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讲讲奥里昂吧。
在六十年代的一天，当时我在旧金山。我得到了一个秘密消息，这个消息来自坎普先生，他胆大包天，总是能够在投机事业中发大财，但是往往又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迅速地将这些一瞬间赚来的财产一口气丢光。坎普让我买进一些黑尔以及诺克罗斯公司的股票，于是我便买了五十股，每股有三百块钱。我凭借保证金将股票买进，一下就用了百分之二十，因此我的钱也被花光了。于是我给奥里昂写信，说愿意让一半给他，并让他赶快将这一半的钱寄过来。
我等啊等，他来信说他肯定会将这件事办好。那时股票涨得非常起劲，越来越高，曾经涨到过一千块钱一股，后来又爬升到了两千块钱，接下来是三千块，然后又翻了一倍。钱还是没有来，但我并没有发愁。
后来慢慢地，股票市场开始下跌，于是我急忙给奥里昂写信。奥里昂回答说他早将钱寄出来了——寄到了西方旅馆。我到那里打听了一下，他们说没有。长话短说，接下来股票又开始持续下跌，跌到了当初我付的数目之下，然后又将保证金吃光，等到最后抛出的时候，我已经被弄得头破血流，大伤元气了。
等我将奥里昂这笔钱的状况弄清楚时，已经太迟了。如果是别人，肯定都会想到要寄张支票过来，但他寄过来的却是货真价实的金子。金子被旅馆的办事员放进了保险箱，从那之后便被忘却了，从此之后，金子也便一直躺在保险箱里面睡大觉，但这一切却将我害得很苦。如果换了其他的什么人，一定能够想到要告诉我一下，说是用邮包邮寄而不是用信的。但奥里昂是注定了想不到这一点的。
后来，坎普先生又给了我一个机会。他同意将那块被我们的父亲当成宝贝留下来的位于田纳西州的地收购，价格为二十万元，他先付部分现款，剩下的付长期期票。按照自己的计划，他打算从欧洲的葡萄生长地和酿酒的地方引进一些经验丰富的外国人，让他们到那片土地上定居，令这片土地成为酿酒之乡。当他了解了朗沃思先生对于这些田纳西葡萄的想法之后，心里非常高兴，也非常看好这块地的前景。一切都谈妥之后，我将合同等东西寄给了奥里昂，让他签字，因为他也属于三个继承人中的一个。
不过这些东西寄到的时机却刚好不巧——实际上，时机糟糕透了，他恰巧在那个时候正心血来潮地对禁酒表现出非常激烈的兴趣。他回信说，他不愿意参与让那个地区因为产酒而堕落下去的事情。他又说，他无法肯定坎普先生肯定能够公正地对待那些从欧洲来的可怜人——这样，在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的情况下，他便将这笔买卖整个儿都毁了，并且再也没有挽救过来。
就这样，这片带有父亲殷切希望的地，曾在突然之间便涨到了二十万块钱，但因为奥里昂的一时头脑发热，神志不清，而在突然之间便又回复到像从前一样了——不仅不值一文钱，还需要付税。这税自然是由我来付的，除此之外，我还要担负其他的费用，并且先后付了好多年。但我已经将田纳西那片惹人心烦的地扔到了一边，不管是在金钱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再也不管它了，直到昨天为止。
直到昨天为止，我始终都认为，是奥里昂将最后一亩地都糟蹋掉了，他确实也就是这么个想法。但是，昨天，一位绅士从田纳西州过来了，还带着一张地图，地图表明，将很久以前的那次测量进行修正之后，我们还有一千英亩地呢。那块地在一个煤矿区，是我爸爸在1847年临死时为我们留下的十万英亩地中的一部分。
这位绅士带给我们一个建议，还来拜访我们，陪同纽约一位很有名望的富有公民一起。他们建议我们让田纳西州的这位绅士将土地卖出去，全部费用都由纽约的那位绅士来负担，如果有人提出诉讼的话，也由他来对付，所得的利益则三分之一归田纳西的绅士，三分之一归纽约的绅士，另外的三分之一，则由萨姆·莫菲特，他的姐姐查尔斯·勒·韦伯斯特太太和我——我们是继承人，共同获得。
这一次，我只希望能够彻底地将田纳西州的这一片地处理掉，从此再也不用劳神了，这片地的创建本来就是因为一场误会，现在则到了消除这场误会的时候了。我爸爸因为一场误会背了这个包袱，又因为一场误会，将这个包袱、这片地丢给了我们。这次，我下定决心要将这一次次累积起来的所有误会和留下来的地全都尽快地处理掉。
我是1867年1月来到东部的。在卡森城，奥里昂比我多待了差不多一年，然后他便卖掉了他那个花费一万二千块钱买的房子和家具，换来了三千五百块钱的钞票，有百分之三十的折扣。他同他的妻子坐着头等舱到了纽约。在纽约，他们住在了一家非常豪华的旅馆里，非常阔绰地在市内四处游玩，然后又溜往基厄卡克。他们到那里时几乎身无分文，就像1861年7月刚刚迁到那里时一样。
大约是在1871年或者1872年，他们到了纽约，然后又不得不去了别处。自从到了太平洋沿岸以来，奥里昂一直都想靠执行律师业务来谋生，不过他总共只接到了两起案子，他本来想免费替人家办这两起案子的——不过结局怎样，也是永远都无法知道的，因为有关当事人，在他还没有插手的时候就在私下里将案子结了。
在基厄卡克，我给我妈买了一所房子——每个月我会给她一笔钱，奥里昂也会给一笔，然后他们就共同住在这座房子里。本来奥里昂可以在《城门》（一家日报）的排字房做他自己想做的活，工资待遇也不错，不过他的妻子却因为做过州长夫人而抹不开这个面子，坚决不同意如此降低身份。她宁愿依靠救济生活。
不过，正像我所说过的，他们还是来到了东部，在纽约的《晚邮报》，奥里昂搞到了校对的工作，每周报酬为十块钱。他们租了个小单间，烧饭也在屋里面。他们就依靠这笔钱生活。
不久，奥里昂又来到了哈特福德，让我帮他在位于哈特福德的一家报馆里面找个记者的工作干干。这样，我就又有机会试试那个卓越伟大而又屡试不爽的办法了，我也真的试了。我要他不带任何介绍信就去了哈特福德的《晚邮报》，只要求做些擦擦扫扫的活，或是别的什么活，不要钱，就说他只需要工作，不需要钱，他满心想的就是工作。果然，还没到六个星期，他便调到了这家报纸的编辑部，薪水是每周二十块钱。他所做的那些工作是值这个价钱的，于是立刻就有其他家的报纸请他过去，给他更好的待遇，不过我建议他不要答应别人，而是先去《晚邮报》，将这件事告知他们。于是《晚邮报》为他加了薪，将他留住了。我想这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快活的一项工作了，这个职位非常适合他的个性，极其轻快，他在每个方面都过得非常舒服。
不过，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倒霉的时刻终于到了，那是无法阻挡的。
那段时间，一家共和党的日报要在佛蒙特的拉特兰开办，那是由一些有钱政客们开的股票公司开办的，他们将邀请奥里昂去担任主编，薪水是每年三千块钱。他非常想要接受，他的妻子也是——不，是更想接受，加倍地想，三倍地想要接受。我苦口婆心地百般进行劝告也没用，我说：“你的为人就像水那样软弱柔顺，人家很快便会发现这一点的，他们丝毫不用费力就会发现你为人没有什么骨气，他们能够像对付一个奴隶那样来对付你。你可能会待上六个月，但绝对不可能更久，然后，他们不会像请一位绅士那样请你走，而是会像对待一个游民那样将你扔出去。”
我的预言丝毫都不是危言耸听，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奥里昂同他的妻子又一次迁往那个被贬斥而又不得罪人的基厄卡克去了。到那儿之后，奥里昂写信来说，他并没有重操律师业务，为了他的健康起见，他认为自己需要绿色产业和新鲜空气，需要一种室外的工作。他说，他的岳父在距离基厄卡克一英里路程的界河边上有一小片地，还有一间小房子，他打算买下这块地来办个养鸡场，这样不但能够供应基厄卡克所需的小鸡和鸡蛋，还能够供应奶油——但我不知道养鸡场是否出产奶油。他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只要三千元现金就能到手，于是我就将钱寄了过去。
奥里昂便开始养起了小鸡，他每个月都会寄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从报告上来看，他能将小鸡按照每对儿一元两角五分的价钱顺利地销售给基厄卡克的老百姓们，但从报告上看，也知道他每对儿小鸡的本钱就要一元六角。但奥里昂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灰心丧气，我自然也就随他去了。
与此同时，每个月他都要定期从我手里借一百块钱，每个月都是这样。而最足以用来对奥里昂做生意那种严格刻板的作风进行说明的是——他可向来是以做生意本领高强来自夸的——每个月的月初他收到那一百块钱后，便会将这笔钱的借据寄来，除此之外还按每百元六分的年息，从那笔钱中，寄过来一个月的利息，这些借据则总是为期三个月的。当然我没有保留这些东西，我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这些东西都不值一个钱。
正像我所说的，他一直都是按月将养鸡收益或赔本的细账寄过来——至少每个月养小鸡亏本多少的细账会寄过来，他的报告包含了各种开支项目——喂鸡所用的粮食支出，为妻子买一顶帽子的费用，为自己买一双靴子的开销，如此等等，甚至还包括车费，以及每月一角用来对那些想要坑害中国人的传教士进行帮助的捐款。后来我发现在开支项目中竟然还有二十五块钱的教堂座位费，我的火一下便上来了，立刻要他将自己的宗教信仰改变一下，卖掉座位。
奥里昂的家禽实验恐怕是只持续了一年或是两年，反正总共花掉了我六千块钱。在我的印象中，奥里昂没有卖掉他那个鸡场，他的岳父之所以将它收回是因为想要做一下自我牺牲的仁慈行为。
到了后来，奥里昂只有重操旧业，再次做起了律师，我想，后来的二十五年中，他应该是一直都在干这个吧。但是，据我所知，他只是自我号称为律师，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主顾上门。
1890年夏天，我妈妈去世了。她留给了我一些钱，那是她省下来的，这些钱是过去我陆陆续续给她的，但她从来都舍不得用。后来我又将这个钱给了奥里昂，他对我表示感谢。他还说，我已经支持他很久了，现在要将我的这个负担解除，还希望能够将部分开支，也许是所有的开支都还给我。所以，他决定用这笔钱来添造一些房间，目的就是招揽一些前来寄宿的人，以此来寻求发财致富。
唉，在这里就不再对这个事情多讲了，只不过是再一次的失败罢了。而他的妻子则想尽一切办法促成这个计划，因为她天真而又固执地认为，如果别人能够成功，她也一定可以。她很善良，大家都很喜欢她，她的虚荣心非常大，麻烦也大，不过凭良心来说，她也是有务实的一面的。大概还是运气不好吧，如果不是运气不好，她是应该能够令寄宿计划盈利、赚大把的钱的。
奥里昂还有其他许多对我进行补偿的计划，不过在最开始时，这些计划总要投入一些资金，于是我就没有加入，这些计划也并没能实现。有一次他居然告诉我说他想要创办一家报纸，这个打算简直是糟糕透了，我立刻就顶回了这个计划，我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特别粗鲁的了。
后来，他又发明出了一种锯木的机器，并亲自将它拼凑起来，还真用它锯过木头，这种玩意儿做得非常灵巧，也挺能出活。本来他是可以靠这个伟大的发明发笔小财的，可是，时机不巧，天意又一次弃他于不顾，当奥里昂去对专利权进行申请时，却发现早已经有人对同样的机器的专利权进行过了申请，并且生意已经做得非常兴隆。
不久，一项奖励措施又在纽约州出台了，奖金为五万元，征求能够让汽轮通行伊利运河的有效的方法。为此，奥里昂扎实地干了两三年，发明出了一项办法，这个办法在表面上确实搞得非常完善，而这一次也是眼看着钱财就要到手了。不过有人将这个办法的缺点提了出来，他所设计的运河汽轮在冬天里不能使用，而在夏天呢，它的水轮搅动水的时候，会冲刷掉两岸的纽约州。
奥里昂想对我的债务进行偿还的赚钱计划是日新月异，数不胜数的。这些计划，在后来的三十年中连续不断地出现，但每一次都失败了。
在这整整三十年中，因为诚实的名声为众人所知，所以不管谁家有钱需要照看的时候，都是信托给奥里昂，但却不给他薪水。他是所有慈善事业的司库，管理着寡妇、孤儿的钱财以及其他财产，他从来都没有少给过人家一分钱，也从来都没有借此替自己捞过一分钱。每次当他改换教派的时候，新换的教派总是很愿意接纳他，马上将司库的职位给他，而他也真的立刻就能堵塞上那个教会从前的财务漏洞。
他的政治面目产生变化的频繁以及轻易程度，令整个社会都感到震撼和惊叹。有一次就发生了这样的稀奇事，他亲自写信来告诉了我全部的经过。
一天早上，当时他还是个共和党，受人家邀请，他同意在当晚的共和党群众集会上进行竞选演说，甚至将演讲稿都备好了。可是没有人料到，吃完中饭之后，他就成为民主党了。他同意给他们写二十条激动人心的标语，准备在当晚民主党火炬游行时将它涂写到透明的物件上，下午，他就将这些欢呼的标语赶写了出来。写这些东西花费了他非常多的时间，写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有时间再去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了。所以，在众目睽暌之下，他作了共和党竞选演说，非常鼓舞人心。而与此同时，他为民主党游行队伍所写的，涂在透明物件上的标语，就在他面前通过。奥里昂这种不寻常而又朝秦暮楚的行为令在场的每个人都大笑了起来。
奥里昂这个人特别奇怪——不过虽然他的一生都是古古怪怪的，但不论他生活在哪里，人们都很喜欢他，他也非常受人尊敬，因为归根结底，他是个纯粹而又善良的人，对人非常热情。
奥里昂能够应付任何可笑的处境。他在哈特福德的《晚邮报》任职时，和他的妻子曾住在同样位于哈特福德的一家公寓中，和他们同住的是一些收入中等，为人不错的男女房客，那家公寓中的房客们公用一间浴室。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家全都休息了，奥里昂却想洗个澡，于是就真的洗了起来，但是他忘了将门插上。夏天里，他总是习惯将冷水灌满长方形的澡盆，然后自己爬进去跪在里面，脸向水里，鼻子向底，这样一个快活的姿势每次要保持好几分钟。这个时候，突然走进了一个女仆，接着便冲了出去，满屋子地厉声大喊：“克莱门斯先生淹死了！”
人们都奔出了屋门，克莱门斯太太冲了出来，非常悲痛地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人是克莱门斯先生的？”
女仆说：“我不知道。”
这便令我想起了比利·奈，那个可怜的家伙——那个真正的幽默家，那个文静而又善良的灵魂。啊，他去世了，但愿他安息吧，他是我所见过的秃头人中秃得最厉害的，因此，他的整个儿脑壳都闪闪发光，就像沐浴在阳光中的一座圆屋顶，简直连一簇头发都没有。有一次，有人对他出众的秃头表示诧异，他却说：“哦，那算不了什么，你应该看看我哥哥。”
一天，他从渡船上掉进了水里，当他爬出来时，有个妇女又着急又害怕地大叫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这里有女人，快点下去，换个姿势再出来。”
大概在二十五年前——大概是这样的——我给奥里昂写信，建议他写个自传，让他尝试着将实际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而不要自我标榜，要将毕生有趣的事情全部老老实实地写下来，其中包括那些因为羞耻而记忆犹新的事情。我说，过去还没有谁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他能够将这样一个自传写出来，那这个自传就将会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我说，我这样是让他做一件我自己无法照做的事，但我希望他可以做得成功。
不过现在我体会到了，自己是在让他做一件根本无法做到的事。到目前为止，我每天对我的自传进行口授已有三个月了，我想到了自己一生中的一千五百件到两千件引以为羞的事情，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将其中的任何一件写到纸上。依我看，等到我将这个自传完成（如果还能完成的话），前面这个数目不会有丝毫的减少；依我看，即便是我一时冲动，将全部这样的事件都写了出来，等到对这本书进行修改的时候，肯定还是会删掉这些东西的。
奥里昂最终将他的自传写了出来，并将它寄给了我。但是他却太令我失望了，也太令我懊恼了。在他的自传中，他总是将自己扮成英雄，简直同我过去以及如今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样，他总是忘记写进自己那些不光彩的事件。比如说，我就明确地知道在他一生中有那么几件明显的，令人痛苦的不是很光彩的事，不过当我在他的自传中读到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完全变了色调，这些曾经令他非常屈辱的事情被完全颠倒了过来，变成了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了。
1898年，我们在维也纳住的时候，一天，从基厄卡克发过来了一个电报，说奥里昂去世了，终年七十二岁。十二月里的一个严寒的清晨，他去厨房生起了火，然后坐在了桌子旁写了些什么。他就这样死去了，手里面捏着笔，按在纸上，还剩下一个字没有写完——这些迹象表明，他从自己那个长期而又苦闷、可怜而又无益的生命枷锁中解脱出来时，时间非常短促，甚至都没有感受到任何巨大的痛苦。