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宅真正热闹起来，是在临时参议院将要结束之时。因为大家都知道，“国会组织法”等条例必将公布，有关未来新国会选举的事情已成为中心话题。
这时徐树铮计划帮助段祺瑞成立政党，以便在新国会选举中取得优势。他让曾组织过政党的王揖唐负责筹划。王揖唐就在一次聚会中提出，将来要到各地方“经营”选举，就必须成立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方好号召。
民初因党争激烈，政党二字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好。大家都觉得取名某某党派不妥，但“梁宅”又是叫熟了的名称，好像也不太合适。于是有人提议说，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字不仅脱俗别致，还含有吉祥之意，不如就称为安福俱乐部吧。
与会者一致同意，梁宅就此摇身一变，成了安福俱乐部，也即后来轰动一时的安福系。
安福系在本质上与政党也有很大区别，它既无党纲，又无政策，说到底仍相当于一个议员招待所，只是大家每月都固定接受着徐树铮、王揖唐的津贴和招待。最早安福系的列名议员也很少，不过数十人而已，但这数十名议员各省皆有，新国会选举一开始，他们就各回本省，代表安福系“经营”选举。
与第一届国会相比，新国会选举有了很大不同。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时，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不久，政治势力和金钱对选举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但影响还不是太大。当时能够操纵选举的，也主要是省议会和县议会，选出来的议员一般都是当地士绅或有名望人士。
到新国会选举时，政治势力和金钱已经完全渗入选举之中。冯国璋紧紧巴巴掏出来的那四十万元根本就不够用，段祺瑞花在竞选上的钱只多不少，不过这些都没有要他本人操心，交通系和徐树铮早早就把经费都筹措好了。
此外，对选举的操纵力量，也从地方上升到了中央。冯国璋及其幕僚直到选举开始都搞不清如何运作，只知道把钱扔给宪法研究会，而宪法研究会也是把经费分配出去就算了事。安福系则不是这样，徐树铮、王揖唐全都如临大敌，直接在中央坐镇指挥，徐树铮还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并指挥地方长官对选举进行干预。
在具体选举方法上，安福系采取的是“分区包办”法。比如山东省被划分为四个选区，每个选区发给选举费一万五千元，由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民国时隶属于省长的地方官员），按徐树铮所圈定的名单“选举”。在湖南，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督阵，将大量伪票投入票箱，使得原定候选人全部“当选”。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省份都容易操纵。黑龙江即为一例，该省分两个选区，分别为龙江道选区和绥兰道选区。担任绥兰道选区监督的道尹是与直系有关的人，这就对安福系操纵选举造成了很大障碍。徐树铮采取的办法是，在选举前夕便以国务院名义，调该道尹进京咨询。在其离开黑龙江省期间，另择听话的人代理职务。
其实，如果撇开其中过多的弄虚作假及舞弊成分，安福系的竞选不可谓不认真，其认真程度甚至与西方社会的那些竞选班子有一拼。在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宪法研究会等班子简直如同渣渣一般——黑龙江省的选举结果出来了，二十多员议员，被安福系全锅端！
黑龙江省一省如此，其他省份亦大同小异，即便在冯国璋的老巢江苏，安福系亦大获全胜。
宪法研究会败北，冯国璋的那四十万支票也没能要回来，这让他始终耿耿于怀，直到临终时还对自己的长子说：“王克敏这小子骗去了我四十万元……”
新国会尚未组成，冯国璋已知大势已去，便一再向外界宣布自己不再参加总统竞选。
这时段祺瑞也正在考虑总统的人选问题。皖系内部已经有人主张举段为总统，他们的理由是本系在选举中费尽气力，自然就应该选举自己的首领当总统，而且想要搞政治，最好还是亲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
就当时的情势来说，段祺瑞只要参加总统竞选，就一定能选上。可是他考虑到，北洋系已分裂为直皖两系，冯国璋身为直系首领，如举段而不举冯，势必导致直奉两系的分化趋势更为严重。
在皖系内部，也有人推举徐世昌为总统。徐世昌是北洋元老，与皖直两系都有渊源，以徐代冯，无人可以反对，直系也能够接受。段祺瑞本人决定采纳这一意见。
考虑成熟后，段祺瑞就登门拜访冯国璋，这也是他再次组阁以来第一次拜访总统。冯国璋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段祺瑞摊牌之后，他马上表示愿将总统让给徐世昌。
段祺瑞又对他说：“四哥愿屈尊退当副总统，芝泉亦无异议。”
中国人向来都习惯了能上不能下，“退当副总统”哪里是“四哥”能够接受的。冯国璋摆了摆手，说：“算啦，我已决定息影林泉。”接着他又带着疑惑的神情问段祺瑞：“芝泉你呢？”
冯国璋显然对段祺瑞是否留任总理的事非常关心。段祺瑞知道，如果冯国璋选择彻底离开政坛，则他的总理也不能再当了，否则难以平息冯国璋及其直系的怨愤。于是他连忙说：“芝泉亦不当总理。”
此语一出，二人相视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