来简单报告了到中原军区面临的严峻情况和汉口协议的签定，重点介绍了东北战局的有关情况及马歇尔的态度。
周恩来简单扼要地介绍了他与马歇尔商谈的要点，他担忧地说：“目前形势极严重、复杂而微妙。美国、苏联在世界尤其是远东问题上尚在避免武装冲突。马歇尔与蒋介石对中国内战看法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他接着说：“在东北问题上，美蒋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态度强硬，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停战。马歇尔却希望国共双方在东北达成某种妥协。”
“国民党是想在东北站住脚后，再把战火燃向华北乃至全国呵！”
“要想办法继续向马歇尔施压力，他不是很忌讳苏联干预吗，在进行东北调处吗？”李维汉疑惑地说。
“看来，还是蒋介石内战的贼心不死呵！”董必武一边摸着八字胡一边气愤地说。
正在这时，童小鹏拿着刚收到的中共中央电报走进来说：“延安来电。”
原来，这是中央《关于时局和对策的指示》的电报。电报重申了党中央关于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迟全国内战爆发时间的方针。电报指示，我党的武装部队在国方进攻时，必须坚守自卫立场将其击退。并要求周恩来在谈判中注意调整与军调部的工作，改善对美关系，尽可能争取美方对我们的同情与支持。同时指示南京局和国统区的党组织在大城市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党外的中间力量，包括国民党中间派。
通过延安来的消息，周恩来知道，大批新近出关的八路军、新四军远途奔赴东北后，面临诸多困难。地理不熟，许多地区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面对源源不断运往东北并以美国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队，的确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
周恩来十分理解中央的指示，他向大家解释了争取东北停战的意义。他说，那怕是短期休战，对于对建立东北人民根据地也是必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完全将实现东北停战的希望建立在马歇尔的调处上，这要靠我们的努力，人民的努力！
“对，要发动人民群众，动员起第三方面的力量。”邓颖超握紧起拳头又说：“我准备到上海一趟，动员学生、青年、工人起来反内战。”
“马歇尔与蒋介石对发动全面内战的看法尚未取得一致。马歇尔一方面认为蒋只要拿下四平、长春便可停战，另一方面也怕万一长春之战旷日持久，引起关内战争。”周恩来分析说。“马歇尔企图经第三方面的人士劝中共让出长春，然后停战、借款给蒋介石，而蒋可能在形式上改组政府，迁就美国政府和马歇尔的建议。”
“宣传工作的力量还要进一步加大，请李维汉和承志同志多关心一下这方面的工作。钱瑛同志也要把重庆带回的关系尽快建立起来，先按平行组织、单线联系的原则建立联系，不要与当地的地下组织建立关系，以防被国民党破坏。我准备亲自去一次上海，把《新华日报》在沪出版落实下来。”
“在《新华日报》未落实前，可以先油印电讯稿！”陆定一说：“还可以通过航空，把重庆《新华日报》空运到南京、上海等地销售。”
“对，虽然时效性差一点，但也是一个宣传手段。”周恩来突然又问道：“民盟搬迁回京的进展情况如何，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董必武说：“主要还是房子问题，据了解这两天可能就要回京。选址离这里不远，就在蓝家庄。”
“好，民盟来京，我们又多了一份力量，”周恩来高兴地说：当前，我们的策略应当继续坚持与扩大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不放松任何一种矛盾的利用，以避免自己孤立，对马歇尔仍尽力争取，迫使他压迫蒋介石推迟内战危机。我仍然主要负责与马歇尔和国民党的谈判工作，以及国民党上层统战关系的工作，各自按照分工抓紧开展工作，争取形势的好转。
当晚，周恩来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电报中周恩来分析和报告了美、蒋在谈判中的态度：在东北问题上，马歇尔、蒋介石意见相去不远，都要中共撤出长春；在关内，马歇尔主和，蒋主战。但美和中共关系日趋对立，形势真正好转绝不可能，全面破裂蒋尚有顾虑，但危险在增大，最后要看力量的变化和对比来决定。
周恩来愈来愈感到全面内战随时都可能爆发，必须提醒党外的朋友，特别是民主同盟及第三方面中对国共和谈抱有极大希望，以为可以顺利进行民主建国侥幸心理的人士。
在灯下，周恩来又以中共代表团成员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的名义给在上海的民盟领导人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陶行知及第三方面人士的政协代表分别致信。
政协代表来自于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正是因为在政协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坚持了我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加上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向解放区进攻的失利，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把和平建国方针写进双十协定。这才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规定和政协代表。也正因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前后后的斗争，民主同盟及许多第三方面的人士才与中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反内战、反独裁，成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共与第三方面合作的政治基础。
信中，周恩来情真意切地指出：政府当局，决心内战，不惜以全国人民之命运，作孤注一掷。当前局势十分严重，为奔走和平，极盼民盟方面速派代表来京，共同努力。
这段时间，民盟的领导人多数已回到上海，并就时局发展分别在上海或外地发表了看法。
5月9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施复亮，在上海分别代表民盟和民主建国会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主张无条件停止东北内战和各地冲突。民盟政协代表张君劢、黄炎培、章伯钧等在上海也对记者发表谈话，重申争取和平民主主张，呼吁制止内战。
东北政治建设协会负责人阎宝航在沪也发表谈话，呼吁停止东北内战，主张以政治方式合理解决东北问题。
民盟政协代表还分别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张群、邵力子和中共政协代表周恩来，赴沪商谈。
接到周恩来5月16日的来信后，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在张君励家中紧急磋商，达成了关于东北停战的三条办法，并决定分别致电毛泽东、蒋介石，呼吁东北停战。三条办法为：
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国民党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委员由各方协商。
对民主同盟关于东北停战的建议，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他从延安给张君劢、黄炎培等复电说：“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
张群代表国民党方面向民盟人士表示“乐于考虑接受”所提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