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特·霍尔斯特德死了，他是我的朋友。
他非常讨人喜欢。他共活了将近八十年，其中有差不多六十年的时间都献身于奴隶般的勤奋而又艰苦的编辑工作当中。我们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我的父亲在1847年的3月24日离开了人世，那年我11岁。自那个时候起，到1856年的年底或者是1857年的年初为止，我也曾工作过，并且一直都在工作——虽然不是非常勤奋，非常乐意，而是非常烦躁，非常懒惰。对于工作以及生活，我既抱怨生气，又厌恶倦怠，并且在没有人进行监视时，总是想方设法偷懒。
统计数字表明我做了差不多十年的工人，现在我已将近到73岁了。在我看来，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干过活——除了在太平洋沿岸做大名鼎鼎的记者的时候，如果我懒散干活的那两三年可以称之为劳动的话。所以我觉得，我完全能够有理由说，当五十年或是五十一年前我自印刷所逃出来时起，我便不再是工人了，并且永远不再是工人了。
至于在密西西比河上做领港，对我而言那并不算是干活，而是在玩，一种同以往那种混沌地玩所不同的新鲜玩法——快活地，精力充沛地，惊险刺激地玩——我打心底里喜爱这个差事。
在洪堡山银矿的时候也是玩，并且光是玩，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活儿，都是我那些要好的朋友们干的，我只是坐在一边进行欣赏。在埃斯梅拉尔达银矿时我也不劳动，因为希格比与罗伯特·豪兰都在我身边，我仍旧只是坐在一边进行欣赏。在那边的石英厂里，我干铲矿渣的活儿，那是真正的活计，非要我亲自拿着铲子去干不可，但我是个地道的懒汉，第二个星期末就退出了，这不仅是我自己愿意，并且给我工资的人也是同意的。开矿这一经历整整历时十个月，在1862年的9月底便结束了。
之后我又去了位于内华达州的弗吉尼亚市做新闻记者，后来成为旧金山的新闻记者。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了两年多的领薪水的懒惰生活之后，我便从《晨报》的岗位上退了出来，那次退出是恳求的结果，自然是老板的恳求。但我却不愁找不到饭碗，在那之后我出任了弗吉尼亚市《企业报》的驻旧金山记者，前后共历时两三个月。
在此之后，我同吉利斯的伙计们在杰卡斯·古尔奇的矿洞里开了三个月的矿。接下来便去了夏威夷群岛，在那里做萨克拉门托《工会报》的通讯员，共做了五六个月。1866年的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令我突然变成了演说家。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我向来都能够不做任何事也能将生活维持下去。因为写书和杂志上的文章，那始终都是玩，算不上干活。生活过得是如此合我心意，工作又是如此顺我脾气，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得意，对于我来说，那只不过是类似于打弹子球之类的游戏而已。
至今我仍旧想不清楚，勤奋的穆拉特·霍尔斯特德为什么会被罚做六十年的编辑劳役，但懒惰的我却能够免受这个刑罚，一生都闲散得如此快活。看来这也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有些不公道。但是，人间的法规似乎有这么一条，应该得到的人得不到，而不应该得到的人却要什么便有什么。据我看来，这种安排简直是太滑稽了，但它却正符合我们一贯所见的人间法则。
三十多年以前的4月10日，我同我的小家庭搭乘“霍尔萨希亚号”预备去德国，至少准备好了要动身，但在最后要走的那一刻又临时决定在港湾里抛锚，看看天气如何再说。很多人都搭乘了拖轮来同乘客告别，一直到天黑决定起航时才告辞。
拖轮开走之后，我们却发现穆拉特·霍尔斯特德仍旧同我们在一起，本来他是来给他夫人以及女儿送行的，但却不得不留了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立刻出海。除去身上所穿的衣服之外，霍尔斯特德没有带其他的衣服，但旅途要持续十四天之久。幸亏船上有个人和霍尔斯特德一样魁梧，并且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他也只能穿得下这个人的衣服，其他人的都不行。这个有幸巧遇到的人叫做贝阿德·泰勒，他的体型超乎常人的高大，正好与霍尔斯特德相当，他有很多衣服，也愿意同霍尔斯特德分享，这是因为两人在邂逅之前便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
我与他们在吸烟室里玩儿，一直到半夜，才将这样一件古怪的事弄明白了。他们两人已经有十年没见面了，一见对方仍旧像自己这样魁梧、健康，这样心宽体胖，都大吃了一惊，禁不住感慨不已。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两人都认为会听到对方的死讯，要明白，在两人分手之前，医生是都对他们下了死刑判决书的。他们两个人都得了心脏病，医生说两年内必定要死去，医生曾经要求这两个人必须要过安静的生活，只可以走路，不可以跑步，非到万不得已，不要爬楼梯，尤其是要尽可能地不受惊吓或是刺激，不可以突然激动。
他们都清楚，对于他们来说，一次突然的过分激动就足以令他们立刻完蛋。因此这十年以来，两个人总是轻手轻脚地走路，从不快步疾行，也从不跑跑跳跳，上楼时就像蚂蚁爬山一样，同时他们也总是尽量避免过度兴奋。所以他们从来都是健康得像一对大象那样，虽然他们自始至终都搞不懂怎么还会一直活着。
后来发生了他们偶然相遇的事情。在此之前，两个人差不多是同时遇见了这样更加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的事情令他们突然间便大吃一惊，心跳加速，热血沸腾，激动不已，接下来便又是一次大吃一惊——这次吃惊的是自己为什么没有当场死去。
这次惊讶大概是在“霍尔萨希亚号”轮起航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产生的。霍尔斯特德是辛辛那提的《商报》主编和老板。一天半夜里，他正坐在大楼楼上的主编办公桌旁慢条斯理地做什么事时，突然间听到了一声非常猛烈的爆炸声，大楼楼基整个摇晃起来，玻璃窗也都被震碎了。霍尔斯特德还没有来得及多想，还没有来得及叮嘱自己不要因此而过分紧张，便已在三十五秒钟内飞速地奔下了六层楼梯，在街上站着直喘气。等到他反应过来时心里想：“这下可完了！”最担心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发生了！但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发生。原来一切并不像医生所说得那么可怕，自己的心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从这个时候起，他便一直做着一个自黑暗与恐惧中解放出的人，迄今为止一周以来，他正拼命地将过去十年间所损失的那些激动情绪追回来，寻求着兴奋，活像个饿慌的人在迫不及待地进行狼吞虎咽那样。
贝阿德·泰勒的经历同他的差不多。有一天他在乡下，正要转弯跨过铁路，正好一辆火车呼啸而来，将他的裤裆刮破了，火车风驰电掣，带起了一阵旋风，将他卷到了另外一个县。他边呻吟边哀叹着，心想这致命的一惊终于到来了。他将手放到心脏上，结果又令他大吃了一惊，他发现自己的心脏竟然还在跳动着。他站起了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高兴到忘乎所以，就同霍尔斯特德一样，此后他便开始对更多的兴奋进行追求，以便对过去那宝贵的十年间所无法计算的损失进行弥补。
贝阿德·泰勒正在前往柏林，他是我们新任的驻德公使。他非常和蔼可亲、天真烂漫，和有史以来担任过特命全权公使这一显要官职的人一样，他无比的轻松快乐。他是诗人，写过非常多的诗，他所翻译的《浮士德》，是英译本《浮士德》中翻译得最好的。
但是，他自己原创的诗歌，除去两首写得很好之外，其他的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因为到现在已经全被忽略和遗忘了。那两首写得很好的，一首是对苏格兰士兵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壕内唱着《安妮·劳里》进行描写的；另一首则是一位阿拉伯人为他情人所唱的非常动人的情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收集到他零星的作品来弄个纪念馆，不过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肯定是很愿意人们这样做的。
他有着特别惊人的记忆力。一天晚上，当我们在甲板上散步时，他对我说，在他还是小孩时，曾在一次记忆竞赛当中，把一码长的纸上的一些他所学过的离奇古怪并且毫无关联的单字，读了两遍就能一字不错地背下来，从而轻易地取得了胜利。要清楚，其他的孩子就算是学了一个钟头之后再背，也没有谁能够做到不出一点儿错误。
这次，出于证明的必要以及记忆的习惯和对自身记忆力的自信，他再次从记忆深处对这一长串单字进行了回忆。泰勒说，自那一回以来，他就再也没有将这张单子想起来过，但是他相信，只要在心底深处进行半个小时的挖掘，他就一定能够背得出来。默默地，我们在甲板上走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便从第一个字开始背起，接下来他便自那里顺顺当当地背下来了，一刻都没有停顿，并且据他说，没有背错一点儿。
他随身带着个黑人男仆，这人的穿着非常时髦，看起来就像花蝴蝶或是彩虹一般，但后来却不见了，我们大约有十天或是十二天都没有见到他的影子。直到一天，我们看到他走上了甲板，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就像温室外或温室内的一朵枯萎了的花朵那样。
很快，他失踪的秘密便被揭晓了。原来就在他上船来的头一天，海洋生活便搞乱了他的身体机能，于是他就向船上的医生要了一服泻药。于是医生将十四颗大药丸给了他，并用德语告诉他说，每隔三小时服用一颗直到治愈。但他听不懂德语，也没有同别人确认一下，一次便将十四颗药丸全部服下了，结果就发生了前面所说的情况。
早年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布雷特·哈特，我将他当成自己的朋友，其他人也同我一样，可是不久后我们便将这样的友情结束了，其他的人也同我一样。他是一个保不住朋友的人，他人不好，简直是太不好了，他既没有感情，也没有良心。他夫人是一位难得的好女人、好朋友、好妻子、好母亲，但当他去欧洲做领事时，却将她和他们的小孩扔在了家里，自此再也没回过家，直到二十六年后他死时为止。
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同人借钱的行为，他向所有的朋友都借过钱，如果他偿还过借款的话，那便很可惜是历史没有将这一行为记载下来。他可以随时为人家开一张借据，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1878年的4月10日，我们搭船到欧洲去。在头天晚上，大家举行了宴会来欢送贝阿德·泰勒，他将要和我们搭同一艘轮船去出任美国驻德国的公使。在这个宴会上我遇见了一位先生，同他结识非常令人高兴，于是我们便成了朋友并攀谈起来。开始时，他谈起了布雷特·哈特，没过多久便显得对他颇有怨言，他曾经无比推崇哈特的作品，所以非常想了解一下哈特这个人。
哈特这人一旦同别人熟悉起来就要找人家借钱。这个人非常富裕，于是借得也非常爽快。哈特总是为人家开借据，并且是自己主动这么做的，因为人家并没有非要他如此不可。哈特在东部待了足有八年，其中有些年也曾经向他借了些钱，加起来总共有三千块钱之多。那个人对我说，哈特的借据令他非常苦恼，因为他认为，哈特肯定经常为了这些借据而感到非常苦恼。
然后，他便想出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好主意。他将那些借据捆了起来，捆得非常严实，于1877年的12月24日作为圣诞礼物一起邮寄还给了哈特，还附带了一个条子，说这种做法是出于兄弟般的热情，希望他允许。第二天，哈特立刻从邮局退回了这包借据，还附带了一封信，说他这种做法实在是有辱他的人格，所以大为愤慨，并正式宣布永远同他绝交，但却闭口不谈什么时候还钱。
1870年，在哈特志高意满地穿越了大陆之后，在罗得岛的纽波特这个贵族人家滋生之地——能够说成是种马场——住下来了。那是美国式的贵族人家，也能够说是拍卖的场所，英国贵族前来这里做交易，以换取美国姑娘以及现钞。十二个月里，他便花光了一万块钱，不久就狼狈地离开了纽波特，还拖欠着屠夫、面包师傅等人的钱没有还。
他只好去了纽约，住到他的夫人和小孩那里去了。在此，我还要提一句，哈特在住在纽波特以及科赫塞特的时候，经常参加一些时尚人物的宴会，在这些宴会中，他是唯一一个不带夫人单身出场的男客。我们的语言中，有一些是粗鲁的，但我还是不清楚用什么样的粗话才可以恰当地对具有这种行径的丈夫进行形容。
当哈特住在纽约有两三个月时，他曾经来过哈特福德，在我们那里短暂地住了一个晚上。他说自己没有钱，更没有前途，说自己欠纽约的屠夫以及面包师傅两百五十块钱，他们再也不愿意赊账给他了。他又说自己的房租也欠着，房东扬言要赶他的小家庭到街上去。于是他来找我，想要向我借两百五十块钱。
我说，我能够借两百五十块钱给你，但这样只能将屠夫以及面包师傅方面的问题解决掉，房东还是会赶你的，要不我还是借五百块钱给你吧。他便兴高采烈、理直气壮地将这笔钱借走了。除了如愿以偿地将钱拿到了手，在这次来访的剩余时间里，他又肆无忌惮地将我们的房子、家具以及内部的陈设尽情嘲弄了一番。
昨天，豪厄尔斯还在说，哈特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最为可爱、机智、灵敏的，说他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可以叫人家同他相处的刹那间将他的下贱、卑鄙和不老实全忘掉，甚至还几乎想要对他进行宽恕才好。豪厄尔斯所说的有关哈特聪明、机智、灵敏的话是对的，我也同意，但他可能从来都没有进一步对这聪明、机智、灵敏个性的性质进行过研究。
在我看来，正是它的性质将这些聪明、机智、灵敏等的美好素质给糟蹋、浪费掉了，假如说这些素质是上帝赐给他的礼物，那他便是在暴殄天物。他所有的不过是小聪明，并不具备多方面的才能，只知道讥刺和嘲讽，实在是没什么东西能被他拿来嘲笑时，哈特就显不出才华来了，所以那时他也并不比我们这些一般人更加风趣幽默。
一次，他写了一个剧本，是和一个可爱的中国人有关的——这个剧本，如果作者是其他的什么人，哪怕仅是个无名小卒，也肯定会获得很大成功的。但是，可怜的哈特已经同纽约的戏剧评论界结了怨，就是因为他经常随便对人家进行指责，从来不说些新剧本的好话，除非是事先有人塞钱给他。
评论家们正在等着对他进行报复，看他的笑话。他的剧本一搬上舞台，他们就兴高采烈地群起而攻之，对它进行无情的糟蹋、嘲笑和抨击。这样，戏便失败了。哈特自认为是评论家们的诽谤以及谩骂将这个戏搞垮了。所以没过多久，他便提议由他和我进行合作来写一个戏，我们每人对其中的几个角色进行介绍，将它们写好。
于是他来到了哈特福德，在我们那儿住了两个星期。他是个在信誉完全丧失、钱被用得一分不剩以及饿狼来到门口之前不肯认真地去做任何事的人。只有到了那个濒临死亡的时刻，他才肯坐下来好好干活——并且还是在暂时性救济到手以前——并且干得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刻苦努力。
姑且撇开正题不谈。我还记得有一次，快到圣诞节时，他来我们家住了一天，为的就是将纽约《太阳报》的一篇短篇小说完成，题目是《忠实的花丛》——假如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将这篇小说写好之后哈特至少能够得到一百五十块钱，但达纳先生说过，假如文章能够及早写好，赶上圣诞节刊登，那哈特便可以得到二百五十块钱。哈特已经完成了一半，但是因为时限太紧迫，再也不能被打断了，所以跑到我们这儿来躲避他那些不断上门讨债的债主。
他是在快要吃晚饭时到的。他说，时间短促，非要晚饭后立刻动手不可。然后他便边吃晚饭边安详地闲聊，后来又坐在书房间的火炉边闲聊，一直聊到了晚上十点钟。再后来，克莱门斯夫人已经去睡觉了，我的那份暖过的威士忌混合饮料也被送来了，顺便也给哈特送了一份。他依旧继续闲聊下去。我仅喝了一份热的威士忌，喝到了十一点钟，但是哈特却喝啊喝，不停地在喝，直到凌晨一点钟。
我实在是无法再作陪了，于是便起身告辞，同哈特道了晚安。临走的时候他问我们能否再将一瓶威士忌送到他的房间去，我们将乔治叫了上来，他将威士忌送过去了。当时我认为，他喝了那么多威士忌，一定干不成活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并且，没有什么现象能够表明他所喝的威士忌已经令他的脑袋迟钝起来了。
他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痛快地干了个通宵，边喝威士忌，边烤着用木柴烧得非常旺的炉火。一直到了清晨的五六点钟，他又将乔治叫了过去，说他的瓶子已经空了，又要了一瓶。从那时直到九点，哈特喝光了新添的一夸脱，然后便过来吃早饭，但他却并没有喝醉，甚至连丝毫的醉意都没有，简直可以说是非常的清醒，非常的机敏，非常的生气勃勃。
他的小说也最终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不但得到了原本讲好的一百五十块的稿费，连那额外的一百块也到手了。我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所完成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但一个钟头之后，我便能够弄清楚了。
到了十点钟，那个属于姑娘们的，名叫“星期六早晨”的俱乐部，来到了我们的书房中集中。本来按照事先的安排要由我来为小姐们讲一讲，但我请哈特代劳了，请他读一下他新写的小说。他便开始读了起来，但很快我便了解到了一个问题，他同很多人一样——并不清楚怎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朗读。
因此我便从他那里接过了小说稿子，还是自己来读。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便是在我前面所提到的不利条件下写出来的，我从未见印刷品上提到过这篇小说。我想它可能不是特别著名，但我能够确信，它是哈特的最好的作品中的一个。
回过头来再说一说那次来我们家的事吧。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走到了弹子房里面，开始写那个剧本。我为我的人物起了一些名字，并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基本描述，哈特则做着他自己的那部分。然后他便开始写剧情概要，一幕幕地写，一场场地写。他写得非常快，似乎老早便胸有成竹，丝毫没有犹豫不决的样子。要清楚，他一两个小时内便能完成的东西，我要认真地做上几个早上才能够完成，并且完成之后，又没有丝毫价值可言。但是哈特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有价值，对于我来说，他的创作所给予我的简直是一场奇妙的表演。
接下来，配台词的工作便开始了。很快哈特便为他的人物安好了对话，除去轮到我的角色应该说些什么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这个时候，哈特便将我的那些人物大概该说些什么话，这些话该有些什么特点都告诉了我。之后我便提供台词，他写了下来。
就是按照这个样子，我们做了两个星期，每天做两三个小时或是四个小时，将一个我们都特别看好的、精彩的、预备上演的喜剧写了出来。他所写的那部分是最好的，但评论家们却不管这些。等到剧本上演时，他们只是拼命地对我所写的那部分进行赞扬，溢美之词过多，用心也有些可疑；对于哈特的那部分则是肆意谩骂，与我的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这个戏便被这样葬送掉了。
在这两周当中，在我们家里，不管早饭、中饭、晚饭或是在弹子房内，那是我们的工作地点。对于我们家的每样东西，哈特都尽情嘲笑，并且用语措辞都似乎说得非常漂亮、聪明，好令他自己得意、开心。我一直在忍耐，那是因为看了克莱门斯夫人的面子，直到最后的那天。
那天我俩在弹子房里面玩弹子球，他又开始了那一套自以为是的讽刺，将他在我家的最后一出丑剧表演了出来。话是针对克莱门斯夫人的，说得闪烁其词但又不无嘲讽。他可不会承认是针对她的，如果恰好当时我的心情还不错的话，也有可能将他这个虚伪的声明接受下来。但很不巧我当时的心情特别不好，我的情绪异常激动，不可能从容而又大方地听取他的辩解。于是我说出了以下这些话：
“哈特，老实说，你的妻子的确非常漂亮、可爱，还很贤惠，她简直能够同克莱门斯夫人相媲美了，这便是对她的最高赞美——但是，她命中遇见你便是她一辈子的霉运了。单凭你对她的种种情形来讲，你这个丈夫委实是既卑鄙猥琐又不称职的，每当你提到她的时候总是对她进行嘲笑挖苦，更不用说轻蔑鄙视了，在你的心目中，她完全没有应该有的尊严和地位。
“可能你对待其他的妇女也总是这个样子。但是，其他人我不想管，你想怎样说就怎样说，但我不许你这样说克莱门斯夫人，你说话要有一个限度。你压根就没有看不起这里一切的资格。
“你睡在这里是不付钱的，但你一直在对这里的所有进行挖苦，说一些可怜的俏皮话，其实在这些事上，你应该留些余地才好。你要清楚，这十年以来，你自己连一张床铺都没有。你却对我们卧室里面的陈设、桌子上的摆设，对车子、佣人、雪橇、车夫的服饰——总而言之，对这屋子里的所有一切以及主人，都竭尽挖苦之能事。你简直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你实在是太得意忘形了，为了表现一下自己的机智，你对任何事物都不屑一顾。
“但是这些嘲讽自你嘴里说出来还是不太合适吧。就凭你的境况，根本就没有资格发表什么议论。当然你有你的才能和声望，要不是生来便是一个懒虫和游民，你的天赋本来是足以维持你家的生活的，甚至能够搞得体面而又风光。但你就是一个懒骨头和无业游民，一天到晚穿得破破烂烂，除了那条血红色的旧领带之外，你穿得可是丝毫都不整齐。
“再者说，你边享受又边嘲讽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你没有付过钱的。你的收入中的十成里有九成全是借来的——事实上是偷来的，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偿还人家。你在你那勤劳的寡妇姐姐开的公寓里面白吃白住，做个人人都嫌弃的寄生虫，到了后来你甚至连到那附近露下面都不敢，因为债主们都在等着你。
“你过去住哪儿啊？没有任何人知道，连你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但我却知道，在新泽西的森林和沼泽地带，你同其他的游民一样鬼混，这是你自己都承认的，并且还丝毫都不感到害臊。你看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东西都不顺眼，其实你真是应该更知趣、厚道一点，要知道这里的每件东西都是正正经经、规规矩矩付钱买来的！”
那个时候哈特正欠着我一千五百块钱，到后来他又欠了我三千块，他要为我写一张借据，但我不打算开博物馆，便没有收下来。
哈特这样一个对于契约、合同根本不上心的人，可以说是世间少有的。明明在他面前放着一张没有履行的合同，放着一张令人焦虑的借据，他却仍旧能够兴高采烈的，甚至能够拿这些来当笑话讲。如果说他曾为此感到烦恼的话，那是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的稀奇事。
有一年，他签了一个出版合同，要为我在哈特福德的出版商布利斯创作一本《大天使加布里埃尔·康罗伊》，并准备按订购的方法出版。拿钱的事哈特从来都不含糊，可是一旦轮到要履行合约，布利斯可就发愁了。那些宝贵的时间都被白白浪费掉了，哈特说过的许诺以及誓言倒真是不少，可就是无法见到真正的稿子——至少当哈特身上还有钱或是借得到钱时他是别想见到稿子的。只要哈特还能够活下去，他便不会碰一下笔杆子，除非饿狼已经将他的后腿咬住了，到了这时候，他便会猛地发狠做它两三天，将成果交给布利斯，以便预支版税。
每个月总会有一次，哈特会被搞到山穷水尽。到了那时，他就会急匆匆地赶出一些稿子，然后拿给布利斯，以便预支一下版税，好能够暂时将困境摆脱。透支款子的数目倒是从来都不很大，但对布利斯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在布利斯的望远镜般的眼里看起来，不清不楚地让人拿走两三万块钱可绝对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很快，布利斯便开始对哈特这个无赖惊慌恐惧起来了。开始，他认为同哈特订个合同，让他写一本扎实而又精彩的小说，就等于将一个无价之宝拿到了手中，于是冒失地事先在国内进行了宣传。如果他遇到的人惯于信守合同，这样的宣传无论是对布利斯还是对哈特来说自然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他并不是在同这样的人打交道，所以，哈特还没有写到一半时，宣传的效果就早已烟消云散了，而对于精神产品书籍而言，人们的兴趣一旦失去了，便永远都不会再复活。
后来布利斯最终认识到了《大天使加布里埃尔·康罗伊》只是一只徒然累人的大白象，等书终于快要写完时，这本作为预先订购之后印刷的书，几乎早已失去了价值。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为哈特预支了——我想这个数目是没有错的——三千六百块钱。他自己也清楚，在他能够设法对这笔钱进行弥补之前，他是睡不好觉的，所以他将分期刊载的权利以非常少的几个钱便卖给了一家杂志——这真是一笔好生意，因为其实连载权根本不值这些钱，书的版权还没有底本值钱呢。
在我看来，哈特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羞耻感可言了。一次他曾经随便向我讲起——只是偶然地回忆起了——早年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事。那个时候他还是个英俊的少年，才华横溢，前途无量，但却不得不为了挣黄油面包而辛苦地奔波，于是他养了一个年龄大他一倍的女人——不，是这个女人在养着他。二十五年或是三十年之后，他已经是驻英国的领事时，他再一次地故伎重演，前后曾将自己包给两个女人。这些事，以及这些女人的名字，都已经成为鲜为人知的历史了，人们唯一还有印象的，便是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仍旧过着这样的生活，并且死在了其中一个女人的家里。
突然间，我回忆起了自己同哈特打交道的一件事，这事又令我联想到了我在太平洋沿岸旅居期间所发生的一件类似的事。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由于奥里昂的小心谨慎，令我所搞的黑尔以及诺克罗斯的股票投机都以失败告终了，仅剩下了三百块钱，甚至连个住处都没有。于是我便去了杰卡斯·古尔奇，寄住到我的几个露天矿工朋友的家里。在那里我待的时间不长，他们全都是些可爱的伙计，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可爱的，为人正直可敬，无论买咸肉还是买豆子都可以赊账，因为他们的信用很好。
但这都是因为运气不错，因为他们所做的开矿这个行当是很危险的，叫做挖矿穴，据我所知，在这个星球上，挖矿的人仅限于非常小的一个地区，那便是杰卡斯·古尔奇的附近。
一个“矿穴”便是指山腰中的某块地方有一堆金沙。它距离地面非常近，雨水将一粒粒的东西向下冲，冲到了山腰里面，越来越大，形状就像扇子一般。挖矿工人将一盆沙子用水淘，便能够淘出一两粒金子。然后朝右边或左边跨一步，再淘另一盆沙子，又能够淘出一两粒金子，然后再朝右或是朝左，一直淘到根据情况判断，是到了扇形矿穴两侧尽头为止——也便是再也无法淘出金粒为止。
余下的活儿就很简单了——沿着山腰向上淘，一边淘一边找那个狭长的扇形，直到最后找到矿床的所在，非常有可能那里面的金子只值几百块，几铲子便能将它铲出来了；但也有可能那是矿藏的集中之处，淘到那里便能够发笔大财。他们所要找的就是这样一笔大财，只要人活着，便会不死心地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寻找。
我的那些朋友们，每天都在对这笔大财进行寻找，已经寻找了十八年了，但他们还从没有找到过，但绝不气馁，他们坚信终有一天是能够找到的。我同他们在一块儿的那三个月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但我们所过的是迷人而又快乐的生活。我走了之后没多久，一个墨西哥人便逛荡到了那里，找到了一个矿穴，地点就是我的那些伙计碰巧从未到过的一个山坡上，他寻找到的金子的价值有十二万五千元之多。啊，这就是运气！老实、善良而又坚韧不拔的人常常能够在这不公道而又邪恶的自然手中得到如此的款待。
我们的身上都穿得非常破烂，但这没什么，在当时流行的就是这样的装扮，这一带的人口不多，全是这样穿戴的。有几个月，伙计们连一分钱都没有，也没有必要有钱，因为他们具有很好的信用，咸肉、面粉、咖啡、糖蜜、豆子，能够随时随地随便赊取。
不过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就应该是吉姆比较特别，在我们三个人中，他是穿得最糟糕的一个。如果说在耐穿方面有明显差异的话，也要算吉姆那烂糟糟的衣服穿得最为长久了，但他长得一表人才，英姿飒爽，就凭他天生的风度仪表，穿什么式样的服饰都是挺神气的。
一天，我们正在一个非常破败的小客栈里面吃饭，突然一对搞音乐的流浪者进来了，其中一个弹着五弦琴，另外一个则跳着木屐舞，唱起了滑稽的歌曲，让人听了哭笑不得。我一看便知道他们是业余的，肯定是实在吃不上饭了，只好将这个卖艺的行当捡起来撑日子。他们将帽子托在手里，总算是从在场的一打穷矿工那里凑起了三四角钱。当帽子被托到吉姆面前时，吉姆一反常态，用他那种百万富翁一般的优美神态对我说：“拿一块钱给我。”
我将两张半块的给了他。他接过去了，但没有将钱放进帽子里，而是自一码之外抛到了帽子里，就像古代小说里面写到的英国公爵爷赏赐乞丐东西时，不是递给他，而是“投”给他，将钱掷到他脚下时那样——而在古代小说里面，这东西往往是“一袋金子”。在小说里，旁边的观众也一直都是热泪盈眶，特别感动。
吉姆的气派正像古代小说里公爵的气派那样。对于他来说，这两张半块的钱也正是一袋金子，像公爵一样，他的行为也是表现出来给观众看的，但比喻只能到此为止。就拿公爵的事来说，四周的观众都清楚这袋金子是他能力所及的东西，同他那万贯家财相比，这袋金子简直是九牛一毛。他们羡慕的，主要是这个人能够这样的满不在乎，这样高雅随意地将一袋袋的金子挥霍施舍出来。自然，矿工们也羡慕向来贫穷而又节俭的吉姆能够大方得如此漂亮。但他们的心里都非常清楚，他这样做是超出自己能力的，但这一点就更令他们钦佩不已了。
论人品，吉姆自然抵得上一百个布雷特·哈特，这是因为他是大丈夫，是一个完美的人。在小小地对虚荣心以及矫揉造作进行表现的过程当中，他暴露出了一种和哈特类似的特点，但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
好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再次返回哈特的事情上来了。等到我们所写的戏能够交给帕斯洛剧院时，我刚巧有事要去纽约，照例，我住在圣詹姆斯旅馆里面，而哈特也照例又误了事。这个戏本来应该在一两天之前便被交到帕斯洛手里的，但哈特没注意到这一点。
晚上七点左右，他跑到了旅馆的休息室里面，身上穿着一套古老的灰色衣服，裤子已经破得都不大能遮住屁股了。鞋子也破了，还混着雪水，糊着泥巴。在他的头上，略微向右斜戴着一顶皱皱巴巴的小呢帽。对于他来说，帽子小了一两号，但闪闪亮的小红领带还是像往常那样，比往常还显得得意而又显眼。
他的手里拿着剧本，只有三分钟的路便能够到帕斯洛剧院。原本我以为他会说：“来吧——让我们将剧本送到帕斯洛去。”但他没有这么说。他走到了柜台边上，将一包东西递给一个管事的，以男爵的口吻说：“这个是要给帕斯洛先生的——将它送到剧院去。”
那个管事的人满腹狐疑地瞅了他一眼，用极其为难的神情告诉他：“送力要一角钱。”
立刻，哈特大喝了一声：“让他来。”
管事的便叫了送东西的人过来，那个小男孩来了，接过了小包，等候着。
这个时候，我看到管事人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丝不怀好意的好奇心。哈特转身过来对我说：“去拿一块钱来。”
我将一块钱给了他，他又给了小男孩，说道：“去吧。”
管事的说：“等一等，我找给你钱。”
哈特则以公爵的气派，挥了一下大手，说道：“不用在意，就给小孩吧！”
曾经，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写过一本书，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同时也令人忧郁而感伤。在这本书刚刚出版时，正是内战前夕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而战争也正处于势不可当，一触即发的状态中。南北双方都蹲在那里，随时准备跳起来将对方的喉咙卡住。
这本书就叫做《没有祖国的人》。而哈特正是这样一个人，只不过不是那么明显那么有特色就是了——总之，他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不属于人类——“人”是一个很重的字眼，而他则是个无祖国的无脊椎动物。他对祖国的感情，绝对不比牡蛎对河床的感情强烈多少，甚至更加不如，为此我想我还得向牡蛎道个歉。
在哈特身上的高尚的热情早已被奢侈糜烂的生活所侵蚀殆尽。他如今对这种感情的了解只是得自书本，当他将这些高尚的热情写进自己的作品时，就只不过是赝品而已，不过由于他的那点小聪明，他总是能模仿得很好，总是能欺骗一批对他不了解的人。他如同演员一般在舞台上硬挤出热情似的，尽管心中并无这种感受，但仍然遵照着一些严格制定的程式，将那些感情人为地再现一下用来博得观众的认同罢了。
我记得1876年11月7日那天——哈特突然来到了我在哈特福德的家里。第二天是选举的日子，他却仍然还留在我家里，像往常一样，他始终是那么镇定而安详，简直是全美国最镇定而安详的投票人了，而其他人——在我们国家就是这样——他们总是随着选举的进行而兴奋到极点。这是因为一场政治大火正燃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不久后，这场大火便以对美国人民最为冷血的欺骗告终，即从已经被选出的蒂尔登先生那里把总统的宝座偷过来，进而令已经被击败的海斯先生得以加冕晋爵。
我本人是热烈支持海斯的，那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当年我还很年轻。然而这些年的人生经验让我深信，对于国家政局的评价，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就算是对政局有那么一丁点儿作用的话，也只能从老年人的评论中找，而不是从年轻人中找。
当时，我跟其他选民一样都很兴奋，都很激动。所以当我听哈特说，他预备留在我们这里直到选举后的第二天才回去时，我感到有点诧异，也有点生气了。不过倒也不是十分诧异，也不是十分生气，因为我知道他是个随便惯了的人，很可能是他自己把选举的日子搞错了。不过好在我们还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进行补救，于是我建议他回纽约去，别耽误了他进行投票。但他说，他没有将选举放到心上，还说他走开是故意的，目的便是为了能够躲过投票，而同时仍旧能够有个正当的借口来对付人家的批评。
接下来便讲到了他为什么不愿意去投票。他说，通过那些有势力的朋友们的帮助，他已经自蒂尔登先生那儿得到了一个诺言，那就是任命他来做领事，并且还自海斯先生那儿得到了同样的诺言。所以不管胜负怎么样，反正他都会得到照顾，并且他对于选举的全部兴趣无非也便是如此而已。他说，自己可不敢随便投哪个候选人的票，因为其他的候选人有可能会调查出来，并且从而认为有理由将过去的诺言取消。
啊，对于我们的政治制度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嘲讽啊！为什么一个总统要对一个将要任命的领事是如何投票的进行关心？领事人员可并不是什么政治性官职。一个领事是否合格，照理应该仅看他是否适合这个职务，在政治制度健全的国家里面，一个人的政党色彩本应该是全然与此无关的。但是，也就是那个被全国选举击败了的人竟被安到了总统的宝座上，但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却凭借如此的手段将他梦寐以求的领事职位捞到了手。
哈特没有感情，这是因为他并不具有感受的机能。约翰·麦卡洛是一个悲剧家，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慷慨大方的人，可爱可亲的人——是一个公认的好人，没有任何人对他为人的诚实进行怀疑。对于哈特的作品，他非常钦佩，早年在旧金山的时候，他便对哈特这个人特别喜欢。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他那种喜爱的感情便冷了一些，但这全该怪哈特自己。
但是，在哈特出任领事的这段时间里面，麦卡洛对于他的感情只是有些减退而已，绝对没有全部消失。但是，不久便发生了一些情况，令余下来的那些感情也全部丧失了。麦卡洛告诉了我全部的经过。
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到了他纽约的住处，说自己是布雷特·哈特的儿子，刚刚从英国回来，随身带着他父亲的介绍信——接下来他将信给了麦卡洛。麦卡洛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说：“孩子，我正在盼着你来呢，我已经收到了一封你父亲的信，清楚了你此行的目的。正好我的地位能够将你的愿望满足，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一个职位，今天便立刻开始工作吧。”
小哈特对此表示感谢，将话说得非常得体：“我知道你在等我，因为我爸爸答应过我要事先给你写信的。”
麦卡洛的口袋里面确实装着他父亲的信，只不过他不想念给小伙子听，那样会令这个小家伙伤心欲绝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这个孩子是个舞台迷。他要去你那里寻求帮助，因为他清楚我和你是老朋友了。为了将他的纠缠摆脱，我只得送他渡海而来，身边带着请你对他进行关照的一封信，请求你因为我的缘故去帮助他实现他自己的雄心。我只能写了这封信，因为我无法摆脱孩子的纠缠，但是，我的这封信是要于事先告诉你，不用认真看待另一封信。我的儿子确实是舞台迷，但他天赋浅薄、无足轻重，也不会有任何成就，所以请你不要为了他格外费神，为了他浪费时间以及心思是没有必要的。”
约翰·麦卡洛站在了一个真正父亲的角度，坚定地站到了那个孩子的一边，替他在舞台上谋求上进。他应该是这个孩子的最好的父亲。
我在上面几次都说过哈特没有良心，还说他卑鄙下流，也许还没有说有关他奸诈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将这一点漏掉了，则愿意在这里补上。
我们全人类都不免有时会做错事，说错话，我也不会例外。我自己有过这种经验，这个经验恰好同哈特有关。那大约是在十二年前，一个晚上，我逛入了一个演员俱乐部，见到五六个年轻人正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面挤着，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非常舒服的样子。我也忍不住加入进去。
不久便有人提起了布雷特·哈特的名字。这样一提，便正好将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触动了，其后的十分钟内，就只有他一个人在谈话，谈他心里面的话，没有人将他打断，大家都在非常有兴趣地听着。这个年轻人的话中洋溢着纯正的热情，主题就是对哈特一家进行赞颂——尤其是赞颂哈特夫人以及她的几个女儿们。他叙说了她们是如何住在位于新泽西的一个小镇里，为了维持生计而艰苦地工作着，同时，她们又是如何的诚实，如何的热情，如何的安分守己——哈特夫人靠教音乐课，女儿们则靠练习绘画、刺绣等手艺过活，一家人其乐融融，相处得非常和睦。我同其他的人一样在旁边认真听着，我知道他所讲的都是实情，并没有经过半点夸张。
但是一会儿他便岔开了话题，开始对这个被抛弃的家庭的名义家长布雷特·哈特进行赞颂。他说，这个家庭的幸福具有一个缺点，那便是布雷特·哈特不在。他又说，她们对他的爱以及崇拜，如果能够看到、能够听到的话，那确实是个非常美的故事，她们还因为他被迫离家而对他万分思念和怜惜；他还说，哈特自己由于被迫流亡而感到辛酸，这令人想起来就觉得是件非常美的故事；还讲到了哈特的忠于家庭，每次轮船开到美国，便总是不忘将一封信寄回来，这个故事也非常美。
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说哈特一直都渴望假期能够回家，但薪水实在太低，花不起这笔钱，但在信上，他总是许愿说自己能够乘下一班轮船回来，或是下下班。看着他所说的轮船先后到达了，但却看不到他回家，全家那失落的情景实在是令人难过；他又说了，哈特的自我牺牲精神是让人感奋的，每个月他正是想从薪水里将这笔旅费节省下来，供家里花用，不像那些自私的人，将钱用来横渡大西洋，来对自己的虚荣心进行满足，表现出所谓的男子汉大丈夫所应有的高尚气概。
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是像打扑克牌的人说的那样“跟进”。但是到了这里我便发作了，我让那个年轻人看牌了——就像打扑克牌的人们所说的那样，我实在是无法抑制自己了。我清楚他所听到的情况并不是事实，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对他进行纠正。
我说：“真是该死，这不是真实情况。布雷特·哈特极端没有良心，他将自己的家庭抛弃了，事实真相就是如此。也有可能他为他们写过信了，但我要看到信才敢相信，也有可能他急切地想回被他抛弃了的家中来，但只要是清楚他的人都不会相信。但有一点我看是不用怀疑的——那便是他从来都没有向家里寄过一块钱，也从来都没有寄钱的打算。布雷特·哈特在今天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为卑鄙的、最为没有灵魂的渺小的吹牛大王。”
当我将这些话说完的时候，我看到身边的这些人脸上出现了一些异样的表情，那时候我便朦胧地感觉到可能出了些什么事，是出了些状况，并且问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的，而我却不知道。
上面的这句话我才说了一半，便有人将我的手抓住了，并在我耳朵里轻言轻语并且语重心长地说：“请你闭嘴吧！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这个年轻人名叫斯蒂尔，他和哈特家的一个姑娘订婚了。”
我相信，人的脾性是一项法则，铁的法则，你必须听从这项法则，无论你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在我看来，脾性显然是上帝的一项法则，这法则胜过了人间全部的法则。同时我也相信，人间的每项法则之所以能够存在，都是因为每项法则都具有其明确而又彻底的目的，而它们唯一的共同目的，便是要对上帝的法则进行反对，要毫不留情地将它打压、摧毁，要嘲弄它，踩踏它。
蜘蛛是如此小心眼儿地织网设伏，等着飞虫到来，以便将它们粘住吃掉。我们并没有为此故意钻牛角尖儿，将这称为暗杀；恰恰相反，我们承认这个脾性和天性并不是由蜘蛛自己创造的，而是依照自然法则，它需要和命令做的事，是无可责备的。甚至我们还承认这样一点：不管人工多巧，也永远都无法将蜘蛛的脾性改变，无法将它杀戮的行径停止。
同样，我们也并不会对老虎凶猛残暴的脾性进行责备，因为那是上帝赐给它的，它必须要遵从；我们也并不对黄蜂残酷地将蜘蛛刺得半僵进行责怪，然后再将它塞进洞里，让它没有任何缘故便受很多天的罪，在黄蜂的育儿室内每天被供作口粮，最后死去。我们承认黄蜂是依照上帝给它的脾性，在严格地无可责怪地对上帝的法则进行遵从；我们并不对狐狸以及其他以偷窃来维持生活的动物们进行责怪，我们理解并且承认它们是按照上帝给它们规定的脾性，在听从上帝的法则行事；我们并没对公羊和山羊说“你不能奸淫”，因为我们清楚这种脾性是它们天生的，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我们相信，是上帝告诉它们说：“你应该奸淫。”
如果我们继续对动物界无数动物的千差万别的脾性进行研究，我们便会发现，每个类别的动物都由它的一项显著特性所决定。我们还会发现，全部的这些特性，全部的这些特性的影子，在人类身上也是有的。在每个人身上，一打或是一打以上的这类特性都存在着，而在很多人的身上，则是所有特性的痕迹以及影子全部附到了他们的身上。在我们所说的那些低级动物的身上，它们的脾性则只是由其中的一项、两项或是三项特性所构成，但是，人是复杂的动物，要用全部这些特性才能将一个完整的人拼凑成功。
在兔子的身上，我们经常会发现顺从、胆小的个性，而永远都不能发现勇敢、傲慢以及寻衅的特质。所以，一讲到兔子，我们便总是联想到顺从和胆小这样的字眼。假如说它还有什么其他特征的话——比如说生殖力非常旺盛——虽是事实，但我们总是难以在第一时间想起。一讲到家蝇以及跳蚤，我们总是会联想到那些束了腰带，英勇无畏的骑士，连老虎都赶不上它们。在厚颜无耻和横行霸道方面，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动物界，它们都要数第一了。如果它们还有什么其他特性的话，大都被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特性冲淡了，所以我们根本就想不到。一提起孔雀，我们便想到虚荣，而不是其他的；一提起山羊，我们立刻想到的便是淫荡，也不是其他的；一提起有些种类的狗，我们所能想到的就是忠诚，而不是其他的；一提起猫，我们所能想到的便是它们一直都是独来独往——这是包括人类的上帝创造的全部动物中所没有的，而不是其他的。除非我们太过于愚蠢和无知，才会想到背信弃义，但这种特性事实上是非常多种的狗所具有的，但对猫来说则并不普遍。
我们能够被我们冒昧地称为低等动物的身上发现一到两种明显的特性，这些特性往往令这类低等动物归属到不同的族类。在每一族的动物身上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一种或是两种特性，并且非常显著，从而决定了动物界中这一分支永久不变的性格。在全部这些事例中，我们应该承认，若干种脾性构成了上帝的一项法则，一项律令，那些按照这项法则做出的事全是理所当然、不可指责的。
人由动物演变而来，他的每项特性都遗传自动物，都能够自动物身上找到。他将这些遗传自动物身上的所有特性都集中到一体，每种特性都是上帝法则的组成部分。他与它们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与他同类的成员相比，他没有哪一个单项的特性是完全同样突出的。
比如说，你能够说，家蝇特别勇敢，你这样说时，是在说世界上全部的家蝇；你能够说，兔子特别胆小，你这样说时，是在说世界上全部的兔子；你能够说，蜘蛛特别残酷，你这样说时，是在说世界上全部的蜘蛛；你能够说，羔羊特别天真、温柔、驯服，你这样说时，是在说世界上全部的羔羊；你能够说，山羊特别淫荡，你这样说时，也应该是在说世界上全部的山羊。
没有哪种动物，不能凭借一项单项的特性得以准确地描绘，但你无法凭借一项单项的特性来对人进行描绘。这是因为，人并不会像兔子那样全部是胆小鬼；也不会像家蝇那样全部是勇士；也不会像羔羊那样全部天真、温柔而又驯服；也不会像蜘蛛和黄蜂那样全部都凶狠残暴；也不会像狐狸那样全部都是盗窃的小偷；也不会像孔雀那样全部都爱虚荣；也不会像鲛鱼那样全部都是那么漂亮；也不会像猴子那样全部都喜欢跳来蹦去；同时也不会像山羊那样全部都是那么淫荡。
人类是无法用一个简单的词或是一句简单的话进行描述的。每个人都必须要分别对待，具体分析，一个个地加以描述才行。这个勇敢，而那个则胆小；一个文雅、和善，另一个则粗俗、凶恶；一个傲慢、虚荣，而另一个却谨慎、谦逊。
动物界中，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特性很分散，在同一时间内分别具有一到两种特性，这便是一般、平常的动物。对于人类来说，每个成员，无数的特性都强弱不同地集中而成为种种的本能。在某类人身上，凶恶的特性几乎小到无法觉察，而高尚的特性则总是特别的突出，对于这种人，我们便用这类美好的特性来对他进行描述，我们赞美他，因为他的人品德行而对他进行推崇与钦佩。其实这样说似乎非常可笑，因为其实这一切仅是他的特性罢了，而他的特性不是由自己创造培养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是他出生时便遗传得到的，是上帝赐给他的，上帝将这个法则赋予了他，即便他想违背，也违背不了。
有的时候，一个人生来便是个杀人犯，或是个恶棍——像斯坦福·特那样，人们便对他这类人大为谴责。而事实上他只不过遵从了自然的法则，自身脾性的法则。他压根就不可能想到要违背它，即便是想要违背，上帝的力量也令他无法违背。
这可真是一件奇怪而又好笑的事。我们对于地上爬的、天上飞的、四脚走的、水里游的动物所做的全部坏事都能加以原谅，理由也非常充足，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对作为上帝法则的自然法则进行了遵照，所以它们是无辜的。然后我们转过身来看一下，认真地想一想，明显的事实便是，我们人类全部的坏品性都遗传自这些动物的身上，我们却道貌岸然、温文尔雅地说，我们不能因为遗传而像其他动物们那样获得免受惩罚的权利。并且还声称我们有责任对上帝的这些法律进行无视、取消或者破坏。在我看来，这样的议论必定站不住脚。这不仅是有些幽默，并且可以说实在是滑稽得过了头了。
自古老相传的教育以及遗传得到的习惯出发，我将种种抱怨和责难罩到布雷特·哈特的身上。自然，我也深知自己刚才所说的那些话有多重的分量。但是，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也就不怪他了。我开始理解他，他的天性法则要强于人的法规，他必须要遵守它。同时我也坚信，人类不该变成各种苛刻议论的靶子，对于人类种种的劣迹，唯一的正当感情是表示怜悯。自然法则不是人类自己创造出的，品性的软弱以及愚蠢也绝对不是谁按照计划和步骤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